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姓共治：東漢的實質統治結構
皇后的角色與作用，讓我們看見西漢和東漢在政治上的根本差異。西漢的實質統治者是劉家，雖然前有呂后、後有幾位太后或太皇太后掌權，但那是一時的變化，絕非制度性的安排。東漢的情況就不再是這樣，雖然都是「漢」，東漢的實質統治結構已變成了大姓共治。
皇帝仍姓劉，但從光武帝開始，劉姓皇帝必須確保幾個大姓的支持、合作，才能坐穩皇帝位子，因而有了種種固定的機制，以聯繫、團結大姓勢力。在這過程中，皇后就從皇帝的妻子，轉型成為劉姓與其他大姓間權力共享的機制。
幾個大姓藉由決定皇后角色、支配皇后，來確保自身的權力與地位。撇除光武帝的開國功臣和東漢末年大亂時，東漢一共立過七位大將軍，就是朝廷破格提拔、最有權力的人，其權力足以和皇帝分庭抗禮。前面提到出過兩位皇后的竇家和梁家各有兩位大將軍，鄧家有一位、何家有一位，還有一位出自耿家。這絕不是偶然，也不能以單純的「外戚」勢力來解釋。
應該這樣說，西漢的外戚真的是外戚，他們因為嫁入宮中的女兒受皇帝寵愛而成為皇后，所以取得了介入政治的權力管道。東漢的外戚則是在成為外戚之前，已經先具備了和劉姓共治的大姓身分，沒有這種身分不可能成為外戚，也就是說，皇帝沒有在這些大姓成員以外選擇皇后的自由。皇后是既有的共治關係制度化的手段，誰家女兒當上皇后，誰家的男人就能夠理所當然以外戚身分，或以大將軍的地位直接參與統治。
劉家仍然據有最大的、最核心的權力，這些大姓中任何一家都不足以和劉家相比，但劉家皇帝必須在大姓共同形成的結構中行使其權力，這個結構高於、強於任何一位劉家皇帝的主觀意志。光武帝的重要貢獻，就在於運用人際技巧，組構了這樣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快速地平息了大姓之間的矛盾，避免新的朝代成立之初各方勢力持續衝突打殺的局面。
從此，東漢的皇后變成了公共性、政治性的角色，主要的作用不是為皇帝生小孩。皇帝私下喜歡哪個女人、對哪個女人有較高的欲望，和選擇誰當皇后不是一回事，兩者是分開的。這或許就是東漢皇后生育率奇低的關鍵原因。
因為大部分皇后都沒有生育，但皇帝生前就要立太子，尤其是皇帝死後要立新的皇帝，因而皇后、皇太后就成為關鍵角色。一般而言，皇后會選和自己有特殊親近關係的嬪妃所生的小孩當皇帝。不過也有更特殊、更極端的情況，例如章帝之後的和帝、殤帝（西元一○五年 ─ 一○六年在位）、安帝（西元一○六年 ─ 一二五年在位），出現了一連串的繼位問題。然而不論情況如何，不管哪位皇太后掌權，最終畢竟都還是從劉氏的宗室子弟中尋找皇帝人選，不可能由其他大姓取而代之。
在共治體系中，大家對劉姓的地位有高度共識，大姓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始終以劉家人當皇帝為前提。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東漢皇帝，不可能有太好的訓練與準備，真正上臺後也就不能發揮強力的統治作用，只能保住分治的象徵性地位，也就是說，主要是維持大姓之間的權力平衡。這個共治關係中不能沒有劉家，不能沒有劉家的皇帝，大家的共識是皇帝位子留給劉家，其他人去爭取皇帝以外的權力。而劉家皇帝當然可以有所偏愛，拉這個、打那個，所以竇家倒過、梁家倒過，但劉家一直都在。
大姓的此消彼長，都還是看皇帝的態度，不過也取決於皇帝在位的時間長短和年紀大小。皇帝一死，皇后就升為皇太后，有了選擇下一任皇帝的權力。西漢有皇太后，東漢也有皇太后，但她們在政治上的作用大不相同。東漢的皇后幾乎必定出自大姓，背後本來就有家族的巨大力量，皇后、皇太后的外戚，不過就是將既有的家族力量在帝國政治中建制化而已。
西漢的皇帝可以預先排除外戚的因素，就像武帝臨終前所做的；東漢的皇帝就不可能排除外戚了，因為他們的皇帝位子根本就是夾在外戚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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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評風氣，從〈古今人表〉到《人物志》
