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以前的帝王與外國人
帝王與外國人的接觸，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歷史源遠流長。據中國史籍記載，早在堯、舜、禹時代，就有西方的崑崙、渠搜、析支等國前來朝貢。「堯在位七年……有抵支之國，獻重明之鳥」。這種鳥「狀如雞，鳴似風，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博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為害」。（《太平廣記》卷四六○）而渠搜則於堯在位十六年來貢，所貢何物，史無明文。渠搜國即今塔吉克斯坦費爾干納一帶，朝貢之路漫長而艱辛，貢使能來到東土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中國方面，帝王主動與外國的交往，大約始自周穆王。據說穆王時犬戎勢力擴張，阻礙了周與西北方國部落的往來，於是穆王西征犬戎，打開了通往大西北的道路。穆王來到極西的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於是「樂而忘歸」。但由於地理知識的缺乏，那時人們對本土以外的世界了解甚少，加之交通不便，像這樣的情況並不很多。
只有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打通以後，才真正使中外交流變得空前繁盛起來。通過與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的接觸，中國皇帝們臥居室而曉天下，不斷地吸取異域文化的精華，為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依據。
綜觀宋以前帝王與外國人的關係，在以下幾個方面是比較突出的：一是佛教東來之後帝王與外國僧侶研討佛法，二是唐代日本遣唐使和唐朝皇帝的接觸，三是景教教徒和唐代宮廷的密切關係。
第一節 帝王與東來佛僧
佛教產生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此後影響不斷擴大，成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
中國帝王與佛教的直接接觸，文獻記載秦始皇時即已有之。《廣弘明集》卷十一載：
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
這種近乎傳奇色彩的敘述，多被視為荒誕無據，不為史家所取。延至漢明帝永平年間，遣使往西域求法，這是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弘明集》）
這也是中國皇帝與佛教接觸之始。其事即民間傳說中的白馬馱經故事，所建佛寺即洛陽白馬寺。由於有皇帝的支持，加之又附於當時盛行的黃老之學，佛教在中土發展很快。東漢桓、靈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隨著佛教地位的確立，佛典翻譯變得格外需要，西域各國如印度、月氏、安息、康居高僧相繼東來，在洛陽與漢族佛徒合作從事佛經的翻譯，自漢迄宋，蔚為大觀。在東來佛僧中，不乏被皇帝延聘入宮從事佛教活動者。
漢代著名的東來譯經師主要有安清和支婁迦讖。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本來可以繼承王位，但他卻讓位於其叔，自己乃出家修道，深究經藏，並離開本土，來到京師洛陽。安清從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至靈帝建寧四年（一七一年）在洛陽譯經，歷時二十三年之久。文獻說他所譯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是中國佛經翻譯的鼻祖。支婁迦讖，月氏人，漢桓帝末年至洛陽，靈帝光和、中和年間譯經很多，有《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他「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這些佛學經典的翻譯，為其後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準備了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最繁盛的時期。寺廟林立，塔剎櫛比，吃齋念佛成為一時的社會風尚。誦經陣陣，木魚聲聲，構成了這一時期特有的社會文化景觀。因此，這一時期帝王崇佛、敬佛者很多，許多外國僧侶悠遊於天子腳下，出入於帝王宮中，為弘揚佛法做出了貢獻。佛圖澄，西域人，佛學造詣很深。晉永嘉四年（三一○年）至洛陽，想在這裡建寺廟，但由於戰亂未成。不久，他看到後趙石勒殘暴異常，便立志用佛法勸化石勒。於是他單人持杖策來到石勒帳下，由大將郭黑勒引見給石勒，受到石勒、石虎的禮敬。石勒曾特頒詔書稱讚他的高風亮節：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東祿匪願，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少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可知佛圖澄在後趙宮廷享有極高的地位。
