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書店老闆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書商林榮基徒步從香港跨過邊界，進入中國。通關程序通常很快，隊伍不長，只要檢查完證件、搭上地鐵就能進入中國。在那裡，共產黨管控嚴密，但林榮基始終覺得自己還有香港當作後盾。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是金融家與異議人士向來能自由進出、各行其道的地方。至少在二○四七年以前，人人都能在英式普通法體系的保障下在此隨心所欲，享有公民自由與活躍的獨立媒體。 林榮基常常刻意讓這條界線變得模糊。他的身材瘦削、戴著眼鏡，過去已往返於香港與中國數十次。他會偷偷攜帶各種中文書到中國，包括煽情的驚悚小說、政治人物傳記與通俗言情小說。這些書因為涉及中共高層內幕或揣測敏感黨史，在當地常遭到查禁，因此十分搶手。他只有在二○一三年一次差點出事。當時，中國的邊防官員發現他偷運書籍，拘留他幾個小時。不過在他塞了紅包、開了幾句玩笑後，他們還是放他走了。此後，他改以郵寄方式，從香港把書寄給一批匿名的客戶。 林榮基在香港開設的實體書店名為「銅鑼灣書店」，店面緊鄰一家內衣店。這家店是中國遊客的熱門去處，他們會來這裡探聽最新的政治八卦。香港其實有多家專門販售「禁書」的書店，但林榮基的書店人氣特別旺。他常年待在狹小的辦公室，每天工作長達十三個小時，有時事情一多就乾脆直接睡在店裡。儘管中國近在咫尺，他卻覺得做這一行很安全。「一國兩制」的政策就像一道堅實的屏障，在中國諸多限制與香港的蓬勃生意之間築起一道滴水不漏的法律防火牆。他相信中國會繼續尊重這道界限。 正因為如此放心，那天他從香港過境前往中國時，心情格外輕鬆。這趟行程是為了私事，他要去東莞探望中國女友。東莞這座製造業的重鎮離邊境僅約八十公里。然而，當林榮基刷卡通過第一道閘門，準備離開香港時，前方的閘門卻未如常開啟，他被卡在兩道閘門之間。突然，十多名中國警官將他團團圍住。林榮基認出其中一人，那人曾在二○一三年審問過他。這次對方的態度嚴厲許多。這名警官連同其他十人，把林榮基強行推上一輛等候在旁的廂型車，隨即把他載往深圳派出所。林榮基在那裡坐了一整夜，手腳都被綁在椅子上。次日清晨，他被戴上手銬、蒙住雙眼，押上火車，整整坐了十三個小時。當他下車時眼罩微微滑落，他從路標認出自己身在寧波。那是位於中國東海岸的港市，離香港極為遙遠。他向隨行的警察提問，但對方都置之不理，沒人告訴他為什麼會被帶到這裡。 XXX 在寧波，林榮基被帶到一間寬敞、四周鋪著軟墊的房間。房裡有扇窗，可以看見天空。他回憶道：「我這才發現，隔著鐵窗聽到的鳥鳴與自由時聽到的完全不一樣。」兩名警衛全天候看守著他，每四小時輪班一次。他留意到房間裡所有東西都被固定住了，連牙刷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他已被迫簽下文件，放棄會見家人及自行聘請律師的權利。他之所以簽字，是因為飲食和飲水全掌握在這些來歷不明的人手中。後來，辦案人員終於表明身分，他們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負責調查反黨活動，這次他們要追查的是林榮基販售的禁書。他們質問林榮基為什麼向中國讀者銷售那些書籍、如何將書寄給他們，以及每年從中國的訂單中獲利多少。他們反覆強調，從香港販售這些書是在破壞國家穩定與抹黑國家領導人。林榮基聽了錯愕不已，他實在無法理解像中國這樣龐大又強勢的黨國體制，為何會如此在意一家小小的書店。 但顯然，他們極其在意。因為這些書籍，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得以出版的書籍正象徵香港張揚的本土意識，那正是黨日漸擔憂的。最初，這片前英國殖民地只是一座多岩的島嶼。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積弱不振的大清帝國慘敗給英國等西方列強，被迫割讓香港。一八九八年，為了容納激增的人口，大英帝國迫使清廷簽下九十九年的租約，租下新界。這片廣闊的土地涵蓋林木茂密的山丘與海岸線，與維多利亞港隔海相望，直接與中國大陸接壤。由於簽訂租約的關係，香港的範圍大幅擴張。 一九八○年代初期，隨著租約即將到期，此時中國早已告別帝制，由共產黨執政。中國要求全面收回對香港的政治主權，經過多年的漫長談判，中英兩國的領導人最終簽署協定，確認移交主權，並為這片即將回歸中國的土地制定一套新的憲制架構，後來稱為《基本法》。在這段談判過程中，香港人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一九九七年，這片殖民地在滂沱大雨中正式「回歸」中國。英國的國籍伴隨著禮炮鳴響緩緩降下，紅底黃星的中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雨勢之大，幾乎讓威爾斯親王的講稿濕透了。根據移交協議，中共承諾以較為寬鬆的方式管治香港，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維持獨立的司法制度與公民自由。這項承諾至少會維持五十年，直到二○四七年，屆時雙方將再重新評估情況。私底下，英國外交官也期望到彼時，中國其他地方也會逐漸開放，變得更像香港，亦即保有中華文化底蘊，但在政治上更貼近西方的民主體制。 中國接管香港後，香港人開始摸索出新的身分認同。他們逐漸凝聚出一套核心價值的共識，包括自由、人權、民主、法治，以及廉潔透明的政府。從一開始，香港的身分認同就是一種對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血緣上。