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墳塋爭訟
據清朝法律規定，建造墳墓是必要之舉，就算長輩在離世前要求火化，一樣屬於不法行徑。一旦入土之後，法律也嚴格保護死者的安息之所：要是有人挖掘墳塚挖到棺材裸露出來，便以大板責打（杖）一百下之後流放處置，如果開了長輩或長者的棺木則更以斬首伺候；任何人要是為了耕地而填平墳墓杖一百，偷取墳樹則杖八十。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律例修訂中，又進一步加重了相關的懲處。即便在處理犯罪行為時，官府並不會每次都施加律例所明定的處罰，但清廷依然不屈不撓、三令五申，除非有特殊情況， 否則一旦遺體入土，墳地便不得再行擾亂、移動。
清代的產權關係相當複雜，不同類型的土地又天差地遠。除了表土（耕作）和底土（收租）的權利在每個地區的習俗各不相同之外，土地買賣也分成諸多樣態，包括「活賣」 （可回贖銷售）、「絕賣」（不可回贖銷售）和「典賣」（抵押銷售或貸款）等等。不論是祖產中指定為墓園的保留地，又或是一般的墳地，兩者皆明文禁止售賣，因此在法律的地景中，與其他所有類型的財產相比，墳地的形態極為特殊，在帝制國家的理解中屬於永久恆產。
為了規避禁令，眾人會找尋各種對策。若是有風水師指認了一塊福地，有的人可能為此盜買別人的祖產，有的人則將動物的骸骨埋進土中來製造假墳，從而將看上眼的土地占為己有。對於古墓或是後代不知所蹤的墳墓，有的人也會認領下來，當作自己祖先的埋骨之地。在法律檔案中，便開始有這般圖景浮現：一邊是法律要求將遺體土葬、對墓園高度保護，但另一邊有著老百姓孜孜矻矻、尋找福地埋骨。本章探討的，正是這種緊張關係所引發的訴訟，分析其對王朝的法治所帶來的影響。
清朝墓塋、殯葬的法律並非一成不變，除了上述所言，對褻瀆墳地的懲罰日益加重之外，相關政策在一八一七年也發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當時的政府在法律中新增條例，明文規定若出售的土地僅限於墳塚周遭，這樣的做法並不構成毀棄墳地的行為，貧困之人得以合法為之。「賣地留墳」實際上將墳塚與周圍的土地分開，讓使用的權利一變為二，農村的貧民透過這種方式，在保護祖墳的同時，也能獲取所需的金錢。
這種政策變化雖然正式承認了鄉村社會中行之有年的做法，卻也帶出了成文法典沒有辦法回答的新問題。傳統習俗認為墳墓自帶了保留區域（墳禁），大小會根據該區的地價、地形和人口密度而有所不同，巴縣的墳禁為直徑十八步，在福建省順昌縣為二十四尺，而河南省光山縣則為「五尺」。南部縣因為沒有固定的習俗，當地官員只能視個案情況判定墳禁大小，但問題是，如果墳地出售、墳塚本身卻保留了下來（有時還會賣到「寸土不留」 的地步），尚在陽間的後代要如何保護業已入土的先人呢？這樣的墳塚旁邊，能開挖灌溉溝渠嗎？買賣包含墳樹嗎？如果包含的話，可以砍掉嗎？
《大清律例》一八一七年對墓葬法律的修訂，無寧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中，對地位、財富和風水的焦慮日益增長，修法本身甚至還可能加劇這種情況。當有著更多的貧民出於經濟因素，被迫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售賣墳墓周圍的土地時，風水良好、維護妥善的墓址便給了買家機會，能以最低的成本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對墳地的焦慮於是轉變成了土地糾紛，告官的人或許在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所擁有的財產，抑或是嘗試收回失去的土地。