鳩摩羅什，本天竺人，家世國相，為當地望族。其父聰明有節，棄相位出家，來到龜茲，被龜茲王聘為國師，後娶龜茲王妹，生下鳩摩羅什。在其母指導下，鳩摩羅什潛修佛學，故年輕時便「道流西域，名被東國」。西元三五七年，苻堅在關中稱帝，建元永興。他在位期間，便對鳩摩羅什的聲名有所耳聞。建元十八年，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征龜茲，臨出發前在建章宮為呂光餞行，叮囑他說：
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用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若克龜茲，即馳驛送行。
呂光不久破龜茲，但苻堅卻於第二年被殺，呂光只好帶著鳩摩羅什到涼州。三八六年，呂光在此稱帝，建立後涼政權，鳩摩羅什便一直待在涼州。呂光及其後繼者不敬奉佛教徒，因而鳩摩羅什雖在後涼十七年，但並沒有大的作為。與此同時，姚萇在長安即皇帝位，建立後秦政權。他對鳩摩羅什早有所聞，便派人至後涼邀請鳩摩羅什到長安。後涼怕鳩摩羅什輔佐後秦，成為後患，便不許他東去。後來姚興即後秦帝位，於四○一年派碩德西伐後涼，後涼戰敗，涼主呂隆上表歸降，姚興才把鳩摩羅什接到長安。（《高僧傳》在長安，姚興拜鳩摩羅什為國師，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政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姚興親自到逍遙園澄玄堂聽鳩摩羅什講解佛經，並同他一起校對佛典，在宮中建立佛堂，對長安的佛教影響極大。「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晉書》）此後到中國譯經傳教的外國著名僧侶還有菩提流志、拘那羅陀、闍那崛多、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來自犍陀羅，是和其同伴智賢等十餘人經于闐、吐谷渾、鄯州，於五五九年到達長安的。後被周明帝請入後園共論佛法，共翻譯佛經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之多。那連提耶舍，烏仗國人，五五六年來華，投靠齊文宣帝，所受禮遇甚隆。
隋朝建立後，他奉敕譯經。五八二年七月，奉隋文帝之命入京，充任外國僧主，住大興善寺。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原，建大興，特加敕在城中的靖善坊立寺，命名為大興善寺，規制與太廟相同。為弘揚佛法，文帝又命在大興善寺設立譯場，先後召請印度和中亞名僧達摩般若、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闍那崛多住在這裡從事譯經活動，對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影響極大。至唐代，屢派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經多由中國僧侶主譯，外國僧侶的影響漸少。及至宋代，雖屢有印度僧人向皇帝進獻梵經之事，但多已流於形式，翻譯的重要著作很少，外國僧人對中國皇帝的影響已經變得很小了。
第二節 東天皇與西皇帝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在兩千多年前，雙方就有了彼此間的交往。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發現的漢代「漢倭奴國王」金印便是這種交往的明證。其後又經過幾個世紀，至隋唐時期，兩國交流進入了黃金時代。次數眾多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到來，使中國皇帝對這個東方島國的了解不斷深入。在隋朝短短的三十七年中，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隋使，一方面是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掌握復興後的中國佛教，為大化革新後的日本提供借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朝鮮半島。其中第一次是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六○○年），《隋書‧倭國傳》載：「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這次遣使在日本方面沒有明確記載。七年之後，即隋煬帝大業三年（六○七年），日本又派出了第二次遣隋使，使者為小野妹子，翻譯為歸化人鞍作福利。在其遞給隋煬帝的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作為海外的一個小國，居然以天子自稱，把自己與中國皇帝完全等同起來，這種「傲慢」態度大大刺傷了隋煬帝的自尊心。