這些核心價值，讓香港人跟幾乎未曾享有這些價值的中國大陸同胞存在差異，也與過去未曾賦予港人這些權利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做出區隔。不過，儘管《基本法》的起草者曾暗示「一人一票」普選是香港的「最終目標」，但在《基本法》下港人仍未獲得普選權。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表達民意最確切的方式始終是走上街頭與遊行發聲。 香港人確實也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從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香港接連出現大規模抗爭。二○○三年，數十萬人走上街，迫使一項將賦予中國更大執法權力的國安法草案暫時擱置。二○一二年，民眾再度集結，反對歌頌中共、貶抑多黨民主的新課綱。二○一四年，當中國公開宣告普選無望，並表明將由中共預先篩選香港特首候選人時，港人再次感受到被背叛而湧上街頭。 在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裡，像林榮基一般的香港書商依然照常營業。他們就像礦坑裡的金絲雀，只要這些書店還能自由存在，就代表香港的核心價值尚未消失。這座城市有如為替中國減壓的閥門，它緊貼著邊境、開啟讓壓力得以釋放的政治縫隙。幫中國觀光客去香港度假時，他們會湧入林榮基的書店，一頭栽進另一個世界。在那裡，無論是前中共高層將領的祕密內幕、權貴精英的私生活醜聞，都能被以白紙黑字印成書。一些從中國的大學圖書館下架的史料與書籍最終也流入香港，呈現出一段更黑暗、赤裸，也更詳盡的中共掌權史。林榮基長年與多名中國作者合作，深知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正把中國帶回意識形態掛帥的黨國體制。但他和許多人一樣相信這種改變會在「一國兩制」那道防線前止步。那是中共二十幾年前對英國和香港人民許下的承諾。那承諾具有不容忽視約束力。他相信法治，也認為自己在香港是安全的。 XXX 當林榮基被囚禁在寧波那間貼滿軟墊的房間時，他渾然不知香港還有幾位書商也在短短幾週內相繼失蹤。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長期投入禁書的出版與販售。最早失蹤的人之一是桂民海，他是一名身材微胖的作家，同時也是巨流傳媒公司的共同創辦人。這家在香港註冊的出版商後來收購了林榮基的書店。 桂民海出生於寧波，也就是林榮基此刻身陷囹圄的城市。他在年少時離開思想閉塞的中國鄉村，考上北京最負盛名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從此踏入一個充滿活力的新銳知識分子圈。然而，他骨子裡始終都是一名詩人，在這些前衛的圈子裡，他開始探索一種情緒張力十足的寫作風格。曾被派駐北京的瑞典大使、後來與桂民海成為朋友的外交官馬思中（Magnus Fiskesjö）回憶道：「他寫的東西非常大膽、有衝勁，讓人讀來熱血沸騰。」在一九八○年代的自由化風潮下，桂民海的許多同學留在中國，直到天安門事件為那個時代劃下血腥的句點。在很早以前，桂民海就已遠走他鄉，落腳在瑞典。後來他入籍成為瑞典公民。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他很快就放棄了中國籍。之後，他短暫回到香港投入出版工作，推出通俗情色小說，也出版政治調查書籍。二○一五年，根據傳聞，他與巨流傳媒的員工正在編輯一本有關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私密情史的書。 那本書始終沒有出版，因為桂民海在泰國度假時失蹤了。當時，中國已加強從第三國祕密引渡本國公民的行動，但桂民海的遭遇顯得極不尋常，因為他被帶走的部分過程被拍了下來。泰國芭達雅公寓的監視器拍下他失去自由前的最後身影。透過模糊的影像中，我們能看到一名中國男子在桂民海外出採買返家時攔下他。桂民海把手上的雜貨交給大樓警衛，便上了那名中國公安人員的車，從此失去蹤影。兩週後，同一組監視器拍到另外四名中國男子。他們宣稱是來幫桂民海收拾行李，說他人在柬埔寨賭博。當他們等待電梯上樓時，其中一人在大廳的盆栽裡捻熄菸頭。當時，儘管泰國移民局沒有保留桂民海的出境紀錄，但他早已被悄悄押回中國。一週後，林榮基在邊境遭到拘留。接著，如同骨牌效應一般，巨流傳媒的另兩名員工，包含股東兼總經理呂波，以及業務經理張志平也相繼下落不明。他們的家屬隨後向香港警方報案。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李波是一名外表斯文的男子，他平時也住在香港。那年十二月，他想必也意識到自己身處險境，而寫了一封電郵給桂民海正在英國求學的女兒安琪拉表達擔憂。他寫道：「我寫信是想詢問麥可（桂民海的英文名）的下落。不知道你是否已經得知，他失蹤二十幾天了？我們擔心他是因政治因素被中國的公安人員帶走。」後來，安琪拉在Skype上收到來自父親帳號的訊息，但語氣顯然是出自他人之手，內容是要求她停止為父親失蹤一事奔走發聲。 幾週後，持有英國國籍的李波成為最後一名失蹤的書商。他最後一次現身是在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桂民海失蹤兩個多月後。當天，他前往公司位於香港的倉庫，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家。幾天後，他的妻子接到一通陌生來電，電話那頭是李波。他說他在深圳，正在協助警方進行調查。通話時，他沒有使用母語廣東話，而是改用中國通用的普通話。他也叮囑妻子不要對外談論他的事。後來，香港入境事務處向他的妻子證實他們沒有李波離境的紀錄，但不知何故，他也到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