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讀】
最圓滑的縱橫家智慧
縱橫家智謀是中國智謀型文化中最無恥的一頁。這種無恥表現在縱橫家沒有一定的政治主張和價值觀念，他們行動的原則是「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縱橫家的產生有其漫長的歷史過程。《漢書‧藝文志》稱：「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在這裡，孔子和史家對「行人」的作用是很重視的，但最初「行人」還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外交官，而是主管禮儀的官員。如《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其職責是「掌大賓之禮，及大儀，以親諸侯」。又有「小行人」，其職責是「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但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所設置的「行人」的職責已經與《周禮》中所記的行人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再以接待為主要職責，而是以出使各個諸侯國、執行外交使命為主要職責。
《左傳》中就記載了許多「行人」優秀的外交辭令，從中可以看出，這時已經有人在有意識地使用「動以利害、巧辭服人」的說服術。到了戰國時代，諸侯間的外交大勢已經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諸侯國聯合起來（合縱）對付秦國，或是各諸侯國分別同秦國建立外交關係（連橫）以求自保。為了適應合縱和連橫的兩種策略，同時一些士人也是為了在其中謀求個人的利益，便「仰祿而失道」，學習外交官「行人」的說服術，順應這種歷史潮流，奔走於各國之間。於是，「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這樣一來，縱橫家就應運而生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縱橫家」一語不是一個學派的名稱，而是指春秋戰國時期一個獨特的謀士群體。儘管這樣，縱橫家的地位還是非常突出的，他們有自己的學說，甚至是各個學派中的顯學。但關鍵之處並不在縱橫家的學問上，而在於縱橫家直接的現實效用。「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是對縱橫家的巨大現實作用的準確描述。對於縱橫家積極的歷史作用，當時的人們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戰國策》曾經這樣評價蘇秦發起的合縱運動：「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
與其他學派相比，縱橫家現實實踐中有三個特徵：一、無從一而終的固定的君主；二、沒有固定的政治主張；三、沒有一定的價值標準，除了勢利營求之外，沒有道德束縛。蘇秦和張儀無疑是當時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兩位縱橫家。縱觀戰國後期的那段歷史，你會發現，其國際關係差不多完全是由兩個智謀之人、舌辯之士左右的。先是蘇秦的「合縱」，後是張儀的「連橫」，這兩個人把戰國七雄當作一盤任由他們撥弄的棋，玩弄七雄於股掌之上。這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人類古代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蘇秦、張儀莫屬。
不僅「連橫」、「合縱」本身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可言，就是撥弄「連橫」、「合縱」的人也無所謂有無正義感。他們既不像同時代的莊子那樣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齊王實行「仁政」的孟子那樣為理想奮鬥不已，他們所有的信念就是權和錢，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和高貴的品德。相反，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是欺騙、狡詐、殘忍、無恥的行為方式和一切以權勢為標準的價值觀念。如果就他們的所作所為總結其品德和為人的話，那就是「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縱橫家智謀也有自己完備的論述和系統，除了《韓非子》中的幾篇論文以外，它的總結性的著作是《鬼谷子》。這部書從各個方面論述了遊說的技巧，是一部傑出的智謀方面的著作。通過簡要地介紹這部著作的章目，就可以很清楚地瞭解縱橫家智謀的全貌。
