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我蠻夷也」的異類心態

清初王夫之的《讀通鑑論》中，曾經特別討論邊陲區域的歷史作用。依照王夫之的看法，中國歷史之所以呈現一治一亂的循環，有一部分來自中原與邊陲的相互作用。長治久安會使得繁榮的中原地帶失去活力，變得停滯、衰敗，於是四周邊陲力量就相對變強，入侵中原，帶來新的活力，終止了衰世，帶來新的向上刺激。受到邊陲刺激的中原再度興起，到了一定程度進入高原期，又開始了停滯、衰敗的階段，一路走下坡到再也壓制不住邊陲的力量，再由邊陲吹進新鮮的風勢來。

戰國時期撐到最後的三國，恰好分居中原的外圍三邊，而且其中兩國─秦和楚─一直到戰國開端時，都還帶有高度的蠻荒性質，被中原諸國投以異樣的眼光。都地處邊陲，介於中原與化外異境交界之處，秦和楚卻有不太一樣的發展路線。

秦的做法是盡量模仿中原，努力爭取中原各國的承認；相對地，楚就比較強調自身與中原諸國間的差異。

《史記．楚世家》中提到熊渠，是楚早期的重要領導者，他的重要作為包括了拒絕採用王死後的「諡號」制度，而且他的理由很直白：「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楚出兵攻打隋國時，隋國喊冤說：「我無罪！」意思是我又沒得罪你，你幹嘛出兵打我？楚的回應呢？「我蠻夷也。」

放回那個時代的背景看，隋顯然訴諸於封建的規矩，出兵征伐是要有特殊理由的。但楚擺明了不理這一套，他說：「我不在你們這套封建規矩裡，我有我自己的道理，依照我的道理，要打你就打你，不用給你們那種封建規矩中的理由。」

這很蠻橫啊！中原諸國用一種歧視的眼光看待楚，到了熊渠，他乾脆以這樣的情況作為自己的發展優勢，你們把我們當蠻夷，那好，我們索性就蠻到底，不承認、不遵守你們的規矩，取得了不受拘束的行動自由。

前面提過，「春秋五霸」原來不叫「霸」，而是「伯」，意思是年長有權威、可以協調糾紛的人。這五人分別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莊王。光看名字就知道，五人中有一人跟別人不一樣，人家的稱號都是「公」，也就是周代五爵制中的最高頭銜，只有楚莊王稱「王」。「王」不在爵制中，本來是天子的諡號才稱王，楚國僭用了周天子的名號。

這又是「我蠻夷也」的做法。其他人雖然權力很大，有「霸」者之實，足以做當時天下的共主，然而在名義上都還是守著封建禮法，只承認自己是所有諸侯中較大、較有分量的一個，名分上仍然和所有諸侯平起平坐。但楚直接擺脫這個系統的約束，給自己不屬於諸侯位階的名號。

楚一直抱持著這種「異類心態」。楚的異類心態可能是從商代的商人那裡繼承而來。周代建立之初經過兩度東征，都沒能消滅商人原有的勢力。周人採取的辦法，是將一大批商遺民搬離原來的地盤，讓他們往南去建立宋，再將宋納入封建中的一個諸侯封國。宋保留了許多商文化、習俗與思想，和周文化很不一樣。周文化專注於現實人世，重視宗法親族關係；相對地，商人有濃厚的鬼神信仰，還有對於現實以外超越世界的恣意想像。宋的地理位置接近楚，其文化性質也比較接近南方，而和周文化有所區隔。

——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3：從爭戰到霸權，信念激辯的時代──春秋戰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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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賦是漢帝國擴張精神的代表性文類

武帝一朝是大漢帝國的關鍵擴張期。請大家不要輕忽「帝國」二字。從歷史上看，中國並不是一開始就以帝國形式存在的。帝國出現之前，幾百年的周代是以封建形式建構起來的。封建是個相對穩定的制度，即便從春秋時就開始動搖、分解，卻還是又維持了五百多年的時間，到秦始皇時，才正式代之以帝國的新形式。