據說隋煬帝看了國書後大為不悅，很不滿地對負責外交的鴻臚卿說：「蠻夷中遞交來的國書中，如有不懂禮貌的，不准再向我彙報。」隋煬帝沒有接受日本國書，但又不能打擊其遣使來朝的熱情，於是在小野妹子回國時，隋朝派出了裴世清作為宣諭使帶著隋煬帝的書信來到日本。信中說：「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知……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隋煬沒有用國書的形式答覆日本，令小野妹子空手而回，從而表示了他的不滿。同時他自己又派出了宣諭使，稱讚日本的朝貢，顯示了一個大國皇帝的寬容。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第二年當小野妹子為護送裴世清再一次訪問中國時，所帶來的國書不再是「日出處於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而是變成了「東天皇敬問西皇帝……」，用「天皇」和「皇帝」分別稱呼各自的最高統治者，將二者明確區別開來，這在中國方面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唐朝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時代，那時的中外友好交往盛況空前。「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正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真實寫照。在與唐朝交往的國家中，日本是其佼佼者。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同唐朝的交往，有唐一代，從唐太宗貞觀四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的二百六十四年的時間裡，日本共派遣了十六次遣唐使，其中包括送唐客使三次，迎入唐使一次。這些使團人數最多時達五六百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隨同遣唐使者而來的還有大批的入唐僧和留學生。他們在唐朝潛心學習中國文化，吸收其精華，將唐朝先進的制度文化帶回日本，為日本的發展提供了諸多借鑑。而唐朝對日本的外交使節也給予特別禮遇，「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唐‧王維《送秘書晁鑒還日本國》序）其榮耀可知。
入唐的日本人中，不乏為官者。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七一六年）被舉為遣唐留學生，參加了以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的第七次遣唐使。第二年出發，同行的還有玄昉、吉備真備和大和長岡等。當時唐朝正處於「開元之治」的輝煌時期，阿倍仲麻呂立刻被盛唐的氣魄所感染，不久即入太學學習，後參加了科舉考試，正式成為唐朝官吏，歷任左補闕、儀王友、秘書監、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兼安南節度使等官職。後來他曾試圖隨另一遣唐使回國，沒有成功，大曆五年（七七○年）正月在長安去世，在唐朝留居五十三年。
還有一個日本僧人空海，於中國文化造詣極高。他於八○四年到中國，除研習佛學外，還潛心書法藝術，其書藝受到唐順宗的喜愛。相傳空海在長安時，宮中帝御前有三間壁，上有王羲之書跡。一間不破，其餘兩間破損，王羲之的手跡泯滅，修理時無人敢下筆修補。唐順宗深愛空海書法，就命他補書。只見空海口咬一筆、兩手雙足各執一筆，五管齊下，須臾而成。唐順宗與在場的大臣們感嘆不已，見之目不暫捨。當寫到最後一個字時，空海又把剩餘的墨汁沃灌壁面，自然成字。唐順宗見此，低頭沉思片刻，贈給了他一個「五筆和尚」的美名。空海不久後回國，對日本書道產生了極大影響。開創盛唐局面的唐玄宗對日本的情況也非常關心，十分注意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對遣唐使的接待也是不遺餘力的。七三三年，日本派多治比廣成為遣唐大使、中臣名代為副使、平群廣成等為判官，分乘四船到中國，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但不幸的是，多治比廣成回國才出長江口，便遇到了暴風襲擊。多治比廣成乘坐的第一船漂到多島，中臣名代乘坐的第二船漂到南海後返回中國，而平群廣成乘坐的第三船則漂到了崑崙國（今越南），有的被殺，有的被賣為奴，只有平群廣成等四人倖免逃回唐朝，第四船則下落不明。
唐玄宗得知這一情況後，採取果斷措施進行營救，急命安南都護與崑崙國交涉，要求放回第三船的倖存者。唐玄宗還命丞相張九齡代筆，以他的名義給日本聖武天皇寫了一封信，由中臣名代帶回。信中唐玄宗自稱「朕」，而稱聖武天皇為「卿」，講了自己如何關心遣唐使的安危，如何採取措施營救遇險的人，並讚揚日本為「禮儀之國」。在他的直接關懷下，剩下的人又安全返回日本。
