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戰爭初期的財政策略選擇
第一節 赫弗里希上任的政治背景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期面臨龐大而急迫的財政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卡爾．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於1915年接任帝國財政部長。他的任命不僅是一項人事更動，更象徵德國戰時財政邏輯的轉型。
赫弗里希原本是德意志銀行的重要人物，擁有深厚的金融背景與國際經濟視野。這使他能在戰時迅速理解並操作複雜的資金調度與債務結構，並有效與帝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協調。
一、赫弗里希的經濟思想與政策傾向
赫弗里希主張強調信貸擴張、財政創新與戰時心理戰術。他認為，戰爭既是軍事對抗，也是金融與信心的較量，因此必須以信用與動員策略為核心重塑財政結構。
與傳統財政官僚相比，他更具主動性與戰略眼光，主張透過戰爭債券與貨幣調控來取代直接增稅，以維持民眾支持與經濟穩定。
二、接任背景中的政治算計
赫弗里希的上任不僅是技術官僚的替換，也涉及軍方與皇室內部的政治角力。當時德國已無法再仰賴原有的保守財政政策，軍方與經濟部門需尋求更能靈活調度資金的人選，赫弗里希因其與銀行界的密切關係而被視為適任人選。
此外，他的政治立場相對務實，能在保守與改革派之間取得平衡，有利於穩定財政體系與維持民心。
三、國際觀點與德國財政轉向的象徵
赫弗里希的任命亦被國際觀察者視為德國戰爭財政進入「信貸動員」與「內需驅動」的新階段。他的政策導向影響了之後包括英國、奧匈帝國在內的其他交戰國，間接促使戰爭財政成為20世紀國家財政學發展的重要轉捩點。
小結：技術專業與政治調度的交會點
赫弗里希的上任展現出德國戰爭初期財政戰略的重大調整。他不僅是一位具金融實力的技術官僚，也成為戰時經濟政策轉向的象徵人物。在其主導下，德國開始從以稅收為主的保守路線，邁向以債券與信貸為核心的現代戰爭財政模式。這一轉變不僅影響德國，也為戰後各國財政制度改革奠定了實踐基礎。
第二節 戰爭債券的設計與推行邏輯
在傳統稅收難以支撐龐大戰時開支的情況下，德國政府選擇以戰爭債券作為主要融資手段。此一策略不僅是財政創新，更是一場政治與心理動員工程。赫弗里希在擔任財政部長後，主導了戰爭債券制度的全面規劃與推行，其設計邏輯深具戰略性，目標是動員社會各階層資源並維持經濟運轉穩定。
一、債券制度的設計原則
德國的戰爭債券設計採取以下原則：
．低票面門檻：允許小額購買，吸引一般工人與中產階級參與；
．固定利率誘因：提供高於銀行儲蓄利率的收益，提升吸引力；
．到期保證兌付：承諾戰後按期償還，強化政府信用形象；
．無直接稅負壓力：透過自願認購，降低政治阻力與社會反彈。
這套設計讓債券不僅是財政工具，更是政權與民間信任連結的象徵物。
二、銀行系統的動員角色
為確保戰爭債券能迅速普及與有效流通，赫弗里希大力依賴德意志銀行與其他大型金融機構協助推廣與初期認購。銀行先行吸納大筆債券，再轉售予散戶，成為信心與資金雙重保障機構。
此外，政府亦允許銀行將債券作為抵押品申請帝國銀行再貼現，使銀行能保持流動性，減少風險疑慮，提升合作誘因。
三、民眾參與和宣傳工程
戰爭債券的推行離不開民眾的廣泛認同。政府透過大規模宣傳運動營造「購買債券即為參與戰爭」的愛國敘事。從報刊、教會到學校無一不成為宣傳平臺，婦女與兒童也被納入認購動員中。
以1916年的第五次戰爭債券發行為例，政府甚至將債券設計為具有紀念價值的圖樣，鼓勵家庭珍藏。這種情感包裝進一步淡化了其金融屬性，強化其象徵與道德訴求。
