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加害者的重生與受害者的選擇
在這一章，我們試圖探討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當一位曾犯下性侵罪行的加害者（尤其是名人）在服刑與接受治療後，想要重新回到社會時，這條路應該怎麼走？而作為曾經受傷的人，受害者是否也有重新選擇的空間？
我們在此明確聲明：絕無縱容或同情加害者之意；對任何違法行為我們都不抱輕易寬恕的心態，但也不得忽視法律與心理復健所帶來的真正意義。
而對於曾經歷類似創傷的您，我想對您說：無論傷痛多麼深重，您並非孤單一人。願您在這裡找到理解與支持的力量，同時也請放心，若這一章的內容讓您感到不適，您完全可以選擇跳過，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片安寧。
一、為何談完受害者後，我們還要談加害者？
前幾章中，我們將重點放在受害者身上：創傷的影響、司法與社會支持的缺口，以及我們如何避免二度傷害。但僅有受害者觀點仍不足以帶來完整修復。因為一個社會的修復，不只是止痛，更包含預防傷害的再度發生。若無法處理加害者的轉化與監督，就無法真正降低再犯風險，也會讓受害者的安全感始終岌岌可危。本章並非為任何人脫罪，而是站在公共安全與社會復原的角度出發，談責任的落實，也談未竟的改變。
當一位具有高度知名度的加害者選擇重回舞台時，他的每個舉動都不只是個人的選擇，更牽動著整體社會對司法正義與悔改真意的信任感。
一方面，社會需要看見「真正的悔改與承擔」——他必須公開面對當初的傷害、誠實回應媒體與公眾的質疑，並接受司法與心理治療後的成效檢驗，才能重建公信力；否則，他的「回歸」就淪為一場自我包裝的秀，對制度與他人都毫無幫助。
另一方面，若我們對這樣的回歸態度輕忽、草率放行，便等同於向所有曾在深淵邊緣掙扎、勇敢站起來的受害者宣告：你的痛苦不重要，你的聲音不值得被傾聽，你們守護正義的努力不被尊重。如此一來，受害者的療癒道路不但無法往前，更可能在社會輿論與制度失信中再次蒙受二度傷害。
當一位知名人物因性侵被判刑，他所面對的不僅是法律責任，更是一場關於人性與信任的長期修復歷程。法律的審判與刑責或許畫下了制度上的句點，卻無法抹去受害者身心的餘震，也無法立刻重建社會對他的信任。想重新開始，不只是服完刑期這麼簡單，而是必須在法律認定、內在轉化與公眾觀感三個方向同時深耕、同步前行。
或許在危機處理與信任重建的領域常用的「四R原則」──也就是認錯（recognition）、負責（responsibility）、懺悔（remorse）與補償（restitution）──可以提供一個衡量誠意的基本框架。真正的道歉不是表演出來的語句，而是一連串具體行動的累積。
刑罰之外，責任還沒結束
法律定罪只是起點。加害者除了刑期與罰金，還需接受心理治療、電子監控、定期報到等社區監督措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 2023 年進行修法，更強化了刑中與刑後的治療流程。此外，透過民事訴訟與修復式司法機制，受害者也有機會獲得應有的賠償與道歉。對於名人而言，這些過程是否誠實面對、是否配合落實，將直接影響大眾對其悔意的判斷。
心理轉化：從認錯到修復
治療不是走個過場、流於形式而已，加害者必須自行拆解錯誤認知與建立自我約束的過程。以認知行為治療（CBT）及再犯預防訓練為核心的方法，能幫助加害者真正認識行為背後的動機，並從根本調整其心態。對名人來說，公開的治療歷程不只是個人療癒的過程，也是一種對社會負責的表態。
公共修復的難題
真正的悔改不是一則聲明，而是一連串可驗證的行動。從道歉、承擔、悔意到補償，每一項都必須有跡可循。某些受害者需要的不是抽象的「我改了」，而是具體可見的「我在改」。公開說明賠償進度、公益投入與個人限制，是建立信任的起點。尤其對名人而言，復出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社會願不願意再次給機會的結果。
結束與開始
整合多項實務與研究成果的「參考性建議」，從真誠悔改到有條件復出，可能至少需歷經三個階段：
沉澱期（至少前六個月）：正式道歉、暫停商業活動、開始治療與法律責任的履行。
修復期（至少一年半）：持續公開治療與賠償進度，接受媒體專訪聚焦受害者觀點。
試水期（至少第三年）：嘗試低曝光度的復出方式，如幕後工作或非營利演出。
每一步都必須穩健，任何倉促都可能重創已建立的修復努力。
離開鎂光燈，也是重建的方式
有些名人難以放下掌聲，彷彿失去曝光就等於失去價值。然而，在舞台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悔改的一部分。無論是轉向幕後、投入公益或跨界轉職，真正的改變在於不再依賴光環，而是學會在無人喝采的地方，繼續活出責任與誠意。
學會面對「不被原諒」