七五三年，孝謙天皇派遣藤原清河為大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為副使的使團來到長安。唐玄宗在接見時，見到藤原清河高雅的舉止風度，禁不住稱讚說：「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真是禮儀君子之國啊！」隨後，他讓晁衡負責接待，帶領藤原清河等參觀了府庫及三教殿。為了表示友好，唐玄宗又命畫工畫了藤原清河的肖像，收藏於蕃藏中。第二年，藤原清河一行回國時，又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唐玄宗親自出席，並作詩送別：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駃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表達了祝他們一帆風順的心願，友好之情溢於言表。
八世紀中葉，由於中國內部的安史之亂，嚴重動搖了唐王朝的根基，日本向中國定期派遣使節的熱情明顯下降。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九四年），管原道真上奏天皇請求停止遣唐使，得到批准，宣告中日文化交流黃金時代的結束。第三節 唐王與景教徒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此名初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於西元五世紀產生於拜占庭，創始人為聶斯托里（Nestorius），所以也稱聶斯托里教派。聶斯托里原為敘利亞神甫，四二八至四三一年間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主張耶穌兼有人神二性的新說，與當時流行的基督教義不一致，引起眾多基督教信徒的反對，四三一年在以弗所（Ephese）宗教會議上被譴責為異端。聶斯托里本人遭到放逐，其教徒則逃亡波斯，此教遂由波斯傳播至中亞，並於唐貞觀九年由敘利亞人阿羅本傳入中國。就是在這個時候，唐朝皇帝開始接觸景教。
唐太宗時，唐朝聲威遠震中亞，西域諸國相率來朝。長安一城，萬國輻輳，波斯和阿拉伯諸國人，或使節，或商旅，或僧侶，紛紛經西域進入中國，其中也包括不少景教徒。西元六三五年，大秦國教士上德阿羅本攜帶大量景教經典，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長安，唐太宗聞訊，特命宰相房玄齡至西郊迎接並請入宮中。阿羅本先向唐太宗進呈了奏章，說明景教教義，奏章由房玄齡和魏徵譯成漢文。唐太宗對阿羅本待若上賓，經常讓他進宮講解有關教義，翻譯相關經典。隨著交往日深和對景教了解的增多，唐太宗越來越支持其教義。六三八年七月，他下令准許景教教士在國內傳教。唐太宗在詔書中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同時又命有關部門在長安義寧坊建造大秦寺院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後又讓畫工把他的肖像畫在寺內牆壁上，以表示對景教的重視。義寧坊大秦寺是史籍所載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景教教堂。其後的唐高宗李治秉承前例，敕諭在各州建造景教堂，欽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在他的推動下，景教在中國迅速傳播，「法流十道，國富無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玄宗李隆基對景教更是極力鼓吹，親自為景教教堂題寫匾額。他不顧佛僧和道士對景教的攻擊，於開元初年讓其兄弟至教堂接受洗禮，建立壇場。天寶初，他又命大將軍高力士把太宗、高宗、睿宗、中宗及自己的寫真肖像拿到教堂安放，賜給教堂絹百匹。七一四年，大秦國教士佶和到長安朝見唐玄宗，玄宗讓他和教士羅含、普倫等十七人在興慶宮宣講景教法理，以擴大影響。另外，還有教士及烈曾兩次以朝貢的名義來到長安，都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一次是七一三年，向唐玄宗進獻了許多奇器異巧之物，玄宗愛不釋手，為此侍御史柳澤還特意上書勸諫玄宗不要被這些譎怪淫巧之物迷惑。另一次是七三二年，進獻之物不詳，這一次玄宗特別賜給他紫袈裟一副、帛五十匹，以示褒獎。為了統一管理，減少麻煩，七四五年十月，特頒布詔書：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會要》卷四十九）
將全國景教教堂統改稱大秦寺，把景教在中國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唐肅宗李亨時又下詔在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這一時期著名的景教教士伊斯與肅宗過從甚密。伊斯「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開始在皇宮中為肅宗服務，深受倚重。後被授予軍職，在唐代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軍中充當謀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由於軍功，肅宗特賜以紫袈裟。他的能散祿賜、樂施好善在當時遠近聞名。其後的唐代宗李豫每逢生日，總要向景教教士賜天香，頒御饌，其待遇同佛教僧侶別無二致。
