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氫彈的出現已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顯得陰森。這種兵器在設計時的目的，本是為了保護他們，可是結果他們反而最感焦急。他們這種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構成一個極富諷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憶到當一九四五年，他們的領袖對放出這個「原子惡魔」以來加速日本崩潰的決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邱吉爾的《戰時回憶錄》，其最後一卷故意定名為＜勝利與悲劇＞，在那本書上曾有一個極驚人且具有重大意義的透露。他說：「對於是否應該使用原子彈的問題，從來不曾有過一分鐘的討論。」
氫彈對於廣島的轟炸而言，可算是一個報應。當年負責的政治家認為這是確保迅速完全的勝利，和爾後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簡單的方法。誠如邱吉爾所云，他們的想法是以為「這足以使戰爭結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數幾個爆炸的成本，即足以顯示出驚人的力量，對於受苦受難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來。當我們經過這樣多的勞苦與危難之後，這似乎可以算是一種奇蹟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們所感到的焦慮反而與日俱增，此正足以證明當時的領袖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能夠想透——這樣的勝利並不能獲得和平。
他們的眼光始終不曾超出眼前的戰略目標——「贏得戰爭」———之外，而且更認為軍事勝利即足以保障和平——這個假定是與歷史的通則相違背的。這可以算是一個萬古不變的真理：純粹軍事性的戰略，必須受到具有較長久和較廣泛觀點的「大戰略」的指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環境中，勝利的追求是注定要變成悲劇的，把德國的抵抗力完全消滅了之後，結果當然無異於是為蘇俄掃清了侵入歐陸的道路，而使共產黨的勢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擴展。這也是同樣自然的結果：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原子武器既然有了如此驚人的表演，俄國人在戰後就一定會設法發展這種武器了。
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不安全的和平，經過了八個神經緊張的年頭之後，核熱武器的生產更使「勝利的國家」益增加其不安全感。但這還不是其唯一的效果。
即令還只是在試爆之中，氫彈卻早已比任何的東西，更足以證明出用「總體戰」當作方法，和用「勝利」當作戰爭目標，是如何的荒唐不經。這兩個名詞以及它們所代表的觀念，似乎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連主張戰略轟炸的鉅子們，也都已經認清了這個事實。英國空軍元帥斯雷索爵士(Sir Jocn Slessor)，最近曾經發表他的見解說：「四十年來，我們所知道的總體戰，現在是已經過時了……今後若再有世界大戰發生，其結果無異是集體自殺，而人類的文明亦將就此結束。」英國空軍元帥泰德勛爵(Lord Tedder)，也早已強調過這一點，他說：「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不是決鬥，而是交互自殺。」
可是接著他又說：「這種趨勢似乎可使侵略行為不致受到鼓勵。」———這句話卻比較不合邏輯。因為一個冷血的侵略者，也許會估計到他的對手有一種不願意自殺的先天猶豫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們對那些不是明顯致命的威脅，可能就不會採取立即的反應。
任何一個負責的政府，當它達到這個地步時，是否會敢於使用氫彈，以來回應一個間接性的侵略，或者是任何局部和有限性的侵略呢？連空軍方面的領袖人物本身，都警告我們說，這是一種「自殺」的行為，那麼若是再感到躍躍欲試的話，則似乎真是瘋狂了。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除非這個威脅，要比氫彈本身還更可怕，否則就決不會有人使用氫彈。
政治家想把這種武器用來當作對於侵略的一種嚇阻工具，這種信念的基礎實在是一種幻覺。使用這張王牌的威脅可以當作是一種虛聲恫嚇。可是事實上，俄國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對於它似乎是不會太認真，而那些靠近鐵幕邊緣的國家，卻也許會感到更傷腦筋，因為他們會害怕蘇俄的戰略空軍拿他們當作開刀的試驗品。假使說用原子武器來保護他們，其結果可能反而削弱了他們的抵抗決心，那麼它的「後膛爆炸力」早已證明出來是有很大的損毀力量。
