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台灣女性移民適應澳紐生活的過程：以澳紐的單棲媽媽為例〉

有關澳紐的台灣移民的研究結果

近十年來，台灣外移人數甚眾，每年有20,000至25,000名台灣人移居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在1990年1月、1995年6月和2000年，移民往澳洲的台灣商業移民更達到了頂峰（Chiang，2001：700）。

作者利用澳洲1981至1996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在雪梨、墨爾本以及布里斯本這些最多台灣移民居住的地區之中，有關他們的職業結構。我們發現，台灣移民的失業率在所有的移民族群體中是最高的。台灣男性在經濟上，如收入水平、職業地位和勞動力參與，都較女性成功。台灣出生的男性移民多數從事批發、零售、飯店及餐飲業，其次是商業、房地產和商業服務；而大多數女性則從事教育及社區服務。同時，前者多從事經理、行政和專業職位；後者則出任文職、銷售和服務性工作。在澳洲的台灣移民多數因為持有當地無效的海外學歷和資格證明，加上英文欠佳，又缺乏當地知識（local knowledge），還有因為其他制度性的歧視原因，導致出現向下社會流動的情況。儘管他們擁有中產階級的背景、高學歷及優秀的企業管理技能，但是因為英文程度欠佳，並且不願意接受比以前低下的工作，以致較難成立公司或者獲得工作（徐榮崇、姜蘭虹，2001；Chiang & Kuo，2000）。爾後研究又發現，他們在澳洲的經濟參與模式主要為自雇和受雇於台灣公司（姜蘭虹、宋郁玲，2001）。 就業不足和向下流動在近年移民群體中非常普遍，他們因此需要借助其他的收入來源，如儲蓄和在台灣工作。他們的流動模式創造了「太空人」現象，跨國家庭和回流移民、第二代移民的跨文化教育經驗，以及新的身分認同，這些問題無論在輸出地還是接收地，都需要深入地再進行研究。

儘管如此，大多數的台灣移民都有個人物業，而且大部分住在澳洲較富裕的市郊，如布里斯本的Mt. Omanney、Westlake、Cleveland和Eight Mile Plains；墨爾本的North Balwyn、Kew和Glen Waverly；雪梨的Chatswood、St. Ives和Killara（徐榮崇、姜蘭虹，2001）。對台灣移民遷居的田野調查（微觀）研究中，我們發現收入和住房預算、子女教育、居住地和工作場所與商店的距離，以及朋友的建議，均是他們選擇居所位置的考慮因素。而居住地的選擇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並且反映了個人的偏好與經驗，以及生活環境和房價的影響。近年，移民對擁有游泳池和庭院的別墅興趣漸減，這是由於他們沒有時間使用這些設施。故此，移民會遷居至其他地方。

移民研究大多針對經濟調適做宏觀的描述（Ip, Wu & Inglis，1998；Wu，2003），沒有深入分辨兩性的移民原因、定居經驗和適應過程。徐榮崇（2002）在研究移民對選擇居住地的決策過程中，以「需要」和「資本」作為討論移民流動的分析框架。但是，這項研究只關注家庭的選擇，忽略了那些因丈夫回台謀生，而留在異國獨自肩負養育孩子責任的妻子需要。

本文以女性作為研究主題，尤其是那些丈夫已經回台，或者成了「太空人」，而與孩子留在紐澳繼續移民生活的女性。當許多男性暫時回台以謀生計，而年輕移民也回台找工作，實在談不上所謂移民導致了台灣的「人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