一八二一年初，四川的官府就已經注意到這種趨勢，當時的省按察使發布告示，嚴厲譴責本省居民「本係好訟」、「惑於風水」。告示發布前的四十年間，四川的人口增長率為全帝國之冠，土地糾紛隨之層出不窮。乍看之下，墳塋墓地和非法下葬的糾紛之所以與日俱增，官方似乎一概歸結於貪婪的百姓「惑於風水」、「本係好訟」；然而，若是藉著地方案件的幫助，揣摩官方論述的言外之意，則驚人的行政實相便呼之欲出：由於人口、社會和經濟等情勢發生變動，加上法律規範不斷演變，迫使官員相較於以往，更加需要透過風水解決土地爭端。
除了一項重大差異之外，上述說法實則建立在中國財產權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郭威廷（Weiting Guo）便指出，臺灣的宗族會在契約中加入風水用語，「相比正式興訟而言，化解爭議的效果更好」；康豹也認為，民間的神判儀式之所以無所不在，實為一種機制，意在避免對簿公堂。四川人確實也會擬定風水契約，或是舉行神判儀式，然而，許多人還是選擇上告官廳、爭訟風水，即便通常曠日費時、所費不貲也在所不惜。由於法律對墳地有著嚴格的保護，因此這些案件得要有官府裁斷才行，但要想解決實非易事：許多墳塋占據的土地並不需要上交田賦，地方官要想查核情況時，選擇便極為有限。如果縣官能夠確立案件的具體事實，便能夠準確應用帝國法律，對於擾亂墳墓、情結重大者，可以科處斬首或流刑；然而，這些在官員眼中，是萬不得已才做的選擇。
在審理棘手的墳塋訟案時，縣官要如何持守法律的標準呢？他們可以對風水提出解釋，替風水開發出不同的用法：有些人訴諸風水，以此證成實際結果的合理性，而其他人則將風水當作工具操作，直接以此形塑判決的結果，這兩種類型在檔案中皆有所見。為了處理所收到的艱鉅請求，縣級官廳的這種斷案策略非常有效：透過援引風水，訴訟人即使缺乏文件證據，也能上告公堂；反過來說，即便在有些資訊用其他手段都不得而知的時候，由於官員將風水納入了考量，既能夠對此加以權衡，又能夠維持自身的司法威信。
這種處理方法乍聽之下令人訝異，畢竟在文武官員家中，若有陰陽術士「妄言國家禍福」，清律對此可是大加斥責。正是出於這一點，清朝政府為專業的風水術士頒發執照， 制定了明確的標準，之後在第三章便會介紹招聘的過程和職責所在。若是為了等待吉時、謀求吉地而遲不入葬的話，清代法律一樣也會予以譴責。對於風水在理念層次上的重要性，這些法條並沒有予以抨擊或否認，而是禁止人濫用風水之說。清朝在另一本法律集成《大清會典》中，雖然也表達了官方的立場，但採取的語調卻全然不同：「凡相度風水，遇大工［即皇宮、陵墓、城門、城牆等］營建，欽天監委官相陰陽、定方向，諏吉興工。」
簡單地說，《大清律例》禁止百姓實行有害喪葬的習俗，但仍然規定須立墳塚，而《大清會典》則下達諭令、要求官員準確地實踐風水──兩者放在一起看便沒有矛盾了：在清政府的眼中，真正的風水原理極其繁複，普通百姓經常有所誤解，而辨識什麼叫認真、合乎道德、精確的風水，是屬於帝制國家及統治者所享有的特權，因此，當百姓出了風水糾紛、在道德上曖昧難斷時，便需要拿到公堂之上裁決。
縣官的判詞於是出現了一種常見的模式：當案件涉及某個群體（如家庭或宗族）的集體運數時，縣官通常會接受堪輿之說，下令保護風水；案件若是出於個人追逐風水的私心時，則會毫不猶豫加以譴責。但首先，這樣的模式有例外存在，非常耐人尋味；二來，有說服力的論點需要扎實的知識和清晰的邏輯，而非道聽途說或胡言亂語。以下各節中，首先探討的案例涉及了真墳、假墳和古墳──各種狀況都可能需要官員勘驗風水，接著便轉向契約、稅賦和售賣土地的問題，最後一節則檢視判例、例行奏章和宮中奏摺（即官員精心起草、向皇帝呈遞的文書），好將本章所見的發展放在清朝法律更廣闊的脈絡當中。
真墳
清朝社會重視墳地有許多原因。首先，人們對於父母家人的安息地自然會形成深厚的情感聯繫；此外，墓地能幫助家族建立對某個地方的歸屬感、彰顯社會地位，乃至於進一步占有鄰近的自然地貌（如水源和樹木等），再再起了重要的作用，用科大衛（David Faure）的話來說，墳地對鄉村聚落而言，「定義了生者的社群歸屬」。一如下述案例將清楚揭示，這樣的描述對四川來說非常貼切，對其他地方毫無疑問也是如此。