對於「遏制」政策而言，氫彈是不特無益而又害之。它固然可以減低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但是它卻也使有限戰爭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助長了間接局部性侵略之風。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型式雖各有不同，而其設計著眼點卻是完全一樣的——設法使對方猶豫不決，不願意使用氫彈或其他原子武器。
要想「遏制」這種禍害，我們現在對於「傳統武器」反而倚仗更深。不過這個結論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回到傳統性的方法，我們在方法方面是可以翻陳出新的。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戰略時代，它的本質與原子空權論者的假想是具有很大的差異——這些人對於舊時代而言，是一些「革命」派。我們的對手今天所發展出來的戰略，其基本的著眼點有二：(一)是閃避優勢的空權；(二)是使優勢空權無用武之地。很夠諷刺的，當我們對轟炸武器的「巨型」效力愈加以發展，則我們愈促進了新型游擊戰略的進步。
我們自己的戰略必須以明白把握住這個觀念為基礎，我們的軍事政策也需要重新決定它的方向。我們必須針對敵人的戰略，成功發展出一種有效的反戰略。在這裏我們還可以附帶的說明一句：想用氫彈來毀滅敵人的城市，其結果則是減少了可以做我們「第五縱隊」的材料。
認為原子武力即足以取消戰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它既然能使毀滅達到「自殺」的極致，其結果一定會促使人們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間接的路線上——這本是戰略的精義，它為戰爭帶來了智慧，使戰爭超出了暴力的境界之外。在二次大戰中，早已有很多的跡象，足以證明「間接路線」的價值——在那次戰爭中，戰略所擔負的角色，遠比一次大戰中更為重要，雖然大戰略方面卻不免令人失望。而今，若沿著慣用的路線，而用原子嚇阻力來採取直接行動，則結果反而會使侵略者在戰略上坐享漁人之利。所以當原子武器日新月異之際，我們對於我方所具有的戰略力量，也必須有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足以發揮配合的效力。嚴格說來，戰略的歷史也就是間接路線的使用和演化的紀錄。
從本書的初版(用《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為書名)迄今，已經二十五年了。一九四一年曾經有一個增訂版，用《間接路線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的書名發表。在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也曾經一再再版，不過現在卻早已銷售一空。此外，這個增訂版也從來不曾在美國出版。自從戰後，外國的譯本數量大形增加，似乎顯示出它的英文原本也有再出新版之必要，於是我就乘著這個機會，把內容又作了一次增補。這樣一來，書的篇幅就更擴大了，不過我對戰役的說明，還是力求簡潔，避免瑣碎的敘述。只有如此，才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弊。
當我在研究古今的無數戰役時，我才發現到，間接路線實在是遠比直接路線更為優越——在此，我還是專就戰略學的觀點來立論的。不過經過了更深入的反省之後，我才開始認識到這種間接路線，還可以有更廣泛的應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領域之內，這都是一條不易的定律——這也是哲學上的真理。對於人生途徑上的一切問題，它都能夠加以解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一個新觀念的直接攻擊，結果必然會挑起頑強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難於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滲透手段，用側擊的方式，則其收效反而會更容易和更迅速。從政治的領域以至於戀愛的場合，間接路線都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在商業方面，用討價還價的手段，則成交的機會可以較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要想說服一個人接受一個新觀念，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他認為這就是他自己的觀念！正和戰爭中的情形是一樣的，在未克服敵人抵抗之前，應首先減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線之外。
在一切和人心有關的問題上，間接路線的觀念都具有密切的關係——而人心在人類歷史上，也正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不過這卻與下述的另一種見解頗難調和——只有不顧一切的後果去追求真理，始能獲得真正的結論。
歷史固然證明出來，「先知者」對於人類的進步，是具有極重大的貢獻——這也表示出，當一個人看到真理之後，若對於它做無保留的表達，還是能發揮終極的實際價值。不過歷史卻也同樣明白的顯示出，要使先知者的觀點為大家廣泛的接受，還需要有另一類人物的努力。這種人就是「領袖」，，他們是哲學的戰略家，在真理與人們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之間，獲致一個折衷的解決。決定他們成就的因素有二：(一)為他們自己對於真理的了解限度，(二)為當他們表達真理時所具有的實際智慧。
