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文字為吾累」——烏台詩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寧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回了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台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台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台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是非常複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台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鐘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只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了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表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家，他當然只願意聽這些「讚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了攫取權勢，竟不惜出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出朝，自己占據了相位。一手製造「烏台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
「烏台」也就是御史台。所謂御史台，是朝廷的糾察機構，權力甚大。當時任御史中丞的是李定，這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李定原是王安石的門生，中了進士以後當過定遠尉、秀州判官等地方官。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正需要人才的時候，孫覺把他推薦出來，因善於逢迎而很得王安石信任。李定的母親去世，按封建禮制，為人子的應辭去官職，守喪三年，而李定貪戀官位，匿喪不報，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禮教盛行的宋代，可以說是很卑鄙的行為，因而當時議論紛紛。另一個和李定一起羅織蘇軾罪名的御史台官員是舒亶，時任監察御史裡行，此人也以善於深文周納、置人於罪而著稱。他們在蘇軾的詩文中找到了許多譏諷新法的內容，於是萬分興奮，具本參奏，彈劾蘇軾侮慢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參本上奏後，神宗皇帝下詔逮問蘇軾，一場文字獄由此而興。
離開京師已是八、九年了。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又到徐州，這一年（元豐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三月，東坡奉調為湖州知州，遠離了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朝廷，身為太守的東坡並未全然超脫。當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和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兩派人物政見不同，朝中充滿危機，蘇軾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力辯新政之不可行，措辭十分激烈，現在想來，都不禁滿身冷汗。「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平生文字為吾累」——烏台詩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寧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回了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台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台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台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是非常複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台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鐘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只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了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表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家，他當然只願意聽這些「讚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了攫取權勢，竟不惜出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出朝，自己占據了相位。一手製造「烏台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烏台」也就是御史台。所謂御史台，是朝廷的糾察機構，權力甚大。當時任御史中丞的是李定，這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李定原是王安石的門生，中了進士以後當過定遠尉、秀州判官等地方官。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正需要人才的時候，孫覺把他推薦出來，因善於逢迎而很得王安石信任。李定的母親去世，按封建禮制，為人子的應辭去官職，守喪三年，而李定貪戀官位，匿喪不報，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禮教盛行的宋代，可以說是很卑鄙的行為，因而當時議論紛紛。另一個和李定一起羅織蘇軾罪名的御史台官員是舒亶，時任監察御史裡行，此人也以善於深文周納、置人於罪而著稱。他們在蘇軾的詩文中找到了許多譏諷新法的內容，於是萬分興奮，具本參奏，彈劾蘇軾侮慢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參本上奏後，神宗皇帝下詔逮問蘇軾，一場文字獄由此而興。
