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有時候是你幫助病患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有時候反而是他們讓你看得更透澈。
八十多歲的莫里斯又高又瘦，因為嚴重關節炎而身形佝僂，遠看像棵彎曲多節的老山楂樹。他把自己打扮得像西蒙．高威爾（Simon Cowell）1，高腰褲配上緊身白T。他有一眼是玻璃製的義眼，眼神失焦讓整個人看起來更不協調。
他不在我的檔案資料裡，但他是我最近開始服務的一家精神病院的長住病患。那家醫院位處衰頹北方小鎮的郊區，座落在一排破舊公宅的盡頭，看起來就像海砂屋。
除非你曾經被關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裡，否則很難瞭解這些地方跟老舊監獄有什麼差別。這兩種機構對待住客的方式大不相同。監獄服刑是採高壓管理的策略，目的是為了保護公眾安全；而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如同我服務的這個單位，採取的方法則是盡可能降低限制，更偏向合作性質，不只是收容，還提供積極照護。不過這裡的病患跟囚犯一樣是不自由的，他們被認為會傷害自己，或者更可能的是會傷害別人。由於院內規畫成像住宅般一個個小區域，還有共用的起居室，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工作人員跟病患一起用餐。
我通常會在週二與週四中午過去莫里斯住的那個樓層，與米爾頓房（MiltonWard）的住客共度午餐時光。
莫里斯的精神報告提及他深受「性虐待症」（sexual sadism disorder）所苦。我清楚明白「苦」這個字的諷刺意味。性虐待症患者會從另一個人所受的痛苦、羞辱、悲傷或折磨中感受到強烈的性快感。這不同於那些穿著乳膠緊身衣扮成奴隸與主人，做出打屁股，甚或更讓人難為情的滑稽動作的案例。唯有當一個人是基於衝動而做出非合意的行為，性虐待才會被認為是一種精神失調。所以這裡的問題在於：到底是誰受苦？
莫里斯喜歡潛伏在暗處，遇上沒有戒備的女性，他就會突然暴露他的私處。而她們表現出來的驚恐與害怕，正是讓莫里斯產生愉悅與性快感的來源。沉迷於這種低成本的快感，讓他年紀輕輕就進了監牢，但不意外的是，坐牢無法讓他改掉惡習。出獄之後他依舊墮落，情況嚴重到有兩個女人死在他家，死者身上有多處深度各異的刺傷，傷口主要集中在胸部周圍。顯然是性虐待造成的意外。最終莫里斯被送進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他不能再到處亂跑。永遠不能。
某個週二，我正在院內吃午餐，莫里斯從我背後走近，幾乎是一瞬間的事，他的假眼球從眼窩裡掉出來，剛好就掉進我的番茄濃湯裡。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全身已經濺滿紅色湯汁，湯也打翻了。
當時我才二十四歲，經驗不足，情緒突然失控，給了莫里斯他想要的反應：我驚聲尖叫，從椅子上跳起來，一臉慘白。誰看到自己的湯裡冒出一顆眼球時，不會被嚇呆呢？
我之前就知道莫里斯戴著義眼，但是當你突然看到一顆眼球在你的湯裡游啊游時，你的大腦會直覺以為那是一顆真的眼珠子。尖叫聲落地之後，理性回來了，我明白那不過就是顆很大的玻璃珠。
我瞥向他的臉。原本應該有眼球的地方成了一個窟窿，另一隻健在的眼睛則盯著我，端詳我的反應。隨後他就被一名男護士帶走，嘴角還掛著一抹竊笑。我有點懊惱，竟然栽在一個老傢伙手上。
這個例子就是所謂的「犯罪等價行為」（offence paralleling behaviour）──一個人做出在形態上類似於原本的犯罪或與犯罪具有相同功能的行為。對莫里斯來說，透過突然暴露特定的身體部位，成功地對身旁女性製造出恐懼與噁心，具有與闖入醫院禁區一樣的犯罪快感。
那天掉入莫里斯的陷阱讓我覺得很難堪，但是這段遭遇讓我對我所投身的專業領域有更深的體悟。我們要怎麼處理像莫里斯這樣的難題呢？他的複雜之處，以及我與他的交手之道，正是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的日常挑戰。
