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性與體制性變化：五眼聯盟的文化基礎（節錄）
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政策，是建立在清楚明確的價值觀與戰略考慮上。首要之務就是保護自己的公民免於遭受一些侵略及挑戰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國家認同的威脅，也就是在和平與和諧中生活的權利；透過民主程序決定國家前途的權利；以及不受任何壓迫或威脅以獨立國家的形式存在的權利。根深柢固的歷史、文化、種族、語言與經濟因素，將五眼聯盟的每個國家凝聚在一起。每個國家維護其國家認同及自決權的戰略要求，因時間與地理空間而異，而這些因素決定了每個五眼聯盟成員國對於可能使自由、穩固的獨立現狀蒙受威脅的國際勢力均衡改變，所做出的反應。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一個重要教訓可以概括為，當迫在眉睫的威脅如密布的烏雲般，顯示世界正在朝安全堪虞的方向變化時，必須未雨綢繆地做好防範準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納粹黨的崛起，以及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大選導致德國從一九三六年表現得日益好戰，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引爆二次大戰。缺乏防範，可能會予人軟弱的印象，並助長侵略者挑戰現狀的實力。後者在如今的環境裡，不一定會是最壞情況下的侵略，也就是傳統的領土侵犯，而是經濟性的，包括水與石油等資源、傳染病的威脅、關鍵原物料遭壟斷式的收購，以及對網路空間的侵襲。這主要戰略需求的終極目標，就是確保國家的生存。
第二個教訓是，五眼聯盟成員國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及重大利益而結盟。同理，好戰且往往具有擴張意圖的國家，也會與其他可能為自己帶來眼前利益的國家結盟。納粹－蘇聯曾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納粹－日本－義大利曾組成軸心國，以及德國後來撕毀納粹－蘇聯互不侵犯條約，都是二十世紀敵對國家為了眼前利益，建立或破棄結盟的政治現實之典型案例。
第三，二十世紀的民主強權美國、英國，及其盟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帶領世界提倡民族自決，例如英國就倡導去殖民與自治權。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之父，五眼聯盟成員國是成立聯合國的核心，而且美國、英國與加拿大也是北約的龍頭。國際聯盟成立於一次大戰後的和平時期，宗旨是促進國際合作並減少戰爭發生。聯合國則是汲取國際聯盟未能維持國際秩序的教訓，以更有效的方式維護和平。北約的優勢則是以軍事上的團結、組織與實力進行威懾，而不是威脅。
五眼聯盟共同的文化，還有透過明確的軍力、國家意志，以及在組織完善的聯盟架構內合作展示實力的需求，催生出一條貫穿其戰略思維的明確主軸，也就是：為抵禦持續變化的環境中出現的威脅做好準備。五眼聯盟發現，維護國際安全的外交策略，或利用國力達成和平，所用的手段可能相當複雜。後者包括利用外交手段及多國聯手，以經濟制裁、國際孤立，還有限制貨物、原料及資金流入來施壓。若上述方法均告失敗，才能動用武力這最後的手段，包括封鎖、布雷、提高備戰水準，或是在最壞的情況下，公開宣戰。
在某些情況下，五眼聯盟，尤其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有時會因為整體戰略形勢及勢力均衡不利於自己，而難以動用上述手段。蘇聯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阿富汗，都證明了在多種情況摻雜下，會讓美國、加拿大、英國及其他盟友無計可施，而這種情況是不健康的。在上述的三個案例中，蘇聯的勢力都大到讓北約只能抗議，卻完全無法做出任何實質上的反應。這三種情況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教訓，尤其是軍事作為外交政策與整體國安政策的手段，是有局限性的。了解這些局限、集中式管理的問題，以及對五眼聯盟產生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二次大戰無疑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衝突。