先知者是應該殉道的，這是他們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復何憾！但是一個領袖若以身殉道，則不過適足以證明他是失敗的，沒有達成他的任務。一方面表示他缺乏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並未認清他的任務和先知是有所不同的。不過只有時間才能做最後的裁判者，以來判決這種犧牲是否值得——就一個領袖的身分而言，表面上他是失敗了，但就一個「人」的地位而言，則這種失敗也許又適足以增加其光榮。至少，他已經避免了一般領袖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為「便宜主義」而犧牲真理，可是對於結果卻並無真正利益之可言。假使一個人總是慣於為了眼前的利害，而犧牲真理，則從你的思想子宮中所生產出來的，一定都會是畸形的嬰兒。
那麼有無一種實際的方法，折衷於二者之間呢？一方面不違背真理，而另一方面又使人易於接受。從戰略原理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暗示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戰略學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經常保持著一個目標，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標時，卻應該適應環境，隨時改變路線。真理必然是會遭到反對的，尤其是當它採取一種新觀念的形式時更是無可倖免，但是這種抵抗的程度，卻可以設法減輕——那就是不僅要考慮到目標的本身，而且還更要考慮到進行的路線。避免向堅固的陣地作正面的突擊，盡量採取側翼上的行動，以求找到一個暴露的弱點。不過，在任何這一類的間接行動中，必須非常小心謹慎，不要背離了真理，否則就會遭到更大的失敗。
從每個人自己的實際經驗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證，以來說明這些思想的意義。每當一種新觀念想要獲得大家的接受時，最容易的方式即為設法使大家認為這並非一種嶄新的東西，而只是把「古已有之」的舊東西，加以摩登化而已。這也非故意做欺人之談，實際上，在太陽底下的東西沒有一樣是全新的，只是大家不太肯用腦筋，去尋找新舊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已。下面所說的即為一個明顥的例證，當我們證明了機動化裝甲車輛就是古代裝甲騎兵的承繼者以後，那些反對機械化的呼聲馬上就降低了，他們馬上就自然而然的回想到騎兵在過去戰爭中所擔負的決定性任務。
氫彈的出現已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顯得陰森。這種兵器在設計時的目的，本是為了保護他們，可是結果他們反而最感焦急。他們這種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構成一個極富諷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憶到當一九四五年，他們的領袖對放出這個「原子惡魔」以來加速日本崩潰的決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邱吉爾的《戰時回憶錄》，其最後一卷故意定名為＜勝利與悲劇＞，在那本書上曾有一個極驚人且具有重大意義的透露。他說：「對於是否應該使用原子彈的問題，從來不曾有過一分鐘的討論。」
氫彈對於廣島的轟炸而言，可算是一個報應。當年負責的政治家認為這是確保迅速完全的勝利，和爾後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簡單的方法。誠如邱吉爾所云，他們的想法是以為「這足以使戰爭結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數幾個爆炸的成本，即足以顯示出驚人的力量，對於受苦受難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來。當我們經過這樣多的勞苦與危難之後，這似乎可以算是一種奇蹟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們所感到的焦慮反而與日俱增，此正足以證明當時的領袖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能夠想透——這樣的勝利並不能獲得和平。
他們的眼光始終不曾超出眼前的戰略目標——「贏得戰爭」———之外，而且更認為軍事勝利即足以保障和平——這個假定是與歷史的通則相違背的。這可以算是一個萬古不變的真理：純粹軍事性的戰略，必須受到具有較長久和較廣泛觀點的「大戰略」的指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環境中，勝利的追求是注定要變成悲劇的，把德國的抵抗力完全消滅了之後，結果當然無異於是為蘇俄掃清了侵入歐陸的道路，而使共產黨的勢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擴展。這也是同樣自然的結果：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原子武器既然有了如此驚人的表演，俄國人在戰後就一定會設法發展這種武器了。