就宗教面而言，墓地標記著魂魄之一的安息之所。一般普遍認為，具形象的「魄」屬「陰」，會與死者的屍體一同留在墓穴當中；相較之下，精神面的「魂」則屬「陽」，在祠堂或家中神龕受人祭拜。靈魂在生死之間的運作過程相當複雜，如道教便有支傳統設想靈魂有三魂七魄。儘管某些細節存在著區域差異，但中國有許多地方的人認為，只要墳地挑選適切、維護得當，便能帶來好運；要是墓地建造不良，又或者周圍的地脈受到破壞，就可能會危害子孫性命。在清朝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中，當南部縣有了生病、夭亡的稚童時， 各種故事便由興訟之人帶到了公堂之上。
四川的縣官來自帝國大江南北，端看中央政府任命。除了少數旗人之外，大多數是身懷舉人、貢士功名的漢人，有不少還是出身東南一帶富庶地區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家鄉因為風水訟案經年不休而聞名於世。這些人對派駐的州縣所知甚少，通常也不會長期在當地就任，又因為律學並不是科舉的常設科目，是以大多數人更是在取得功名後，才開始正式學習法律知識。
當有原告遞交書狀之後，官府首先會確認指控是否需要立案調查。獲得批准之後， 書吏和衙役便動身前往系爭地點收集資訊，蒐羅地契碑文、檢查地景，將家宅、墓塚、墳樹、水源或廟祠記錄在案，如果官府有要求的話，也會繪製圖籍。書吏在勘察風水時，很少會記錄患病或夭亡的小孩，這並不是因為官府在理念的層次上拒絕接受相關的論證，而是因為嬰兒的死亡率本來就很高，而且指控極其容易捏造。書吏一般會偏好標注物理證據的存在或缺失，例如：被砍伐的樹木或是受開採的礦石，但要是損害的行為特別嚴重的話，也可能會提及地脈切斷的情況。
堂審之日，當事人如果尚未在押，便會魚貫而入，縣官讀完卷宗之後則開始提問。在堂審的案卷中，不乏令人心碎的呈詞，男男女女訴說著自己來到公堂之上的原因。兇殺搶劫以外的案件稱作細事，會公開審理，廣而告之。不論是出於娛樂目的或教育意義（或者兩者兼具），眾人皆齊聚一堂看官員聽訟；面對著訴訟雙方和人群，縣官則拼湊起事件可能的前因後果，進而做出裁斷。
據清朝法律規定，建造墳墓是必要之舉，就算長輩在離世前要求火化，一樣屬於不法行徑。一旦入土之後，法律也嚴格保護死者的安息之所：要是有人挖掘墳塚挖到棺材裸露出來，便以大板責打（杖）一百下之後流放處置，如果開了長輩或長者的棺木則更以斬首伺候；任何人要是為了耕地而填平墳墓杖一百，偷取墳樹則杖八十。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律例修訂中，又進一步加重了相關的懲處。即便在處理犯罪行為時，官府並不會每次都施加律例所明定的處罰，但清廷依然不屈不撓、三令五申，除非有特殊情況， 否則一旦遺體入土，墳地便不得再行擾亂、移動。
清代的產權關係相當複雜，不同類型的土地又天差地遠。除了表土（耕作）和底土（收租）的權利在每個地區的習俗各不相同之外，土地買賣也分成諸多樣態，包括「活賣」 （可回贖銷售）、「絕賣」（不可回贖銷售）和「典賣」（抵押銷售或貸款）等等。不論是祖產中指定為墓園的保留地，又或是一般的墳地，兩者皆明文禁止售賣，因此在法律的地景中，與其他所有類型的財產相比，墳地的形態極為特殊，在帝制國家的理解中屬於永久恆產。
為了規避禁令，眾人會找尋各種對策。若是有風水師指認了一塊福地，有的人可能為此盜買別人的祖產，有的人則將動物的骸骨埋進土中來製造假墳，從而將看上眼的土地占為己有。對於古墓或是後代不知所蹤的墳墓，有的人也會認領下來，當作自己祖先的埋骨之地。在法律檔案中，便開始有這般圖景浮現：一邊是法律要求將遺體土葬、對墓園高度保護，但另一邊有著老百姓孜孜矻矻、尋找福地埋骨。本章探討的，正是這種緊張關係所引發的訴訟，分析其對王朝的法治所帶來的影響。
清朝墓塋、殯葬的法律並非一成不變，除了上述所言，對褻瀆墳地的懲罰日益加重之外，相關政策在一八一七年也發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當時的政府在法律中新增條例，明文規定若出售的土地僅限於墳塚周遭，這樣的做法並不構成毀棄墳地的行為，貧困之人得以合法為之。「賣地留墳」實際上將墳塚與周圍的土地分開，讓使用的權利一變為二，農村的貧民透過這種方式，在保護祖墳的同時，也能獲取所需的金錢。
