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圓戰爭
早在數年前，類似的間諜行動就曾上演，當時瞄準的是全球最頂尖的晶片技術供應商。受害者是荷蘭公司艾司摩爾（ASML），該公司稱霸全球曝光機市場。所謂曝光機，就是專門在矽晶圓刻劃細微複雜的電晶體結構，完成這個步驟，晶圓才會切割成一顆顆晶片。
至於中國背後的動機，艾司摩爾首席律師派翠克．萊恩（Patrick Ryan）說得很直接：「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偶發事件……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為了幫助中國政府奪取技術。」
這一次，威脅同樣來自內鬼，中國顯然透過各種管道，開出高額報酬或其他誘因，例如以人才招募計畫為名義，或是由政府補助本土的新創企業。任職於艾司摩爾加州聖塔克拉拉辦公室的工程師俞宗強，是這起技術竊取行動的主導者，甚至拉攏多名同事一起加入，包括資深設計工程師李萬宇。李萬宇下載光學鄰近修正（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OPC）全部原始碼，總計兩百萬行，該軟體的作用就是確保微電路精準刻印在晶圓上。兩年後，也就是二○一四年，俞宗強先在美國聖荷西成立XTAL，一個月後又在北京工業區創辦第二家公司，取名東方晶源微電子科技。
據傳俞宗強背後的金主，正是鋼鐵巨頭中國東方集團董事長暨執行長韓敬遠，他是中國共產黨資深黨員，個人履歷甚至強調他曾擔任黨代表，出席多項官方會議。
根據二○一八年的審判紀錄，艾司摩爾的這位前員工回中國創業，中國東方集團持有東方晶源微電子科技超過一半的股權，背後的投資結構往往透過子公司來包裝。XTAL成立的過程也曾獲得南韓資助，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成立時，中共正好推出一項重大戰略計畫：規模三百五十億美元的國家半導體基金。
到了二○一九年五月，加州當局準備逮捕俞宗強時，他早已離開美國，另外兩名和他關係密切的艾司摩爾前員工也一併遭到起訴，分別是時任XTAL工程副總裁的藍松，與XTAL資訊科技總監的李萬宇。後來兩人都承認帶走公司機密資料，但最終受到的處罰卻相當輕微，好像只是輕輕打個手心，李萬宇判處七個月電子監控，藍松也只要做九十天的社區服務。加州法院裁定，XTAL應賠償艾司摩爾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不過這筆賠償連一毛錢也沒有拿到，因為XTAL在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申請破產。
至於俞宗強，他是山寨公司背後真正的金主，至今都沒有付出任何代價，頂多只是被通緝，身上多一張逮捕令而已。他回到中國後，反而成為民族英雄，經常和政界人士往來，出席高規格軍事閱兵典禮，成功募集大筆資金。二○二三年，他的公司打算掛牌上市，估值約十二億美元。
然而二○一九年，艾司摩爾執行長改口，公開否定律師先前的說法，不同意這起事件是由中共主導。他表示：「說我們是國家陰謀的受害者，這是不對的，我們只是遭到矽谷的幾名員工盜取技術，他們純粹是為了私利，才會做出這些違法的事。」
如此不合邏輯的大改口，究竟是為了什麼？後來，艾司摩爾董事會再度重申這個立場。原因不難想像，不外乎商業利益、風險考量、擔心遭到報復、公關壓力。艾司摩爾在中國擁有龐大的客群，未來潛在訂單動輒數十億美元，但是只要遭到中共報復，如此龐大的市占率隨時可能被截斷，因此艾司摩爾很可能是在收拾局面。雖然並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中共高層在背後指使，但黨內有權有勢人物確實和這樁竊案有關，完全符合其一貫的手法。
中國長期奉行竊取即創新策略，如今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微晶片技術的重要性，牽動美國最核心的國安議題。在這個高度連結的世界，隨處可見微處理器，我們的汽車和其他各種裝置，都是靠晶片驅動、監測、控制；同理，最先進、最致命的軍事武器也高度依賴半導體。未來有許多武器系統仰賴晶片強大的指揮控制技術，每秒必須能處理大量的運算。F-35這類現代戰機，簡直就是飛在空中的超級電腦，從雷達系統、匿蹤能力、導航及目標鎖定，所有關鍵功能都極度仰賴微晶片。就連造價四十萬美元的飛行員頭盔，同樣搭載高階半導體，把關鍵飛行資訊即時投射到護目鏡上，飛行員就可以一邊掌握戰場資訊，一邊精準操作飛機。
