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征韓論」與日本遣華第一諜
西元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即以實行對外擴張為基本國策。其侵略矛頭首先是指向中國。它在整飭軍備的同時，開始向中國派遣間諜，並在中國設立間諜機構，從事蒐集情報工作，為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做準備。因此，在其後日本發動的甲午侵華戰爭中，諜報活動至關重要。時人指出：「（日本）孜孜偵探，其遣間諜至中國者，或察政務之設施，或考江山之形勝，無不瞭如指掌。」「況敵散布奸諜於中國不知凡幾，偶或漏洩，則盡知我軍情，先發以制我，致倭人著著爭先，而我則處處落後。」大量間諜的滲透活動，成為日本獲得甲午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由於此，日本情報人士才洋洋得意地誇稱：正是藉助於諜報工作，日本才能「在二十七八年之役（甲午戰爭），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日本明治政府之所以急欲向中國大陸派遣間諜，也是由於當時國內興起的「征韓論」所引發的。所謂「征韓論」，並不是以朝鮮為日本的唯一侵略目標，而是將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進一步具體化，或者說以此作為向周邊地區乃至中國大陸擴張的手段或突破口。久留米藩士的佐田白茅在上日本政府的《建白書》中即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這一點：「伐朝鮮者，富國強兵之策不唯一舉屠朝鮮，大練我兵制，又大輝皇威於海外。」又稱：「全皇國為一大城，則若蝦夷（北海道）、呂宋、臺灣、滿清、朝鮮，皆皇國之屏藩也。蝦夷業已從事開拓，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臺灣可唾手而得矣。」這就很清楚：「征韓」不過是侵略中國大陸的一個中間步驟。所以，「所謂『征韓論』，實際上就是侵略大陸論」。
就日本海外擴張的思想淵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早在16世紀末葉，豐臣秀吉即揚言要「率軍進入朝鮮，席捲明朝四百餘州，以為皇國之版圖」。其後，他果然先後兩次大規模發兵攻略朝鮮。進入19世紀以後，宣揚「征韓」的思想家更加多見。如佐藤信淵著《宇內混同祕策》一書，最令世人關注。他狂妄地宣稱，日本是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日本號令世界各國實乃「天理」。但是，「日本之開闢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併中國。中國既入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鴃舌，衣冠詭異之徒，漸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他還在一篇題為〈經略中國論〉的文字中詳述攻占中國之方策：北路是，先占領黑龍江，繼攻吉林、盛京，然後以兵船出渤海，擾襲山東登州、萊州諸府，並集大軍於遼陽，進擊山海關，對北京形成高壓態勢；南路是，攻取臺灣，登陸浙江，經略臺州、寧波諸府，並請天皇御駕親征，直指江南要衝，「取南京應天府，定為假皇宮」。如此，「不出數十年，清國將次第平定」。其後，吉田松陰也極力鼓吹：「養蓄國力，割據易取之朝鮮、滿洲和中國。」「征韓論」者正是繼承了先前海外擴張論者的衣缽。所不同的是，「征韓論」者不像先前的海外擴張論者那樣，只是提出個人的對外侵略構想和主張，而是著重於具體的對外擴張的實施步驟。當時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說得十分明白：「朝鮮國為北連滿洲，西連韃清之地，使之綏服，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本。」這正是畫龍點睛之筆。