令人震驚的是，在戰爭期間，無論是美國、英國或是其大英國協盟友，主要國防組織都沒有經歷徹底的改革。雖然有更嚴格的控管及出於必要的合作，但沒有任何一國的軍方對合作提出反對或抵制。考量到二次大戰各個層面的複雜性，尤其是在短期內建造規模龐大的工業基地與戰爭機器，並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技術創新的驚人能力，有一點非常清楚：這套系統是有效的。雖然不盡完美，但英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國防組織表現非常出色；在進行得飛快的改造中，官僚主義的惰性不復存在，阻礙改革或命令傳達的人很快就被剔除，各種失職或無能也都獲得了修正。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需要改革？而且為什麼會發生從各自為政到集中式管理的改革？
第六章 情報的角色、任務與行動：欺敵與創新的情報活動（節錄）
欺敵在情報實務中歷史悠久。欺敵的藝術很容易被淹沒在由數兆位元被截獲的通訊、視頻及其他資料所構成的迷霧中。當代通訊技術的喧囂中，英國在二次大戰所策畫的「雙重間諜系統」的光采，已被當代通訊技術的巧妙手法所掩蓋。為了特定目的精心設計的假訊息可以被捏造出來，並透過眾所皆知的現代媒體工具及各種管道散播。資料探勘（data mining）與分析能幫助加害者，例如針對二○一六年美國選舉的攻擊，會決定該針對哪些人投放訊息，甚至政治宣傳，以說服並影響他們。
廣義而論，美國密碼破譯專家的耀眼成果，讓珍珠港事件的悲劇在太平洋戰爭的關鍵轉捩點—中途島海戰中，得到了補償。科技有時會讓人忽略其他的可能性，讓大家以為科技就是唯一答案。在踏上所費不貲的科技路線之前，應該先問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想要做到什麼？」同理，五眼聯盟需要時刻警惕可能的對手在這方面會採取什麼欺敵與誘騙手段，讓我方陷入誤以為「一切安好」的致命心態。例如，伊朗與北韓會不會運用迂迴手段，在限武議題上欺騙我方？突然意識到盟邦遭到欺騙時，外交手段也可能迅速僵化。
在一九三○年代，德國與日本都很擅長隱瞞軍事計畫，以至於當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終於醒悟，由首相張伯倫前往慕尼黑與希特勒談判時，便徹底陷入了邱吉爾成為首相時巧妙比喻的困境：「當老虎咬著你的頭時，你是無法跟他講道理的。」五眼聯盟曾深入調查蘇聯對限制核武的默從，以確保美國談判代表將與心懷善意的另一方對話，而不是如邱吉爾所形容的被誘入虎口。在「相互保證毀滅」原則的作用下，雙方也確實秉持誠信互動，以消弭核戰危機，確保國際和平。
五眼聯盟共同參與管理和使用國際船舶自動識別系統，這是一套優秀的現代通訊與資料架構，由國際海事組織所管理，該組織是聯合國中負責規範航運業務的專業機構，總部設在倫敦。其前身是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IMCO），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於日內瓦成立，並在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八二年經歷了兩次組織架構上的變更。目前有一百七十四個會員國與三個準會員國。國際海事組織擁有一批人才齊備的全職工作人員及聯合國祕書處。其總部位於倫敦的亞伯特堤岸（Albert Embankment），祕書長則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所有會員國均已簽署《國際海事組織公約》（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三個準會員為法羅群島、香港及澳門。除了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和諾魯這兩個太平洋島國，大多數非會員國均為內陸國家。國際海事組織控制著約六十項對會員國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條文，歷任祕書長來自英國、丹麥、法國、印度、加拿大、希臘、日本及韓國。