離開京師已是八、九年了。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又到徐州，這一年（元豐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三月，東坡奉調為湖州知州，遠離了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朝廷，身為太守的東坡並未全然超脫。當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和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兩派人物政見不同，朝中充滿危機，蘇軾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力辯新政之不可行，措辭十分激烈，現在想來，都不禁滿身冷汗。「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上書的時候，東坡甚至懷了必死的決心，「俯伏引領，以待誅殛」。但皇上是寬厚的，並沒有把東坡治罪，但王安石的親戚謝景溫（當時任侍御史知雜事），藉機彈劾蘇軾，說他丁憂歸蜀的途中，濫用政府的衛兵乘舟商販。王安石於是派人窮究此事，但終無所得，只好不了了之。東坡心裡明白，這場風波，當然是因他反對新法的態度引起的。他覺得在朝廷裡很難乾下去，於是便自請外放，熙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他被派做杭州通判，於是帶著眷屬來到了人間麗都——杭州。
杭州也好，密州也好，徐州也好，東坡改變不了他那外向的性格，也改變不了對朝政的關心。他時常把酒臨風，夜泛西湖，笑聲朗朗地吟誦著新作的詩篇，西子湖畔，望湖樓上，他留下了多少千古傳誦的秀句佳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飲湖上初晴後雨》）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這些詩作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作為一個詩人，杭州給了他那麼多揮之不去、寫之不竭的詩材，而東坡也沒有辜負這上蒼的賜予。
然而，東坡並非僅是一個詩酒流連的文人，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總是舉著酒杯，吟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謫仙人」，他還是一個深切關心民生疾苦的地方官，在幾任知州的位上，他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徐州，他組織軍民抗洪搶險，修建防洪堤壩，深受百姓愛戴。
作為父母官，他不時地深入鄉村，考察百姓的生計與生產狀況。「青苗法」等新法的一些政策，由於有關官員為了邀功請賞，爭取政績，在推行中採取了強行分配的硬性規定，給百姓造成了很多痛苦。和著對新法的不滿，蘇軾在他的詩中屢屢排遣這種情緒。如果說「諷刺新法」，像《吳中田婦嘆》這樣一些詩是並不冤枉的。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風霜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這裡不僅描繪出青苗法、免役法所造成的流弊，而且用漢朝的龔遂、黃霸這樣恤民寬政的好官來反語譏刺推行新法的官員，這自然難免使新黨諸人如芒刺在背了。
蘇軾是天下聞名的大詩人，他的詩一寫出來便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京師。新黨人物對蘇軾的詩文中的「刺」深為不滿，也多方留意。於是他們一天天在收集蘇軾的材料。
蘇軾的口沒有遮攔，蘇軾的筆也沒有遮攔，他對胞弟蘇轍說過：「我如果覺得某件事情不對，就像飯菜裡發現一隻蒼蠅，非吐出來不可。」而且，他經常大開玩笑，語涉譏刺，常常使用雙關語，使一些謹慎的人聽了都覺得提心吊膽！
剛到湖州任上，他就給神宗皇帝上了一份謝表，表中寫道：「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份謝表也惹出了麻煩，謝表中所說的「新進」，就是指李定這類新黨中的得勢新貴。這個字眼當然不無嘲諷之意，李定得知，甚為惱火。「這不明擺著是罵我們嗎？豈可忍之！不除此人，不解我心頭之恨！」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這幾個御史台官員，便摘出謝表中的幾句，還有蘇軾所作《靈璧張氏園亭記》中「古云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等語，鍛成罪狀，說蘇軾「侮慢聖上」，奏請逮捕治罪。
御史台的差吏，奉了皇帝的詔命，策馬飛奔，直往湖州。而湖州太守蘇軾，還在書房裡吟詩，哪裡知道大禍即將臨頭！
七月上旬，剛剛下過幾場暴雨，壓住了暑熱；現在天氣轉晴，太陽出來，轉眼間又熱了起來。蘇軾想起來自己珍藏的那些字畫，自從到了湖州以後，從未拿出來曬過，只恐連日陰雨，使書畫受潮，於是，便命人把它們都拿出來，放在院子裡曝曬。
眼前這幅墨竹，是文與可的手跡。文與可即文同是當朝著名的大畫家，湖州畫派的開創者。這位名畫家是蘇軾的表兄，兩人情誼甚篤。蘇軾也善畫墨竹，老師恰正是文與可。文與可不僅是一位畫家，在為官任上也是一位體察民瘼的好官。在政治傾向上，和蘇軾是相同的，不過文與可不像蘇軾那樣外溢，所以表面看來較為超脫。文與可也以蘇軾為知己，他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蘇軾一邊看著文與可的墨竹，一邊想起先前的趣事。文與可畫竹，開始時不自貴重，無論誰請他作畫，他都馬上給人家畫；後來求畫的人太多，都拿著縑素求他的墨竹。文與可畫得太累了，便把這些縑素扔在地上，罵道：「乾脆拿這些東西做襪子吧！」後來文與可從洋州太守任上罷職回來，蘇軾正在徐州當太守，文與可給東坡寫信告訴他：「我近來告訴那些士大夫：『墨竹一派，徐州蘇軾所作甚佳，可往求之。』這些襪材，這回可要堆到你那裡去了。」又在信尾題詩一首，其中有「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覆信說：「竹長萬尺，應當用絹兩百五十匹，知兄倦於筆硯，就把這些素絹給我吧！」文與可看了以後，笑道：「我是隨便寫的，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就用它來買田歸老了。」可是，就在當年的正月二十日，文與可病逝於陳州，蘇軾想到此處，手撫畫卷，有淚如傾。
上書的時候，東坡甚至懷了必死的決心，「俯伏引領，以待誅殛」。但皇上是寬厚的，並沒有把東坡治罪，但王安石的親戚謝景溫（當時任侍御史知雜事），藉機彈劾蘇軾，說他丁憂歸蜀的途中，濫用政府的衛兵乘舟商販。王安石於是派人窮究此事，但終無所得，只好不了了之。東坡心裡明白，這場風波，當然是因他反對新法的態度引起的。他覺得在朝廷裡很難乾下去，於是便自請外放，熙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他被派做杭州通判，於是帶著眷屬來到了人間麗都——杭州。
杭州也好，密州也好，徐州也好，東坡改變不了他那外向的性格，也改變不了對朝政的關心。他時常把酒臨風，夜泛西湖，笑聲朗朗地吟誦著新作的詩篇，西子湖畔，望湖樓上，他留下了多少千古傳誦的秀句佳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飲湖上初晴後雨》）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這些詩作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作為一個詩人，杭州給了他那麼多揮之不去、寫之不竭的詩材，而東坡也沒有辜負這上蒼的賜予。
然而，東坡並非僅是一個詩酒流連的文人，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總是舉著酒杯，吟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謫仙人」，他還是一個深切關心民生疾苦的地方官，在幾任知州的位上，他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徐州，他組織軍民抗洪搶險，修建防洪堤壩，深受百姓愛戴。
