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最主要的動機，是想了解近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自冷戰以來，美國就是一個根深柢固的自由主義國家，如今更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蘇聯在一九九一年解體，為美國留下了追求自由主義霸權的空間。外交政策界的當權派，對美國和世界的未來都樂觀過頭，幾乎不假思索採取了這種野心浩大的戰略。而且全體大眾至少在最一開始，也同樣懷抱這種熱忱。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戰告終前那篇有名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中，就勾勒出了這種時代精神。他主張，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前半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又在後半擊敗了共產主義，如今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與之匹敵了。世界最終將會只剩下自由民主的國家。根據福山的說法，這些國家之間從根本上就不會發生重大紛爭，而強權之間的戰爭也將會停止。而在這個新世界裡，他認為人們會碰到的最大問題，可能只剩無聊了。
當時的人普遍相信，自由主義的傳播遲早會終結權力平衡的政治。強權之間特有的激烈ｍ軍備競賽將會消失，而一直以來在國際關係領域被奉為圭臬的現實主義，也會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場。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說：「在暴政退去、自由高奏凱歌之後，單純算計權力的政治將無法應付這個世界。這一套不適合新時代了，未來在外交使節查閱電報以前，思想與資訊就會先傳遍世界。」
而在近來的總統裡，大概沒有誰比小布希總統更熱衷宣揚自由主義的了，他在二○○三年三月，入侵伊拉克前兩週的一次演說中講到：「伊拉克當前的暴虐政權正在中東耀武揚威，四處散播暴力和混亂。一旦伊拉克獲得解放，就能藉著為上百萬人的生活帶來希望與進步，用自由的力量改變這個戰略樞紐。美國的國防利益，和美國的自由信念，都指著同一個方向，就是把自由與和平帶給伊拉克。」不久後的九月六日，他又宣布：「推進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也是我們國家的使命。從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到小羅斯福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再到雷根的《西敏寺演說》（Speech at Westminster），美國一直以來都努力在履行這個使命。我們相信自由是上天的安排；我們相信自由是歷史的走向。我們相信人類卓越的成就，都是因為自由的弘揚。我們相信自由，我們所珍視的自由，並不只屬於我們──每個人類都有權利，也有能力享有自由。」
但後來的發展糟透了。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二○一八年採取的外交政策不如二○○三年，更遠遠不及上個世紀的一九九○年代初期。對於美國悖離現實主義這段期間的成果，多數看法都非常悲觀。死亡和毀滅的種子在大中東地區四處飛散，小布希和歐巴馬任內的華府難辭其咎，且至今尚沒有證據指出，這些苦難可以在短期內終結。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也是出於自由主義邏輯，而這些政策也是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發生危機的癥結。從一九八九年以來，美國打了七場戰爭，每三年就有兩年在打仗。老實說這也沒什麼好意外的──不同於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無法帶來合作與和平，只會導致衝突與不穩定。
本書的重點會放在一九九三到二○一七年之間。在這段期間裡，柯林頓、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各自掌控了八年的美國外交政策，且三者都致力於追求自由主義霸權。雖然歐巴馬總統本人對這些政策稍有保留，但對於政府在海外的實際行為影響並不大。但出於兩個原因，我不會討論川普政府。首先是雖然從川普總統在二○一六年競選期間的修辭，可以看出他認為自由主義霸權失敗得很慘，並且期望拋棄裡頭的一些重大戰略，但在本書完成的時間點，還很難判斷他的外交政策會是什麼模樣。其次，有鑑於中國的崛起和俄國的再興使得強權政治又再回歸檯面，我們可以合理認為，就算現實主義在國內會受到相當程度的抗拒，川普終究得選擇以此為基礎規劃戰略。
人性才是重點
在討論自由主義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時，學者的起手式通常是分析各種理論，說明外交界菁英普遍認為自由主義可以取代現實主義的原因。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主張，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開戰，但原因並不是它們比非民主國家更愛好和平。根據經濟相互依賴理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經濟關係緊密的國家很少會彼此爭鬥，因為戰爭的代價對雙方都太高了。而自由體制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則宣稱，融入國際體制的國家會受到組織規定的限制，而且遵守規定長期來說多半有益，因此更容易彼此合作。
我會仔細評估這些理論，但在開始之前，還得把國際關係放在一旁，先處理更基本的問題：