另一邊是圖形處理器（GPU）晶片，把高速運算能力和龐大記憶體濃縮在一小片晶圓，雖然只有便利貼大小，如今卻成為全球頂尖AI的心臟，未來會大量融入軍事和監控領域，涵蓋戰情分析與戰場即時決策。最快速、最強大的晶片，即便在戰鬥、飛行、轟炸的過程，也能即時收發訊號、調整戰術，因此戰略價值極高，無論是川普或拜登政府，難得在這件事形成跨黨派共識，紛紛限制晶片和AI技術出口到中國。美國這波管制措施，瞄準全球GPU龍頭的相關技術與產品，包括艾司摩爾和輝達（Nvidia）。出口限制固然重要，但北京對晶片的興趣，其實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早在數十年前就盯上一家進軍中國的美國晶片巨頭，甚至暗中監聽。
英特爾一步步失守
馬修．布拉席爾（Matthew Brazil）曾在美國陸軍擔任語言官，之後又派駐中國四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擔任商務官員，負責出口與合規事務。一九九五年，他加入英特爾（Intel），一待就是十六年。他回憶剛到中國時，「在那個年代，西方企業內部就算有中共黨委，多半還是低調運作，很少對外張揚，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卻越來越明目張膽。」
有一次，英特爾中國辦公室的高層告訴他，公司有兩位黨委想找他談話。布拉席爾至今仍記得，高層交代一句話：「對方想知道什麼，你就講什麼，因為這是他們的地盤。」
隨後布拉席爾和兩位中國同事見面，整場氣氛與其說是談話，更像是訊問，其中一名女性負責英特爾資安防護，另一位則負責政府關係。他的心裡很清楚，這場對話充滿潛在的利益衝突，但最後還是依照上司指示，選擇照實回答。他說：「他們特別關心TSCM，也就是技術監聽反制措施，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如何找出竊聽器。我們當時準備把一批設備從美國運送到中國，包括非線性節點探測器，可以偵測牆壁裡有沒有半導體元件；以及電話檢測設備，可以確認電話線路是否安裝竊聽器；另外，還有無線訊號的掃描設備，可以偵測無線監聽器。我把這些全部告訴他們了。」
那場一問一答，布拉席爾甚至特地解釋，這些設備的偵測範圍只有三十 GHz，只能偵測到一般低階的監聽器；至於三十 GHz以上，國家級單位使用的高階監聽設備，這些工具就無能為力了。布拉席爾說：「結果，他們把這些東西全部記下來。」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
多年後，布拉席爾出版著作《中共百年間諜活動》（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回頭看這段經歷依然覺得荒謬，他分明是負責公司資安的專家，居然聽從上司的指示，親自教導兩名中共黨員如何在英特爾辦公室安裝竊聽器。
那一次，布拉席爾等於幫對方上了一堂課，再過幾年，上司居然指示他私下調查，看看其他外商怎麼做反監控。結果只有四位安全主管願意分享公司內部做法，這些人一聽到要使用反竊聽設備，全都露出震驚的神情。布拉席爾表示：「對方回答我：『如果有什麼事不希望中方知道，我們就把人送出國，送到外面開會。」在外商企業裡，長期負責中國業務的資安人員，往往比大多數人更清楚這種威脅的規模和本質，有時甚至比公司高層還要清醒。
當年，這種做法似乎還算合理。但回顧艾司摩爾的案例，現在再不主動出擊，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防線，即便業務不在中國，也未必真的安全。國安部善用無國界的數位世界，直接鎖定企業內部人員，手段毫不留情，世界上沒有任何企業能躲過。
不到三十年前，北京最先進的電子技術還停留在拆解電路板，偷學別人的技術，但如今這套體制已經全力衝向半導體頂峰，背後是社會總動員的打法，動用數兆人民幣資金，再搭配國家補貼、政策命令、法律戰，甚至是直接的技術竊取，例如華為和中芯國際等企業，過去只是遙遙落後的追趕者，如今卻能量產七奈米晶片，就算美國強力制裁，試圖拖慢中方的進度，中國仍持續邁向五奈米製程。這股推力反映習近平的決心，希望擺脫中國長年來依賴外國技術的局面，在半導體產業爭奪主導地位，這也是中國製造二○二五的重點項目。
這個戰略意義與地緣政治張力，完全不亞於冷戰時期的核武競賽。晶片戰爭最後誰輸誰贏，目前很難下定論，只不過晶片設計巨頭輝達也準備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可見檯面下的間諜戰恐怕早已分出高下。北京整合情報、資金與製造力，成功搶得先機，一張張偷來的設計圖，逐步轉化為國家實力，一片接著一片的晶圓，不斷累積。