國際海事組織擁有多個技術及安全委員會，以及更多的小組委員會。它的工作和組織浩繁到難以詳述。自動識別系統是國際海事組織的一項優秀服務及功能，五眼聯盟廣泛地利用它來掌握會員國所有商船的身分與精準動態。這些資訊包括每艘船目前的速度與航向，以及出發港、目的港、貨物內容及技術細節，全都會被即時傳送給裝備了自動識別系統／全球定位系統之接收器／發射器的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有助於確保航海安全，尤其是避免碰撞。如今加入自動識別系統的船舶，除了運用雷達與肉眼，也重度仰賴自動識別系統。自動識別系統的資料由一組商業衛星即時或近乎即時地傳送。
我長年停泊在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Annapolis）的帆船上，就裝備了結合導航系統與全球定位系統顯示器的自動識別系統。我可以查看自己的航行區域內，所有裝備自動識別系統的船舶的詳細資訊。有些不法船隻基於噸位而被強制安裝自動識別系統，卻不傳輸自動識別系統資料，就會成為監視與追蹤的明顯目標。這些船舶會被標記為可能有非商業意圖，包括海盜活動、槍械走私、毒品及人口販運，以及情報蒐集，因此可能會被以祕密方式追蹤。
被列入不法船隻名單者，若有傳輸自動識別系統資料，五眼聯盟就會對其進行監控。這在商業衛星出現之前是做不到的，當時衛星情報完全由美國國家偵察局、蘇聯，後來跟進的中國，以及擁有訊號情報衛星的英國所主導。如今，由國際海事組織控制的衛星資料與其他多個商業衛星系統，都能提供出色的影像資料。中國在南海的暗礁與環礁，以及有爭議的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動向，都逃不過這些商業衛星的偵察。只要有筆記型電腦或類似設備，任何人都能看到中國在南海的軍事設施的商業衛星資料。
五眼聯盟的一大優勢，就是能結合商業衛星資料，在必要的時機與地點，且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公開這類從前僅有政府衛星能掌握的機密衛星影像，提升對大眾對意圖破壞國際秩序的不友善及威脅性行為的認識。這能被應用在各種危機潛伏的情境，例如中國對臺灣的威脅動作。
第七章 當前與未來的威脅：中國在全球造成的挑戰（節錄）
中國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仍然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以其經濟成長與軍事擴張重塑國際海陸安全格局的中國，其長期和短期目標是什麼？與此同時，美國目前拒絕了多邊經濟和政治框架，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與美國盟邦徵收懲罰性關稅，並退出了由我們在歐洲的主要盟邦、俄羅斯與中國簽署的《伊朗核協議》（Iran Nuclear Agreement）。這些事件導致各國紛紛朝中國靠攏，導致美國與北約盟友的不睦，並拉近了俄羅斯與中國的距離。美國的懲罰性制裁已經造成極其負面的後果，尤其讓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這項始於二○一三年的倡議，意圖打造一條二十一世紀版的「絲綢之路」，投資規模高達數兆美元，涵蓋約八十個國家，讓中國不僅能夠確保自己的能源供應、貿易路線與重要天然資源，還能讓中國的投資擴及全球各大洋的港口基礎設施與航運路線，同時，透過大規模的投資與有些可能無法在本世紀內償清的貸款，刺激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並獲得經濟上的控制權。
中國還提出了「冰上絲綢之路」，宣稱自己是一個「近北極國家」，將以由中國海軍為核心的「海洋戰略」實現其所公布的目標。中國力圖獲得並控制俄羅斯、中亞、拉丁美洲與非洲等地的貴金屬開採及生產。中國的「債務外交」，是靠美國及主要盟邦付出的代價來獲利。它讓中國得以緩和與日本、菲律賓及越南之間的緊張關係，削弱因中國在南海的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占領及軍事化所引起的磨擦。後者明顯是為了駐軍以對抗美國第七艦隊，同時使中國在每個環礁和島嶼周圍擁有兩百海里的捕魚與海底資源開採權，即使位於海牙的「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宣布中國對此並無法律性或歷史性的權利，而美國並未試圖執行該法院的判決。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與吉布地建設海軍設施，並與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緬甸、孟加拉、坦尚尼亞、納米比亞、希臘及義大利，簽訂了長期的港口合作協議。