作為父母官，他不時地深入鄉村，考察百姓的生計與生產狀況。「青苗法」等新法的一些政策，由於有關官員為了邀功請賞，爭取政績，在推行中採取了強行分配的硬性規定，給百姓造成了很多痛苦。和著對新法的不滿，蘇軾在他的詩中屢屢排遣這種情緒。如果說「諷刺新法」，像《吳中田婦嘆》這樣一些詩是並不冤枉的。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風霜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這裡不僅描繪出青苗法、免役法所造成的流弊，而且用漢朝的龔遂、黃霸這樣恤民寬政的好官來反語譏刺推行新法的官員，這自然難免使新黨諸人如芒刺在背了。
蘇軾是天下聞名的大詩人，他的詩一寫出來便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京師。新黨人物對蘇軾的詩文中的「刺」深為不滿，也多方留意。於是他們一天天在收集蘇軾的材料。
蘇軾的口沒有遮攔，蘇軾的筆也沒有遮攔，他對胞弟蘇轍說過：「我如果覺得某件事情不對，就像飯菜裡發現一隻蒼蠅，非吐出來不可。」而且，他經常大開玩笑，語涉譏刺，常常使用雙關語，使一些謹慎的人聽了都覺得提心吊膽！
剛到湖州任上，他就給神宗皇帝上了一份謝表，表中寫道：「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份謝表也惹出了麻煩，謝表中所說的「新進」，就是指李定這類新黨中的得勢新貴。這個字眼當然不無嘲諷之意，李定得知，甚為惱火。「這不明擺著是罵我們嗎？豈可忍之！不除此人，不解我心頭之恨！」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這幾個御史台官員，便摘出謝表中的幾句，還有蘇軾所作《靈璧張氏園亭記》中「古云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等語，鍛成罪狀，說蘇軾「侮慢聖上」，奏請逮捕治罪。
御史台的差吏，奉了皇帝的詔命，策馬飛奔，直往湖州。而湖州太守蘇軾，還在書房裡吟詩，哪裡知道大禍即將臨頭！
七月上旬，剛剛下過幾場暴雨，壓住了暑熱；現在天氣轉晴，太陽出來，轉眼間又熱了起來。蘇軾想起來自己珍藏的那些字畫，自從到了湖州以後，從未拿出來曬過，只恐連日陰雨，使書畫受潮，於是，便命人把它們都拿出來，放在院子裡曝曬。
蘇軾正在怔怔地想著心事，家人忽來報說弟弟子由派人來了。東坡把他請進客廳，那個人氣喘吁吁，身上沾滿了灰塵，急急地向蘇軾報告說御史台派人來逮他，請他速作準備。原來蘇軾的好友王詵駙馬先在朝廷聽到了消息，連忙派人到南京找到子由，請他設法通知蘇軾，於是，子由派來的信使提前一步趕到了。
聽了這個消息，蘇軾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李定那些人的敵意，蘇軾是知道的，可沒有想到災禍來得如此之速。家裡人勸他：「老爺，還是暫避一時為好，收拾一下，趕快走吧。」蘇軾長嘆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躲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徒然連累家人和朋友，不如泰然受之吧。」
不到兩個時辰，御史台的差吏到了。根本不容通報，這位御史台的官差皇甫遵帶著士兵便闖了進來。登時庭院裡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四個士兵分立兩旁，手裡握著腰刀，真是如臨大敵一般。蘇軾身穿太守的官服迎了出來。因為有了思想準備，他的臉色很鎮定。皇甫遵當堂宣布了皇帝的詔命，要蘇軾跟他即刻動身。
蘇軾說：「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早晚有此一劫，恐怕難逃一死，請允許我同我的家人告別。」
老爺被朝廷逮捕，全家人驚懼萬分，無不哭泣，蘇太太哭得最是傷心，看到官差如此凶悍，大家都感到老爺此一去是凶多而吉少，恐怕成了永別了。
蘇軾自有蘇軾的幽默，即便是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仍然不失這種幽默的性格。他用手為太太拭去眼淚，笑著說：「夫人，臨別我給你講個掌故聽吧。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途中，遍訪天下隱者，得到杞人楊朴，楊朴本以能詩著名。真宗召見楊朴，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真宗又問他：『臨行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朴又回答說：『也沒有。惟有臣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大笑，賜還歸山，並且給其一子官做，以為養資。那麼現在夫人難道不能也像楊處士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聽了丈夫的趣話，蘇太太忍俊不禁，破涕為笑了。
長子蘇邁，陪同父親一起隨押解的官差到京師去，父子踏上這凶險的路程，家人望著他們的背影，止不住又哭聲一片……。
剛剛行到宿州，御史台的命令又下，搜查蘇軾家中文稿。於是，州郡長官望風希旨，派遣如狼似虎的吏人。到了蘇府，團團圍住，把蘇府上下翻了個底朝天，將所有詩稿、文稿盡行搜去。蘇軾家人幾乎被嚇死。差人走後，蘇太太氣得哭罵：「就是因為好著書，才惹出來這些災難，把人嚇得這樣！」於是，把書燒了大半。待案件結束後，蘇軾回到家中，搜尋整理，已經損失了十之七八了，詩人禁不住跌足嘆息。
押解赴京的路上，蘇軾以為這次自己必死無疑了，便起了自殺的念頭，過揚子江時，便要自投江中，一死了之，但是差吏看管甚緊，使他沒有死成。到了御史台的監獄裡，他又要以絕食求死，後來神宗派使者到獄中，對獄吏有所叮囑約束，獄吏對蘇軾較為客氣，才使蘇軾打消了這個念頭。
聽到這位大詩人被朝廷逮捕拿問，湖州、徐州、杭州一帶百姓無不憂慮。於是，他們為蘇軾作解厄齋一個多月。
蘇軾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進御史台監獄，然後便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天時間的審訊。
昔為太守，今為囚徒。李定看著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軾，心中不禁一陣得意，不過表面上裝得十分嚴肅。
李定拿出蘇軾在杭州時期前後的詩作百餘首，要詩人承認是在惡意攻擊朝廷，最明顯的要數寫在杭州的《山村五絕》了。如第二首：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催耕。
御史們指摘這是諷刺朝廷鹽法峻刻，不便於民，當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詩中取西漢時龔遂故事，意謂但使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耘不勞勸督。這不是嘲諷鹽法之苛嗎？
如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們指出，這首詩的諷意更為明顯。詩中意謂：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當時鹽法太峻，僻遠地區沒有鹽吃，動經數月。古之聖人，能夠聞韶樂而忘味，山中小民，又怎可淡而無鹽？其實，蘇軾所寫，乃是當時實錄。蘇軾曾記述說：「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有數月食無鹽者。」（《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這是當時朝廷鹽法峻刻所致。
如第四首：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御史們指出，這是諷刺青苗法、助役法之不便。詩中說農民得了青苗錢，馬上就在城中胡亂花了。