宋以前的帝王與外國人
帝王與外國人的接觸，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歷史源遠流長。據中國史籍記載，早在堯、舜、禹時代，就有西方的崑崙、渠搜、析支等國前來朝貢。「堯在位七年……有抵支之國，獻重明之鳥」。這種鳥「狀如雞，鳴似風，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博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為害」。（《太平廣記》卷四六○）而渠搜則於堯在位十六年來貢，所貢何物，史無明文。渠搜國即今塔吉克斯坦費爾干納一帶，朝貢之路漫長而艱辛，貢使能來到東土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中國方面，帝王主動與外國的交往，大約始自周穆王。據說穆王時犬戎勢力擴張，阻礙了周與西北方國部落的往來，於是穆王西征犬戎，打開了通往大西北的道路。穆王來到極西的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於是「樂而忘歸」。但由於地理知識的缺乏，那時人們對本土以外的世界了解甚少，加之交通不便，像這樣的情況並不很多。
只有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打通以後，才真正使中外交流變得空前繁盛起來。通過與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的接觸，中國皇帝們臥居室而曉天下，不斷地吸取異域文化的精華，為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依據。
綜觀宋以前帝王與外國人的關係，在以下幾個方面是比較突出的：一是佛教東來之後帝王與外國僧侶研討佛法，二是唐代日本遣唐使和唐朝皇帝的接觸，三是景教教徒和唐代宮廷的密切關係。
第一節 帝王與東來佛僧
佛教產生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此後影響不斷擴大，成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
中國帝王與佛教的直接接觸，文獻記載秦始皇時即已有之。《廣弘明集》卷十一載：
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
這種近乎傳奇色彩的敘述，多被視為荒誕無據，不為史家所取。延至漢明帝永平年間，遣使往西域求法，這是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弘明集》）
這也是中國皇帝與佛教接觸之始。其事即民間傳說中的白馬馱經故事，所建佛寺即洛陽白馬寺。由於有皇帝的支持，加之又附於當時盛行的黃老之學，佛教在中土發展很快。東漢桓、靈帝時，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隨著佛教地位的確立，佛典翻譯變得格外需要，西域各國如印度、月氏、安息、康居高僧相繼東來，在洛陽與漢族佛徒合作從事佛經的翻譯，自漢迄宋，蔚為大觀。在東來佛僧中，不乏被皇帝延聘入宮從事佛教活動者。
漢代著名的東來譯經師主要有安清和支婁迦讖。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本來可以繼承王位，但他卻讓位於其叔，自己乃出家修道，深究經藏，並離開本土，來到京師洛陽。安清從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年）至靈帝建寧四年（一七一年）在洛陽譯經，歷時二十三年之久。文獻說他所譯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是中國佛經翻譯的鼻祖。支婁迦讖，月氏人，漢桓帝末年至洛陽，靈帝光和、中和年間譯經很多，有《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他「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這些佛學經典的翻譯，為其後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準備了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佛教最繁盛的時期。寺廟林立，塔剎櫛比，吃齋念佛成為一時的社會風尚。誦經陣陣，木魚聲聲，構成了這一時期特有的社會文化景觀。因此，這一時期帝王崇佛、敬佛者很多，許多外國僧侶悠遊於天子腳下，出入於帝王宮中，為弘揚佛法做出了貢獻。佛圖澄，西域人，佛學造詣很深。晉永嘉四年（三一○年）至洛陽，想在這裡建寺廟，但由於戰亂未成。不久，他看到後趙石勒殘暴異常，便立志用佛法勸化石勒。於是他單人持杖策來到石勒帳下，由大將郭黑勒引見給石勒，受到石勒、石虎的禮敬。石勒曾特頒詔書稱讚他的高風亮節：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東祿匪願，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少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可知佛圖澄在後趙宮廷享有極高的地位。