接連兩任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包括華盛頓律師湯姆．唐尼隆（Tom Donilon， 二○ 一○ 年至二○ 一三年在位） 及政策專家蘇珊． 萊斯（Susan Rice，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在位），在這一切發生時，並沒有採取任何反制行動，鷹派的約翰．波頓（John Bolton）則是一心想挑釁伊朗引發衝突，而沒有仔細聆聽詹姆斯．法內爾在二○一八年五月向眾議院情報常設專責委員會（HPSCI）所做的簡報中提及的細節。除非美國改採政治、外交及經濟性的轉型策略，以二十四小時部署美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軍力，保障公海自由與守法的國際秩序，並阻止為了貿易、資源，以及對國家安全、數位革命與相關的龐大產品線都極為重要的關鍵礦產所爆發的衝突，否則情勢將難以逆轉。
中國正在追隨英國遵循了數個世紀的海洋戰略及經濟模式，也就是保護海路貿易、支援境外併購、擴大影響力。中國進行的是無風險投資，不需要討好任何股東，他們對非洲礦業的投資，幾乎無需承擔歐美投資者所冒的風險。中國竊取技術，不僅透過眾所周知的網路滲透與間諜活動，還利用一個簡單而成功的經濟策略：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前往中國投資後，發現中國複製了他們的技術、生產與設計計畫，再創立本地的產業與企業，逼得外國投資者只能打道回府。令人震驚的是，美國與北約主要盟友對這種事幾乎沒有反應。睿智且精明、曾擔任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將的前國防部長吉姆．馬提斯（Jim Mattis），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以印度、美國，再加上其他美國主要盟友的「戰略匯合」（strategic convergence）來制衡此情勢，否則中國將成為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政治與戰略上，占主導地位的霸權。這讓人想起一九三○年代東亞經濟崩潰，導致日本不僅在海上挑起戰爭，還在陸地上進行領土擴張，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起為舉世帶來災難。而中國目前的走向，極可能造成形同這場悲劇的二十一世紀版的危機。全球經濟與世界各國根本無法再次承受這種沒有贏家、舉世皆輸的大規模衝突。美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盟邦，必須團結一致，以前所未有的外交、經濟與政治－軍事技巧及毅力，對抗此一挑戰。
一些人對詹姆斯．法內爾的證詞表示質疑，尤其是他對中國可能在二○二○年代某個時間點入侵臺灣的預測。儘管在這方面或有爭議，他對中國擴張主義政策與行動的詳細描述，仍是以準確的情報為基礎的。此外，他也敏銳地提出，中國在過去十年裡所做的許多事，都是曾在公開文獻中明確表述過的。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打算隱瞞他們的計畫與規畫，而是已經清楚告訴我們，他們打算做些什麼。尤其是美國很可能在中國為了挑戰美國而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與軍事行動下，陷入一場行動－反應（action-reaction）式的軍備競賽。中國公開展示了中國官方文稿所傳達的訊息，也就是中國將挑戰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影響力，自視為亞洲最大強國，並將在適當的時機，成為一個勢力突破西太平洋島鏈的霸權。
行動－反應式的軍備競賽，是冷戰時期的典型現象：蘇聯會發展出某種能力並擴大在各區域的影響力，或建立新的基地，美國與北約再對此進行反制。這場大博奕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才宣告結束。如今，美國與盟友必須認真考慮的是，若被中國誘入這場代價高昂、讓政治與軍事策略陷入複雜處境的類似競賽，將可能造成哪些負面影響。新一代美國領導人負擔不起一場將造成巨大經濟負擔的冷戰對峙，一定得找到其他的解決方案，因應這即將到來的問題、難關與挑戰。然而，上述情況清楚證明，英美情報體系與其五眼聯盟夥伴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他們的政治領導階層在遭遇中國可能突如其來且前所未有的激烈行動時，絕不能落得措手不及。