有人可能認為對付莫里斯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拿走他的假眼球就好，果真如此嗎？但我可不是這個故事中的虐待狂，我無權也不想處罰或羞辱我的案主或當事人。況且拿走眼球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他需要製造驚嚇以及從中得到性滿足。如果我們拿走他的玻璃眼球，他的衝動只會尋找其他的出路。也別忘了，拿走某個人身體的一部分，即使是義肢，都會引起相當麻煩的人權問題。
可能有人會說，與莫里斯同在一個屋子裡吃飯就是自找麻煩。哪個正常人會跟被判有罪的性侵犯一起吃午餐，還說沒料到會被對方給盯上？但這是把責任推給被害者（在這個案子裡就是我），說我應該改變行為模式，找別的地方吃東西。更不用說，我的工作就是要幫助像莫里斯這樣的人改變他們的行為。此外，阻絕問題發生所需的條件（對莫里斯來說，就是接近女人的機會），未必能杜絕問題，反而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頑強。
如果他拿棍子或石頭可能會打斷我的骨頭，但一顆眼珠掉進我的湯裡，最糟也就是被噎到吧。那天的經驗提醒我，要消除這個環境中任何令人不快的行為，最有效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予理會。每個家有幼兒的爸媽都能證實這一點，那是最基本的行為技巧。（行為主義者是先天與後天之辯中的極端。他們主張每個人生來都像張白紙，之所以會做什麼事都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而是否繼續那樣的行為則取決於被獎勵或懲罰的程度。）而每個家長也都會承認，不要被孩子的行為影響了自己的反應，往往是最難做到的事。
隨著莫里斯被帶離開現場，我的心跳逐漸緩和下來。我知道如果我要繼續從事這一行，以及如果我希望能夠找到處理個案問題的最佳方式，我就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我必須管理好自己對這種干擾行為的厭惡，哪怕那是健康且自動的反應。我可能必須若無其事把眼球推到一旁，繼續喝我的湯。
在我擔任司法心理師二十年的生涯中，與莫里斯共度午餐不過是眾多特殊經驗之一。我的工作常常必須面對這個社會上最麻煩也最會製造麻煩的人，無論是在監獄、醫院、法院、警察局，抑或在鄰里社區。這些經驗改變了我和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有時候我被稱為犯罪心理學家，聽起來好像是黑手黨的手下；事實上，我跟犯罪學沒什麼關係，那個學科專門研究犯罪趨勢與犯罪預防。此外，有些事是我不會做的，包括偵查工作（我不會把嫌犯壓制在地）與病理學（我不會解剖屍體，雖然曾經有個連續殺人犯表演給我看如何將火雞大卸八塊）。
所有犯罪都是由人所犯下的，對象也是人，而司法心理學就是關於那些人。
我的工作有很大部分是想辦法減少犯罪者再犯，最終目的則是讓社會變得更安全。要達成此一目的，我必須運用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去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我的挑戰是如何一步步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開啟新的生命可能，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這是終極目標，也是理想之境。然而，我更常做的是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又適當地回應各式各樣的極端行為，從縱火到殺害兒童都有。我的評估分析、鑑定與證詞可供法官與陪審團、假釋委員會、警方與精神醫療團隊作為判斷時的參考依據，而他們的決定對許多人的人生具有深遠影響。
這種介於刑事司法與精神醫療制度之間的角色很不容易。這兩個體系又老又不好相處，負荷過重又先天不良，湊在一起像對怨偶，彷彿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小說《巧克力冒險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裡那對老爺爺與老奶奶，被迫擠在一張床上，行動緩慢又無法擺脫困境。