鳩摩羅什，本天竺人，家世國相，為當地望族。其父聰明有節，棄相位出家，來到龜茲，被龜茲王聘為國師，後娶龜茲王妹，生下鳩摩羅什。在其母指導下，鳩摩羅什潛修佛學，故年輕時便「道流西域，名被東國」。西元三五七年，苻堅在關中稱帝，建元永興。他在位期間，便對鳩摩羅什的聲名有所耳聞。建元十八年，苻堅派遣驍騎將軍呂光征龜茲，臨出發前在建章宮為呂光餞行，叮囑他說：
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用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若克龜茲，即馳驛送行。
呂光不久破龜茲，但苻堅卻於第二年被殺，呂光只好帶著鳩摩羅什到涼州。三八六年，呂光在此稱帝，建立後涼政權，鳩摩羅什便一直待在涼州。呂光及其後繼者不敬奉佛教徒，因而鳩摩羅什雖在後涼十七年，但並沒有大的作為。與此同時，姚萇在長安即皇帝位，建立後秦政權。他對鳩摩羅什早有所聞，便派人至後涼邀請鳩摩羅什到長安。後涼怕鳩摩羅什輔佐後秦，成為後患，便不許他東去。後來姚興即後秦帝位，於四○一年派碩德西伐後涼，後涼戰敗，涼主呂隆上表歸降，姚興才把鳩摩羅什接到長安。（《高僧傳》在長安，姚興拜鳩摩羅什為國師，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政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姚興親自到逍遙園澄玄堂聽鳩摩羅什講解佛經，並同他一起校對佛典，在宮中建立佛堂，對長安的佛教影響極大。「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晉書》）此後到中國譯經傳教的外國著名僧侶還有菩提流志、拘那羅陀、闍那崛多、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來自犍陀羅，是和其同伴智賢等十餘人經于闐、吐谷渾、鄯州，於五五九年到達長安的。後被周明帝請入後園共論佛法，共翻譯佛經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之多。那連提耶舍，烏仗國人，五五六年來華，投靠齊文宣帝，所受禮遇甚隆。
隋朝建立後，他奉敕譯經。五八二年七月，奉隋文帝之命入京，充任外國僧主，住大興善寺。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原，建大興，特加敕在城中的靖善坊立寺，命名為大興善寺，規制與太廟相同。為弘揚佛法，文帝又命在大興善寺設立譯場，先後召請印度和中亞名僧達摩般若、那連提耶舍、達摩笈多、闍那崛多住在這裡從事譯經活動，對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影響極大。至唐代，屢派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佛經多由中國僧侶主譯，外國僧侶的影響漸少。及至宋代，雖屢有印度僧人向皇帝進獻梵經之事，但多已流於形式，翻譯的重要著作很少，外國僧人對中國皇帝的影響已經變得很小了。
第二節 東天皇與西皇帝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在兩千多年前，雙方就有了彼此間的交往。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發現的漢代「漢倭奴國王」金印便是這種交往的明證。其後又經過幾個世紀，至隋唐時期，兩國交流進入了黃金時代。次數眾多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到來，使中國皇帝對這個東方島國的了解不斷深入。在隋朝短短的三十七年中，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隋使，一方面是為了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掌握復興後的中國佛教，為大化革新後的日本提供借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朝鮮半島。其中第一次是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六○○年），《隋書‧倭國傳》載：「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這次遣使在日本方面沒有明確記載。七年之後，即隋煬帝大業三年（六○七年），日本又派出了第二次遣隋使，使者為小野妹子，翻譯為歸化人鞍作福利。在其遞給隋煬帝的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作為海外的一個小國，居然以天子自稱，把自己與中國皇帝完全等同起來，這種「傲慢」態度大大刺傷了隋煬帝的自尊心。據說隋煬帝看了國書後大為不悅，很不滿地對負責外交的鴻臚卿說：「蠻夷中遞交來的國書中，如有不懂禮貌的，不准再向我彙報。」