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持續性衝突的戰略：卡比拉與剛果戰爭
戰爭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戰，這似乎是大眾文化和軍事歷史共同支持的真理。克勞塞維茲的格言曾表示，目標戰爭是「強迫對方滿足我方之意志的行為」。這在大多現代軍隊的戰術中都得到體現。
但如果有些戰爭並非為了取得勝利，而是作為統治的一種手段，戰爭本身就是目的呢？如果各方在戰場上交戰，但同時也陷入某種扭曲的共生關係，沒有一方希望戰爭結束呢？這種情形越來越顯現在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及其他弱國上。在這些國家，政府因戰爭產生的政治代價較低，發動戰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也是政治生存的基本工具，為異議管理和論功行賞提供了方法。
某種程度上，這種暴力模式近似瑪麗．卡爾多（Mary Kaldor）著名且備受爭議對「新戰爭」的論述。組織犯罪和武裝團體間的界限模糊，而且援助衝突的資金已來自其他國家，涵蓋毒品、僑匯，以及各種形式的走私，雖然很少有大規模的正面交戰，但是這些衝突對當地人民的生命同樣具有威脅，全球大多數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民可能都是這類型戰爭的受害者。在哥倫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緬甸，敘利亞以及其他國家裡，許多交戰都是零星發生的，是小規模、非常規的勢力與弱國間的衝突。
許多此類型的衝突都顯示出政府與其武裝反對派間明顯的共生關係。在所有情況中，叛亂行動包含權力外圍的反叛份子與國家體制中心的政治精英們，以一種暴力平衡的形式進行互動。
這種方式自然地對我們理解軍事戰略的方式產生影響，它將戰場上為了勝利這個確定且可實現的目標，轉換成國家中心的不同派系間管理政治野心的層面，與其說是一種有限的解決方案，不如說更像一種過程，因此它處在於政治、經濟和軍事層面的交叉點上。對交戰方而言，衝突是一種治理的手段，而非通往勝利的道路。此外，這使得代理權分散且變得複雜，如果衝突是有系統性的，超越任何參與方的意圖，那麼軍事戰略就不再是官方文件上所紀錄的那樣，也不是在作戰室中進行辯論，相反的，政府不同派系能私下制定互相競爭的戰略，而且從不會有官方的說明。一九九六到二○二一年間剛果民主共和國內的戰爭即展現出這些動態現象，也讓我們能夠洞察非洲大陸裡更廣大的趨勢。
I
一九九六年九月在剛果（當時國名為薩伊［Zaïre］）爆發的首次全面戰爭遵循了克勞塞維茲的模型，試圖擊敗敵人並佔領領土。這場戰爭發起的原因有三個因素：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長達三十一年統治下的政治腐敗；剛果東境內爆發地方勢力的鬥爭，因而醞釀出哪些人能有權獲得剛果公民的想法；以及來自安哥拉（Angola）、盧安達（Rwanda）、蒲隆地（Burundi）和烏干達（Uganda）的叛軍在剛果境內引起的區域緊張。
叛軍的後方基地正是引發第一次剛果戰爭的原因，特別是兩年前參與盧安達種族滅絕的那些軍隊。盧安達和烏干達政府在背後支持一支小規模的剛果叛軍，即由洛朗－德西列．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領導的「解放剛果－薩伊民主力量聯盟」（Alliance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pour la libération du Congo-Zaïre; AFDL）。儘管不清楚這支叛軍和背後支持者最初目的是否為推翻蒙博托，但是在打敗東部的叛軍後，他們的目標很快地轉變為推翻政府。當他們從衣索比亞（Ethiopia）、厄利垂亞（Eritrea）、安哥拉及坦尚尼亞（Tanzania）獲得額外的支持後，終於在一九九七年五月推翻蒙博托，隨後卡比拉上台就任總統。
一九九八年八月到二○○三年六月，第二次剛果戰爭爆發，而這次一開始的目標即是取得國家政權，此戰起因為總統卡比拉與他盧安達和烏干達前盟友間的矛盾關係。到了一九九九年，戰爭陷入僵局，國家因此分裂為幾個主要部份：西部由卡比拉政府控制，並獲得安哥拉、辛巴威（Zimbabwe）和納米比亞（Namibia）支持；東部受控於盧安達軍隊和反叛軍同盟剛果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congolais pour la démocratie, RCD）；北部及東北部則由烏干達軍隊和不同的同盟反叛軍團體控制，其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剛果解放運動（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u congo, MLC）。