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不安全的和平，經過了八個神經緊張的年頭之後，核熱武器的生產更使「勝利的國家」益增加其不安全感。但這還不是其唯一的效果。
即令還只是在試爆之中，氫彈卻早已比任何的東西，更足以證明出用「總體戰」當作方法，和用「勝利」當作戰爭目標，是如何的荒唐不經。這兩個名詞以及它們所代表的觀念，似乎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連主張戰略轟炸的鉅子們，也都已經認清了這個事實。英國空軍元帥斯雷索爵士(Sir Jocn Slessor)，最近曾經發表他的見解說：「四十年來，我們所知道的總體戰，現在是已經過時了……今後若再有世界大戰發生，其結果無異是集體自殺，而人類的文明亦將就此結束。」英國空軍元帥泰德勛爵(Lord Tedder)，也早已強調過這一點，他說：「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不是決鬥，而是交互自殺。」
可是接著他又說：「這種趨勢似乎可使侵略行為不致受到鼓勵。」———這句話卻比較不合邏輯。因為一個冷血的侵略者，也許會估計到他的對手有一種不願意自殺的先天猶豫心理——這種心理使他們對那些不是明顯致命的威脅，可能就不會採取立即的反應。
任何一個負責的政府，當它達到這個地步時，是否會敢於使用氫彈，以來回應一個間接性的侵略，或者是任何局部和有限性的侵略呢？連空軍方面的領袖人物本身，都警告我們說，這是一種「自殺」的行為，那麼若是再感到躍躍欲試的話，則似乎真是瘋狂了。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除非這個威脅，要比氫彈本身還更可怕，否則就決不會有人使用氫彈。
政治家想把這種武器用來當作對於侵略的一種嚇阻工具，這種信念的基礎實在是一種幻覺。使用這張王牌的威脅可以當作是一種虛聲恫嚇。可是事實上，俄國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對於它似乎是不會太認真，而那些靠近鐵幕邊緣的國家，卻也許會感到更傷腦筋，因為他們會害怕蘇俄的戰略空軍拿他們當作開刀的試驗品。假使說用原子武器來保護他們，其結果可能反而削弱了他們的抵抗決心，那麼它的「後膛爆炸力」早已證明出來是有很大的損毀力量。
對於「遏制」政策而言，氫彈是不特無益而又害之。它固然可以減低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但是它卻也使有限戰爭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助長了間接局部性侵略之風。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型式雖各有不同，而其設計著眼點卻是完全一樣的——設法使對方猶豫不決，不願意使用氫彈或其他原子武器。
要想「遏制」這種禍害，我們現在對於「傳統武器」反而倚仗更深。不過這個結論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回到傳統性的方法，我們在方法方面是可以翻陳出新的。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戰略時代，它的本質與原子空權論者的假想是具有很大的差異——這些人對於舊時代而言，是一些「革命」派。我們的對手今天所發展出來的戰略，其基本的著眼點有二：(一)是閃避優勢的空權；(二)是使優勢空權無用武之地。很夠諷刺的，當我們對轟炸武器的「巨型」效力愈加以發展，則我們愈促進了新型游擊戰略的進步。
我們自己的戰略必須以明白把握住這個觀念為基礎，我們的軍事政策也需要重新決定它的方向。我們必須針對敵人的戰略，成功發展出一種有效的反戰略。在這裏我們還可以附帶的說明一句：想用氫彈來毀滅敵人的城市，其結果則是減少了可以做我們「第五縱隊」的材料。
認為原子武力即足以取消戰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它既然能使毀滅達到「自殺」的極致，其結果一定會促使人們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間接的路線上——這本是戰略的精義，它為戰爭帶來了智慧，使戰爭超出了暴力的境界之外。在二次大戰中，早已有很多的跡象，足以證明「間接路線」的價值——在那次戰爭中，戰略所擔負的角色，遠比一次大戰中更為重要，雖然大戰略方面卻不免令人失望。而今，若沿著慣用的路線，而用原子嚇阻力來採取直接行動，則結果反而會使侵略者在戰略上坐享漁人之利。所以當原子武器日新月異之際，我們對於我方所具有的戰略力量，也必須有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足以發揮配合的效力。嚴格說來，戰略的歷史也就是間接路線的使用和演化的紀錄。
從本書的初版(用《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為書名)迄今，已經二十五年了。一九四一年曾經有一個增訂版，用《間接路線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的書名發表。在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也曾經一再再版，不過現在卻早已銷售一空。此外，這個增訂版也從來不曾在美國出版。自從戰後，外國的譯本數量大形增加，似乎顯示出它的英文原本也有再出新版之必要，於是我就乘著這個機會，把內容又作了一次增補。這樣一來，書的篇幅就更擴大了，不過我對戰役的說明，還是力求簡潔，避免瑣碎的敘述。只有如此，才不會有見樹不見林之弊。
