序 一個烏托邦的故事／吳叡人 著
「只有當帝國主義在地球上宣告終結之時，沖繩人才能夠從『苦世』獲得解放，享受『甘世』，並充分活化發展其個性以貢獻於世界的文化。」
──伊波普猷，《沖繩歷史物語》（一九七四）
沖繩和臺灣，既近而遠。地理相近，人民多有往來，文化也頗有近似之處。歷史上，沖繩和臺灣曾先後為日本兼併，成為日本帝國的領土。不只日本，沖繩和臺灣位於帝國夾縫之間，受到不同宗主國支配、操控的地緣政治處境也非常類似。然而正是類似的地緣政治處境造成了沖繩和臺灣之間最大的差異或距離，因為帝國強權由上而下的「處分」方式總是區隔、疏遠了這兩個鄰近的土地。
日本在近代民族國家尚未建構完成之時，就開始對周邊領土進行擴張，北向兼併北海道，南向兼併沖繩，接下來就是臺灣、朝鮮、樺太。沖繩歷史學家比嘉春潮說：「沖繩是長男，臺灣是次男，朝鮮是三男。」所謂長男、次男、三男指的是日本國家的三個先後被「收養」（兼併）的「養子」。日本對「長男」沖繩採取的漸進同化統治，也成為日後統治臺灣、朝鮮的模型。不過，這個日本大家族內部有著嚴格的階層秩序，沖繩最先被「收養」，優先被納入了行政上的「內地」──也就是日本大家族的「戶籍」，二十餘年後輪到臺灣被「收養」的時候，區隔內、外之行政界線已經穩定，內地屬於殖民母國的一部分，外地是附屬領土或殖民地。儘管沖繩在「內地」的實質處境更像一個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但它畢竟在母國界線內，因此不少沖繩人得以內地人身分來臺灣擔任殖民官吏和教員，在第一線推動殖民治理和同化教育。在日本帝國的階層秩序下，即使同為「養子」仍有難以逾越的內與外及上與下之別。
二次大戰後沖繩被美軍占領，臺灣則被中華民國接收，各自又有一段遭強權擺布的際遇，最終美國在一九七二年以保留軍事基地為條件將沖繩再移交給日本（即所謂「復歸」），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則在外交危機與內部民主化的壓力下逐漸轉化成一個實質獨立的國家。這段從冷戰到後冷戰的複雜歷史無法在此詳述，不過當代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發展又以更複雜的方式再度疏遠了沖繩與臺灣。兩個地緣政治衝突──中國與美日同盟的對峙與中國試圖兼併臺灣──匯聚成一個巨大的區域衝突結構，不僅壓抑了沖繩反基地運動，把沖繩諸島推上衝突前線，更使不少長期受害於美軍基地的沖繩民眾將同樣在帝國夾縫中追求「自我決定」的臺灣視為麻煩製造者。昔日同一帝國大家族中的兩個養子，如今則被複數帝國對抗與區域衝突分裂、隔離為他者。沖繩與臺灣，雖近而遠。
在這段雖近而遠的沖臺關係史中，沖繩和臺灣知識分子之間的弱者結盟個案非常罕見。在日本統治下，沖繩政治運動主流是追求「與內地各縣平等」，臺灣則發展出獨自的臺灣民族主義，兩者沒有交集。個人所知唯一的例外，或許是比嘉春潮和連溫卿基於社會主義和世界語信仰的交誼。本書討論的主要人物川滿信一，則是沖繩戰後極少數從弱勢者（島弧の少数民）價值結盟的角度，批判大國交易處分臺灣，為臺灣說話的例子。川滿信一（一九三二─二〇二四）是沖繩戰後著名的「反復歸派」思想家，長期從反國家的民眾立場批判美日政府之間關於「復歸」的談判，他認為那是兩個強權之間依國家領土邏輯的交易，毫未徵詢當事人的意願。在收錄於本書的這篇〈沖繩的中國認識〉中，他以同樣的論理，質疑「復歸」同年（一九七二）展開的日中正常化的談判，對兩國政府也想用國家交易邏輯「處分」臺灣，毫不尊重臺灣人自決願望的做法，提出強烈的異議。他一方面指出日本對長期殖民的臺灣負有歷史責任，同時批判日本本土左翼各黨派在沖繩和臺灣問題上都放棄革命原則，盲從日本國家主義。另一方面，他也質疑中國只將臺灣視為領土問題，而不協助臺灣人民自主解放的做法，不只扭曲了社會主義理想，也代表正在走向大國主義之路。川滿的文章啟發了在日本爭取臺灣人日本兵權利的林景明氏，使他寫出《台湾処分と日本人》（一九七三），以臺灣人立場對日本朝野各派的偽善發出尖銳的質疑。林景明的孤軍奮戰感動了許多較不受左翼教條影響的日本年輕世代，最終促成了「臺灣人政治犯救援會」──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唯一的日臺進步同盟團體──的成立，從海外協助、救援了許多不分統獨的臺灣政治犯。
川滿信一的政治信念接近於無政府主義，夢想建立一個由下而上的「沖繩共和社會」──不是共和國，是共和社會。正是如此一位烏托邦的夢想者，才能懷有如此徹底潔淨的理想主義，如此真誠一致的正義信念，在日本舉國一致的中國熱潮中，去為他心中同屬「島弧少數民族」的，與沖繩人同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臺灣人發聲。個人的聲音當然難以撼動巨大的、以國家和現實物質利益鍛造而成的地緣政治結構，然而川滿信一和林景明的故事畢竟發生了，存在了，而且被記憶了。而有了記憶，就有希望。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草山