四、債券發行的財政與經濟效果
短期內，戰爭債券的發行確實為德國政府籌得大量資金。例如：1914～1918年間共發行九次債券，總額超過980億馬克。這筆資金使政府能延後增稅、延遲貨幣過度貶值，並維持軍事與內政支出。
但長期而言，依賴債券導致債務壓力快速累積，並在戰後因賠款壓力與通貨膨脹導致大規模債務違約與貨幣信用崩潰。
五、一般觀點：戰爭債券作為社會契約工具
有學者指出，戰爭債券不僅是國家為籌措資金所採行的財政工具，更是一種在非常時期建立社會動員與政治正當性的手段。透過戰爭債券的設計與推廣，政府與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臨時契約」關係：政府承諾保衛國家、保證債務回報，人民則透過購買債券表達支持、換取未來安全與希望。
這類觀點突顯了戰爭債券不僅具有財政與經濟屬性，更蘊含高度的象徵意義與心理訴求。然若政府未能履行承諾，或戰後重建失敗，這種信任機制就可能反轉為政治不穩與金融危機的導火線。
小結：債券經濟的輝煌與隱憂
德國戰爭債券政策在戰時成功動員大量民間儲蓄與社會情感，短期有效填補財政缺口，維持經濟與社會秩序。但此模式高度仰賴信任與戰後回報能力，一旦落空，即將轉為民怨與金融危機。戰爭債券雖為赫弗里希政策的高峰，卻也是其政策風險堆疊的開始。
第三節 增稅與物價管控的經濟牽動
在以戰爭債券為主體的融資策略之外，德國政府仍不得不採取增稅與物價管控措施，以彌補財政赤字與維繫社會穩定。然而，這些政策的推動引發複雜的經濟牽動，尤其在階級結構、產業利害與民生消費層面產生深遠影響。
一、增稅政策的實施困難與妥協
儘管德國政府在戰爭爆發後曾多次提出稅制改革計畫，如加徵所得稅與戰時利潤稅，但在帝國議會中始終遭遇保守派與工業資本集團的阻撓。特別是對軍工企業徵收暴利稅一案，在1916年僅得以象徵性通過，實際課徵規模遠不足以平衡支出缺口。
因此，財政部不得不將重心轉向間接稅，如消費品稅與關稅調升，進一步壓迫低收入與中產家庭，引發社會不滿。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強烈批評此舉「以民生彌補軍事」，成為政府施政正當性的主要挑戰之一。
二、物價上升與實質薪資下滑
戰爭期間，由於貨幣供應快速擴張與物資流通受限，物價普遍上漲。根據統計，1914～1917年間基本食品價格平均上漲超過80％，遠高於同期名目薪資的增幅。
雖然政府實施部分價格凍結與物資配給措施，但因執行力薄弱與黑市興起，實質效果有限。都市貧民與勞工家庭首當其衝，其消費能力大幅衰退，引發社會秩序不穩與罷工風潮。
三、物價與稅負互為惡性循環
增稅與通膨之間形成惡性互動。政府透過提高消費稅來擴大財政來源，但卻進一步推升物價水準，削弱民眾實質購買力，間接降低戰爭債券的認購意願，並迫使政府進一步擴大貨幣發行量。
這種財政與物價間的反覆交錯使整體經濟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企業因成本不穩而保守投資，勞工則因實質所得遞減而降低工作意願，社會動能與戰爭總體戰略目標出現落差。
四、專家觀點：物價控制的信任悖論
政治經濟學者指出，政府在戰爭時期面對通膨與物價波動時，若僅倚賴行政命令與臨時補貼進行價格干預，將無法有效抑制預期心理，甚至可能因「信任落差」而引發反效果。
在德國的案例中，政府試圖以命令式價格凍結穩定民心，卻因配套不足與物資短缺，導致黑市與囤積行為蔓延，反而削弱對國家調控能力的信任，形成制度性信心危機。
小結：財政動員的社會代價
增稅與物價管控本為必要之舉，然其推動過程若未考量階層差異與社會接受度，則將演變為動員資源的阻力。德國在戰爭初期的財政與價格政策，反映出一種「軍需優先、民生次之」的政策偏誤，最終不僅損害政府公信力，更削弱整體社會動員力與戰爭持久性。