該書的第一章講遊說中的縱橫捭闔，左右逢源，要求縱橫家要有高瞻遠矚、縱觀全域的認識高度；第二章是講反應，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善於捕捉信息、處理信息，能夠見微知著，洞燭幽微；第三章是講要善於揣摩君主的心理，能夠迎合並進一步征服被遊說的對象，就是「結內」，使對象能夠真正地心服並喜歡你；第四章是講在具體的遊說過程中要善於彌缺補漏、隨機應變，使自己的說辭天衣無縫；第五章是講在遊說的過程中要先使對方激動，使對方充分暴露自己，等到對方情志衰竭的時候，再抓住其心理，唆使對方去實現自己所想望的東西，對方就會被說服，乖乖地聽命；第六章實際上是講在遊說過程中不要顯得太直露，好像在哀求人一般，而要先忤後合、以忤為合；第七章是講揣情度理；第八章是講通過刺激、試探以引起對方的反應，從而瞭解內情；第九章是講度量權衡利弊禍福；第十章是講如何謀劃說服人的策略；第十一章是講要能夠不失時機地決情定疑，果斷處理遊說中遇到的問題；第十二章是講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言辭和實際情況一致；第十三章是講圓融靈通。
縱橫家智謀是春秋戰國時期特定的國際形勢的產物，其興也快，其衰也速。在漢代建立了大一統的帝國以後，縱橫家智謀就很難再有用武之地了。雖然歷代都有餘音，但卻很難再有大的發展了。
縱橫家智謀的文化特點對我們的民族根性也有一定的不良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有奶便是娘」的無原則的功利意識的倡導上。另外，縱橫家的論辯滔滔的語言特色對中國的文學也有一定的影響。
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當代詩人北島這樣說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話透顯出了人性與歷史的悲劇意識，然而，歷史也正是在這樣的悲劇意識中奮然前行的。
一般說來，傳統中國人的理想是當官，而不是當英雄。當官有權，有了權也就有了錢，榮、華、富、貴四個字真可謂形容盡了當官的好處。一旦當官，不僅在物質享受上得到了滿足，被眾人豔羨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受人尊重、令人敬畏的權欲得到了滿足，就是從道德上也得到了社會的承認，所謂光宗耀祖，正是這個意思。當英雄就不然了，在中國歷史上，英雄大多沒有好下場，富、貴往往是沒有的，就是榮、華也要拜人所賜。所以，中國人是寧願當官而絕不願當英雄的。
只要當上官，不論你曾採取過什麼手段，不論你是為了什麼目的，你都是成功者，輿論一般都會站在你這一邊。「成者王侯敗者寇」，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中國人雖經常高喊「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在現實當中卻很難做到。因此，他們往往並不為了某一理想、某一原則去做官，而是把做官當作目的。春秋戰國時期主張南北「合縱」抗秦的蘇秦和主張東西「連橫」自保的張儀，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真所謂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蘇秦的家庭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但他不滿足於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想出人頭地、被人羡慕、被人畏懼。於是，他根據當時的形勢，努力學習各種權謀之術，分析當時各國的關係，準備去遊說秦王，以獲取很高的職位。
他穿上貂皮製的華貴衣服，帶了一百斤黃金，來到了秦國，上書給秦惠王說：「大王，您的國家西邊有巴、蜀、漢中豐富的物產供您使用，北邊有胡、代地出產的馬匹，向南則有巫山、黔中作為屏障，東邊有崤山、函谷關等險阻。秦國真是田地肥沃、人民富足；有萬輛戰車，有百萬雄師；沃野千里，地勢險要便利，儲藏豐富，這是天府之國，也是可以稱雄天下的國家。以大王您的賢能，以秦國眾多的人口，以那麼多的戰車以及紀律嚴明的軍隊，足可以併吞諸侯，據有天下，統治四海。希望大王您能聽聽我的意見。」
蘇秦講了這麼一通大道理，秦惠王的回答卻客氣而又冷淡，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於他剛剛殺了衛鞅，不太喜歡外國人，又加上時機還不太成熟，或是蘇秦只講一些大而無用的道理，卻無具體方法。秦惠王回信說：「我倒聽說過：羽毛如果不豐滿，就不能飛得很遠；禮樂制度不成，不能夠隨便懲罰別人；道德修養不夠深厚，也不能教導役使別人；政治法令沒有理順，也不能隨便去煩擾大臣。現在先生您不遠千里來到秦廷上教導我，還是等秦國具備了條件再聽您的意見吧！」就這樣，蘇秦被秦王趕了出來。