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政策，是建立在清楚明確的價值觀與戰略考慮上。首要之務就是保護自己的公民免於遭受一些侵略及挑戰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國家認同的威脅，也就是在和平與和諧中生活的權利；透過民主程序決定國家前途的權利；以及不受任何壓迫或威脅以獨立國家的形式存在的權利。根深柢固的歷史、文化、種族、語言與經濟因素，將五眼聯盟的每個國家凝聚在一起。每個國家維護其國家認同及自決權的戰略要求，因時間與地理空間而異，而這些因素決定了每個五眼聯盟成員國對於可能使自由、穩固的獨立現狀蒙受威脅的國際勢力均衡改變，所做出的反應。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一個重要教訓可以概括為，當迫在眉睫的威脅如密布的烏雲般，顯示世界正在朝安全堪虞的方向變化時，必須未雨綢繆地做好防範準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納粹黨的崛起，以及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大選導致德國從一九三六年表現得日益好戰，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引爆二次大戰。缺乏防範，可能會予人軟弱的印象，並助長侵略者挑戰現狀的實力。後者在如今的環境裡，不一定會是最壞情況下的侵略，也就是傳統的領土侵犯，而是經濟性的，包括水與石油等資源、傳染病的威脅、關鍵原物料遭壟斷式的收購，以及對網路空間的侵襲。這主要戰略需求的終極目標，就是確保國家的生存。
第二個教訓是，五眼聯盟成員國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及重大利益而結盟。同理，好戰且往往具有擴張意圖的國家，也會與其他可能為自己帶來眼前利益的國家結盟。納粹－蘇聯曾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納粹－日本－義大利曾組成軸心國，以及德國後來撕毀納粹－蘇聯互不侵犯條約，都是二十世紀敵對國家為了眼前利益，建立或破棄結盟的政治現實之典型案例。
第三，二十世紀的民主強權美國、英國，及其盟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帶領世界提倡民族自決，例如英國就倡導去殖民與自治權。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之父，五眼聯盟成員國是成立聯合國的核心，而且美國、英國與加拿大也是北約的龍頭。國際聯盟成立於一次大戰後的和平時期，宗旨是促進國際合作並減少戰爭發生。聯合國則是汲取國際聯盟未能維持國際秩序的教訓，以更有效的方式維護和平。北約的優勢則是以軍事上的團結、組織與實力進行威懾，而不是威脅。
五眼聯盟共同的文化，還有透過明確的軍力、國家意志，以及在組織完善的聯盟架構內合作展示實力的需求，催生出一條貫穿其戰略思維的明確主軸，也就是：為抵禦持續變化的環境中出現的威脅做好準備。五眼聯盟發現，維護國際安全的外交策略，或利用國力達成和平，所用的手段可能相當複雜。後者包括利用外交手段及多國聯手，以經濟制裁、國際孤立，還有限制貨物、原料及資金流入來施壓。若上述方法均告失敗，才能動用武力這最後的手段，包括封鎖、布雷、提高備戰水準，或是在最壞的情況下，公開宣戰。
在某些情況下，五眼聯盟，尤其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有時會因為整體戰略形勢及勢力均衡不利於自己，而難以動用上述手段。蘇聯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阿富汗，都證明了在多種情況摻雜下，會讓美國、加拿大、英國及其他盟友無計可施，而這種情況是不健康的。在上述的三個案例中，蘇聯的勢力都大到讓北約只能抗議，卻完全無法做出任何實質上的反應。這三種情況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教訓，尤其是軍事作為外交政策與整體國安政策的手段，是有局限性的。了解這些局限、集中式管理的問題，以及對五眼聯盟產生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二次大戰無疑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衝突。