第二次剛果戰爭的期間，這些交戰團體間的衝突及戰略開始出現關鍵的轉變，從將衝突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轉換成將衝突本身當成目的。戰爭從前線轉移到遠離城市地區的叛亂和反叛亂行動，特別是東部的基伍（Kivu）和伊圖里（Ituri）地區。交戰各方深度地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包括敲詐勒索和徵稅，加上對當地居民的暴力行為，使得他們大幅失去正當性。
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轉變是造成此種情勢的關鍵，而特定的軍事局勢具有重要地位。一九九九年七月路沙卡停火協議（Lusaka cease-fire）簽署時，各方都清楚知道一場完全的軍事勝利難以達成，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在此階段，盧安達和烏干達的進攻已被更加強大的安哥拉和辛巴威軍隊所阻，後者不希望看到金沙薩（Kinshasa）落入對手的手中，也不願冒風險佔領東部而造成人員死傷和經濟損失。與此同時，烏干達和盧安達依賴的西方捐助國也堅持要求停火。根據當時聯合國和平進程的藍圖，外交官們推動各方進行和平談話，希望能達成權力共享協議和國家的統一。一九九九年聯合國進行一項維和任務，任務起始於監督停火協議，目的在於推動和平談判，進一步裁減軍隊、監控人權、加快人道援助，以及保護面臨危險的平民。
這種和平進程的藍圖在後冷戰的世界中影響了衝突的發展軌跡，更塑造交戰方的期望。有些學者甚至主張，西方捐助者對權力分享協議的傾向無意中激勵了反叛份子，為這些反叛份子鋪上一條可接受的權力之路，也降低了叛亂造成的代價。雖然這項發現仍有爭議，但是很明顯的，國際規範導致這些曠日持久的軍事衝突更難以取得軍事勝利，部分因素是因為西方捐助國在全球邊緣地區的影響，在這些地區中，他們援助的資金和政治支持是當地政府重要的支持來源。
同時，剛果內部已經出現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塑了衝突的輪廓。到了一九九○年代初，因為國有公司崩解，薩伊共和國對礦業失去了壟斷，手工採礦開始蓬勃發展，並得到國際財務機構所起草的結構調整方案所支持，同時受到資金短缺和幾近崩潰的薩伊政府尋求外國資助的行為所推動。再者，手採礦業的成長吸引了大量男性移民到剛果東部的礦區。新的貿易網已然建立，將廣州和杜拜等城市與剛果東部的戈馬（Goma）、布滕博（Butembo）和布卡武（Bukavu）連結起來，首先是黃金，然後是錫和鉭等大體積的礦物被運出，而電子產品、汽車和建材則換之流入該地區。隨著剛果－薩伊民主力量聯盟入侵造成武裝團體擴散，這個蓬勃發展的私營行業迅速成為透過走私、保護勒索和非法徵稅獲取收入的途徑。
戰爭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戰，這似乎是大眾文化和軍事歷史共同支持的真理。克勞塞維茲的格言曾表示，目標戰爭是「強迫對方滿足我方之意志的行為」。這在大多現代軍隊的戰術中都得到體現。
但如果有些戰爭並非為了取得勝利，而是作為統治的一種手段，戰爭本身就是目的呢？如果各方在戰場上交戰，但同時也陷入某種扭曲的共生關係，沒有一方希望戰爭結束呢？這種情形越來越顯現在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及其他弱國上。在這些國家，政府因戰爭產生的政治代價較低，發動戰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也是政治生存的基本工具，為異議管理和論功行賞提供了方法。
某種程度上，這種暴力模式近似瑪麗．卡爾多（Mary Kaldor）著名且備受爭議對「新戰爭」的論述。組織犯罪和武裝團體間的界限模糊，而且援助衝突的資金已來自其他國家，涵蓋毒品、僑匯，以及各種形式的走私，雖然很少有大規模的正面交戰，但是這些衝突對當地人民的生命同樣具有威脅，全球大多數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民可能都是這類型戰爭的受害者。在哥倫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緬甸，敘利亞以及其他國家裡，許多交戰都是零星發生的，是小規模、非常規的勢力與弱國間的衝突。
許多此類型的衝突都顯示出政府與其武裝反對派間明顯的共生關係。在所有情況中，叛亂行動包含權力外圍的反叛份子與國家體制中心的政治精英們，以一種暴力平衡的形式進行互動。
這種方式自然地對我們理解軍事戰略的方式產生影響，它將戰場上為了勝利這個確定且可實現的目標，轉換成國家中心的不同派系間管理政治野心的層面，與其說是一種有限的解決方案，不如說更像一種過程，因此它處在於政治、經濟和軍事層面的交叉點上。對交戰方而言，衝突是一種治理的手段，而非通往勝利的道路。此外，這使得代理權分散且變得複雜，如果衝突是有系統性的，超越任何參與方的意圖，那麼軍事戰略就不再是官方文件上所紀錄的那樣，也不是在作戰室中進行辯論，相反的，政府不同派系能私下制定互相競爭的戰略，而且從不會有官方的說明。一九九六到二○二一年間剛果民主共和國內的戰爭即展現出這些動態現象，也讓我們能夠洞察非洲大陸裡更廣大的趨勢。
I