第一節 赫弗里希上任的政治背景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期面臨龐大而急迫的財政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卡爾．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於1915年接任帝國財政部長。他的任命不僅是一項人事更動，更象徵德國戰時財政邏輯的轉型。
赫弗里希原本是德意志銀行的重要人物，擁有深厚的金融背景與國際經濟視野。這使他能在戰時迅速理解並操作複雜的資金調度與債務結構，並有效與帝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協調。
一、赫弗里希的經濟思想與政策傾向
赫弗里希主張強調信貸擴張、財政創新與戰時心理戰術。他認為，戰爭既是軍事對抗，也是金融與信心的較量，因此必須以信用與動員策略為核心重塑財政結構。
與傳統財政官僚相比，他更具主動性與戰略眼光，主張透過戰爭債券與貨幣調控來取代直接增稅，以維持民眾支持與經濟穩定。
二、接任背景中的政治算計
赫弗里希的上任不僅是技術官僚的替換，也涉及軍方與皇室內部的政治角力。當時德國已無法再仰賴原有的保守財政政策，軍方與經濟部門需尋求更能靈活調度資金的人選，赫弗里希因其與銀行界的密切關係而被視為適任人選。
此外，他的政治立場相對務實，能在保守與改革派之間取得平衡，有利於穩定財政體系與維持民心。
三、國際觀點與德國財政轉向的象徵
赫弗里希的任命亦被國際觀察者視為德國戰爭財政進入「信貸動員」與「內需驅動」的新階段。他的政策導向影響了之後包括英國、奧匈帝國在內的其他交戰國，間接促使戰爭財政成為20世紀國家財政學發展的重要轉捩點。
小結：技術專業與政治調度的交會點
赫弗里希的上任展現出德國戰爭初期財政戰略的重大調整。他不僅是一位具金融實力的技術官僚，也成為戰時經濟政策轉向的象徵人物。在其主導下，德國開始從以稅收為主的保守路線，邁向以債券與信貸為核心的現代戰爭財政模式。這一轉變不僅影響德國，也為戰後各國財政制度改革奠定了實踐基礎。
第二節 戰爭債券的設計與推行邏輯
在傳統稅收難以支撐龐大戰時開支的情況下，德國政府選擇以戰爭債券作為主要融資手段。此一策略不僅是財政創新，更是一場政治與心理動員工程。赫弗里希在擔任財政部長後，主導了戰爭債券制度的全面規劃與推行，其設計邏輯深具戰略性，目標是動員社會各階層資源並維持經濟運轉穩定。
一、債券制度的設計原則
德國的戰爭債券設計採取以下原則：
．低票面門檻：允許小額購買，吸引一般工人與中產階級參與；
．固定利率誘因：提供高於銀行儲蓄利率的收益，提升吸引力；
．到期保證兌付：承諾戰後按期償還，強化政府信用形象；
．無直接稅負壓力：透過自願認購，降低政治阻力與社會反彈。
這套設計讓債券不僅是財政工具，更是政權與民間信任連結的象徵物。
二、銀行系統的動員角色
為確保戰爭債券能迅速普及與有效流通，赫弗里希大力依賴德意志銀行與其他大型金融機構協助推廣與初期認購。銀行先行吸納大筆債券，再轉售予散戶，成為信心與資金雙重保障機構。
此外，政府亦允許銀行將債券作為抵押品申請帝國銀行再貼現，使銀行能保持流動性，減少風險疑慮，提升合作誘因。
三、民眾參與和宣傳工程
戰爭債券的推行離不開民眾的廣泛認同。政府透過大規模宣傳運動營造「購買債券即為參與戰爭」的愛國敘事。從報刊、教會到學校無一不成為宣傳平臺，婦女與兒童也被納入認購動員中。
以1916年的第五次戰爭債券發行為例，政府甚至將債券設計為具有紀念價值的圖樣，鼓勵家庭珍藏。這種情感包裝進一步淡化了其金融屬性，強化其象徵與道德訴求。
四、債券發行的財政與經濟效果
