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
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一○年

　　三千年前，華北平原的人眼中所見的，是一個萬國世界。這個數字在西元前第一千年期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到數十個、十幾個，最後只剩一個。等到利瑪竇踏進大明疆域，讓中國人看看自己的世界地圖時，他又喚醒了古老的萬國記憶。他說，萬國世界不在遙遠的過去，而是在此時此刻。於是，「萬國」一詞生了根。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萬國」都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用來稱呼廣大世界的用詞。這個事實既為人所接受，亦為人所抗拒，從圖19那張十九世紀繪製的東半球地圖就能看出。這個世界分成許多國家，有國名、國界，而其中國土最大、完全沒有內部分裂的國家，就是覆蓋歐亞大陸東邊三分之一的遼闊疆域，上面著的是淺黃色。這是疆域極盛期的大清國，天下莫非王土。它往外擴張，併吞朝鮮等鄰國，彷彿「萬國」原則不是用於地球上這一塊地方。這張地圖僅僅是作為裝飾用，我們不該過度解讀。荷蘭的大小與日耳曼相仿，法國把義大利併入，非洲不知所云，而臺灣著色的方式，彷彿並非大清國的一部分。這張地圖主要給人的印象，在於統一的大清國占據了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最大的一塊。
　　十九世紀的國家數量從未逼近「萬國」，「萬國」這個理論上限值從未達到過。今天，世人根據聯合國會員國來計算國家數量。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時，有五十一個創始會員國。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也就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國時，這個數字爬升到一百三十八。等到四十五年後的二○一九年，我寫下這段尾聲時，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隨著被保護國、前殖民地與人為拼湊的國家脫離原本的政治安排，獲得國家地位之後，這個數量想必還會上升。
　　聯合國成立時，中國就是會員國，不只是創始會員國，更是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五席常任理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所獨有。聯合國是他們試圖重建世界，防止任何類似二戰的事件重演而成立的新組織。中國納入其中，是為了表彰中國人在盟國對抗德國與日本的大業時所做的巨大犧牲。直到一九七一年，這個席位都是由中華民國所擔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橫掃中國，而蔣介石領導的這個國民黨政權便撤退到臺灣島上。蔣介石丟掉了中國，但沒有丟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中華民國依舊是聯合國眼中的「中國」，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動議，將席次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動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個星期後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位子。二十二年來的孤立—部分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掌握國家大權之後的施為，部分是美、中兩國在一九五○年的韓戰打起代理人戰爭之後，由美國所施加—就此告終。
　　一九七一年之後，中國一開始與國際社會重新搭橋的舉措之一，便是成立交換學生計畫。我就是趁著交流計畫，在三年後去了中國，成為無名小卒，參與一場開啟中國與世界關係當前新篇章的遊戲。

兩個中國
　　一九七一年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同意一件事，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不能有兩個，這不是聯合國的規矩，卻是兩個中國都堅持的規矩。兩年後，東德與西德在同一天以獨立成員國身分獲得聯合國接納（兩國在一九九○年變成單一會員國）。同樣的做法在一九九一年重演，北韓與南韓皆成為會員國，只是這兩個國家至今在聯合國大會仍個別擁有席次。就兩德與兩韓的例子，雙方是繼續維持獨立成員身分，抑或合為單一會員，是由雙方自己決定，但一中政策不容討論。
　　自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局勢有了重大的轉折—尤其是在臺灣，大多數人如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並且恰如其分地將一中政策視為殖民時期的殘餘。政局會隨著民情而演變，到了二○○二年，民主進步黨政府正式放棄一中政策，改採一中一臺政策—也就是中文所說的「一邊一國」。一中一臺政策在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時暫時懸置，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勝選，政府繼續視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蔡政府尚未放棄「中國」之名，採用「中華民國（臺灣）」為正式國名。至少就文字上，世界上如今還是有兩個中國。不過，這不盡然是文字遊戲。