我喜歡稱工作上要面對的那些人是「客戶」。聽起來有點不順耳，好像我是個美甲師，而不是司法心理師，但這麼稱呼更政治正確，對於我會接觸到的各種人也是一種尊重。有個無可迴避的事實，那就是我大部分的客戶都是男性，當然偶爾也有女性。我輔導處理的對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但最終我往往會發現，在他們的人生當中，既曾是加害者，也曾是受害者。
人類始終病態地著迷於犯罪，從開膛手傑克的種種理論，到史蒂芬．艾弗里（Steven Avery）的爭議性定罪，特別是那些侵犯社會最神聖價值，以及犯下所有人無法理解的血腥暴力與性犯罪的人。對於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人，再沒有比那些選擇打破規則的人更令人好奇也更令人痛恨的。因此，也許不讓人意外的，我們的新聞與娛樂頻道總是充斥著犯罪的故事，很難想像我們對犯罪的口味會有淡化的一天。
但這些犯罪故事經常只聚焦在大敘事中的小篇章。它們告訴我們已經犯下的罪行、後續的偵查，乃至於審判，以及定罪與量刑。而之後的事情就很少人討論了，好像犯人以及他們的犯行都化做一縷輕煙消失了。但他們還活著啊，至少他們的家人或被害人可能還活著。他們必須學習如何繼續活下去。司法心理師可以在故事的任何階段進入，但實務上進入的時間經常是在法庭程序已經結束，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興趣已經消散之後，我們才變成主要的敘事者。
在這裡我要敘說的故事，可能是你在各種報導中讀不到的。它們是我的日常工作，充滿挫折與衝突，偶爾才有讓人振奮的事實。
我選擇這些故事有許多理由，它們有些讓人心碎，有些讓人憤怒，有些則是不可思議。將這些故事串在一起的，是我對它們的感受，以及這些極端情境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我比一般人更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無論是我遇到的計程車司機，或者詢問我專業意見的法官：「那些人到底哪裡有問題？」不論問得客氣與否，他們想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些人怎麼會犯下那麼可怕的罪行？因為一旦我們知道他們哪裡出了錯，就能修理出錯的地方，對吧？或者至少可以加以限制，減少傷害。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體悟到，其實我們都問錯了問題。
有時候是你幫助病患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有時候反而是他們讓你看得更透澈。
八十多歲的莫里斯又高又瘦，因為嚴重關節炎而身形佝僂，遠看像棵彎曲多節的老山楂樹。他把自己打扮得像西蒙．高威爾（Simon Cowell）1，高腰褲配上緊身白T。他有一眼是玻璃製的義眼，眼神失焦讓整個人看起來更不協調。
他不在我的檔案資料裡，但他是我最近開始服務的一家精神病院的長住病患。那家醫院位處衰頹北方小鎮的郊區，座落在一排破舊公宅的盡頭，看起來就像海砂屋。
除非你曾經被關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裡，否則很難瞭解這些地方跟老舊監獄有什麼差別。這兩種機構對待住客的方式大不相同。監獄服刑是採高壓管理的策略，目的是為了保護公眾安全；而在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如同我服務的這個單位，採取的方法則是盡可能降低限制，更偏向合作性質，不只是收容，還提供積極照護。不過這裡的病患跟囚犯一樣是不自由的，他們被認為會傷害自己，或者更可能的是會傷害別人。由於院內規畫成像住宅般一個個小區域，還有共用的起居室，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工作人員跟病患一起用餐。
我通常會在週二與週四中午過去莫里斯住的那個樓層，與米爾頓房（MiltonWard）的住客共度午餐時光。
莫里斯的精神報告提及他深受「性虐待症」（sexual sadism disorder）所苦。我清楚明白「苦」這個字的諷刺意味。性虐待症患者會從另一個人所受的痛苦、羞辱、悲傷或折磨中感受到強烈的性快感。這不同於那些穿著乳膠緊身衣扮成奴隸與主人，做出打屁股，甚或更讓人難為情的滑稽動作的案例。唯有當一個人是基於衝動而做出非合意的行為，性虐待才會被認為是一種精神失調。所以這裡的問題在於：到底是誰受苦？
