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火之變：〈火攻〉與傳統文化中的火（節選）
在今本《孫子兵法》中，排列第十二的〈火攻〉也許是引人注目的篇目--孫子傾向討論戰略思維，似乎較少深入介紹具體的戰術運用方法。唯獨這篇〈火攻〉提出了「五火之變」的方針，指引為將者如何在戰場上靈活地運用起火助攻。他甚至兼顧觀察天象與時節，說明起火的適當時間，清晰而實用。可是，戰爭的奇招形形色色，何解孫子獨標舉起火一種？用意大抵出於「火」在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遠古神話也好，楚人文化也好，習俗風氣也好，「火」一直備受崇拜。
觀乎《孫子兵法》介紹的戰術，論者的見識肯定不止於用火。〈火攻〉中段尚且明確地提到：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此處承認了水攻也是其中一種戰術，奈何不能直接擊退敵軍，效果不及火攻顯著，所以不打算加以討論。而〈行軍〉的開首討論如何應對山谷、水域、沼澤和平原的地形時，又曾經提出：「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要是敵方打算渡水而來，我方乘其無處可逃，不妨中途突襲。這亦算是借助水利的作戰辦法。事實上，兵家從來不會輕視水攻的價值。北宋官修的《武經總要》正是並置水攻和火攻於一卷以內，而居後的火攻一節更錄入《孫子兵法．火攻》的大部分文字，揭示出《孫子兵法》刻意偏重於「火」。 反而「水」在13篇裏大多充當比喻說理的喻體而已，甚少談論引水殺敵之事。像韓信（?-BC 196）以沙囊壅水，大破楚將龍且（?-BC 203）的故事，往往見於後世注家的補充。相較之，〈火攻〉有條不紊地說明了五種「火攻」辦法，即「火人」、「火積」、「火輜」、「火庫」和「火隊」，再提醒起火的適當時機和應變原則，思考深度與理論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其原因或許出於水與火的性質截然有別：水傾向環境地利的範疇，時人難以隨心應用；火則取決於人手點燃，原理上是可供利用之戰術道具，哪怕控制的難度不低。
另一個因素就是文化背景的問題。《孫子兵法》成書於中原以南的吳國，也就是楚文化的圈子中。楚文化與「火」的淵源甚深，因為楚人素來奉火神祝融為民族的起源。《山海經．海內南經》記曰：「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可見祝融歸屬於南方。《淮南子．時則訓》亦曰：
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冠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兩千里。
相傳位列「五帝」的顓頊立國於南方，而在南方世界的盡頭，就是赤帝與祝融的居所。關於赤帝，為《淮南子》作注的東漢人高誘（生卒年不詳）釋曰：「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赤帝即神農氏，象徵南方火德。《呂氏春秋．孟夏紀》寫有相似的內容，只是未有點明「赤帝」一名。至於祝融，高誘又說：「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 其確認了祝融貴為火神的地位，並能夠從上古的人物譜系找到適當位置。不過，譜系問題不限於此說，《山海經》提供了另一個版本。在〈海內經〉的尾段，即今本《山海經》的最後段落，始於炎帝的脈絡追溯如下：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雖然祝融的身世仍是源於炎帝，但傳承情況比高誘的說法複雜：祝融所生竟然是被奉為水神的共工，往後的記載又多言「江水」、「洪水」等等，轉變極大。《左傳．昭公十七年》引述郯子（生卒年不詳）的說法：「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兩者以火紀和水紀構成相對關係，論者以為此說或許指向部落共主權力的遞變。換言之，《山海經》把上古權力興衰轉化為母親生子的關係，每一次新生都意味?新共主取代了舊人。引文最後還提及祝融討伐鯀一事，是為其於上古歷史的重大功績。相傳鯀是禹的父親，為了平息滔天洪水，曾竊取神秘生物息壤，結果遭帝君殺害。《尚書．舜典》記：「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當中「殛鯀於羽山」與《山海經》吻合，而「四罪」之首又是共工，足以證明祝融之重要。東漢人王符（78?-163?）的《潛夫論．五德志》曰：
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
祝融其時甚至與女媧、燧人氏地位相近，具備列入「三皇」的資格。奈何後世對「三皇」名單的討論漸有定見，女媧脫穎而出，成為主流概念。
……