相較於封建，帝國太新了。從秦帝國快速建立又快速滅亡，經歷楚漢相爭的亂局，再到漢代建立後的前七十年，帝國一直處於摸索階段。漢武帝真正掌權後，帝國才算是真正成熟了。成熟的漢帝國具備兩項重要條件，一是中央集權的統治系統，二是高度昂揚的對外擴張精神。而這兩項條件又彼此相關、彼此加強，有了可以集中動員人力物力的系統，才能蓄積實力對外擴張；對外擴張進行的大幅動員，又加強了帝國中央集權的統治力度。

針對大漢帝國的擴張，我們可以大膽地以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的歷史作比擬。維持西方帝國主義發展的，從來不只是單純的利益動機，其背後必定有更深沉、也更強大的精神層面衝動。用德國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中的說法，那就是一股無可遏抑的「浮士德精神」，一種不斷地挑戰既有極限、冒險突破極限的衝動。浮士德精神支撐、塑造了西方的帝國主義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積極對外擴張的情況並不常見。後來的內斂、收束常態，使得我們不容易接觸相反的擴張式時代。藉由西方歷史的對照，可以提醒我們暫時擺脫習慣的制約，用不一樣的眼光來看這一段歷史。

前面我們介紹了大漢帝國和匈奴的關係。不過武帝朝的對外擴張，不只在北方將匈奴節節逼退而已，在西方的西域、在東北、在西南、在南方，都有重要的擴張征服行動。那是巨大的全面擴張潮流。

從李廣、張騫到李陵、蘇武，那個時代的人，隨時準備為帝國的擴張獻身。他們所信奉的生命根本價值，絕對不是安土重遷，更不會是清靜無為。這背後一定有著超越個人選擇的集體精神狀態為其支撐，大漢帝國才會在武帝一朝五十四年間，發生那麼多事，對外開拓得那麼遠。

儘管武帝在晚年下了「輪臺之詔」，對於如此消耗民力去追求擴張表示悔意，但帝國擴張所激起的精神狀態，不可能隨武帝一人老了、累了的心情就立即移轉。而要探測這份精神的崛起、弘揚與變化，漢賦的出現是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歷史現象。

漢賦是誇張的，而且刻意追求誇張，其誇張的追求源自於一份和帝國對外擴張、挑戰極限同樣的精神。

武帝讀到〈子虛賦〉，意外一個人竟然可以用文字創造出這樣一個虛構的浮誇世界。而當他將司馬相如召來，司馬相如也沒有讓他失望，立刻告訴他，〈子虛賦〉不是浮誇虛構的終極，立即以文字再創造出突破〈子虛賦〉限度的〈上林賦〉。

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很少有皇帝在位的時間比他長的。然而這樣的五十四年，放進漢代歷史的脈絡下，從當時人的主觀體驗來看，卻應該是快速、短暫的五十四年。因為在這段時間中，發生了太多、太激烈的變化。

武帝繼承文帝和景帝，在個性上，文帝節儉、景帝孤僻，都是屬於內斂收束型的。武帝即位之初，竇太皇太后還嚴格地看守著兩位皇帝建立起的內斂收束風格。等到竇太皇太后去世，像是水壩潰堤般，長期硬生生被阻擋的活力沛然不可禦地沖流而下。

換句話說，漢朝雖然建立了一個新的局面、新的時代，但前面七十年卻小心謹慎地刻意壓抑這份集體的新鮮感。要到武帝真正取得統治權力時，這樣的壓抑才告解除。於是大家得到了自由，可以肯定身邊周圍發生的種種現象，那是新鮮的、甚至是前所未見的現象。於是因應地產生了需求，要為這些新鮮事物命名，還要找到方式描繪、記錄這份刺激的新鮮感。

武帝一朝，人們從感官上體驗到前所未有的華麗、武勇、輝煌、豐饒、樂觀、廣大。在這個意義上，漢賦就是用來表達這種空前感受的主要工具。所以漢賦非鋪張、誇大不可，唯有鋪張、誇大的風格，才能應對武帝朝「為新世界命名」的精神需求。

漢賦是「貴族文學」，並不是說寫作漢賦的人都具備貴族身分，而是漢賦的內容主要反映了環繞在武帝周圍的這一群時代新貴，他們所看到、所體驗的帝國新天新地的感受。漢賦的作用，在於記錄新時代的「奇觀」（spectacle），傳遞那種人活在奇觀中的興奮，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漢賦本身也成了新時代中的一種奇觀。

——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4：從無為到有為，帝國昂揚的時代──西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