短期內，戰爭債券的發行確實為德國政府籌得大量資金。例如：1914～1918年間共發行九次債券，總額超過980億馬克。這筆資金使政府能延後增稅、延遲貨幣過度貶值，並維持軍事與內政支出。
但長期而言，依賴債券導致債務壓力快速累積，並在戰後因賠款壓力與通貨膨脹導致大規模債務違約與貨幣信用崩潰。
五、一般觀點：戰爭債券作為社會契約工具
有學者指出，戰爭債券不僅是國家為籌措資金所採行的財政工具，更是一種在非常時期建立社會動員與政治正當性的手段。透過戰爭債券的設計與推廣，政府與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臨時契約」關係：政府承諾保衛國家、保證債務回報，人民則透過購買債券表達支持、換取未來安全與希望。
這類觀點突顯了戰爭債券不僅具有財政與經濟屬性，更蘊含高度的象徵意義與心理訴求。然若政府未能履行承諾，或戰後重建失敗，這種信任機制就可能反轉為政治不穩與金融危機的導火線。
小結：債券經濟的輝煌與隱憂
德國戰爭債券政策在戰時成功動員大量民間儲蓄與社會情感，短期有效填補財政缺口，維持經濟與社會秩序。但此模式高度仰賴信任與戰後回報能力，一旦落空，即將轉為民怨與金融危機。戰爭債券雖為赫弗里希政策的高峰，卻也是其政策風險堆疊的開始。
第三節 增稅與物價管控的經濟牽動
在以戰爭債券為主體的融資策略之外，德國政府仍不得不採取增稅與物價管控措施，以彌補財政赤字與維繫社會穩定。然而，這些政策的推動引發複雜的經濟牽動，尤其在階級結構、產業利害與民生消費層面產生深遠影響。
一、增稅政策的實施困難與妥協
儘管德國政府在戰爭爆發後曾多次提出稅制改革計畫，如加徵所得稅與戰時利潤稅，但在帝國議會中始終遭遇保守派與工業資本集團的阻撓。特別是對軍工企業徵收暴利稅一案，在1916年僅得以象徵性通過，實際課徵規模遠不足以平衡支出缺口。
因此，財政部不得不將重心轉向間接稅，如消費品稅與關稅調升，進一步壓迫低收入與中產家庭，引發社會不滿。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強烈批評此舉「以民生彌補軍事」，成為政府施政正當性的主要挑戰之一。
二、物價上升與實質薪資下滑
戰爭期間，由於貨幣供應快速擴張與物資流通受限，物價普遍上漲。根據統計，1914～1917年間基本食品價格平均上漲超過80％，遠高於同期名目薪資的增幅。
雖然政府實施部分價格凍結與物資配給措施，但因執行力薄弱與黑市興起，實質效果有限。都市貧民與勞工家庭首當其衝，其消費能力大幅衰退，引發社會秩序不穩與罷工風潮。
三、物價與稅負互為惡性循環
增稅與通膨之間形成惡性互動。政府透過提高消費稅來擴大財政來源，但卻進一步推升物價水準，削弱民眾實質購買力，間接降低戰爭債券的認購意願，並迫使政府進一步擴大貨幣發行量。
這種財政與物價間的反覆交錯使整體經濟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企業因成本不穩而保守投資，勞工則因實質所得遞減而降低工作意願，社會動能與戰爭總體戰略目標出現落差。
四、專家觀點：物價控制的信任悖論
政治經濟學者指出，政府在戰爭時期面對通膨與物價波動時，若僅倚賴行政命令與臨時補貼進行價格干預，將無法有效抑制預期心理，甚至可能因「信任落差」而引發反效果。
在德國的案例中，政府試圖以命令式價格凍結穩定民心，卻因配套不足與物資短缺，導致黑市與囤積行為蔓延，反而削弱對國家調控能力的信任，形成制度性信心危機。
小結：財政動員的社會代價
增稅與物價管控本為必要之舉，然其推動過程若未考量階層差異與社會接受度，則將演變為動員資源的阻力。德國在戰爭初期的財政與價格政策，反映出一種「軍需優先、民生次之」的政策偏誤，最終不僅損害政府公信力，更削弱整體社會動員力與戰爭持久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