自由主義是什麼？ 還有它的理論依據為何？ 換句話說，我要做的是從自由主義本身的假設和邏輯出發，檢查它是否合理。在檢視它對人性的基本假設時，這一步非常重要。洛克（John Locke）是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過一個很棒的觀點：「要正確了解政治權力……我們必須先討論當所有人完全處於自然狀態時社會是什麼樣子。」
「人最自然的狀態」是什麼？ 每個人之間有什麼共通的特質？ 不只是自由主義，這個問題對於了解國族主義和現實主義也很重要。愈是從人性來了解各種思想，就愈能了解它們和現實世界的關聯。所以我得先討論自己對於人性的看法，再解釋哪些共通特質會同時影響人們的政治生活。最後我們就可以由此推導出一套理論，用來評估和比較自由主義、國族主義以及現實主義。
我們要先回答兩個有關人性的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到底該把人
類看作社會性的動物，還是該著重於人類的個體性？ 換句話說，人類到底是先生活在社會中，然後努力培養出自己的個體性，或者先是各自獨立的個體，然後才簽訂了社會契約？第二個問題則是，我們的判斷能力是否有發展到可以對什麼是美善人生，達成大致上的共識？我們有辦法對建構、規範人類社會的最基本原則（first principle）達成共識嗎？
在我看來，人類自始至終都是社會動物，個人的生活和性格雖然不是無足輕重，但都是次要的。再者，就算不同群體內部對於社會的基本原則可以形成廣泛共識，各個群體之間也不可能有共通的認知。但既然人們對於美善人生需要哪些條件，無法找出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那麼人與人之間，還有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差別，意義就非常深遠了。
自由主義強調一個很明智的觀點：美善人生的組成內容不可能有舉世通行的共識。但同時之間，自由派又幾乎不考量人類天生的社會性，而是把每個人當作互不相干的原子。所以對於人性，他們只能算說對一半。另一方面，國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就很符合人性，這不只解釋了為何它們跟自由主義不合的時候，總是特別容易勝出，也揭露了是什麼力量在驅動國際政治。國族主義和現實主義都不太重視權利和人的獨特性，而是把整個世界看成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國家，認為人們原則上都是社會動物，只是對美善人生的定義有不同看法。
雖然有著這些差異，但三種思想都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同樣在乎生存問題。我認為每個民族都那麼想擁有自己的國家，是因為國家最能確保民族生存，而民族生存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在國際體系中，國家也受生存問題影響甚深，所以各國都會仔細關注權力的平衡，而且終極目標也都是建立霸權。最後，生存也是自由主義的一大重點。畢竟自由主義最根本的信念，也是人們對社會基本原則的歧見，有時會激烈到打算互相殘殺。國家的一大功能就是扮演警察的角色，盡可能維護每個人的生存機會。
──摘自第一章〈無望的幻夢〉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戰告終前那篇有名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中，就勾勒出了這種時代精神。他主張，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前半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又在後半擊敗了共產主義，如今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與之匹敵了。世界最終將會只剩下自由民主的國家。根據福山的說法，這些國家之間從根本上就不會發生重大紛爭，而強權之間的戰爭也將會停止。而在這個新世界裡，他認為人們會碰到的最大問題，可能只剩無聊了。
當時的人普遍相信，自由主義的傳播遲早會終結權力平衡的政治。強權之間特有的激烈ｍ軍備競賽將會消失，而一直以來在國際關係領域被奉為圭臬的現實主義，也會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場。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說：「在暴政退去、自由高奏凱歌之後，單純算計權力的政治將無法應付這個世界。這一套不適合新時代了，未來在外交使節查閱電報以前，思想與資訊就會先傳遍世界。」
而在近來的總統裡，大概沒有誰比小布希總統更熱衷宣揚自由主義的了，他在二○○三年三月，入侵伊拉克前兩週的一次演說中講到：「伊拉克當前的暴虐政權正在中東耀武揚威，四處散播暴力和混亂。一旦伊拉克獲得解放，就能藉著為上百萬人的生活帶來希望與進步，用自由的力量改變這個戰略樞紐。美國的國防利益，和美國的自由信念，都指著同一個方向，就是把自由與和平帶給伊拉克。」不久後的九月六日，他又宣布：「推進自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也是我們國家的使命。從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到小羅斯福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再到雷根的《西敏寺演說》（Speech at Westminster），美國一直以來都努力在履行這個使命。我們相信自由是上天的安排；我們相信自由是歷史的走向。我們相信人類卓越的成就，都是因為自由的弘揚。我們相信自由，我們所珍視的自由，並不只屬於我們──每個人類都有權利，也有能力享有自由。」