最圓滑的縱橫家智慧
縱橫家智謀是中國智謀型文化中最無恥的一頁。這種無恥表現在縱橫家沒有一定的政治主張和價值觀念，他們行動的原則是「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縱橫家的產生有其漫長的歷史過程。《漢書‧藝文志》稱：「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在這裡，孔子和史家對「行人」的作用是很重視的，但最初「行人」還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外交官，而是主管禮儀的官員。如《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其職責是「掌大賓之禮，及大儀，以親諸侯」。又有「小行人」，其職責是「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但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所設置的「行人」的職責已經與《周禮》中所記的行人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再以接待為主要職責，而是以出使各個諸侯國、執行外交使命為主要職責。
《左傳》中就記載了許多「行人」優秀的外交辭令，從中可以看出，這時已經有人在有意識地使用「動以利害、巧辭服人」的說服術。到了戰國時代，諸侯間的外交大勢已經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諸侯國聯合起來（合縱）對付秦國，或是各諸侯國分別同秦國建立外交關係（連橫）以求自保。為了適應合縱和連橫的兩種策略，同時一些士人也是為了在其中謀求個人的利益，便「仰祿而失道」，學習外交官「行人」的說服術，順應這種歷史潮流，奔走於各國之間。於是，「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這樣一來，縱橫家就應運而生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縱橫家」一語不是一個學派的名稱，而是指春秋戰國時期一個獨特的謀士群體。儘管這樣，縱橫家的地位還是非常突出的，他們有自己的學說，甚至是各個學派中的顯學。但關鍵之處並不在縱橫家的學問上，而在於縱橫家直接的現實效用。「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是對縱橫家的巨大現實作用的準確描述。對於縱橫家積極的歷史作用，當時的人們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戰國策》曾經這樣評價蘇秦發起的合縱運動：「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
與其他學派相比，縱橫家現實實踐中有三個特徵：一、無從一而終的固定的君主；二、沒有固定的政治主張；三、沒有一定的價值標準，除了勢利營求之外，沒有道德束縛。蘇秦和張儀無疑是當時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兩位縱橫家。縱觀戰國後期的那段歷史，你會發現，其國際關係差不多完全是由兩個智謀之人、舌辯之士左右的。先是蘇秦的「合縱」，後是張儀的「連橫」，這兩個人把戰國七雄當作一盤任由他們撥弄的棋，玩弄七雄於股掌之上。這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人類古代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蘇秦、張儀莫屬。
不僅「連橫」、「合縱」本身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可言，就是撥弄「連橫」、「合縱」的人也無所謂有無正義感。他們既不像同時代的莊子那樣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齊王實行「仁政」的孟子那樣為理想奮鬥不已，他們所有的信念就是權和錢，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和高貴的品德。相反，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是欺騙、狡詐、殘忍、無恥的行為方式和一切以權勢為標準的價值觀念。如果就他們的所作所為總結其品德和為人的話，那就是「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縱橫家智謀也有自己完備的論述和系統，除了《韓非子》中的幾篇論文以外，它的總結性的著作是《鬼谷子》。這部書從各個方面論述了遊說的技巧，是一部傑出的智謀方面的著作。通過簡要地介紹這部著作的章目，就可以很清楚地瞭解縱橫家智謀的全貌。