當時，在日本政府內部，曾發生一場「征韓論」之爭，一連鬧了好幾年。其實，爭論的雙方在海外擴張或「征韓」的大原則上並無分歧可言，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在策略。有人將此歸結為外征派與內治派之爭，或武斷派與文治派之爭。如後來成為知名侵華分子、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認為：「武斷派有知彼之明，而知己之明或不及文治派；文治派有知己之明，而知彼之明或不及武斷派。唯其如此，故對外方針有一定的見地。」內田良平是傾向於以西鄉隆盛等為代表的武斷派的，故有此論。其實，這種劃分的方法只是著眼於表面的現象，而未能觸及問題的本質。以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為代表的文治派，並不是反對「征韓」本身。以木戶孝允為例，他老早就是「征韓論」的積極鼓吹者。木戶孝允提出：「海陸兩軍於朝廷已稍具端倪，希望專以朝廷之力，主要以兵力開闢韓地釜山。大致規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後，要好自確立今後策略，竭盡全力，不倦經營，不出兩三年，天地必將為之一變；如行之有效，萬世不拔之皇基愈益鞏固矣。」可見，兩派的主要分歧，並不在征韓與不征韓的問題，而在於征韓的時機。木戶孝允聲稱「欲制其罪何必爭遲速」，大久保利通強調要重視「處理朝鮮之步驟」，都表明他們認為發動對外戰爭的時機尚未成熟，故「不可不詳審緩急步驟」。由此表明，所謂「征韓論」之爭，不過是「征韓論」者內部的急征派與緩征派之爭而已。
早在「征韓論」興起不久的西元1870年，時任參議的大久保利通已經意識到，情報蒐集工作應該先行一步，作為日後海外擴張的準備。當時，這在日本政府內部已經成為共識。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始設陸軍參謀局。這就是日本參謀本部的前身。陸軍參謀局的任務，在參與軍事機要密謀之外，還要掌管諜報工作。因此，陸軍參謀局之設立，實是日本有陸軍中央情報機構的開端。1872年，日本政府撤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翌年，陸軍參謀局改稱陸軍省第六局，設間諜都指揮使，總管間諜隊，負責平時間諜派遣、地理測量、地圖製作等。1874年，陸軍省又撤第六局，另設外局參謀局，一面制定《參謀局條例》，一面將下屬部門分工細化，使日本的情報蒐集工作逐漸走上正軌。1878年，成立參謀本部，下設管東局和管西局。管東局負責北海道、庫頁島、滿洲、堪察加半島、西伯利亞等地的諜報；管西局負責朝鮮及中國沿海一帶的諜報。到1882年，參謀本部在管東局、管西局之外又增設海防局。中法戰爭後，日本為加強對外國的偵察活動，對中央情報機構也有相應的調整。先是在1884年，日本參謀本部考慮到，未來的對華作戰需要詳細而準確的大陸地圖，因此決定將原設的測量課升格為測量局，下設三角測量、地形測量、地圖三課。繼之，又撤管東局、管西局，另設第一局、第二局以代之，以便過渡到陸海軍統一軍令管理機關的設立。
西元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即以實行對外擴張為基本國策。其侵略矛頭首先是指向中國。它在整飭軍備的同時，開始向中國派遣間諜，並在中國設立間諜機構，從事蒐集情報工作，為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做準備。因此，在其後日本發動的甲午侵華戰爭中，諜報活動至關重要。時人指出：「（日本）孜孜偵探，其遣間諜至中國者，或察政務之設施，或考江山之形勝，無不瞭如指掌。」「況敵散布奸諜於中國不知凡幾，偶或漏洩，則盡知我軍情，先發以制我，致倭人著著爭先，而我則處處落後。」大量間諜的滲透活動，成為日本獲得甲午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由於此，日本情報人士才洋洋得意地誇稱：正是藉助於諜報工作，日本才能「在二十七八年之役（甲午戰爭），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日本明治政府之所以急欲向中國大陸派遣間諜，也是由於當時國內興起的「征韓論」所引發的。所謂「征韓論」，並不是以朝鮮為日本的唯一侵略目標，而是將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進一步具體化，或者說以此作為向周邊地區乃至中國大陸擴張的手段或突破口。久留米藩士的佐田白茅在上日本政府的《建白書》中即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這一點：「伐朝鮮者，富國強兵之策不唯一舉屠朝鮮，大練我兵制，又大輝皇威於海外。」又稱：「全皇國為一大城，則若蝦夷（北海道）、呂宋、臺灣、滿清、朝鮮，皆皇國之屏藩也。蝦夷業已從事開拓，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臺灣可唾手而得矣。」這就很清楚：「征韓」不過是侵略中國大陸的一個中間步驟。所以，「所謂『征韓論』，實際上就是侵略大陸論」。