令人震驚的是，在戰爭期間，無論是美國、英國或是其大英國協盟友，主要國防組織都沒有經歷徹底的改革。雖然有更嚴格的控管及出於必要的合作，但沒有任何一國的軍方對合作提出反對或抵制。考量到二次大戰各個層面的複雜性，尤其是在短期內建造規模龐大的工業基地與戰爭機器，並在極短的時間內進行技術創新的驚人能力，有一點非常清楚：這套系統是有效的。雖然不盡完美，但英美兩國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國防組織表現非常出色；在進行得飛快的改造中，官僚主義的惰性不復存在，阻礙改革或命令傳達的人很快就被剔除，各種失職或無能也都獲得了修正。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需要改革？而且為什麼會發生從各自為政到集中式管理的改革？
第六章 情報的角色、任務與行動：欺敵與創新的情報活動（節錄）
欺敵在情報實務中歷史悠久。欺敵的藝術很容易被淹沒在由數兆位元被截獲的通訊、視頻及其他資料所構成的迷霧中。當代通訊技術的喧囂中，英國在二次大戰所策畫的「雙重間諜系統」的光采，已被當代通訊技術的巧妙手法所掩蓋。為了特定目的精心設計的假訊息可以被捏造出來，並透過眾所皆知的現代媒體工具及各種管道散播。資料探勘（data mining）與分析能幫助加害者，例如針對二○一六年美國選舉的攻擊，會決定該針對哪些人投放訊息，甚至政治宣傳，以說服並影響他們。
廣義而論，美國密碼破譯專家的耀眼成果，讓珍珠港事件的悲劇在太平洋戰爭的關鍵轉捩點—中途島海戰中，得到了補償。科技有時會讓人忽略其他的可能性，讓大家以為科技就是唯一答案。在踏上所費不貲的科技路線之前，應該先問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想要做到什麼？」同理，五眼聯盟需要時刻警惕可能的對手在這方面會採取什麼欺敵與誘騙手段，讓我方陷入誤以為「一切安好」的致命心態。例如，伊朗與北韓會不會運用迂迴手段，在限武議題上欺騙我方？突然意識到盟邦遭到欺騙時，外交手段也可能迅速僵化。
在一九三○年代，德國與日本都很擅長隱瞞軍事計畫，以至於當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終於醒悟，由首相張伯倫前往慕尼黑與希特勒談判時，便徹底陷入了邱吉爾成為首相時巧妙比喻的困境：「當老虎咬著你的頭時，你是無法跟他講道理的。」五眼聯盟曾深入調查蘇聯對限制核武的默從，以確保美國談判代表將與心懷善意的另一方對話，而不是如邱吉爾所形容的被誘入虎口。在「相互保證毀滅」原則的作用下，雙方也確實秉持誠信互動，以消弭核戰危機，確保國際和平。
五眼聯盟共同參與管理和使用國際船舶自動識別系統，這是一套優秀的現代通訊與資料架構，由國際海事組織所管理，該組織是聯合國中負責規範航運業務的專業機構，總部設在倫敦。其前身是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IMCO），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於日內瓦成立，並在一九五九年與一九八二年經歷了兩次組織架構上的變更。目前有一百七十四個會員國與三個準會員國。國際海事組織擁有一批人才齊備的全職工作人員及聯合國祕書處。其總部位於倫敦的亞伯特堤岸（Albert Embankment），祕書長則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所有會員國均已簽署《國際海事組織公約》（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三個準會員為法羅群島、香港及澳門。除了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和諾魯這兩個太平洋島國，大多數非會員國均為內陸國家。國際海事組織控制著約六十項對會員國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條文，歷任祕書長來自英國、丹麥、法國、印度、加拿大、希臘、日本及韓國。
國際海事組織擁有多個技術及安全委員會，以及更多的小組委員會。它的工作和組織浩繁到難以詳述。自動識別系統是國際海事組織的一項優秀服務及功能，五眼聯盟廣泛地利用它來掌握會員國所有商船的身分與精準動態。這些資訊包括每艘船目前的速度與航向，以及出發港、目的港、貨物內容及技術細節，全都會被即時傳送給裝備了自動識別系統／全球定位系統之接收器／發射器的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有助於確保航海安全，尤其是避免碰撞。如今加入自動識別系統的船舶，除了運用雷達與肉眼，也重度仰賴自動識別系統。自動識別系統的資料由一組商業衛星即時或近乎即時地傳送。