莫里斯喜歡潛伏在暗處，遇上沒有戒備的女性，他就會突然暴露他的私處。而她們表現出來的驚恐與害怕，正是讓莫里斯產生愉悅與性快感的來源。沉迷於這種低成本的快感，讓他年紀輕輕就進了監牢，但不意外的是，坐牢無法讓他改掉惡習。出獄之後他依舊墮落，情況嚴重到有兩個女人死在他家，死者身上有多處深度各異的刺傷，傷口主要集中在胸部周圍。顯然是性虐待造成的意外。最終莫里斯被送進高度戒護的精神病院，他不能再到處亂跑。永遠不能。
某個週二，我正在院內吃午餐，莫里斯從我背後走近，幾乎是一瞬間的事，他的假眼球從眼窩裡掉出來，剛好就掉進我的番茄濃湯裡。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全身已經濺滿紅色湯汁，湯也打翻了。
當時我才二十四歲，經驗不足，情緒突然失控，給了莫里斯他想要的反應：我驚聲尖叫，從椅子上跳起來，一臉慘白。誰看到自己的湯裡冒出一顆眼球時，不會被嚇呆呢？
我之前就知道莫里斯戴著義眼，但是當你突然看到一顆眼球在你的湯裡游啊游時，你的大腦會直覺以為那是一顆真的眼珠子。尖叫聲落地之後，理性回來了，我明白那不過就是顆很大的玻璃珠。
我瞥向他的臉。原本應該有眼球的地方成了一個窟窿，另一隻健在的眼睛則盯著我，端詳我的反應。隨後他就被一名男護士帶走，嘴角還掛著一抹竊笑。我有點懊惱，竟然栽在一個老傢伙手上。
這個例子就是所謂的「犯罪等價行為」（offence paralleling behaviour）──一個人做出在形態上類似於原本的犯罪或與犯罪具有相同功能的行為。對莫里斯來說，透過突然暴露特定的身體部位，成功地對身旁女性製造出恐懼與噁心，具有與闖入醫院禁區一樣的犯罪快感。
那天掉入莫里斯的陷阱讓我覺得很難堪，但是這段遭遇讓我對我所投身的專業領域有更深的體悟。我們要怎麼處理像莫里斯這樣的難題呢？他的複雜之處，以及我與他的交手之道，正是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的日常挑戰。
有人可能認為對付莫里斯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拿走他的假眼球就好，果真如此嗎？但我可不是這個故事中的虐待狂，我無權也不想處罰或羞辱我的案主或當事人。況且拿走眼球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他需要製造驚嚇以及從中得到性滿足。如果我們拿走他的玻璃眼球，他的衝動只會尋找其他的出路。也別忘了，拿走某個人身體的一部分，即使是義肢，都會引起相當麻煩的人權問題。
可能有人會說，與莫里斯同在一個屋子裡吃飯就是自找麻煩。哪個正常人會跟被判有罪的性侵犯一起吃午餐，還說沒料到會被對方給盯上？但這是把責任推給被害者（在這個案子裡就是我），說我應該改變行為模式，找別的地方吃東西。更不用說，我的工作就是要幫助像莫里斯這樣的人改變他們的行為。此外，阻絕問題發生所需的條件（對莫里斯來說，就是接近女人的機會），未必能杜絕問題，反而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頑強。
如果他拿棍子或石頭可能會打斷我的骨頭，但一顆眼珠掉進我的湯裡，最糟也就是被噎到吧。那天的經驗提醒我，要消除這個環境中任何令人不快的行為，最有效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予理會。每個家有幼兒的爸媽都能證實這一點，那是最基本的行為技巧。（行為主義者是先天與後天之辯中的極端。他們主張每個人生來都像張白紙，之所以會做什麼事都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而是否繼續那樣的行為則取決於被獎勵或懲罰的程度。）而每個家長也都會承認，不要被孩子的行為影響了自己的反應，往往是最難做到的事。
隨著莫里斯被帶離開現場，我的心跳逐漸緩和下來。我知道如果我要繼續從事這一行，以及如果我希望能夠找到處理個案問題的最佳方式，我就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我必須管理好自己對這種干擾行為的厭惡，哪怕那是健康且自動的反應。我可能必須若無其事把眼球推到一旁，繼續喝我的湯。