該書的第一章講遊說中的縱橫捭闔，左右逢源，要求縱橫家要有高瞻遠矚、縱觀全域的認識高度；第二章是講反應，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善於捕捉信息、處理信息，能夠見微知著，洞燭幽微；第三章是講要善於揣摩君主的心理，能夠迎合並進一步征服被遊說的對象，就是「結內」，使對象能夠真正地心服並喜歡你；第四章是講在具體的遊說過程中要善於彌缺補漏、隨機應變，使自己的說辭天衣無縫；第五章是講在遊說的過程中要先使對方激動，使對方充分暴露自己，等到對方情志衰竭的時候，再抓住其心理，唆使對方去實現自己所想望的東西，對方就會被說服，乖乖地聽命；第六章實際上是講在遊說過程中不要顯得太直露，好像在哀求人一般，而要先忤後合、以忤為合；第七章是講揣情度理；第八章是講通過刺激、試探以引起對方的反應，從而瞭解內情；第九章是講度量權衡利弊禍福；第十章是講如何謀劃說服人的策略；第十一章是講要能夠不失時機地決情定疑，果斷處理遊說中遇到的問題；第十二章是講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言辭和實際情況一致；第十三章是講圓融靈通。
縱橫家智謀是春秋戰國時期特定的國際形勢的產物，其興也快，其衰也速。在漢代建立了大一統的帝國以後，縱橫家智謀就很難再有用武之地了。雖然歷代都有餘音，但卻很難再有大的發展了。
縱橫家智謀的文化特點對我們的民族根性也有一定的不良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有奶便是娘」的無原則的功利意識的倡導上。另外，縱橫家的論辯滔滔的語言特色對中國的文學也有一定的影響。
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當代詩人北島這樣說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話透顯出了人性與歷史的悲劇意識，然而，歷史也正是在這樣的悲劇意識中奮然前行的。
一般說來，傳統中國人的理想是當官，而不是當英雄。當官有權，有了權也就有了錢，榮、華、富、貴四個字真可謂形容盡了當官的好處。一旦當官，不僅在物質享受上得到了滿足，被眾人豔羨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受人尊重、令人敬畏的權欲得到了滿足，就是從道德上也得到了社會的承認，所謂光宗耀祖，正是這個意思。當英雄就不然了，在中國歷史上，英雄大多沒有好下場，富、貴往往是沒有的，就是榮、華也要拜人所賜。所以，中國人是寧願當官而絕不願當英雄的。
只要當上官，不論你曾採取過什麼手段，不論你是為了什麼目的，你都是成功者，輿論一般都會站在你這一邊。「成者王侯敗者寇」，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中國人雖經常高喊「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在現實當中卻很難做到。因此，他們往往並不為了某一理想、某一原則去做官，而是把做官當作目的。春秋戰國時期主張南北「合縱」抗秦的蘇秦和主張東西「連橫」自保的張儀，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真所謂不管「東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
蘇秦的家庭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但他不滿足於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想出人頭地、被人羡慕、被人畏懼。於是，他根據當時的形勢，努力學習各種權謀之術，分析當時各國的關係，準備去遊說秦王，以獲取很高的職位。
他穿上貂皮製的華貴衣服，帶了一百斤黃金，來到了秦國，上書給秦惠王說：「大王，您的國家西邊有巴、蜀、漢中豐富的物產供您使用，北邊有胡、代地出產的馬匹，向南則有巫山、黔中作為屏障，東邊有崤山、函谷關等險阻。秦國真是田地肥沃、人民富足；有萬輛戰車，有百萬雄師；沃野千里，地勢險要便利，儲藏豐富，這是天府之國，也是可以稱雄天下的國家。以大王您的賢能，以秦國眾多的人口，以那麼多的戰車以及紀律嚴明的軍隊，足可以併吞諸侯，據有天下，統治四海。希望大王您能聽聽我的意見。」
蘇秦講了這麼一通大道理，秦惠王的回答卻客氣而又冷淡，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於他剛剛殺了衛鞅，不太喜歡外國人，又加上時機還不太成熟，或是蘇秦只講一些大而無用的道理，卻無具體方法。秦惠王回信說：「我倒聽說過：羽毛如果不豐滿，就不能飛得很遠；禮樂制度不成，不能夠隨便懲罰別人；道德修養不夠深厚，也不能教導役使別人；政治法令沒有理順，也不能隨便去煩擾大臣。現在先生您不遠千里來到秦廷上教導我，還是等秦國具備了條件再聽您的意見吧！」就這樣，蘇秦被秦王趕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