當我在研究古今的無數戰役時，我才發現到，間接路線實在是遠比直接路線更為優越——在此，我還是專就戰略學的觀點來立論的。不過經過了更深入的反省之後，我才開始認識到這種間接路線，還可以有更廣泛的應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領域之內，這都是一條不易的定律——這也是哲學上的真理。對於人生途徑上的一切問題，它都能夠加以解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一個新觀念的直接攻擊，結果必然會挑起頑強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難於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滲透手段，用側擊的方式，則其收效反而會更容易和更迅速。從政治的領域以至於戀愛的場合，間接路線都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在商業方面，用討價還價的手段，則成交的機會可以較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要想說服一個人接受一個新觀念，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他認為這就是他自己的觀念！正和戰爭中的情形是一樣的，在未克服敵人抵抗之前，應首先減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線之外。
在一切和人心有關的問題上，間接路線的觀念都具有密切的關係——而人心在人類歷史上，也正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不過這卻與下述的另一種見解頗難調和——只有不顧一切的後果去追求真理，始能獲得真正的結論。
歷史固然證明出來，「先知者」對於人類的進步，是具有極重大的貢獻——這也表示出，當一個人看到真理之後，若對於它做無保留的表達，還是能發揮終極的實際價值。不過歷史卻也同樣明白的顯示出，要使先知者的觀點為大家廣泛的接受，還需要有另一類人物的努力。這種人就是「領袖」，，他們是哲學的戰略家，在真理與人們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之間，獲致一個折衷的解決。決定他們成就的因素有二：(一)為他們自己對於真理的了解限度，(二)為當他們表達真理時所具有的實際智慧。
先知者是應該殉道的，這是他們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復何憾！但是一個領袖若以身殉道，則不過適足以證明他是失敗的，沒有達成他的任務。一方面表示他缺乏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並未認清他的任務和先知是有所不同的。不過只有時間才能做最後的裁判者，以來判決這種犧牲是否值得——就一個領袖的身分而言，表面上他是失敗了，但就一個「人」的地位而言，則這種失敗也許又適足以增加其光榮。至少，他已經避免了一般領袖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為「便宜主義」而犧牲真理，可是對於結果卻並無真正利益之可言。假使一個人總是慣於為了眼前的利害，而犧牲真理，則從你的思想子宮中所生產出來的，一定都會是畸形的嬰兒。
那麼有無一種實際的方法，折衷於二者之間呢？一方面不違背真理，而另一方面又使人易於接受。從戰略原理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暗示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戰略學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經常保持著一個目標，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標時，卻應該適應環境，隨時改變路線。真理必然是會遭到反對的，尤其是當它採取一種新觀念的形式時更是無可倖免，但是這種抵抗的程度，卻可以設法減輕——那就是不僅要考慮到目標的本身，而且還更要考慮到進行的路線。避免向堅固的陣地作正面的突擊，盡量採取側翼上的行動，以求找到一個暴露的弱點。不過，在任何這一類的間接行動中，必須非常小心謹慎，不要背離了真理，否則就會遭到更大的失敗。
從每個人自己的實際經驗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證，以來說明這些思想的意義。每當一種新觀念想要獲得大家的接受時，最容易的方式即為設法使大家認為這並非一種嶄新的東西，而只是把「古已有之」的舊東西，加以摩登化而已。這也非故意做欺人之談，實際上，在太陽底下的東西沒有一樣是全新的，只是大家不太肯用腦筋，去尋找新舊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已。下面所說的即為一個明顥的例證，當我們證明了機動化裝甲車輛就是古代裝甲騎兵的承繼者以後，那些反對機械化的呼聲馬上就降低了，他們馬上就自然而然的回想到騎兵在過去戰爭中所擔負的決定性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