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數位戰場：資訊、演算法與心理戰的崛起
第一節 愛沙尼亞2007——全球首宗國家級網攻
一、序曲：青銅士兵之爭與地緣記憶的對撞
2007年4月，愛沙尼亞政府決定將位於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蘇聯紅軍紀念雕像——青銅士兵」遷移至軍人公墓，此舉立即引發當地俄語族群的激烈抗議與莫斯科的強烈不滿。對愛沙尼亞人而言，這尊雕像象徵的是蘇聯占領的陰影，而對部分俄語族裔而言，它則象徵著納粹戰敗與反法西斯勝利。
在這場記憶與主權的象徵衝突之中，實體抗議與外交抗議同步升溫。正當外界預期這將是一場標準的民族對立與外交拉鋸時，愛沙尼亞國內的數百個網站與資訊系統突然遭遇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阻斷式服務攻擊（DDoS）——包含政府部門、媒體、銀行、學術與通訊機構全部癱瘓，長達三週。
這場事件的爆發，讓全球首度見證一個國家在未開火的情況下，遭遇明確具政治目的的系統性網路攻擊，後來被國際安全學界視為史上第一宗國家級網路攻擊。
二、攻擊樣貌：從技術操作到戰略打擊
根據愛沙尼亞國家資訊安全部門與美國北約專家後來的調查，攻擊行動分為三波段實施：初期為分散式阻斷（DDoS），中期進入針對DNS與路由協定的操控，末期則疑似進入特定政府與銀行系統進行內部干擾。這些攻擊來源主要經由全球殭屍網路節點發動，但追溯顯示部分指令伺服器來自俄羅斯IP，並與俄國青年親政府組織「納什」活動有時間與內容上的高度重疊。
從戰略上看，這場攻擊並非單純的癱瘓行動，而是資訊層級的威懾打擊，目的是懲罰愛沙尼亞政府、動搖民間信任並展現政治力量。特別是攻擊波及銀行系統與主流媒體，使得社會日常運作近乎停擺，民眾無法提取存款、交通號誌癱瘓、新聞無法即時播報，形成極大恐慌。
這類行動與傳統軍事攻擊的最大不同，在於其「不可歸責性」：儘管高度懷疑俄方介入，卻無法直接證明其官方授權，讓愛沙尼亞在國際法框架下難以求償或反擊，也讓「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成為網路戰爭的基本特徵之一。
三、防禦機制與制度建設的迫切性
這場攻擊對愛沙尼亞雖然造成短期損失，但也成為該國資訊安全政策轉型的契機。愛沙尼亞政府在事後迅速建立「網路司令部」（Cyber Command），並強化公共部門的數位基礎建設，推動「資料去集中化」、「多重備援備份」與「資訊主權（Data Sovereignty）」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愛沙尼亞成為全球首個將網路主權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國家。2008年起，該國與北約合作，在塔林設立「北約合作網路防禦卓越中心（CCDCOE）」，成為全球網路防衛政策、模擬演練與法制建構的重鎮。
此案例也對其他國家產生深遠啟示。芬蘭與瑞典隨後強化其國防部資訊安全單位；美國國土安全部在2010年起設立美國網路司令部（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 USCYBERCOM）；臺灣亦於2018年成立資通電軍，並將資訊攻擊視為戰時防衛的重要一環。
四、戰略啟示：數位時代的無形戰爭場
愛沙尼亞事件開啟了戰爭空間的新模式。根據克勞塞維茲的觀點，戰爭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暴力行動。然而在資訊時代，暴力不再需依靠炸彈或砲火，而是可經由資料封鎖、網路癱瘓、資訊操弄甚至群眾情緒誘導達成相同效果。
這類無形攻擊的特徵包括：
．低成本高效能：攻擊一國數據中樞所需資源遠低於傳統軍隊部署，卻能癱瘓社會運作；
．攻擊時間彈性高：可選擇政治敏感時機（選舉、社會抗爭）進行打擊；
．「合理推諉」戰略（Plausible Deniability）：可藉由第三方組織、代理網絡與匿名技術避責；
．結合心理戰與媒體干預：資訊攻擊可同步操控群眾認知，擾亂公共敘事。
因此，現代戰爭已不再局限於地理疆域內的軍事對峙，而是延伸至虛擬空間的「零日戰場」，國防部門與資安體系的角色亦須重新定位。
五、未來預警：資訊戰爭制度設計的真空
儘管愛沙尼亞事件之後，各國對資訊安全投入日益擴大，然而在國際法與制度設計層面仍存巨大空白。根據日內瓦公約與聯合國憲章，目前對於「非致命性、非傳統性攻擊手段」仍無明確定義與反制權利。
2013年北約CCDCOE發布《塔林手冊》（Tallinn Manual），試圖從現行國際法角度規範網路戰，但其不具約束力，各國解釋亦大相逕庭。例如：美國認定資訊攻擊若造成「等同物理破壞」者，視為開戰依據；但俄羅斯與中國則主張「資訊主權」優先，反對干預資訊流通。
這些差異讓資訊戰成為規範真空地帶，也讓國際間的戰爭門檻變得模糊。若缺乏清楚框架與共識，下一場資訊戰可能將不再是無人傷亡的「網路攻擊」，而是導致物理反擊與外交危機的真正戰爭。