再如《游風水洞二首》中「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之句，是誹謗朝中大臣為小人爭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戲子由》詩中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後所摘，有七八十處。
蘇軾渾身有口也無法辯解，只好承認詩中多有批評譏刺新法之意。
眼前這幅墨竹，是文與可的手跡。文與可即文同是當朝著名的大畫家，湖州畫派的開創者。這位名畫家是蘇軾的表兄，兩人情誼甚篤。蘇軾也善畫墨竹，老師恰正是文與可。文與可不僅是一位畫家，在為官任上也是一位體察民瘼的好官。在政治傾向上，和蘇軾是相同的，不過文與可不像蘇軾那樣外溢，所以表面看來較為超脫。文與可也以蘇軾為知己，他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蘇軾一邊看著文與可的墨竹，一邊想起先前的趣事。文與可畫竹，開始時不自貴重，無論誰請他作畫，他都馬上給人家畫；後來求畫的人太多，都拿著縑素求他的墨竹。文與可畫得太累了，便把這些縑素扔在地上，罵道：「乾脆拿這些東西做襪子吧！」後來文與可從洋州太守任上罷職回來，蘇軾正在徐州當太守，文與可給東坡寫信告訴他：「我近來告訴那些士大夫：『墨竹一派，徐州蘇軾所作甚佳，可往求之。』這些襪材，這回可要堆到你那裡去了。」又在信尾題詩一首，其中有「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覆信說：「竹長萬尺，應當用絹兩百五十匹，知兄倦於筆硯，就把這些素絹給我吧！」文與可看了以後，笑道：「我是隨便寫的，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就用它來買田歸老了。」可是，就在當年的正月二十日，文與可病逝於陳州，蘇軾想到此處，手撫畫卷，有淚如傾。
蘇軾正在怔怔地想著心事，家人忽來報說弟弟子由派人來了。東坡把他請進客廳，那個人氣喘吁吁，身上沾滿了灰塵，急急地向蘇軾報告說御史台派人來逮他，請他速作準備。原來蘇軾的好友王詵駙馬先在朝廷聽到了消息，連忙派人到南京找到子由，請他設法通知蘇軾，於是，子由派來的信使提前一步趕到了。
聽了這個消息，蘇軾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李定那些人的敵意，蘇軾是知道的，可沒有想到災禍來得如此之速。家裡人勸他：「老爺，還是暫避一時為好，收拾一下，趕快走吧。」蘇軾長嘆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躲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徒然連累家人和朋友，不如泰然受之吧。」不到兩個時辰，御史台的差吏到了。根本不容通報，這位御史台的官差皇甫遵帶著士兵便闖了進來。登時庭院裡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四個士兵分立兩旁，手裡握著腰刀，真是如臨大敵一般。蘇軾身穿太守的官服迎了出來。因為有了思想準備，他的臉色很鎮定。皇甫遵當堂宣布了皇帝的詔命，要蘇軾跟他即刻動身。
蘇軾說：「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早晚有此一劫，恐怕難逃一死，請允許我同我的家人告別。」
老爺被朝廷逮捕，全家人驚懼萬分，無不哭泣，蘇太太哭得最是傷心，看到官差如此凶悍，大家都感到老爺此一去是凶多而吉少，恐怕成了永別了。
蘇軾自有蘇軾的幽默，即便是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仍然不失這種幽默的性格。他用手為太太拭去眼淚，笑著說：「夫人，臨別我給你講個掌故聽吧。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途中，遍訪天下隱者，得到杞人楊朴，楊朴本以能詩著名。真宗召見楊朴，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真宗又問他：『臨行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朴又回答說：『也沒有。惟有臣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大笑，賜還歸山，並且給其一子官做，以為養資。那麼現在夫人難道不能也像楊處士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聽了丈夫的趣話，蘇太太忍俊不禁，破涕為笑了。
長子蘇邁，陪同父親一起隨押解的官差到京師去，父子踏上這凶險的路程，家人望著他們的背影，止不住又哭聲一片……。
剛剛行到宿州，御史台的命令又下，搜查蘇軾家中文稿。於是，州郡長官望風希旨，派遣如狼似虎的吏人。到了蘇府，團團圍住，把蘇府上下翻了個底朝天，將所有詩稿、文稿盡行搜去。蘇軾家人幾乎被嚇死。差人走後，蘇太太氣得哭罵：「就是因為好著書，才惹出來這些災難，把人嚇得這樣！」於是，把書燒了大半。待案件結束後，蘇軾回到家中，搜尋整理，已經損失了十之七八了，詩人禁不住跌足嘆息。
押解赴京的路上，蘇軾以為這次自己必死無疑了，便起了自殺的念頭，過揚子江時，便要自投江中，一死了之，但是差吏看管甚緊，使他沒有死成。到了御史台的監獄裡，他又要以絕食求死，後來神宗派使者到獄中，對獄吏有所叮囑約束，獄吏對蘇軾較為客氣，才使蘇軾打消了這個念頭。聽到這位大詩人被朝廷逮捕拿問，湖州、徐州、杭州一帶百姓無不憂慮。於是，他們為蘇軾作解厄齋一個多月。
蘇軾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進御史台監獄，然後便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天時間的審訊。
昔為太守，今為囚徒。李定看著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軾，心中不禁一陣得意，不過表面上裝得十分嚴肅。
李定拿出蘇軾在杭州時期前後的詩作百餘首，要詩人承認是在惡意攻擊朝廷，最明顯的要數寫在杭州的《山村五絕》了。如第二首：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催耕。
御史們指摘這是諷刺朝廷鹽法峻刻，不便於民，當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詩中取西漢時龔遂故事，意謂但使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耘不勞勸督。這不是嘲諷鹽法之苛嗎？
如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們指出，這首詩的諷意更為明顯。詩中意謂：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當時鹽法太峻，僻遠地區沒有鹽吃，動經數月。古之聖人，能夠聞韶樂而忘味，山中小民，又怎可淡而無鹽？其實，蘇軾所寫，乃是當時實錄。蘇軾曾記述說：「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有數月食無鹽者。」（《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這是當時朝廷鹽法峻刻所致。
如第四首：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御史們指出，這是諷刺青苗法、助役法之不便。詩中說農民得了青苗錢，馬上就在城中胡亂花了。
再如《游風水洞二首》中「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之句，是誹謗朝中大臣為小人爭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戲子由》詩中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後所摘，有七八十處。