隋煬帝沒有接受日本國書，但又不能打擊其遣使來朝的熱情，於是在小野妹子回國時，隋朝派出了裴世清作為宣諭使帶著隋煬帝的書信來到日本。信中說：「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知……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隋煬沒有用國書的形式答覆日本，令小野妹子空手而回，從而表示了他的不滿。同時他自己又派出了宣諭使，稱讚日本的朝貢，顯示了一個大國皇帝的寬容。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第二年當小野妹子為護送裴世清再一次訪問中國時，所帶來的國書不再是「日出處於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而是變成了「東天皇敬問西皇帝……」，用「天皇」和「皇帝」分別稱呼各自的最高統治者，將二者明確區別開來，這在中國方面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唐朝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時代，那時的中外友好交往盛況空前。「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正是這一歷史階段的真實寫照。在與唐朝交往的國家中，日本是其佼佼者。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同唐朝的交往，有唐一代，從唐太宗貞觀四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的二百六十四年的時間裡，日本共派遣了十六次遣唐使，其中包括送唐客使三次，迎入唐使一次。這些使團人數最多時達五六百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隨同遣唐使者而來的還有大批的入唐僧和留學生。他們在唐朝潛心學習中國文化，吸收其精華，將唐朝先進的制度文化帶回日本，為日本的發展提供了諸多借鑑。而唐朝對日本的外交使節也給予特別禮遇，「司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唐‧王維《送秘書晁鑒還日本國》序）其榮耀可知。
入唐的日本人中，不乏為官者。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七一六年）被舉為遣唐留學生，參加了以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的第七次遣唐使。第二年出發，同行的還有玄昉、吉備真備和大和長岡等。當時唐朝正處於「開元之治」的輝煌時期，阿倍仲麻呂立刻被盛唐的氣魄所感染，不久即入太學學習，後參加了科舉考試，正式成為唐朝官吏，歷任左補闕、儀王友、秘書監、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兼安南節度使等官職。後來他曾試圖隨另一遣唐使回國，沒有成功，大曆五年（七七○年）正月在長安去世，在唐朝留居五十三年。
還有一個日本僧人空海，於中國文化造詣極高。他於八○四年到中國，除研習佛學外，還潛心書法藝術，其書藝受到唐順宗的喜愛。相傳空海在長安時，宮中帝御前有三間壁，上有王羲之書跡。一間不破，其餘兩間破損，王羲之的手跡泯滅，修理時無人敢下筆修補。唐順宗深愛空海書法，就命他補書。只見空海口咬一筆、兩手雙足各執一筆，五管齊下，須臾而成。唐順宗與在場的大臣們感嘆不已，見之目不暫捨。當寫到最後一個字時，空海又把剩餘的墨汁沃灌壁面，自然成字。唐順宗見此，低頭沉思片刻，贈給了他一個「五筆和尚」的美名。空海不久後回國，對日本書道產生了極大影響。開創盛唐局面的唐玄宗對日本的情況也非常關心，十分注意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對遣唐使的接待也是不遺餘力的。七三三年，日本派多治比廣成為遣唐大使、中臣名代為副使、平群廣成等為判官，分乘四船到中國，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但不幸的是，多治比廣成回國才出長江口，便遇到了暴風襲擊。多治比廣成乘坐的第一船漂到多島，中臣名代乘坐的第二船漂到南海後返回中國，而平群廣成乘坐的第三船則漂到了崑崙國（今越南），有的被殺，有的被賣為奴，只有平群廣成等四人倖免逃回唐朝，第四船則下落不明。
唐玄宗得知這一情況後，採取果斷措施進行營救，急命安南都護與崑崙國交涉，要求放回第三船的倖存者。唐玄宗還命丞相張九齡代筆，以他的名義給日本聖武天皇寫了一封信，由中臣名代帶回。信中唐玄宗自稱「朕」，而稱聖武天皇為「卿」，講了自己如何關心遣唐使的安危，如何採取措施營救遇險的人，並讚揚日本為「禮儀之國」。在他的直接關懷下，剩下的人又安全返回日本。