早在數年前，類似的間諜行動就曾上演，當時瞄準的是全球最頂尖的晶片技術供應商。受害者是荷蘭公司艾司摩爾（ASML），該公司稱霸全球曝光機市場。所謂曝光機，就是專門在矽晶圓刻劃細微複雜的電晶體結構，完成這個步驟，晶圓才會切割成一顆顆晶片。
至於中國背後的動機，艾司摩爾首席律師派翠克．萊恩（Patrick Ryan）說得很直接：「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偶發事件……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為了幫助中國政府奪取技術。」
這一次，威脅同樣來自內鬼，中國顯然透過各種管道，開出高額報酬或其他誘因，例如以人才招募計畫為名義，或是由政府補助本土的新創企業。任職於艾司摩爾加州聖塔克拉拉辦公室的工程師俞宗強，是這起技術竊取行動的主導者，甚至拉攏多名同事一起加入，包括資深設計工程師李萬宇。李萬宇下載光學鄰近修正（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OPC）全部原始碼，總計兩百萬行，該軟體的作用就是確保微電路精準刻印在晶圓上。兩年後，也就是二○一四年，俞宗強先在美國聖荷西成立XTAL，一個月後又在北京工業區創辦第二家公司，取名東方晶源微電子科技。
據傳俞宗強背後的金主，正是鋼鐵巨頭中國東方集團董事長暨執行長韓敬遠，他是中國共產黨資深黨員，個人履歷甚至強調他曾擔任黨代表，出席多項官方會議。
根據二○一八年的審判紀錄，艾司摩爾的這位前員工回中國創業，中國東方集團持有東方晶源微電子科技超過一半的股權，背後的投資結構往往透過子公司來包裝。XTAL成立的過程也曾獲得南韓資助，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成立時，中共正好推出一項重大戰略計畫：規模三百五十億美元的國家半導體基金。
到了二○一九年五月，加州當局準備逮捕俞宗強時，他早已離開美國，另外兩名和他關係密切的艾司摩爾前員工也一併遭到起訴，分別是時任XTAL工程副總裁的藍松，與XTAL資訊科技總監的李萬宇。後來兩人都承認帶走公司機密資料，但最終受到的處罰卻相當輕微，好像只是輕輕打個手心，李萬宇判處七個月電子監控，藍松也只要做九十天的社區服務。加州法院裁定，XTAL應賠償艾司摩爾八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不過這筆賠償連一毛錢也沒有拿到，因為XTAL在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申請破產。
至於俞宗強，他是山寨公司背後真正的金主，至今都沒有付出任何代價，頂多只是被通緝，身上多一張逮捕令而已。他回到中國後，反而成為民族英雄，經常和政界人士往來，出席高規格軍事閱兵典禮，成功募集大筆資金。二○二三年，他的公司打算掛牌上市，估值約十二億美元。
然而二○一九年，艾司摩爾執行長改口，公開否定律師先前的說法，不同意這起事件是由中共主導。他表示：「說我們是國家陰謀的受害者，這是不對的，我們只是遭到矽谷的幾名員工盜取技術，他們純粹是為了私利，才會做出這些違法的事。」
如此不合邏輯的大改口，究竟是為了什麼？後來，艾司摩爾董事會再度重申這個立場。原因不難想像，不外乎商業利益、風險考量、擔心遭到報復、公關壓力。艾司摩爾在中國擁有龐大的客群，未來潛在訂單動輒數十億美元，但是只要遭到中共報復，如此龐大的市占率隨時可能被截斷，因此艾司摩爾很可能是在收拾局面。雖然並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中共高層在背後指使，但黨內有權有勢人物確實和這樁竊案有關，完全符合其一貫的手法。
中國長期奉行竊取即創新策略，如今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微晶片技術的重要性，牽動美國最核心的國安議題。在這個高度連結的世界，隨處可見微處理器，我們的汽車和其他各種裝置，都是靠晶片驅動、監測、控制；同理，最先進、最致命的軍事武器也高度依賴半導體。未來有許多武器系統仰賴晶片強大的指揮控制技術，每秒必須能處理大量的運算。F-35這類現代戰機，簡直就是飛在空中的超級電腦，從雷達系統、匿蹤能力、導航及目標鎖定，所有關鍵功能都極度仰賴微晶片。就連造價四十萬美元的飛行員頭盔，同樣搭載高階半導體，把關鍵飛行資訊即時投射到護目鏡上，飛行員就可以一邊掌握戰場資訊，一邊精準操作飛機。