蘇軾渾身有口也無法辯解，只好承認詩中多有批評譏刺新法之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寧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回了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台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台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台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是非常複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台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鐘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只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了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表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家，他當然只願意聽這些「讚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了攫取權勢，竟不惜出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出朝，自己占據了相位。一手製造「烏台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
「烏台」也就是御史台。所謂御史台，是朝廷的糾察機構，權力甚大。當時任御史中丞的是李定，這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李定原是王安石的門生，中了進士以後當過定遠尉、秀州判官等地方官。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正需要人才的時候，孫覺把他推薦出來，因善於逢迎而很得王安石信任。李定的母親去世，按封建禮制，為人子的應辭去官職，守喪三年，而李定貪戀官位，匿喪不報，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禮教盛行的宋代，可以說是很卑鄙的行為，因而當時議論紛紛。另一個和李定一起羅織蘇軾罪名的御史台官員是舒亶，時任監察御史裡行，此人也以善於深文周納、置人於罪而著稱。他們在蘇軾的詩文中找到了許多譏諷新法的內容，於是萬分興奮，具本參奏，彈劾蘇軾侮慢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參本上奏後，神宗皇帝下詔逮問蘇軾，一場文字獄由此而興。
離開京師已是八、九年了。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又到徐州，這一年（元豐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三月，東坡奉調為湖州知州，遠離了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朝廷，身為太守的東坡並未全然超脫。當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和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兩派人物政見不同，朝中充滿危機，蘇軾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力辯新政之不可行，措辭十分激烈，現在想來，都不禁滿身冷汗。「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平生文字為吾累」——烏台詩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寧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回了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台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台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台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是非常複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台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鐘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只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了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表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家，他當然只願意聽這些「讚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了攫取權勢，竟不惜出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出朝，自己占據了相位。一手製造「烏台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烏台」也就是御史台。所謂御史台，是朝廷的糾察機構，權力甚大。當時任御史中丞的是李定，這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李定原是王安石的門生，中了進士以後當過定遠尉、秀州判官等地方官。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正需要人才的時候，孫覺把他推薦出來，因善於逢迎而很得王安石信任。李定的母親去世，按封建禮制，為人子的應辭去官職，守喪三年，而李定貪戀官位，匿喪不報，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禮教盛行的宋代，可以說是很卑鄙的行為，因而當時議論紛紛。另一個和李定一起羅織蘇軾罪名的御史台官員是舒亶，時任監察御史裡行，此人也以善於深文周納、置人於罪而著稱。他們在蘇軾的詩文中找到了許多譏諷新法的內容，於是萬分興奮，具本參奏，彈劾蘇軾侮慢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參本上奏後，神宗皇帝下詔逮問蘇軾，一場文字獄由此而興。