七五三年，孝謙天皇派遣藤原清河為大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為副使的使團來到長安。唐玄宗在接見時，見到藤原清河高雅的舉止風度，禁不住稱讚說：「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真是禮儀君子之國啊！」隨後，他讓晁衡負責接待，帶領藤原清河等參觀了府庫及三教殿。為了表示友好，唐玄宗又命畫工畫了藤原清河的肖像，收藏於蕃藏中。第二年，藤原清河一行回國時，又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宴會。唐玄宗親自出席，並作詩送別：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駃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表達了祝他們一帆風順的心願，友好之情溢於言表。
八世紀中葉，由於中國內部的安史之亂，嚴重動搖了唐王朝的根基，日本向中國定期派遣使節的熱情明顯下降。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九四年），管原道真上奏天皇請求停止遣唐使，得到批准，宣告中日文化交流黃金時代的結束。第三節 唐王與景教徒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派，此名初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於西元五世紀產生於拜占庭，創始人為聶斯托里（Nestorius），所以也稱聶斯托里教派。聶斯托里原為敘利亞神甫，四二八至四三一年間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主張耶穌兼有人神二性的新說，與當時流行的基督教義不一致，引起眾多基督教信徒的反對，四三一年在以弗所（Ephese）宗教會議上被譴責為異端。聶斯托里本人遭到放逐，其教徒則逃亡波斯，此教遂由波斯傳播至中亞，並於唐貞觀九年由敘利亞人阿羅本傳入中國。就是在這個時候，唐朝皇帝開始接觸景教。
唐太宗時，唐朝聲威遠震中亞，西域諸國相率來朝。長安一城，萬國輻輳，波斯和阿拉伯諸國人，或使節，或商旅，或僧侶，紛紛經西域進入中國，其中也包括不少景教徒。西元六三五年，大秦國教士上德阿羅本攜帶大量景教經典，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長安，唐太宗聞訊，特命宰相房玄齡至西郊迎接並請入宮中。阿羅本先向唐太宗進呈了奏章，說明景教教義，奏章由房玄齡和魏徵譯成漢文。唐太宗對阿羅本待若上賓，經常讓他進宮講解有關教義，翻譯相關經典。隨著交往日深和對景教了解的增多，唐太宗越來越支持其教義。六三八年七月，他下令准許景教教士在國內傳教。唐太宗在詔書中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同時又命有關部門在長安義寧坊建造大秦寺院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後又讓畫工把他的肖像畫在寺內牆壁上，以表示對景教的重視。義寧坊大秦寺是史籍所載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景教教堂。其後的唐高宗李治秉承前例，敕諭在各州建造景教堂，欽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在他的推動下，景教在中國迅速傳播，「法流十道，國富無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玄宗李隆基對景教更是極力鼓吹，親自為景教教堂題寫匾額。他不顧佛僧和道士對景教的攻擊，於開元初年讓其兄弟至教堂接受洗禮，建立壇場。天寶初，他又命大將軍高力士把太宗、高宗、睿宗、中宗及自己的寫真肖像拿到教堂安放，賜給教堂絹百匹。七一四年，大秦國教士佶和到長安朝見唐玄宗，玄宗讓他和教士羅含、普倫等十七人在興慶宮宣講景教法理，以擴大影響。另外，還有教士及烈曾兩次以朝貢的名義來到長安，都受到唐玄宗的接見。一次是七一三年，向唐玄宗進獻了許多奇器異巧之物，玄宗愛不釋手，為此侍御史柳澤還特意上書勸諫玄宗不要被這些譎怪淫巧之物迷惑。另一次是七三二年，進獻之物不詳，這一次玄宗特別賜給他紫袈裟一副、帛五十匹，以示褒獎。為了統一管理，減少麻煩，七四五年十月，特頒布詔書：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會要》卷四十九）
將全國景教教堂統改稱大秦寺，把景教在中國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台階。
唐肅宗李亨時又下詔在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這一時期著名的景教教士伊斯與肅宗過從甚密。伊斯「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開始在皇宮中為肅宗服務，深受倚重。後被授予軍職，在唐代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軍中充當謀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由於軍功，肅宗特賜以紫袈裟。他的能散祿賜、樂施好善在當時遠近聞名。其後的唐代宗李豫每逢生日，總要向景教教士賜天香，頒御饌，其待遇同佛教僧侶別無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