我長年停泊在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Annapolis）的帆船上，就裝備了結合導航系統與全球定位系統顯示器的自動識別系統。我可以查看自己的航行區域內，所有裝備自動識別系統的船舶的詳細資訊。有些不法船隻基於噸位而被強制安裝自動識別系統，卻不傳輸自動識別系統資料，就會成為監視與追蹤的明顯目標。這些船舶會被標記為可能有非商業意圖，包括海盜活動、槍械走私、毒品及人口販運，以及情報蒐集，因此可能會被以祕密方式追蹤。
被列入不法船隻名單者，若有傳輸自動識別系統資料，五眼聯盟就會對其進行監控。這在商業衛星出現之前是做不到的，當時衛星情報完全由美國國家偵察局、蘇聯，後來跟進的中國，以及擁有訊號情報衛星的英國所主導。如今，由國際海事組織控制的衛星資料與其他多個商業衛星系統，都能提供出色的影像資料。中國在南海的暗礁與環礁，以及有爭議的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動向，都逃不過這些商業衛星的偵察。只要有筆記型電腦或類似設備，任何人都能看到中國在南海的軍事設施的商業衛星資料。
五眼聯盟的一大優勢，就是能結合商業衛星資料，在必要的時機與地點，且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公開這類從前僅有政府衛星能掌握的機密衛星影像，提升對大眾對意圖破壞國際秩序的不友善及威脅性行為的認識。這能被應用在各種危機潛伏的情境，例如中國對臺灣的威脅動作。
第七章 當前與未來的威脅：中國在全球造成的挑戰（節錄）
中國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仍然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以其經濟成長與軍事擴張重塑國際海陸安全格局的中國，其長期和短期目標是什麼？與此同時，美國目前拒絕了多邊經濟和政治框架，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與美國盟邦徵收懲罰性關稅，並退出了由我們在歐洲的主要盟邦、俄羅斯與中國簽署的《伊朗核協議》（Iran Nuclear Agreement）。這些事件導致各國紛紛朝中國靠攏，導致美國與北約盟友的不睦，並拉近了俄羅斯與中國的距離。美國的懲罰性制裁已經造成極其負面的後果，尤其讓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這項始於二○一三年的倡議，意圖打造一條二十一世紀版的「絲綢之路」，投資規模高達數兆美元，涵蓋約八十個國家，讓中國不僅能夠確保自己的能源供應、貿易路線與重要天然資源，還能讓中國的投資擴及全球各大洋的港口基礎設施與航運路線，同時，透過大規模的投資與有些可能無法在本世紀內償清的貸款，刺激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並獲得經濟上的控制權。
中國還提出了「冰上絲綢之路」，宣稱自己是一個「近北極國家」，將以由中國海軍為核心的「海洋戰略」實現其所公布的目標。中國力圖獲得並控制俄羅斯、中亞、拉丁美洲與非洲等地的貴金屬開採及生產。中國的「債務外交」，是靠美國及主要盟邦付出的代價來獲利。它讓中國得以緩和與日本、菲律賓及越南之間的緊張關係，削弱因中國在南海的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占領及軍事化所引起的磨擦。後者明顯是為了駐軍以對抗美國第七艦隊，同時使中國在每個環礁和島嶼周圍擁有兩百海里的捕魚與海底資源開採權，即使位於海牙的「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宣布中國對此並無法律性或歷史性的權利，而美國並未試圖執行該法院的判決。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與吉布地建設海軍設施，並與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緬甸、孟加拉、坦尚尼亞、納米比亞、希臘及義大利，簽訂了長期的港口合作協議。