離開京師已是八、九年了。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又到徐州，這一年（元豐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三月，東坡奉調為湖州知州，遠離了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朝廷，身為太守的東坡並未全然超脫。當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和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兩派人物政見不同，朝中充滿危機，蘇軾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力辯新政之不可行，措辭十分激烈，現在想來，都不禁滿身冷汗。「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上書的時候，東坡甚至懷了必死的決心，「俯伏引領，以待誅殛」。但皇上是寬厚的，並沒有把東坡治罪，但王安石的親戚謝景溫（當時任侍御史知雜事），藉機彈劾蘇軾，說他丁憂歸蜀的途中，濫用政府的衛兵乘舟商販。王安石於是派人窮究此事，但終無所得，只好不了了之。東坡心裡明白，這場風波，當然是因他反對新法的態度引起的。他覺得在朝廷裡很難乾下去，於是便自請外放，熙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他被派做杭州通判，於是帶著眷屬來到了人間麗都——杭州。
杭州也好，密州也好，徐州也好，東坡改變不了他那外向的性格，也改變不了對朝政的關心。他時常把酒臨風，夜泛西湖，笑聲朗朗地吟誦著新作的詩篇，西子湖畔，望湖樓上，他留下了多少千古傳誦的秀句佳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飲湖上初晴後雨》）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這些詩作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作為一個詩人，杭州給了他那麼多揮之不去、寫之不竭的詩材，而東坡也沒有辜負這上蒼的賜予。
然而，東坡並非僅是一個詩酒流連的文人，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總是舉著酒杯，吟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謫仙人」，他還是一個深切關心民生疾苦的地方官，在幾任知州的位上，他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徐州，他組織軍民抗洪搶險，修建防洪堤壩，深受百姓愛戴。
作為父母官，他不時地深入鄉村，考察百姓的生計與生產狀況。「青苗法」等新法的一些政策，由於有關官員為了邀功請賞，爭取政績，在推行中採取了強行分配的硬性規定，給百姓造成了很多痛苦。和著對新法的不滿，蘇軾在他的詩中屢屢排遣這種情緒。如果說「諷刺新法」，像《吳中田婦嘆》這樣一些詩是並不冤枉的。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風霜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這裡不僅描繪出青苗法、免役法所造成的流弊，而且用漢朝的龔遂、黃霸這樣恤民寬政的好官來反語譏刺推行新法的官員，這自然難免使新黨諸人如芒刺在背了。
蘇軾是天下聞名的大詩人，他的詩一寫出來便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京師。新黨人物對蘇軾的詩文中的「刺」深為不滿，也多方留意。於是他們一天天在收集蘇軾的材料。
蘇軾的口沒有遮攔，蘇軾的筆也沒有遮攔，他對胞弟蘇轍說過：「我如果覺得某件事情不對，就像飯菜裡發現一隻蒼蠅，非吐出來不可。」而且，他經常大開玩笑，語涉譏刺，常常使用雙關語，使一些謹慎的人聽了都覺得提心吊膽！
剛到湖州任上，他就給神宗皇帝上了一份謝表，表中寫道：「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份謝表也惹出了麻煩，謝表中所說的「新進」，就是指李定這類新黨中的得勢新貴。這個字眼當然不無嘲諷之意，李定得知，甚為惱火。「這不明擺著是罵我們嗎？豈可忍之！不除此人，不解我心頭之恨！」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這幾個御史台官員，便摘出謝表中的幾句，還有蘇軾所作《靈璧張氏園亭記》中「古云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等語，鍛成罪狀，說蘇軾「侮慢聖上」，奏請逮捕治罪。
御史台的差吏，奉了皇帝的詔命，策馬飛奔，直往湖州。而湖州太守蘇軾，還在書房裡吟詩，哪裡知道大禍即將臨頭！
七月上旬，剛剛下過幾場暴雨，壓住了暑熱；現在天氣轉晴，太陽出來，轉眼間又熱了起來。蘇軾想起來自己珍藏的那些字畫，自從到了湖州以後，從未拿出來曬過，只恐連日陰雨，使書畫受潮，於是，便命人把它們都拿出來，放在院子裡曝曬。
眼前這幅墨竹，是文與可的手跡。文與可即文同是當朝著名的大畫家，湖州畫派的開創者。這位名畫家是蘇軾的表兄，兩人情誼甚篤。蘇軾也善畫墨竹，老師恰正是文與可。文與可不僅是一位畫家，在為官任上也是一位體察民瘼的好官。在政治傾向上，和蘇軾是相同的，不過文與可不像蘇軾那樣外溢，所以表面看來較為超脫。文與可也以蘇軾為知己，他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蘇軾一邊看著文與可的墨竹，一邊想起先前的趣事。文與可畫竹，開始時不自貴重，無論誰請他作畫，他都馬上給人家畫；後來求畫的人太多，都拿著縑素求他的墨竹。文與可畫得太累了，便把這些縑素扔在地上，罵道：「乾脆拿這些東西做襪子吧！」後來文與可從洋州太守任上罷職回來，蘇軾正在徐州當太守，文與可給東坡寫信告訴他：「我近來告訴那些士大夫：『墨竹一派，徐州蘇軾所作甚佳，可往求之。』這些襪材，這回可要堆到你那裡去了。」又在信尾題詩一首，其中有「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覆信說：「竹長萬尺，應當用絹兩百五十匹，知兄倦於筆硯，就把這些素絹給我吧！」文與可看了以後，笑道：「我是隨便寫的，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就用它來買田歸老了。」可是，就在當年的正月二十日，文與可病逝於陳州，蘇軾想到此處，手撫畫卷，有淚如傾。
上書的時候，東坡甚至懷了必死的決心，「俯伏引領，以待誅殛」。但皇上是寬厚的，並沒有把東坡治罪，但王安石的親戚謝景溫（當時任侍御史知雜事），藉機彈劾蘇軾，說他丁憂歸蜀的途中，濫用政府的衛兵乘舟商販。王安石於是派人窮究此事，但終無所得，只好不了了之。東坡心裡明白，這場風波，當然是因他反對新法的態度引起的。他覺得在朝廷裡很難乾下去，於是便自請外放，熙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他被派做杭州通判，於是帶著眷屬來到了人間麗都——杭州。
杭州也好，密州也好，徐州也好，東坡改變不了他那外向的性格，也改變不了對朝政的關心。他時常把酒臨風，夜泛西湖，笑聲朗朗地吟誦著新作的詩篇，西子湖畔，望湖樓上，他留下了多少千古傳誦的秀句佳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飲湖上初晴後雨》）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這些詩作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作為一個詩人，杭州給了他那麼多揮之不去、寫之不竭的詩材，而東坡也沒有辜負這上蒼的賜予。
然而，東坡並非僅是一個詩酒流連的文人，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總是舉著酒杯，吟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謫仙人」，他還是一個深切關心民生疾苦的地方官，在幾任知州的位上，他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徐州，他組織軍民抗洪搶險，修建防洪堤壩，深受百姓愛戴。