對蔡總統來說，若就這麼踏出一大步，將國家改名為「臺灣」的話，恐怕會引發軍事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此威脅蔡政府不得採取任何動作，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原話來說，「阻礙」中國對這座島的主權。自從蔡英文勝選之後，習近平便採取外交攻勢打擊蔡政府，先後在二○一七年與二○一八年施壓巴拿馬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把承認的「中國」從臺灣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序言所肯定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之原則。此外，也違反第一章要求成員國「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的條款。這些是聯合國的規矩，不是中國的規矩，但中國規矩卻出奇有效地凌駕聯合國的規矩—比方說，臺灣明明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也明明是個運作良好的國家，但聯合國卻視臺灣屬於後者所管轄，也不承認臺灣是個國家。如今，臺灣對於聯合國的目標，並不在於取代中國的席次，而是獲得自己的席次。臺灣設法爭取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其入會申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遊說其他會員國反對其申請。
　　近幾十年來，後殖民小國成為新會員國的數量大增，成為尋求贊成票的金主獵場—兩個中國持續積極開發新國家清單，尋找代言人。我們以最小的兩個聯合國會員國為例。一九九九年，玻里尼西亞島國諾魯成為聯合國第一百八十七個會員國，當年的諾魯人口一萬人（如今為一萬一千三百多人），土地為八平方英里，是領土最小的聯合國成員。隔年，諾魯的鄰國—島國吐瓦魯成為第一百八十九個會員國。吐瓦魯比諾魯大兩平方英里，是人口最少的聯合國成員，居民比諾魯還少兩百多人。兩國在十九世紀時都受到不列顛殖民，接著在一九四二年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諾魯興建了一條飛機跑道，美國也在吐瓦魯依樣畫葫蘆。後來兩國成為聯合國託管地，並且在經過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管理後雙雙獨立：諾魯於一九六八年獨立，吐瓦魯於一九七八年獨立。
　　一九七○年代晚期，中華民國與這兩個新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到了二○○二年，諾魯為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後，諾魯從臺灣得到更好的價格，於是回頭承認中華民國。根據二○一一年維基解密（WikiLeaks）披露的美國外交電報，這項安排中包括在檯面下金援諾魯政府官員，提供賄選經費。兩個中國之間的競爭依舊，並且在二○○七年進入白熱化—根據《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刊登的報導，諾魯總統史可迪（Ludwig Scotty）「據說被一群大聲嚷嚷的中國官員攀談，一群人試圖在他要搭上前往臺北的飛機時，把他拉上另一架要飛往北京的飛機」。寫下這篇報導的記者如此總結情勢：「對中國和臺灣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微不足道到它們不會為之爭吵」。但大小並不重要。無論大小，每個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都有投票權，只要動議能在大會上提出，臺灣就能仰賴諾魯與吐瓦魯投票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暫時。
　　在中國參與世界的歷史上，這些外交博弈可說是尷尬的小注腳，之所以戲劇張力十足，是因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實在不成比例：一邊是兩個微型環礁，人口加起來才堪堪超過兩萬人；而另一邊卻是領土三百七十萬平方英里、人口超過十四億的超級大國。偏偏這就是我們所建構出來的世界。

強權
　　一個中國、兩個中國的問題之所以存在，得歸結於中國人以統一為理想，對此有著歷久不衰的固著心態。自大元國以降，每個政權都必須表明這種理想為其指導方針。本書緒論已經著墨過，這個時代的地圖是繪製來呈現「九州一統之盛超越千古，開泰萬世者於斯有徵云」。大明國顯然不是這種情況，而季明臺—或是那個假冒季明臺的人也深知這一點。不過，如果不做出聲明，就等於是懷疑大明王朝的正統性。「大國」非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不可。以是義故，「大國」非得在一個由「萬國」組成的世界中宣稱自己至高無上不可。沒有兩個「大國」的餘地，就像沒有兩個中國的餘地。
　　雖然我個人喜歡求同，但在這件事情上，歐洲的歷史實在大不相同。歷來雖有強大的君主試圖主宰整個歐陸，但他們都失敗了。對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隱含的各國平等原則，遭到破壞的次數不亞於獲得遵守的次數，但至少從十七世紀起，歐洲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秩序奠基於這一項倫理基礎上。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有了變化，自認為是「強權」（Great Power）的帝國式政權一個個崛起。「強權」一詞出現於十九世紀，意指在經濟上、軍事上強化自我，實力達到可以追尋政策目標，而須與他國妥協的國家。「強權」的自決不像聯合國體系那樣以法律原則為基礎，而是以物質力量為準。大不列顛正是在上開脈絡中，採取行動迫使大清接受其自由貿易制度—不是靠外交手段，而是憑藉一連串我們稱之為鴉片戰爭的武裝襲擊。不列顛是強權，大清不是強權，而世人視大清之敗局證明了前述說法。同一種邏輯驅動了明治時代的日本（此時的日本漸漸自視為「大日本帝國」），先後施壓大清與中國民國接受其要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八九五年，日本與大清打了一場迅速的戰爭，結果臺灣落入日本手中；一九○○年爆發庚子拳亂，隨著鎮壓這場亂事，北京也有兩年的時間落入八國聯軍手中，而日本也是其中一國—大清已經不在任何一份強權國家清單上了。