接連兩任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包括華盛頓律師湯姆．唐尼隆（Tom Donilon， 二○ 一○ 年至二○ 一三年在位） 及政策專家蘇珊． 萊斯（Susan Rice，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在位），在這一切發生時，並沒有採取任何反制行動，鷹派的約翰．波頓（John Bolton）則是一心想挑釁伊朗引發衝突，而沒有仔細聆聽詹姆斯．法內爾在二○一八年五月向眾議院情報常設專責委員會（HPSCI）所做的簡報中提及的細節。除非美國改採政治、外交及經濟性的轉型策略，以二十四小時部署美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軍力，保障公海自由與守法的國際秩序，並阻止為了貿易、資源，以及對國家安全、數位革命與相關的龐大產品線都極為重要的關鍵礦產所爆發的衝突，否則情勢將難以逆轉。
中國正在追隨英國遵循了數個世紀的海洋戰略及經濟模式，也就是保護海路貿易、支援境外併購、擴大影響力。中國進行的是無風險投資，不需要討好任何股東，他們對非洲礦業的投資，幾乎無需承擔歐美投資者所冒的風險。中國竊取技術，不僅透過眾所周知的網路滲透與間諜活動，還利用一個簡單而成功的經濟策略：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投資者前往中國投資後，發現中國複製了他們的技術、生產與設計計畫，再創立本地的產業與企業，逼得外國投資者只能打道回府。令人震驚的是，美國與北約主要盟友對這種事幾乎沒有反應。睿智且精明、曾擔任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將的前國防部長吉姆．馬提斯（Jim Mattis），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以印度、美國，再加上其他美國主要盟友的「戰略匯合」（strategic convergence）來制衡此情勢，否則中國將成為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政治與戰略上，占主導地位的霸權。這讓人想起一九三○年代東亞經濟崩潰，導致日本不僅在海上挑起戰爭，還在陸地上進行領土擴張，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起為舉世帶來災難。而中國目前的走向，極可能造成形同這場悲劇的二十一世紀版的危機。全球經濟與世界各國根本無法再次承受這種沒有贏家、舉世皆輸的大規模衝突。美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盟邦，必須團結一致，以前所未有的外交、經濟與政治－軍事技巧及毅力，對抗此一挑戰。
一些人對詹姆斯．法內爾的證詞表示質疑，尤其是他對中國可能在二○二○年代某個時間點入侵臺灣的預測。儘管在這方面或有爭議，他對中國擴張主義政策與行動的詳細描述，仍是以準確的情報為基礎的。此外，他也敏銳地提出，中國在過去十年裡所做的許多事，都是曾在公開文獻中明確表述過的。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打算隱瞞他們的計畫與規畫，而是已經清楚告訴我們，他們打算做些什麼。尤其是美國很可能在中國為了挑戰美國而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與軍事行動下，陷入一場行動－反應（action-reaction）式的軍備競賽。中國公開展示了中國官方文稿所傳達的訊息，也就是中國將挑戰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影響力，自視為亞洲最大強國，並將在適當的時機，成為一個勢力突破西太平洋島鏈的霸權。
行動－反應式的軍備競賽，是冷戰時期的典型現象：蘇聯會發展出某種能力並擴大在各區域的影響力，或建立新的基地，美國與北約再對此進行反制。這場大博奕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才宣告結束。如今，美國與盟友必須認真考慮的是，若被中國誘入這場代價高昂、讓政治與軍事策略陷入複雜處境的類似競賽，將可能造成哪些負面影響。新一代美國領導人負擔不起一場將造成巨大經濟負擔的冷戰對峙，一定得找到其他的解決方案，因應這即將到來的問題、難關與挑戰。然而，上述情況清楚證明，英美情報體系與其五眼聯盟夥伴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他們的政治領導階層在遭遇中國可能突如其來且前所未有的激烈行動時，絕不能落得措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