第一節 愛沙尼亞2007——全球首宗國家級網攻
一、序曲：青銅士兵之爭與地緣記憶的對撞
2007年4月，愛沙尼亞政府決定將位於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蘇聯紅軍紀念雕像——青銅士兵」遷移至軍人公墓，此舉立即引發當地俄語族群的激烈抗議與莫斯科的強烈不滿。對愛沙尼亞人而言，這尊雕像象徵的是蘇聯占領的陰影，而對部分俄語族裔而言，它則象徵著納粹戰敗與反法西斯勝利。
在這場記憶與主權的象徵衝突之中，實體抗議與外交抗議同步升溫。正當外界預期這將是一場標準的民族對立與外交拉鋸時，愛沙尼亞國內的數百個網站與資訊系統突然遭遇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阻斷式服務攻擊（DDoS）——包含政府部門、媒體、銀行、學術與通訊機構全部癱瘓，長達三週。
這場事件的爆發，讓全球首度見證一個國家在未開火的情況下，遭遇明確具政治目的的系統性網路攻擊，後來被國際安全學界視為史上第一宗國家級網路攻擊。
二、攻擊樣貌：從技術操作到戰略打擊
根據愛沙尼亞國家資訊安全部門與美國北約專家後來的調查，攻擊行動分為三波段實施：初期為分散式阻斷（DDoS），中期進入針對DNS與路由協定的操控，末期則疑似進入特定政府與銀行系統進行內部干擾。這些攻擊來源主要經由全球殭屍網路節點發動，但追溯顯示部分指令伺服器來自俄羅斯IP，並與俄國青年親政府組織「納什」活動有時間與內容上的高度重疊。
從戰略上看，這場攻擊並非單純的癱瘓行動，而是資訊層級的威懾打擊，目的是懲罰愛沙尼亞政府、動搖民間信任並展現政治力量。特別是攻擊波及銀行系統與主流媒體，使得社會日常運作近乎停擺，民眾無法提取存款、交通號誌癱瘓、新聞無法即時播報，形成極大恐慌。
這類行動與傳統軍事攻擊的最大不同，在於其「不可歸責性」：儘管高度懷疑俄方介入，卻無法直接證明其官方授權，讓愛沙尼亞在國際法框架下難以求償或反擊，也讓「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成為網路戰爭的基本特徵之一。
三、防禦機制與制度建設的迫切性
這場攻擊對愛沙尼亞雖然造成短期損失，但也成為該國資訊安全政策轉型的契機。愛沙尼亞政府在事後迅速建立「網路司令部」（Cyber Command），並強化公共部門的數位基礎建設，推動「資料去集中化」、「多重備援備份」與「資訊主權（Data Sovereignty）」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愛沙尼亞成為全球首個將網路主權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國家。2008年起，該國與北約合作，在塔林設立「北約合作網路防禦卓越中心（CCDCOE）」，成為全球網路防衛政策、模擬演練與法制建構的重鎮。
此案例也對其他國家產生深遠啟示。芬蘭與瑞典隨後強化其國防部資訊安全單位；美國國土安全部在2010年起設立美國網路司令部（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 USCYBERCOM）；臺灣亦於2018年成立資通電軍，並將資訊攻擊視為戰時防衛的重要一環。
四、戰略啟示：數位時代的無形戰爭場
愛沙尼亞事件開啟了戰爭空間的新模式。根據克勞塞維茲的觀點，戰爭是達成政治目的的暴力行動。然而在資訊時代，暴力不再需依靠炸彈或砲火，而是可經由資料封鎖、網路癱瘓、資訊操弄甚至群眾情緒誘導達成相同效果。
這類無形攻擊的特徵包括：
．低成本高效能：攻擊一國數據中樞所需資源遠低於傳統軍隊部署，卻能癱瘓社會運作；
．攻擊時間彈性高：可選擇政治敏感時機（選舉、社會抗爭）進行打擊；
．「合理推諉」戰略（Plausible Deniability）：可藉由第三方組織、代理網絡與匿名技術避責；
．結合心理戰與媒體干預：資訊攻擊可同步操控群眾認知，擾亂公共敘事。
因此，現代戰爭已不再局限於地理疆域內的軍事對峙，而是延伸至虛擬空間的「零日戰場」，國防部門與資安體系的角色亦須重新定位。
五、未來預警：資訊戰爭制度設計的真空
儘管愛沙尼亞事件之後，各國對資訊安全投入日益擴大，然而在國際法與制度設計層面仍存巨大空白。根據日內瓦公約與聯合國憲章，目前對於「非致命性、非傳統性攻擊手段」仍無明確定義與反制權利。
2013年北約CCDCOE發布《塔林手冊》（Tallinn Manual），試圖從現行國際法角度規範網路戰，但其不具約束力，各國解釋亦大相逕庭。例如：美國認定資訊攻擊若造成「等同物理破壞」者，視為開戰依據；但俄羅斯與中國則主張「資訊主權」優先，反對干預資訊流通。
這些差異讓資訊戰成為規範真空地帶，也讓國際間的戰爭門檻變得模糊。若缺乏清楚框架與共識，下一場資訊戰可能將不再是無人傷亡的「網路攻擊」，而是導致物理反擊與外交危機的真正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