但後來的發展糟透了。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二○一八年採取的外交政策不如二○○三年，更遠遠不及上個世紀的一九九○年代初期。對於美國悖離現實主義這段期間的成果，多數看法都非常悲觀。死亡和毀滅的種子在大中東地區四處飛散，小布希和歐巴馬任內的華府難辭其咎，且至今尚沒有證據指出，這些苦難可以在短期內終結。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也是出於自由主義邏輯，而這些政策也是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發生危機的癥結。從一九八九年以來，美國打了七場戰爭，每三年就有兩年在打仗。老實說這也沒什麼好意外的──不同於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無法帶來合作與和平，只會導致衝突與不穩定。
本書的重點會放在一九九三到二○一七年之間。在這段期間裡，柯林頓、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各自掌控了八年的美國外交政策，且三者都致力於追求自由主義霸權。雖然歐巴馬總統本人對這些政策稍有保留，但對於政府在海外的實際行為影響並不大。但出於兩個原因，我不會討論川普政府。首先是雖然從川普總統在二○一六年競選期間的修辭，可以看出他認為自由主義霸權失敗得很慘，並且期望拋棄裡頭的一些重大戰略，但在本書完成的時間點，還很難判斷他的外交政策會是什麼模樣。其次，有鑑於中國的崛起和俄國的再興使得強權政治又再回歸檯面，我們可以合理認為，就算現實主義在國內會受到相當程度的抗拒，川普終究得選擇以此為基礎規劃戰略。
人性才是重點
在討論自由主義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時，學者的起手式通常是分析各種理論，說明外交界菁英普遍認為自由主義可以取代現實主義的原因。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主張，自由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開戰，但原因並不是它們比非民主國家更愛好和平。根據經濟相互依賴理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經濟關係緊密的國家很少會彼此爭鬥，因為戰爭的代價對雙方都太高了。而自由體制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則宣稱，融入國際體制的國家會受到組織規定的限制，而且遵守規定長期來說多半有益，因此更容易彼此合作。
我會仔細評估這些理論，但在開始之前，還得把國際關係放在一旁，先處理更基本的問題：
自由主義是什麼？ 還有它的理論依據為何？ 換句話說，我要做的是從自由主義本身的假設和邏輯出發，檢查它是否合理。在檢視它對人性的基本假設時，這一步非常重要。洛克（John Locke）是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過一個很棒的觀點：「要正確了解政治權力……我們必須先討論當所有人完全處於自然狀態時社會是什麼樣子。」
「人最自然的狀態」是什麼？ 每個人之間有什麼共通的特質？ 不只是自由主義，這個問題對於了解國族主義和現實主義也很重要。愈是從人性來了解各種思想，就愈能了解它們和現實世界的關聯。所以我得先討論自己對於人性的看法，再解釋哪些共通特質會同時影響人們的政治生活。最後我們就可以由此推導出一套理論，用來評估和比較自由主義、國族主義以及現實主義。
我們要先回答兩個有關人性的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到底該把人
類看作社會性的動物，還是該著重於人類的個體性？ 換句話說，人類到底是先生活在社會中，然後努力培養出自己的個體性，或者先是各自獨立的個體，然後才簽訂了社會契約？第二個問題則是，我們的判斷能力是否有發展到可以對什麼是美善人生，達成大致上的共識？我們有辦法對建構、規範人類社會的最基本原則（first principle）達成共識嗎？
在我看來，人類自始至終都是社會動物，個人的生活和性格雖然不是無足輕重，但都是次要的。再者，就算不同群體內部對於社會的基本原則可以形成廣泛共識，各個群體之間也不可能有共通的認知。但既然人們對於美善人生需要哪些條件，無法找出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那麼人與人之間，還有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差別，意義就非常深遠了。
自由主義強調一個很明智的觀點：美善人生的組成內容不可能有舉世通行的共識。但同時之間，自由派又幾乎不考量人類天生的社會性，而是把每個人當作互不相干的原子。所以對於人性，他們只能算說對一半。另一方面，國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就很符合人性，這不只解釋了為何它們跟自由主義不合的時候，總是特別容易勝出，也揭露了是什麼力量在驅動國際政治。國族主義和現實主義都不太重視權利和人的獨特性，而是把整個世界看成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國家，認為人們原則上都是社會動物，只是對美善人生的定義有不同看法。
雖然有著這些差異，但三種思想都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同樣在乎生存問題。我認為每個民族都那麼想擁有自己的國家，是因為國家最能確保民族生存，而民族生存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在國際體系中，國家也受生存問題影響甚深，所以各國都會仔細關注權力的平衡，而且終極目標也都是建立霸權。最後，生存也是自由主義的一大重點。畢竟自由主義最根本的信念，也是人們對社會基本原則的歧見，有時會激烈到打算互相殘殺。國家的一大功能就是扮演警察的角色，盡可能維護每個人的生存機會。
──摘自第一章〈無望的幻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