這種政策變化雖然正式承認了鄉村社會中行之有年的做法，卻也帶出了成文法典沒有辦法回答的新問題。傳統習俗認為墳墓自帶了保留區域（墳禁），大小會根據該區的地價、地形和人口密度而有所不同，巴縣的墳禁為直徑十八步，在福建省順昌縣為二十四尺，而河南省光山縣則為「五尺」。南部縣因為沒有固定的習俗，當地官員只能視個案情況判定墳禁大小，但問題是，如果墳地出售、墳塚本身卻保留了下來（有時還會賣到「寸土不留」 的地步），尚在陽間的後代要如何保護業已入土的先人呢？這樣的墳塚旁邊，能開挖灌溉溝渠嗎？買賣包含墳樹嗎？如果包含的話，可以砍掉嗎？
《大清律例》一八一七年對墓葬法律的修訂，無寧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中，對地位、財富和風水的焦慮日益增長，修法本身甚至還可能加劇這種情況。當有著更多的貧民出於經濟因素，被迫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售賣墳墓周圍的土地時，風水良好、維護妥善的墓址便給了買家機會，能以最低的成本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對墳地的焦慮於是轉變成了土地糾紛，告官的人或許在想方設法保護自己所擁有的財產，抑或是嘗試收回失去的土地。
一八二一年初，四川的官府就已經注意到這種趨勢，當時的省按察使發布告示，嚴厲譴責本省居民「本係好訟」、「惑於風水」。告示發布前的四十年間，四川的人口增長率為全帝國之冠，土地糾紛隨之層出不窮。乍看之下，墳塋墓地和非法下葬的糾紛之所以與日俱增，官方似乎一概歸結於貪婪的百姓「惑於風水」、「本係好訟」；然而，若是藉著地方案件的幫助，揣摩官方論述的言外之意，則驚人的行政實相便呼之欲出：由於人口、社會和經濟等情勢發生變動，加上法律規範不斷演變，迫使官員相較於以往，更加需要透過風水解決土地爭端。
除了一項重大差異之外，上述說法實則建立在中國財產權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郭威廷（Weiting Guo）便指出，臺灣的宗族會在契約中加入風水用語，「相比正式興訟而言，化解爭議的效果更好」；康豹也認為，民間的神判儀式之所以無所不在，實為一種機制，意在避免對簿公堂。四川人確實也會擬定風水契約，或是舉行神判儀式，然而，許多人還是選擇上告官廳、爭訟風水，即便通常曠日費時、所費不貲也在所不惜。由於法律對墳地有著嚴格的保護，因此這些案件得要有官府裁斷才行，但要想解決實非易事：許多墳塋占據的土地並不需要上交田賦，地方官要想查核情況時，選擇便極為有限。如果縣官能夠確立案件的具體事實，便能夠準確應用帝國法律，對於擾亂墳墓、情結重大者，可以科處斬首或流刑；然而，這些在官員眼中，是萬不得已才做的選擇。
在審理棘手的墳塋訟案時，縣官要如何持守法律的標準呢？他們可以對風水提出解釋，替風水開發出不同的用法：有些人訴諸風水，以此證成實際結果的合理性，而其他人則將風水當作工具操作，直接以此形塑判決的結果，這兩種類型在檔案中皆有所見。為了處理所收到的艱鉅請求，縣級官廳的這種斷案策略非常有效：透過援引風水，訴訟人即使缺乏文件證據，也能上告公堂；反過來說，即便在有些資訊用其他手段都不得而知的時候，由於官員將風水納入了考量，既能夠對此加以權衡，又能夠維持自身的司法威信。
這種處理方法乍聽之下令人訝異，畢竟在文武官員家中，若有陰陽術士「妄言國家禍福」，清律對此可是大加斥責。正是出於這一點，清朝政府為專業的風水術士頒發執照， 制定了明確的標準，之後在第三章便會介紹招聘的過程和職責所在。若是為了等待吉時、謀求吉地而遲不入葬的話，清代法律一樣也會予以譴責。對於風水在理念層次上的重要性，這些法條並沒有予以抨擊或否認，而是禁止人濫用風水之說。清朝在另一本法律集成《大清會典》中，雖然也表達了官方的立場，但採取的語調卻全然不同：「凡相度風水，遇大工［即皇宮、陵墓、城門、城牆等］營建，欽天監委官相陰陽、定方向，諏吉興工。」