在今本《孫子兵法》中，排列第十二的〈火攻〉也許是引人注目的篇目--孫子傾向討論戰略思維，似乎較少深入介紹具體的戰術運用方法。唯獨這篇〈火攻〉提出了「五火之變」的方針，指引為將者如何在戰場上靈活地運用起火助攻。他甚至兼顧觀察天象與時節，說明起火的適當時間，清晰而實用。可是，戰爭的奇招形形色色，何解孫子獨標舉起火一種？用意大抵出於「火」在傳統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遠古神話也好，楚人文化也好，習俗風氣也好，「火」一直備受崇拜。
觀乎《孫子兵法》介紹的戰術，論者的見識肯定不止於用火。〈火攻〉中段尚且明確地提到：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此處承認了水攻也是其中一種戰術，奈何不能直接擊退敵軍，效果不及火攻顯著，所以不打算加以討論。而〈行軍〉的開首討論如何應對山谷、水域、沼澤和平原的地形時，又曾經提出：「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要是敵方打算渡水而來，我方乘其無處可逃，不妨中途突襲。這亦算是借助水利的作戰辦法。事實上，兵家從來不會輕視水攻的價值。北宋官修的《武經總要》正是並置水攻和火攻於一卷以內，而居後的火攻一節更錄入《孫子兵法．火攻》的大部分文字，揭示出《孫子兵法》刻意偏重於「火」。 反而「水」在13篇裏大多充當比喻說理的喻體而已，甚少談論引水殺敵之事。像韓信（?-BC 196）以沙囊壅水，大破楚將龍且（?-BC 203）的故事，往往見於後世注家的補充。相較之，〈火攻〉有條不紊地說明了五種「火攻」辦法，即「火人」、「火積」、「火輜」、「火庫」和「火隊」，再提醒起火的適當時機和應變原則，思考深度與理論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其原因或許出於水與火的性質截然有別：水傾向環境地利的範疇，時人難以隨心應用；火則取決於人手點燃，原理上是可供利用之戰術道具，哪怕控制的難度不低。
另一個因素就是文化背景的問題。《孫子兵法》成書於中原以南的吳國，也就是楚文化的圈子中。楚文化與「火」的淵源甚深，因為楚人素來奉火神祝融為民族的起源。《山海經．海內南經》記曰：「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可見祝融歸屬於南方。《淮南子．時則訓》亦曰：
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冠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兩千里。
相傳位列「五帝」的顓頊立國於南方，而在南方世界的盡頭，就是赤帝與祝融的居所。關於赤帝，為《淮南子》作注的東漢人高誘（生卒年不詳）釋曰：「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赤帝即神農氏，象徵南方火德。《呂氏春秋．孟夏紀》寫有相似的內容，只是未有點明「赤帝」一名。至於祝融，高誘又說：「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 其確認了祝融貴為火神的地位，並能夠從上古的人物譜系找到適當位置。不過，譜系問題不限於此說，《山海經》提供了另一個版本。在〈海內經〉的尾段，即今本《山海經》的最後段落，始於炎帝的脈絡追溯如下：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雖然祝融的身世仍是源於炎帝，但傳承情況比高誘的說法複雜：祝融所生竟然是被奉為水神的共工，往後的記載又多言「江水」、「洪水」等等，轉變極大。《左傳．昭公十七年》引述郯子（生卒年不詳）的說法：「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兩者以火紀和水紀構成相對關係，論者以為此說或許指向部落共主權力的遞變。換言之，《山海經》把上古權力興衰轉化為母親生子的關係，每一次新生都意味?新共主取代了舊人。引文最後還提及祝融討伐鯀一事，是為其於上古歷史的重大功績。相傳鯀是禹的父親，為了平息滔天洪水，曾竊取神秘生物息壤，結果遭帝君殺害。《尚書．舜典》記：「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當中「殛鯀於羽山」與《山海經》吻合，而「四罪」之首又是共工，足以證明祝融之重要。東漢人王符（78?-163?）的《潛夫論．五德志》曰：
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
祝融其時甚至與女媧、燧人氏地位相近，具備列入「三皇」的資格。奈何後世對「三皇」名單的討論漸有定見，女媧脫穎而出，成為主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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