另一邊是圖形處理器（GPU）晶片，把高速運算能力和龐大記憶體濃縮在一小片晶圓，雖然只有便利貼大小，如今卻成為全球頂尖AI的心臟，未來會大量融入軍事和監控領域，涵蓋戰情分析與戰場即時決策。最快速、最強大的晶片，即便在戰鬥、飛行、轟炸的過程，也能即時收發訊號、調整戰術，因此戰略價值極高，無論是川普或拜登政府，難得在這件事形成跨黨派共識，紛紛限制晶片和AI技術出口到中國。美國這波管制措施，瞄準全球GPU龍頭的相關技術與產品，包括艾司摩爾和輝達（Nvidia）。出口限制固然重要，但北京對晶片的興趣，其實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早在數十年前就盯上一家進軍中國的美國晶片巨頭，甚至暗中監聽。
英特爾一步步失守
馬修．布拉席爾（Matthew Brazil）曾在美國陸軍擔任語言官，之後又派駐中國四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擔任商務官員，負責出口與合規事務。一九九五年，他加入英特爾（Intel），一待就是十六年。他回憶剛到中國時，「在那個年代，西方企業內部就算有中共黨委，多半還是低調運作，很少對外張揚，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卻越來越明目張膽。」
有一次，英特爾中國辦公室的高層告訴他，公司有兩位黨委想找他談話。布拉席爾至今仍記得，高層交代一句話：「對方想知道什麼，你就講什麼，因為這是他們的地盤。」
隨後布拉席爾和兩位中國同事見面，整場氣氛與其說是談話，更像是訊問，其中一名女性負責英特爾資安防護，另一位則負責政府關係。他的心裡很清楚，這場對話充滿潛在的利益衝突，但最後還是依照上司指示，選擇照實回答。他說：「他們特別關心TSCM，也就是技術監聽反制措施，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如何找出竊聽器。我們當時準備把一批設備從美國運送到中國，包括非線性節點探測器，可以偵測牆壁裡有沒有半導體元件；以及電話檢測設備，可以確認電話線路是否安裝竊聽器；另外，還有無線訊號的掃描設備，可以偵測無線監聽器。我把這些全部告訴他們了。」
那場一問一答，布拉席爾甚至特地解釋，這些設備的偵測範圍只有三十 GHz，只能偵測到一般低階的監聽器；至於三十 GHz以上，國家級單位使用的高階監聽設備，這些工具就無能為力了。布拉席爾說：「結果，他們把這些東西全部記下來。」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
多年後，布拉席爾出版著作《中共百年間諜活動》（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回頭看這段經歷依然覺得荒謬，他分明是負責公司資安的專家，居然聽從上司的指示，親自教導兩名中共黨員如何在英特爾辦公室安裝竊聽器。
那一次，布拉席爾等於幫對方上了一堂課，再過幾年，上司居然指示他私下調查，看看其他外商怎麼做反監控。結果只有四位安全主管願意分享公司內部做法，這些人一聽到要使用反竊聽設備，全都露出震驚的神情。布拉席爾表示：「對方回答我：『如果有什麼事不希望中方知道，我們就把人送出國，送到外面開會。」在外商企業裡，長期負責中國業務的資安人員，往往比大多數人更清楚這種威脅的規模和本質，有時甚至比公司高層還要清醒。
當年，這種做法似乎還算合理。但回顧艾司摩爾的案例，現在再不主動出擊，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防線，即便業務不在中國，也未必真的安全。國安部善用無國界的數位世界，直接鎖定企業內部人員，手段毫不留情，世界上沒有任何企業能躲過。
不到三十年前，北京最先進的電子技術還停留在拆解電路板，偷學別人的技術，但如今這套體制已經全力衝向半導體頂峰，背後是社會總動員的打法，動用數兆人民幣資金，再搭配國家補貼、政策命令、法律戰，甚至是直接的技術竊取，例如華為和中芯國際等企業，過去只是遙遙落後的追趕者，如今卻能量產七奈米晶片，就算美國強力制裁，試圖拖慢中方的進度，中國仍持續邁向五奈米製程。這股推力反映習近平的決心，希望擺脫中國長年來依賴外國技術的局面，在半導體產業爭奪主導地位，這也是中國製造二○二五的重點項目。
這個戰略意義與地緣政治張力，完全不亞於冷戰時期的核武競賽。晶片戰爭最後誰輸誰贏，目前很難下定論，只不過晶片設計巨頭輝達也準備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可見檯面下的間諜戰恐怕早已分出高下。北京整合情報、資金與製造力，成功搶得先機，一張張偷來的設計圖，逐步轉化為國家實力，一片接著一片的晶圓，不斷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