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原諒加害人，甚至有些人永遠無法原諒。這不是加害者能掌控的事。重建社會信任，是他們該努力的方向，但是否原諒，永遠屬於受害者的自由與權利。悔改的路上，必須學會尊重拒絕，並持續履行責任。
重啟人生的三條主線
重生不是口號，而是三個層面的交叉點：
完整執行法律責任，
真實完成心理重建，
長期展現具體補償與社會行動。
唯有這樣的「三線並行」，加害者才可能真正踏上重生的道路——那或許不再是眾人矚目的舞台，而是更誠實、謙卑、負責任的生命場域。
二、當重生的光照進傷痛之地──受害者如何面對加害者的回歸
當加害者選擇「悔改」這條路，他所放出的每一道希望的光芒，對某些受害者來說，卻可能反射成刺眼的回光──提醒著那道無法遺忘的傷痕，提醒著社會往往關心「他變了沒」，卻很少問「你還好嗎」。雖然從台灣目前名人涉案的例子可以看出，社會輿論似乎無法原諒加害者，但我們不妨假設有一天，當社會開始讚賞一個加害者「已經悔改」的改變時，受害者該如何自處？
決定權永遠屬於受害者
當加害者高調宣稱「我已經重生、我願意承擔責任」，那道看似光明的訊號，往往會成為受害者心中最刺眼的逆光。它似乎在提醒著受害者，那段深深刺入骨髓的傷痛從未被抹去。
因此無論媒體如何渲染、輿論如何呼喊，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或朋友都可能傾向「要不要原諒」、「要不要重啟對話」這類聲音時，真正關鍵的選擇——是否原諒、是否再見面、是否參與修復式司法——都只能由受害者自己來做決定。這並非純粹的道德問題，而是關乎受害者安全與情緒復原的真實課題。
時間感的錯位，是受害者難以跨越的痛
加害者往往宣稱「我已經沉澱多年」，他口中的「多年」或許只有短短數月；然而，受害者可能在最初的震驚與恐懼中度過無數個漫長而痛苦的夜晚。兩者時間感的錯位，使得外界的「他好了嗎？」對話對受害者來說，無比刺耳，因為這個問題永遠對不上「我好了沒？」的節拍。
更有甚者，當加害者在鏡頭前理性地談責任、談補償時，受害者的身體仍會立即發出警報：心悸、出汗、胃痛。（創傷經歷並不僅存於語意或敘事記憶declarative memory，更深植於隱性或程序性記憶系統中──這類記憶不需要經過有意「回想」，而是由外在線索如加害者的面孔、聲音、語調自動喚起。）這些生理反應不需要任何語言解釋，它們只是身體最誠實的記憶——記得危險、記得恐懼、記得那些隱秘的夜晚。
加害者的重生與受害者的選擇
在這一章，我們試圖探討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當一位曾犯下性侵罪行的加害者（尤其是名人）在服刑與接受治療後，想要重新回到社會時，這條路應該怎麼走？而作為曾經受傷的人，受害者是否也有重新選擇的空間？
我們在此明確聲明：絕無縱容或同情加害者之意；對任何違法行為我們都不抱輕易寬恕的心態，但也不得忽視法律與心理復健所帶來的真正意義。
而對於曾經歷類似創傷的您，我想對您說：無論傷痛多麼深重，您並非孤單一人。願您在這裡找到理解與支持的力量，同時也請放心，若這一章的內容讓您感到不適，您完全可以選擇跳過，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片安寧。
一、為何談完受害者後，我們還要談加害者？
前幾章中，我們將重點放在受害者身上：創傷的影響、司法與社會支持的缺口，以及我們如何避免二度傷害。但僅有受害者觀點仍不足以帶來完整修復。因為一個社會的修復，不只是止痛，更包含預防傷害的再度發生。若無法處理加害者的轉化與監督，就無法真正降低再犯風險，也會讓受害者的安全感始終岌岌可危。本章並非為任何人脫罪，而是站在公共安全與社會復原的角度出發，談責任的落實，也談未竟的改變。
當一位具有高度知名度的加害者選擇重回舞台時，他的每個舉動都不只是個人的選擇，更牽動著整體社會對司法正義與悔改真意的信任感。
一方面，社會需要看見「真正的悔改與承擔」——他必須公開面對當初的傷害、誠實回應媒體與公眾的質疑，並接受司法與心理治療後的成效檢驗，才能重建公信力；否則，他的「回歸」就淪為一場自我包裝的秀，對制度與他人都毫無幫助。
另一方面，若我們對這樣的回歸態度輕忽、草率放行，便等同於向所有曾在深淵邊緣掙扎、勇敢站起來的受害者宣告：你的痛苦不重要，你的聲音不值得被傾聽，你們守護正義的努力不被尊重。如此一來，受害者的療癒道路不但無法往前，更可能在社會輿論與制度失信中再次蒙受二度傷害。
當一位知名人物因性侵被判刑，他所面對的不僅是法律責任，更是一場關於人性與信任的長期修復歷程。法律的審判與刑責或許畫下了制度上的句點，卻無法抹去受害者身心的餘震，也無法立刻重建社會對他的信任。想重新開始，不只是服完刑期這麼簡單，而是必須在法律認定、內在轉化與公眾觀感三個方向同時深耕、同步前行。