作為父母官，他不時地深入鄉村，考察百姓的生計與生產狀況。「青苗法」等新法的一些政策，由於有關官員為了邀功請賞，爭取政績，在推行中採取了強行分配的硬性規定，給百姓造成了很多痛苦。和著對新法的不滿，蘇軾在他的詩中屢屢排遣這種情緒。如果說「諷刺新法」，像《吳中田婦嘆》這樣一些詩是並不冤枉的。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風霜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這裡不僅描繪出青苗法、免役法所造成的流弊，而且用漢朝的龔遂、黃霸這樣恤民寬政的好官來反語譏刺推行新法的官員，這自然難免使新黨諸人如芒刺在背了。
蘇軾是天下聞名的大詩人，他的詩一寫出來便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京師。新黨人物對蘇軾的詩文中的「刺」深為不滿，也多方留意。於是他們一天天在收集蘇軾的材料。
蘇軾的口沒有遮攔，蘇軾的筆也沒有遮攔，他對胞弟蘇轍說過：「我如果覺得某件事情不對，就像飯菜裡發現一隻蒼蠅，非吐出來不可。」而且，他經常大開玩笑，語涉譏刺，常常使用雙關語，使一些謹慎的人聽了都覺得提心吊膽！
剛到湖州任上，他就給神宗皇帝上了一份謝表，表中寫道：「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份謝表也惹出了麻煩，謝表中所說的「新進」，就是指李定這類新黨中的得勢新貴。這個字眼當然不無嘲諷之意，李定得知，甚為惱火。「這不明擺著是罵我們嗎？豈可忍之！不除此人，不解我心頭之恨！」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這幾個御史台官員，便摘出謝表中的幾句，還有蘇軾所作《靈璧張氏園亭記》中「古云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等語，鍛成罪狀，說蘇軾「侮慢聖上」，奏請逮捕治罪。
御史台的差吏，奉了皇帝的詔命，策馬飛奔，直往湖州。而湖州太守蘇軾，還在書房裡吟詩，哪裡知道大禍即將臨頭！
七月上旬，剛剛下過幾場暴雨，壓住了暑熱；現在天氣轉晴，太陽出來，轉眼間又熱了起來。蘇軾想起來自己珍藏的那些字畫，自從到了湖州以後，從未拿出來曬過，只恐連日陰雨，使書畫受潮，於是，便命人把它們都拿出來，放在院子裡曝曬。
蘇軾正在怔怔地想著心事，家人忽來報說弟弟子由派人來了。東坡把他請進客廳，那個人氣喘吁吁，身上沾滿了灰塵，急急地向蘇軾報告說御史台派人來逮他，請他速作準備。原來蘇軾的好友王詵駙馬先在朝廷聽到了消息，連忙派人到南京找到子由，請他設法通知蘇軾，於是，子由派來的信使提前一步趕到了。
聽了這個消息，蘇軾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李定那些人的敵意，蘇軾是知道的，可沒有想到災禍來得如此之速。家裡人勸他：「老爺，還是暫避一時為好，收拾一下，趕快走吧。」蘇軾長嘆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躲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徒然連累家人和朋友，不如泰然受之吧。」
不到兩個時辰，御史台的差吏到了。根本不容通報，這位御史台的官差皇甫遵帶著士兵便闖了進來。登時庭院裡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四個士兵分立兩旁，手裡握著腰刀，真是如臨大敵一般。蘇軾身穿太守的官服迎了出來。因為有了思想準備，他的臉色很鎮定。皇甫遵當堂宣布了皇帝的詔命，要蘇軾跟他即刻動身。
蘇軾說：「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早晚有此一劫，恐怕難逃一死，請允許我同我的家人告別。」
老爺被朝廷逮捕，全家人驚懼萬分，無不哭泣，蘇太太哭得最是傷心，看到官差如此凶悍，大家都感到老爺此一去是凶多而吉少，恐怕成了永別了。
蘇軾自有蘇軾的幽默，即便是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仍然不失這種幽默的性格。他用手為太太拭去眼淚，笑著說：「夫人，臨別我給你講個掌故聽吧。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途中，遍訪天下隱者，得到杞人楊朴，楊朴本以能詩著名。真宗召見楊朴，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真宗又問他：『臨行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朴又回答說：『也沒有。惟有臣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大笑，賜還歸山，並且給其一子官做，以為養資。那麼現在夫人難道不能也像楊處士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聽了丈夫的趣話，蘇太太忍俊不禁，破涕為笑了。
長子蘇邁，陪同父親一起隨押解的官差到京師去，父子踏上這凶險的路程，家人望著他們的背影，止不住又哭聲一片……。
剛剛行到宿州，御史台的命令又下，搜查蘇軾家中文稿。於是，州郡長官望風希旨，派遣如狼似虎的吏人。到了蘇府，團團圍住，把蘇府上下翻了個底朝天，將所有詩稿、文稿盡行搜去。蘇軾家人幾乎被嚇死。差人走後，蘇太太氣得哭罵：「就是因為好著書，才惹出來這些災難，把人嚇得這樣！」於是，把書燒了大半。待案件結束後，蘇軾回到家中，搜尋整理，已經損失了十之七八了，詩人禁不住跌足嘆息。
押解赴京的路上，蘇軾以為這次自己必死無疑了，便起了自殺的念頭，過揚子江時，便要自投江中，一死了之，但是差吏看管甚緊，使他沒有死成。到了御史台的監獄裡，他又要以絕食求死，後來神宗派使者到獄中，對獄吏有所叮囑約束，獄吏對蘇軾較為客氣，才使蘇軾打消了這個念頭。
聽到這位大詩人被朝廷逮捕拿問，湖州、徐州、杭州一帶百姓無不憂慮。於是，他們為蘇軾作解厄齋一個多月。
蘇軾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進御史台監獄，然後便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天時間的審訊。
昔為太守，今為囚徒。李定看著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軾，心中不禁一陣得意，不過表面上裝得十分嚴肅。
李定拿出蘇軾在杭州時期前後的詩作百餘首，要詩人承認是在惡意攻擊朝廷，最明顯的要數寫在杭州的《山村五絕》了。如第二首：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催耕。
御史們指摘這是諷刺朝廷鹽法峻刻，不便於民，當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詩中取西漢時龔遂故事，意謂但使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耘不勞勸督。這不是嘲諷鹽法之苛嗎？
如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們指出，這首詩的諷意更為明顯。詩中意謂：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當時鹽法太峻，僻遠地區沒有鹽吃，動經數月。古之聖人，能夠聞韶樂而忘味，山中小民，又怎可淡而無鹽？其實，蘇軾所寫，乃是當時實錄。蘇軾曾記述說：「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有數月食無鹽者。」（《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這是當時朝廷鹽法峻刻所致。
如第四首：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御史們指出，這是諷刺青苗法、助役法之不便。詩中說農民得了青苗錢，馬上就在城中胡亂花了。
再如《游風水洞二首》中「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之句，是誹謗朝中大臣為小人爭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戲子由》詩中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後所摘，有七八十處。