簡單地說，《大清律例》禁止百姓實行有害喪葬的習俗，但仍然規定須立墳塚，而《大清會典》則下達諭令、要求官員準確地實踐風水──兩者放在一起看便沒有矛盾了：在清政府的眼中，真正的風水原理極其繁複，普通百姓經常有所誤解，而辨識什麼叫認真、合乎道德、精確的風水，是屬於帝制國家及統治者所享有的特權，因此，當百姓出了風水糾紛、在道德上曖昧難斷時，便需要拿到公堂之上裁決。
縣官的判詞於是出現了一種常見的模式：當案件涉及某個群體（如家庭或宗族）的集體運數時，縣官通常會接受堪輿之說，下令保護風水；案件若是出於個人追逐風水的私心時，則會毫不猶豫加以譴責。但首先，這樣的模式有例外存在，非常耐人尋味；二來，有說服力的論點需要扎實的知識和清晰的邏輯，而非道聽途說或胡言亂語。以下各節中，首先探討的案例涉及了真墳、假墳和古墳──各種狀況都可能需要官員勘驗風水，接著便轉向契約、稅賦和售賣土地的問題，最後一節則檢視判例、例行奏章和宮中奏摺（即官員精心起草、向皇帝呈遞的文書），好將本章所見的發展放在清朝法律更廣闊的脈絡當中。
真墳
清朝社會重視墳地有許多原因。首先，人們對於父母家人的安息地自然會形成深厚的情感聯繫；此外，墓地能幫助家族建立對某個地方的歸屬感、彰顯社會地位，乃至於進一步占有鄰近的自然地貌（如水源和樹木等），再再起了重要的作用，用科大衛（David Faure）的話來說，墳地對鄉村聚落而言，「定義了生者的社群歸屬」。一如下述案例將清楚揭示，這樣的描述對四川來說非常貼切，對其他地方毫無疑問也是如此。
就宗教面而言，墓地標記著魂魄之一的安息之所。一般普遍認為，具形象的「魄」屬「陰」，會與死者的屍體一同留在墓穴當中；相較之下，精神面的「魂」則屬「陽」，在祠堂或家中神龕受人祭拜。靈魂在生死之間的運作過程相當複雜，如道教便有支傳統設想靈魂有三魂七魄。儘管某些細節存在著區域差異，但中國有許多地方的人認為，只要墳地挑選適切、維護得當，便能帶來好運；要是墓地建造不良，又或者周圍的地脈受到破壞，就可能會危害子孫性命。在清朝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中，當南部縣有了生病、夭亡的稚童時， 各種故事便由興訟之人帶到了公堂之上。
四川的縣官來自帝國大江南北，端看中央政府任命。除了少數旗人之外，大多數是身懷舉人、貢士功名的漢人，有不少還是出身東南一帶富庶地區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家鄉因為風水訟案經年不休而聞名於世。這些人對派駐的州縣所知甚少，通常也不會長期在當地就任，又因為律學並不是科舉的常設科目，是以大多數人更是在取得功名後，才開始正式學習法律知識。
當有原告遞交書狀之後，官府首先會確認指控是否需要立案調查。獲得批准之後， 書吏和衙役便動身前往系爭地點收集資訊，蒐羅地契碑文、檢查地景，將家宅、墓塚、墳樹、水源或廟祠記錄在案，如果官府有要求的話，也會繪製圖籍。書吏在勘察風水時，很少會記錄患病或夭亡的小孩，這並不是因為官府在理念的層次上拒絕接受相關的論證，而是因為嬰兒的死亡率本來就很高，而且指控極其容易捏造。書吏一般會偏好標注物理證據的存在或缺失，例如：被砍伐的樹木或是受開採的礦石，但要是損害的行為特別嚴重的話，也可能會提及地脈切斷的情況。
堂審之日，當事人如果尚未在押，便會魚貫而入，縣官讀完卷宗之後則開始提問。在堂審的案卷中，不乏令人心碎的呈詞，男男女女訴說著自己來到公堂之上的原因。兇殺搶劫以外的案件稱作細事，會公開審理，廣而告之。不論是出於娛樂目的或教育意義（或者兩者兼具），眾人皆齊聚一堂看官員聽訟；面對著訴訟雙方和人群，縣官則拼湊起事件可能的前因後果，進而做出裁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