在史學體裁上，《漢書》另有一個和《史記》的不同之處，就是列了一份〈古今人表〉。〈古今人表〉極為有趣，其主要用意是將歷史人物進行高下分類。〈古今人表〉除了分別「古今」之外，最特殊的是將所有人物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就是後來「九品中正制」採用的九等格式。
〈古今人表〉的主要作用，不是讓你查考人物之間的時代先後關係，而是將所有人物的評價做個整理，讓讀者一目瞭然地知道誰比誰評價高、誰比誰優秀。這是個「人物評價總表」。很容易猜得到，堯舜禹湯一定都被列在「上上」，夏桀、商紂肯定屬於「下下」，這是大家普遍認同的。但其他人呢？什麼樣的人應該列在「中上」，什麼樣的人可以得到「上中」的評價？大家各有標準，那豈不是很麻煩，會惹起很多爭議嗎？
班固會不怕麻煩、不避爭議地在《漢書》中列出〈古今人表〉，充分反映出東漢時重視人才評等的風氣已然形成。這樣的風氣，以及相應的人才評等觀念與方法，歷經漢末的兩次黨禍而更加發達，塑造了從三國到魏晉時期重視人才，並對人才進行種種熱烈討論的風氣。
如此重視、強調人才，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一項影響是使得每個人有著高度的自我意識，去想、去追求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當時的人高度自覺，因為行為的選擇隨時都在別人的評判中。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不是你自己的事，而是會被其他人當作依據，在人才的評價系統中不斷地調整應該如何看待你，將你擺放在哪個位置上。
「黨錮之禍」發生時，會有那麼多人寧可被抓、甚至被殺，都要維持守節的立場，就因為他們最重要的社會資產是聲望，是別人給予的人物評價。人物品評是「清流」的核心活動與核心精神，由〈古今人表〉到「清流」、「清議」，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發展。
當時的士人格外看重人物分等，嚴格分別「清」、「濁」，這又牽涉到門第的變化。豪族崛起靠的是土地與財富，後來豪族中又分出了「累世經學」這項身分，他們也有土地與財富，但在財富之外還加上了學問，於是會特別凸顯自身的學問及學問帶來的行為原則，以此和其他豪族世家區分開來。
用這種方式評判人物，不管是將人物分為「清」、「濁」，或是像〈古今人表〉那樣分成九等，其實都是頗粗暴的做法，忽略了人的複雜性。從這裡又逐漸發展出兩項必然的變化，一項變化就是，環繞著人物評價而愈來愈激烈的黨派對立。人物評價牽涉到「我們」、「他們」的區分，將自己人列為好人，將對立方列為壞人，彼此互相激烈攻訐，用不同的標準對人物進行高下判斷。
清流強調道德、品格，以此睥睨社會，將別人都評為「濁」，這種態度引發了強烈反彈，因而才會有曹操的「求才令」，故意凸顯「能」，將能力抬高在品行之上，那是特別用來諷刺清流、反對清流標準的。
另一個變化，則是對於人物評價的看法逐漸細膩化，逐漸趨近於現實所見的人的複雜性。光是區分「清」、「濁」，或好人、壞人，或用同一套標準把人分為九個等級，已不足以應對現實情況，於是開發出個性分析，不是要評判人的高下，而是要看人的多元多樣，什麼樣的人有怎樣的優缺點，什麼樣個性的人適合做什麼事、容易取得什麼成就，又可能會犯怎樣的錯誤。
這就是劉劭《人物志》的內容方向。用清楚明白的語言將人物分類，進行人格分析，還提供現實的建議，既有益於自我修養，更有益於選人任人。
三國亂局時，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人物人格分析系統，能夠普遍重視人才，更有助於對人才的研究和理解。
《三國演義》比《三國志》更精彩，甚至因為《三國演義》而抬高了《三國志》的地位與重要性，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要忽略另一項事實，那就是《三國演義》能寫得那麼精彩，有其歷史基礎─三國的確是個重視人才、盛產多元人才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條件，使得即便沒有太高史才和史識的陳壽，都能寫出內容豐富好看的《三國志》；而羅貫中的戲劇性敘事技巧與刻畫人物的天分，也才能在《三國演義》中有所著落、有所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