　　兩場大國之間的對抗，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強權結構出現改變。不過，無論這兩場大戰如何讓大國之間的平衡受到影響，更長遠的影響還是在於讓正規殖民主義走向終結一事。二戰的結束，成為解殖民的臨界點。一九四五年，有七億多人生活在沒有自治權的土地上。有些強權（尤其是不列顛與法國）不打算失去自己的殖民領土，但輿論浪潮對它們不利。聯合國安理會固然是以保障頭等大國的利益而設計的，但是就連安理會也無法阻擋殖民帝國的瓦解。過程雖緩慢，但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仍一個接著一個，監督前殖民地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有些國家更是成為聯合國會員。
　　一九六○年代之初，聯合國仍能團結於其宗旨，讓憲章第一章的自決原則勝過舊有強權的利益。不過，新解殖民國家的行列卻在過去二十年間急遽減少。如今，解殖民不再是常態，反而更像是例外，而且必須在極端情勢下才能推動。聯合國最新的會員—南蘇丹，是在二○一一年時獨立於蘇丹，成為第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國。蘇丹是典型的殖民創造，先是以不列顛為宗主，接著受到不列顛─埃及的聯合監督。蘇丹於一九五六年獨立，但並未成為順利發展的國家，蘇丹南部的丁卡人（Dinka）與努爾人（Nuer）反而遭到蘇丹北部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內殖民。蘇丹陷入慘烈的內戰，直到聯合國介入，居中磋商出一紙讓南蘇丹與北蘇丹分開的協議才化解。無意間，南蘇丹的例子讓其他遭受內殖民的民族（為數仍然眾多）學到，唯有透過激烈手段，才能確保通往獨立的道路。
　　今天，公民投票已經不保證能帶來解殖民的結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已經學會如何一方面表現對人類的苦難憂心忡忡，一方面在解殖民前景威脅其國家利益時對此視而不見。安理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慘敗，便是自二○一一年以來，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令敘利亞慘烈內戰情勢降溫，或是保護捲入這場衝突中的平民。這件事成為最新的惡例，顯示除非強權點頭，否則誰都別想逃脫生天。法國與不列顛失去殖民領土，國勢落為小國，在安理會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遠遠不如以往。如今這些操作是由世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所主導—不妨稱之為新強權（New Great Power）。俄羅斯有一幫附庸，美國有另一幫附庸，彼此對對方的動議動用否決權，而中國也聚集了一票支持者。中國奉行不侵犯（non-encroachment）國家主權的政策—以敘利亞而言，則是巴沙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主權—一貫投票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
　　這三個新強權都是超級大國，而且有一項共通點：都是殖民擴張的產物。俄羅斯東向擴張，橫跨亞洲大陸，成長到六百萬平方英里。美國憑藉西向擴張橫跨北美洲，獲得現有國土中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加拿大也是，但加拿大人口少，不足以躋身強權之列。）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比美國稍大，憑藉西向的殖民擴張—簡直就像俄羅斯東向擴張的鏡中影—成為世界第三大國（見圖20）。有人堅持中國從來就不是以他國為魚肉的殖民國家，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倘若沒有征服、併吞過一度由其他勢力所管轄的領土，絕對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規模的國家。不過，相較於其他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擴張妙就妙在自從蒙古入侵之後，其版圖的擴大主要都是由征服中國的非中國人所推動的。與其說中國是靠著征服他人成為超級大國，不如說是靠著被他人征服而成為超級大國。大元國與大清國的蒙古與滿洲家族鑄造了什麼，大明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治家族便選擇讓它延續下去。
　　今日大多數的中國人看不到這段歷史。愛國教育教他們，「祖國」所在的空間不僅本來是、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僅屬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者就是這麼想的，但歷史學家不作如是想。對歷史學家來說，「時間」是他們的出發點，而局勢是會改變的。現在如此，不代表永遠如此。無論一九四九年時揮動的這根「革命」魔杖變出何種國家空間，都必然是從某個情勢演變而來，必然是人為因素催生之後，才獲得一段假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