蘇軾渾身有口也無法辯解，只好承認詩中多有批評譏刺新法之意。
眼前這幅墨竹，是文與可的手跡。文與可即文同是當朝著名的大畫家，湖州畫派的開創者。這位名畫家是蘇軾的表兄，兩人情誼甚篤。蘇軾也善畫墨竹，老師恰正是文與可。文與可不僅是一位畫家，在為官任上也是一位體察民瘼的好官。在政治傾向上，和蘇軾是相同的，不過文與可不像蘇軾那樣外溢，所以表面看來較為超脫。文與可也以蘇軾為知己，他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蘇軾一邊看著文與可的墨竹，一邊想起先前的趣事。文與可畫竹，開始時不自貴重，無論誰請他作畫，他都馬上給人家畫；後來求畫的人太多，都拿著縑素求他的墨竹。文與可畫得太累了，便把這些縑素扔在地上，罵道：「乾脆拿這些東西做襪子吧！」後來文與可從洋州太守任上罷職回來，蘇軾正在徐州當太守，文與可給東坡寫信告訴他：「我近來告訴那些士大夫：『墨竹一派，徐州蘇軾所作甚佳，可往求之。』這些襪材，這回可要堆到你那裡去了。」又在信尾題詩一首，其中有「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覆信說：「竹長萬尺，應當用絹兩百五十匹，知兄倦於筆硯，就把這些素絹給我吧！」文與可看了以後，笑道：「我是隨便寫的，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就用它來買田歸老了。」可是，就在當年的正月二十日，文與可病逝於陳州，蘇軾想到此處，手撫畫卷，有淚如傾。
蘇軾正在怔怔地想著心事，家人忽來報說弟弟子由派人來了。東坡把他請進客廳，那個人氣喘吁吁，身上沾滿了灰塵，急急地向蘇軾報告說御史台派人來逮他，請他速作準備。原來蘇軾的好友王詵駙馬先在朝廷聽到了消息，連忙派人到南京找到子由，請他設法通知蘇軾，於是，子由派來的信使提前一步趕到了。
聽了這個消息，蘇軾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李定那些人的敵意，蘇軾是知道的，可沒有想到災禍來得如此之速。家裡人勸他：「老爺，還是暫避一時為好，收拾一下，趕快走吧。」蘇軾長嘆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躲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徒然連累家人和朋友，不如泰然受之吧。」不到兩個時辰，御史台的差吏到了。根本不容通報，這位御史台的官差皇甫遵帶著士兵便闖了進來。登時庭院裡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四個士兵分立兩旁，手裡握著腰刀，真是如臨大敵一般。蘇軾身穿太守的官服迎了出來。因為有了思想準備，他的臉色很鎮定。皇甫遵當堂宣布了皇帝的詔命，要蘇軾跟他即刻動身。
蘇軾說：「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早晚有此一劫，恐怕難逃一死，請允許我同我的家人告別。」
老爺被朝廷逮捕，全家人驚懼萬分，無不哭泣，蘇太太哭得最是傷心，看到官差如此凶悍，大家都感到老爺此一去是凶多而吉少，恐怕成了永別了。
蘇軾自有蘇軾的幽默，即便是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仍然不失這種幽默的性格。他用手為太太拭去眼淚，笑著說：「夫人，臨別我給你講個掌故聽吧。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途中，遍訪天下隱者，得到杞人楊朴，楊朴本以能詩著名。真宗召見楊朴，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真宗又問他：『臨行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朴又回答說：『也沒有。惟有臣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大笑，賜還歸山，並且給其一子官做，以為養資。那麼現在夫人難道不能也像楊處士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聽了丈夫的趣話，蘇太太忍俊不禁，破涕為笑了。
長子蘇邁，陪同父親一起隨押解的官差到京師去，父子踏上這凶險的路程，家人望著他們的背影，止不住又哭聲一片……。
剛剛行到宿州，御史台的命令又下，搜查蘇軾家中文稿。於是，州郡長官望風希旨，派遣如狼似虎的吏人。到了蘇府，團團圍住，把蘇府上下翻了個底朝天，將所有詩稿、文稿盡行搜去。蘇軾家人幾乎被嚇死。差人走後，蘇太太氣得哭罵：「就是因為好著書，才惹出來這些災難，把人嚇得這樣！」於是，把書燒了大半。待案件結束後，蘇軾回到家中，搜尋整理，已經損失了十之七八了，詩人禁不住跌足嘆息。
押解赴京的路上，蘇軾以為這次自己必死無疑了，便起了自殺的念頭，過揚子江時，便要自投江中，一死了之，但是差吏看管甚緊，使他沒有死成。到了御史台的監獄裡，他又要以絕食求死，後來神宗派使者到獄中，對獄吏有所叮囑約束，獄吏對蘇軾較為客氣，才使蘇軾打消了這個念頭。聽到這位大詩人被朝廷逮捕拿問，湖州、徐州、杭州一帶百姓無不憂慮。於是，他們為蘇軾作解厄齋一個多月。
蘇軾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進御史台監獄，然後便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天時間的審訊。
昔為太守，今為囚徒。李定看著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軾，心中不禁一陣得意，不過表面上裝得十分嚴肅。
李定拿出蘇軾在杭州時期前後的詩作百餘首，要詩人承認是在惡意攻擊朝廷，最明顯的要數寫在杭州的《山村五絕》了。如第二首：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催耕。
御史們指摘這是諷刺朝廷鹽法峻刻，不便於民，當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詩中取西漢時龔遂故事，意謂但使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耘不勞勸督。這不是嘲諷鹽法之苛嗎？
如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們指出，這首詩的諷意更為明顯。詩中意謂：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當時鹽法太峻，僻遠地區沒有鹽吃，動經數月。古之聖人，能夠聞韶樂而忘味，山中小民，又怎可淡而無鹽？其實，蘇軾所寫，乃是當時實錄。蘇軾曾記述說：「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有數月食無鹽者。」（《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這是當時朝廷鹽法峻刻所致。
如第四首：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御史們指出，這是諷刺青苗法、助役法之不便。詩中說農民得了青苗錢，馬上就在城中胡亂花了。
再如《游風水洞二首》中「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之句，是誹謗朝中大臣為小人爭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戲子由》詩中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後所摘，有七八十處。
蘇軾渾身有口也無法辯解，只好承認詩中多有批評譏刺新法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