就日本海外擴張的思想淵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早在16世紀末葉，豐臣秀吉即揚言要「率軍進入朝鮮，席捲明朝四百餘州，以為皇國之版圖」。其後，他果然先後兩次大規模發兵攻略朝鮮。進入19世紀以後，宣揚「征韓」的思想家更加多見。如佐藤信淵著《宇內混同祕策》一書，最令世人關注。他狂妄地宣稱，日本是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日本號令世界各國實乃「天理」。但是，「日本之開闢異邦，必先肇始自吞併中國。中國既入版圖，其他西域、暹羅、印度諸國，侏鴃舌，衣冠詭異之徒，漸慕德畏威，必稽顙匍匐，隸為臣僕」。他還在一篇題為〈經略中國論〉的文字中詳述攻占中國之方策：北路是，先占領黑龍江，繼攻吉林、盛京，然後以兵船出渤海，擾襲山東登州、萊州諸府，並集大軍於遼陽，進擊山海關，對北京形成高壓態勢；南路是，攻取臺灣，登陸浙江，經略臺州、寧波諸府，並請天皇御駕親征，直指江南要衝，「取南京應天府，定為假皇宮」。如此，「不出數十年，清國將次第平定」。其後，吉田松陰也極力鼓吹：「養蓄國力，割據易取之朝鮮、滿洲和中國。」「征韓論」者正是繼承了先前海外擴張論者的衣缽。所不同的是，「征韓論」者不像先前的海外擴張論者那樣，只是提出個人的對外侵略構想和主張，而是著重於具體的對外擴張的實施步驟。當時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說得十分明白：「朝鮮國為北連滿洲，西連韃清之地，使之綏服，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本。」這正是畫龍點睛之筆。
當時，在日本政府內部，曾發生一場「征韓論」之爭，一連鬧了好幾年。其實，爭論的雙方在海外擴張或「征韓」的大原則上並無分歧可言，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在策略。有人將此歸結為外征派與內治派之爭，或武斷派與文治派之爭。如後來成為知名侵華分子、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認為：「武斷派有知彼之明，而知己之明或不及文治派；文治派有知己之明，而知彼之明或不及武斷派。唯其如此，故對外方針有一定的見地。」內田良平是傾向於以西鄉隆盛等為代表的武斷派的，故有此論。其實，這種劃分的方法只是著眼於表面的現象，而未能觸及問題的本質。以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為代表的文治派，並不是反對「征韓」本身。以木戶孝允為例，他老早就是「征韓論」的積極鼓吹者。木戶孝允提出：「海陸兩軍於朝廷已稍具端倪，希望專以朝廷之力，主要以兵力開闢韓地釜山。大致規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後，要好自確立今後策略，竭盡全力，不倦經營，不出兩三年，天地必將為之一變；如行之有效，萬世不拔之皇基愈益鞏固矣。」可見，兩派的主要分歧，並不在征韓與不征韓的問題，而在於征韓的時機。木戶孝允聲稱「欲制其罪何必爭遲速」，大久保利通強調要重視「處理朝鮮之步驟」，都表明他們認為發動對外戰爭的時機尚未成熟，故「不可不詳審緩急步驟」。由此表明，所謂「征韓論」之爭，不過是「征韓論」者內部的急征派與緩征派之爭而已。
早在「征韓論」興起不久的西元1870年，時任參議的大久保利通已經意識到，情報蒐集工作應該先行一步，作為日後海外擴張的準備。當時，這在日本政府內部已經成為共識。1871年7月，日本兵部省始設陸軍參謀局。這就是日本參謀本部的前身。陸軍參謀局的任務，在參與軍事機要密謀之外，還要掌管諜報工作。因此，陸軍參謀局之設立，實是日本有陸軍中央情報機構的開端。1872年，日本政府撤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翌年，陸軍參謀局改稱陸軍省第六局，設間諜都指揮使，總管間諜隊，負責平時間諜派遣、地理測量、地圖製作等。1874年，陸軍省又撤第六局，另設外局參謀局，一面制定《參謀局條例》，一面將下屬部門分工細化，使日本的情報蒐集工作逐漸走上正軌。1878年，成立參謀本部，下設管東局和管西局。管東局負責北海道、庫頁島、滿洲、堪察加半島、西伯利亞等地的諜報；管西局負責朝鮮及中國沿海一帶的諜報。到1882年，參謀本部在管東局、管西局之外又增設海防局。中法戰爭後，日本為加強對外國的偵察活動，對中央情報機構也有相應的調整。先是在1884年，日本參謀本部考慮到，未來的對華作戰需要詳細而準確的大陸地圖，因此決定將原設的測量課升格為測量局，下設三角測量、地形測量、地圖三課。繼之，又撤管東局、管西局，另設第一局、第二局以代之，以便過渡到陸海軍統一軍令管理機關的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