在我擔任司法心理師二十年的生涯中，與莫里斯共度午餐不過是眾多特殊經驗之一。我的工作常常必須面對這個社會上最麻煩也最會製造麻煩的人，無論是在監獄、醫院、法院、警察局，抑或在鄰里社區。這些經驗改變了我和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有時候我被稱為犯罪心理學家，聽起來好像是黑手黨的手下；事實上，我跟犯罪學沒什麼關係，那個學科專門研究犯罪趨勢與犯罪預防。此外，有些事是我不會做的，包括偵查工作（我不會把嫌犯壓制在地）與病理學（我不會解剖屍體，雖然曾經有個連續殺人犯表演給我看如何將火雞大卸八塊）。
所有犯罪都是由人所犯下的，對象也是人，而司法心理學就是關於那些人。
我的工作有很大部分是想辦法減少犯罪者再犯，最終目的則是讓社會變得更安全。要達成此一目的，我必須運用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去瞭解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過程。我的挑戰是如何一步步協助犯罪者改變行為，開啟新的生命可能，成為一個守法的公民。這是終極目標，也是理想之境。然而，我更常做的是建議人們如何安全又適當地回應各式各樣的極端行為，從縱火到殺害兒童都有。我的評估分析、鑑定與證詞可供法官與陪審團、假釋委員會、警方與精神醫療團隊作為判斷時的參考依據，而他們的決定對許多人的人生具有深遠影響。
這種介於刑事司法與精神醫療制度之間的角色很不容易。這兩個體系又老又不好相處，負荷過重又先天不良，湊在一起像對怨偶，彷彿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小說《巧克力冒險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裡那對老爺爺與老奶奶，被迫擠在一張床上，行動緩慢又無法擺脫困境。
我喜歡稱工作上要面對的那些人是「客戶」。聽起來有點不順耳，好像我是個美甲師，而不是司法心理師，但這麼稱呼更政治正確，對於我會接觸到的各種人也是一種尊重。有個無可迴避的事實，那就是我大部分的客戶都是男性，當然偶爾也有女性。我輔導處理的對象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但最終我往往會發現，在他們的人生當中，既曾是加害者，也曾是受害者。
人類始終病態地著迷於犯罪，從開膛手傑克的種種理論，到史蒂芬．艾弗里（Steven Avery）的爭議性定罪，特別是那些侵犯社會最神聖價值，以及犯下所有人無法理解的血腥暴力與性犯罪的人。對於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人，再沒有比那些選擇打破規則的人更令人好奇也更令人痛恨的。因此，也許不讓人意外的，我們的新聞與娛樂頻道總是充斥著犯罪的故事，很難想像我們對犯罪的口味會有淡化的一天。
但這些犯罪故事經常只聚焦在大敘事中的小篇章。它們告訴我們已經犯下的罪行、後續的偵查，乃至於審判，以及定罪與量刑。而之後的事情就很少人討論了，好像犯人以及他們的犯行都化做一縷輕煙消失了。但他們還活著啊，至少他們的家人或被害人可能還活著。他們必須學習如何繼續活下去。司法心理師可以在故事的任何階段進入，但實務上進入的時間經常是在法庭程序已經結束，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興趣已經消散之後，我們才變成主要的敘事者。
在這裡我要敘說的故事，可能是你在各種報導中讀不到的。它們是我的日常工作，充滿挫折與衝突，偶爾才有讓人振奮的事實。
我選擇這些故事有許多理由，它們有些讓人心碎，有些讓人憤怒，有些則是不可思議。將這些故事串在一起的，是我對它們的感受，以及這些極端情境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我比一般人更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無論是我遇到的計程車司機，或者詢問我專業意見的法官：「那些人到底哪裡有問題？」不論問得客氣與否，他們想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些人怎麼會犯下那麼可怕的罪行？因為一旦我們知道他們哪裡出了錯，就能修理出錯的地方，對吧？或者至少可以加以限制，減少傷害。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體悟到，其實我們都問錯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