一九九六年九月在剛果（當時國名為薩伊［Zaïre］）爆發的首次全面戰爭遵循了克勞塞維茲的模型，試圖擊敗敵人並佔領領土。這場戰爭發起的原因有三個因素：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長達三十一年統治下的政治腐敗；剛果東境內爆發地方勢力的鬥爭，因而醞釀出哪些人能有權獲得剛果公民的想法；以及來自安哥拉（Angola）、盧安達（Rwanda）、蒲隆地（Burundi）和烏干達（Uganda）的叛軍在剛果境內引起的區域緊張。
叛軍的後方基地正是引發第一次剛果戰爭的原因，特別是兩年前參與盧安達種族滅絕的那些軍隊。盧安達和烏干達政府在背後支持一支小規模的剛果叛軍，即由洛朗－德西列．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領導的「解放剛果－薩伊民主力量聯盟」（Alliance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pour la libération du Congo-Zaïre; AFDL）。儘管不清楚這支叛軍和背後支持者最初目的是否為推翻蒙博托，但是在打敗東部的叛軍後，他們的目標很快地轉變為推翻政府。當他們從衣索比亞（Ethiopia）、厄利垂亞（Eritrea）、安哥拉及坦尚尼亞（Tanzania）獲得額外的支持後，終於在一九九七年五月推翻蒙博托，隨後卡比拉上台就任總統。
一九九八年八月到二○○三年六月，第二次剛果戰爭爆發，而這次一開始的目標即是取得國家政權，此戰起因為總統卡比拉與他盧安達和烏干達前盟友間的矛盾關係。到了一九九九年，戰爭陷入僵局，國家因此分裂為幾個主要部份：西部由卡比拉政府控制，並獲得安哥拉、辛巴威（Zimbabwe）和納米比亞（Namibia）支持；東部受控於盧安達軍隊和反叛軍同盟剛果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congolais pour la démocratie, RCD）；北部及東北部則由烏干達軍隊和不同的同盟反叛軍團體控制，其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剛果解放運動（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u congo, MLC）。
第二次剛果戰爭的期間，這些交戰團體間的衝突及戰略開始出現關鍵的轉變，從將衝突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轉換成將衝突本身當成目的。戰爭從前線轉移到遠離城市地區的叛亂和反叛亂行動，特別是東部的基伍（Kivu）和伊圖里（Ituri）地區。交戰各方深度地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包括敲詐勒索和徵稅，加上對當地居民的暴力行為，使得他們大幅失去正當性。
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轉變是造成此種情勢的關鍵，而特定的軍事局勢具有重要地位。一九九九年七月路沙卡停火協議（Lusaka cease-fire）簽署時，各方都清楚知道一場完全的軍事勝利難以達成，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在此階段，盧安達和烏干達的進攻已被更加強大的安哥拉和辛巴威軍隊所阻，後者不希望看到金沙薩（Kinshasa）落入對手的手中，也不願冒風險佔領東部而造成人員死傷和經濟損失。與此同時，烏干達和盧安達依賴的西方捐助國也堅持要求停火。根據當時聯合國和平進程的藍圖，外交官們推動各方進行和平談話，希望能達成權力共享協議和國家的統一。一九九九年聯合國進行一項維和任務，任務起始於監督停火協議，目的在於推動和平談判，進一步裁減軍隊、監控人權、加快人道援助，以及保護面臨危險的平民。
這種和平進程的藍圖在後冷戰的世界中影響了衝突的發展軌跡，更塑造交戰方的期望。有些學者甚至主張，西方捐助者對權力分享協議的傾向無意中激勵了反叛份子，為這些反叛份子鋪上一條可接受的權力之路，也降低了叛亂造成的代價。雖然這項發現仍有爭議，但是很明顯的，國際規範導致這些曠日持久的軍事衝突更難以取得軍事勝利，部分因素是因為西方捐助國在全球邊緣地區的影響，在這些地區中，他們援助的資金和政治支持是當地政府重要的支持來源。
同時，剛果內部已經出現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塑了衝突的輪廓。到了一九九○年代初，因為國有公司崩解，薩伊共和國對礦業失去了壟斷，手工採礦開始蓬勃發展，並得到國際財務機構所起草的結構調整方案所支持，同時受到資金短缺和幾近崩潰的薩伊政府尋求外國資助的行為所推動。再者，手採礦業的成長吸引了大量男性移民到剛果東部的礦區。新的貿易網已然建立，將廣州和杜拜等城市與剛果東部的戈馬（Goma）、布滕博（Butembo）和布卡武（Bukavu）連結起來，首先是黃金，然後是錫和鉭等大體積的礦物被運出，而電子產品、汽車和建材則換之流入該地區。隨著剛果－薩伊民主力量聯盟入侵造成武裝團體擴散，這個蓬勃發展的私營行業迅速成為透過走私、保護勒索和非法徵稅獲取收入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