「只有當帝國主義在地球上宣告終結之時，沖繩人才能夠從『苦世』獲得解放，享受『甘世』，並充分活化發展其個性以貢獻於世界的文化。」
──伊波普猷，《沖繩歷史物語》（一九七四）
沖繩和臺灣，既近而遠。地理相近，人民多有往來，文化也頗有近似之處。歷史上，沖繩和臺灣曾先後為日本兼併，成為日本帝國的領土。不只日本，沖繩和臺灣位於帝國夾縫之間，受到不同宗主國支配、操控的地緣政治處境也非常類似。然而正是類似的地緣政治處境造成了沖繩和臺灣之間最大的差異或距離，因為帝國強權由上而下的「處分」方式總是區隔、疏遠了這兩個鄰近的土地。
日本在近代民族國家尚未建構完成之時，就開始對周邊領土進行擴張，北向兼併北海道，南向兼併沖繩，接下來就是臺灣、朝鮮、樺太。沖繩歷史學家比嘉春潮說：「沖繩是長男，臺灣是次男，朝鮮是三男。」所謂長男、次男、三男指的是日本國家的三個先後被「收養」（兼併）的「養子」。日本對「長男」沖繩採取的漸進同化統治，也成為日後統治臺灣、朝鮮的模型。不過，這個日本大家族內部有著嚴格的階層秩序，沖繩最先被「收養」，優先被納入了行政上的「內地」──也就是日本大家族的「戶籍」，二十餘年後輪到臺灣被「收養」的時候，區隔內、外之行政界線已經穩定，內地屬於殖民母國的一部分，外地是附屬領土或殖民地。儘管沖繩在「內地」的實質處境更像一個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但它畢竟在母國界線內，因此不少沖繩人得以內地人身分來臺灣擔任殖民官吏和教員，在第一線推動殖民治理和同化教育。在日本帝國的階層秩序下，即使同為「養子」仍有難以逾越的內與外及上與下之別。
二次大戰後沖繩被美軍占領，臺灣則被中華民國接收，各自又有一段遭強權擺布的際遇，最終美國在一九七二年以保留軍事基地為條件將沖繩再移交給日本（即所謂「復歸」），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則在外交危機與內部民主化的壓力下逐漸轉化成一個實質獨立的國家。這段從冷戰到後冷戰的複雜歷史無法在此詳述，不過當代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發展又以更複雜的方式再度疏遠了沖繩與臺灣。兩個地緣政治衝突──中國與美日同盟的對峙與中國試圖兼併臺灣──匯聚成一個巨大的區域衝突結構，不僅壓抑了沖繩反基地運動，把沖繩諸島推上衝突前線，更使不少長期受害於美軍基地的沖繩民眾將同樣在帝國夾縫中追求「自我決定」的臺灣視為麻煩製造者。昔日同一帝國大家族中的兩個養子，如今則被複數帝國對抗與區域衝突分裂、隔離為他者。沖繩與臺灣，雖近而遠。
在這段雖近而遠的沖臺關係史中，沖繩和臺灣知識分子之間的弱者結盟個案非常罕見。在日本統治下，沖繩政治運動主流是追求「與內地各縣平等」，臺灣則發展出獨自的臺灣民族主義，兩者沒有交集。個人所知唯一的例外，或許是比嘉春潮和連溫卿基於社會主義和世界語信仰的交誼。本書討論的主要人物川滿信一，則是沖繩戰後極少數從弱勢者（島弧の少数民）價值結盟的角度，批判大國交易處分臺灣，為臺灣說話的例子。川滿信一（一九三二─二〇二四）是沖繩戰後著名的「反復歸派」思想家，長期從反國家的民眾立場批判美日政府之間關於「復歸」的談判，他認為那是兩個強權之間依國家領土邏輯的交易，毫未徵詢當事人的意願。在收錄於本書的這篇〈沖繩的中國認識〉中，他以同樣的論理，質疑「復歸」同年（一九七二）展開的日中正常化的談判，對兩國政府也想用國家交易邏輯「處分」臺灣，毫不尊重臺灣人自決願望的做法，提出強烈的異議。他一方面指出日本對長期殖民的臺灣負有歷史責任，同時批判日本本土左翼各黨派在沖繩和臺灣問題上都放棄革命原則，盲從日本國家主義。另一方面，他也質疑中國只將臺灣視為領土問題，而不協助臺灣人民自主解放的做法，不只扭曲了社會主義理想，也代表正在走向大國主義之路。川滿的文章啟發了在日本爭取臺灣人日本兵權利的林景明氏，使他寫出《台湾処分と日本人》（一九七三），以臺灣人立場對日本朝野各派的偽善發出尖銳的質疑。林景明的孤軍奮戰感動了許多較不受左翼教條影響的日本年輕世代，最終促成了「臺灣人政治犯救援會」──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唯一的日臺進步同盟團體──的成立，從海外協助、救援了許多不分統獨的臺灣政治犯。
川滿信一的政治信念接近於無政府主義，夢想建立一個由下而上的「沖繩共和社會」──不是共和國，是共和社會。正是如此一位烏托邦的夢想者，才能懷有如此徹底潔淨的理想主義，如此真誠一致的正義信念，在日本舉國一致的中國熱潮中，去為他心中同屬「島弧少數民族」的，與沖繩人同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臺灣人發聲。個人的聲音當然難以撼動巨大的、以國家和現實物質利益鍛造而成的地緣政治結構，然而川滿信一和林景明的故事畢竟發生了，存在了，而且被記憶了。而有了記憶，就有希望。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