或許在危機處理與信任重建的領域常用的「四R原則」──也就是認錯（recognition）、負責（responsibility）、懺悔（remorse）與補償（restitution）──可以提供一個衡量誠意的基本框架。真正的道歉不是表演出來的語句，而是一連串具體行動的累積。
刑罰之外，責任還沒結束
法律定罪只是起點。加害者除了刑期與罰金，還需接受心理治療、電子監控、定期報到等社區監督措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 2023 年進行修法，更強化了刑中與刑後的治療流程。此外，透過民事訴訟與修復式司法機制，受害者也有機會獲得應有的賠償與道歉。對於名人而言，這些過程是否誠實面對、是否配合落實，將直接影響大眾對其悔意的判斷。
心理轉化：從認錯到修復
治療不是走個過場、流於形式而已，加害者必須自行拆解錯誤認知與建立自我約束的過程。以認知行為治療（CBT）及再犯預防訓練為核心的方法，能幫助加害者真正認識行為背後的動機，並從根本調整其心態。對名人來說，公開的治療歷程不只是個人療癒的過程，也是一種對社會負責的表態。
公共修復的難題
真正的悔改不是一則聲明，而是一連串可驗證的行動。從道歉、承擔、悔意到補償，每一項都必須有跡可循。某些受害者需要的不是抽象的「我改了」，而是具體可見的「我在改」。公開說明賠償進度、公益投入與個人限制，是建立信任的起點。尤其對名人而言，復出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社會願不願意再次給機會的結果。
結束與開始
整合多項實務與研究成果的「參考性建議」，從真誠悔改到有條件復出，可能至少需歷經三個階段：
沉澱期（至少前六個月）：正式道歉、暫停商業活動、開始治療與法律責任的履行。
修復期（至少一年半）：持續公開治療與賠償進度，接受媒體專訪聚焦受害者觀點。
試水期（至少第三年）：嘗試低曝光度的復出方式，如幕後工作或非營利演出。
每一步都必須穩健，任何倉促都可能重創已建立的修復努力。
離開鎂光燈，也是重建的方式
有些名人難以放下掌聲，彷彿失去曝光就等於失去價值。然而，在舞台下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悔改的一部分。無論是轉向幕後、投入公益或跨界轉職，真正的改變在於不再依賴光環，而是學會在無人喝采的地方，繼續活出責任與誠意。
學會面對「不被原諒」
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原諒加害人，甚至有些人永遠無法原諒。這不是加害者能掌控的事。重建社會信任，是他們該努力的方向，但是否原諒，永遠屬於受害者的自由與權利。悔改的路上，必須學會尊重拒絕，並持續履行責任。
重啟人生的三條主線
重生不是口號，而是三個層面的交叉點：
完整執行法律責任，
真實完成心理重建，
長期展現具體補償與社會行動。
唯有這樣的「三線並行」，加害者才可能真正踏上重生的道路——那或許不再是眾人矚目的舞台，而是更誠實、謙卑、負責任的生命場域。
二、當重生的光照進傷痛之地──受害者如何面對加害者的回歸
當加害者選擇「悔改」這條路，他所放出的每一道希望的光芒，對某些受害者來說，卻可能反射成刺眼的回光──提醒著那道無法遺忘的傷痕，提醒著社會往往關心「他變了沒」，卻很少問「你還好嗎」。雖然從台灣目前名人涉案的例子可以看出，社會輿論似乎無法原諒加害者，但我們不妨假設有一天，當社會開始讚賞一個加害者「已經悔改」的改變時，受害者該如何自處？
決定權永遠屬於受害者
當加害者高調宣稱「我已經重生、我願意承擔責任」，那道看似光明的訊號，往往會成為受害者心中最刺眼的逆光。它似乎在提醒著受害者，那段深深刺入骨髓的傷痛從未被抹去。
因此無論媒體如何渲染、輿論如何呼喊，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或朋友都可能傾向「要不要原諒」、「要不要重啟對話」這類聲音時，真正關鍵的選擇——是否原諒、是否再見面、是否參與修復式司法——都只能由受害者自己來做決定。這並非純粹的道德問題，而是關乎受害者安全與情緒復原的真實課題。
時間感的錯位，是受害者難以跨越的痛
加害者往往宣稱「我已經沉澱多年」，他口中的「多年」或許只有短短數月；然而，受害者可能在最初的震驚與恐懼中度過無數個漫長而痛苦的夜晚。兩者時間感的錯位，使得外界的「他好了嗎？」對話對受害者來說，無比刺耳，因為這個問題永遠對不上「我好了沒？」的節拍。
更有甚者，當加害者在鏡頭前理性地談責任、談補償時，受害者的身體仍會立即發出警報：心悸、出汗、胃痛。（創傷經歷並不僅存於語意或敘事記憶declarative memory，更深植於隱性或程序性記憶系統中──這類記憶不需要經過有意「回想」，而是由外在線索如加害者的面孔、聲音、語調自動喚起。）這些生理反應不需要任何語言解釋，它們只是身體最誠實的記憶——記得危險、記得恐懼、記得那些隱秘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