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敘事：中國近代史的熟悉和陌生
「復仇女神」號（Nemesis）是世界上第一艘鐵殼戰船，它駛入南半球、繞過好望角、到達東亞海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擔任主角。當英國學者安德里安．G. 馬歇爾打算為這艘戰船寫一本書時發現，僅倫敦大英圖書館的印度官方記錄文件在書架上就排開了有14公里長，他要的那些資料就在其中。
某種程度上，每一個現代歷史寫作者都面臨類似困境，浩如煙海的史料令人興奮，也令人窒息。比如被「復仇女神」號撞開大門的清王朝，典籍多達8—10萬種，檔案僅大陸地區就超過共2000餘萬件（冊），這還不包括浩如煙海的報刊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說，後來的研究者面對的雖是一片沃土，卻充滿了陷阱。在這片浩大的地基之上構造一座大厦也常令人生疑。
不過，按照自己的眼光搭起一座新的歷史瞭望塔倒是可行的，本書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它被一股強烈的動力推動完成：三年疫情，目睹社會巨變和無數個體命運之沉浮，重新思考這個國家和外部世界的關係。這種思考立足於現實，也必須轉向過去。歷史在這片土地上遠沒有成為前塵往事，它一直深刻地塑造着當下，並且常常壓着相似的韵腳一再重現，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二手時間」：「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19世紀最後十年（本書）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為難以把握更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段歷史無比深刻地體現了古老中國面對現代世界的挫折和轉變。19世紀末十年，中華帝國被刻骨銘心的戰敗震驚，第一次彌散出全國性的危機感（1894—1895），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隨後而至，不幸的是，連續的失敗至世紀末演化成巨大灾難，一場國家參與動員的全民排外運動震驚了世界，並引發了新的國際戰爭（1900）；20世紀前十年，人們目睹了現代化意義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後果：立憲政治引入了議會制度並實施了有限民主選舉，伴之以廢科舉這樣的驚人之舉。然而改革的猶疑難以滿足被激發起來的社會期待，革命者最後勝出，帝制中國驟然終結，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意外誕生。
這一段歷史人們似乎相當熟悉，它時常出現在教科書和大眾傳媒上。不過它可能又是陌生的，其中充滿了固化的故事框架和意識形態仲裁，其中一些人和事被淡化或遮蔽了，另一些則與之相反。在很長時間裏，革命史學是20世紀的一個正統。它並非始於1949年，但新中國用一套新的理論強化了它，這種敘事伴有一種民族主義，最終，「被侮辱和被傷害」者成功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近代史的一種基本面貌如此呈現出來。1980年代之後，「現代化」歷史敘事重新興起，它某種程度上是對1930年代精英史學「現代化」敘事的回歸，後者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代表。新的現代化理論這時被引進，人們對中國重啟「現代化」抱有一種相當樂觀的期待；2000年後歷史研究開始向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轉向，出現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不過總體而言，中文世界裏這方面的作品仍然較少。與此同時，宏觀史學敘事也並沒有獲得真正釋放，它受制於諸多制約，特別是當人們注意到以下事實：迄今為止「中國近代史」仍不是一塊開放的出版領域，蔣廷黻著作最近幾年仍屢遭删節。
克羅齊說：「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從這個角度說，每一次新的敘事都將「創造」出新的歷史。本書很難說屬於哪一種敘事類型，從時間上看它帶有編年體的線性時間，涉及人物多屬精英。作者並非多麽熱衷於「精英史觀」，而是承認一個事實，就本書所涉歷史，推動中國改變的力量仍主要自上而下，即使在1895年後一些相對邊緣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發揮力量，但他們或進入核心權力圈或藉助其力量，而且這些人以及革命領袖人物孫文等本屬知識精英，遠非普通民眾。如果我們要描述這段歷史概貌，必須首先看到少數人的核心作用，而非普羅大眾。事實上，我並不覺得關注精英人物的敘事是過去式，在中國尤其如此。這方面它和新的社會史、文化史、地方史和微觀史學一樣，需要重建敘事的努力之處還有很多。
本書把相當多的筆墨用於掃描社會變遷。我很贊成法國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所言：「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為歷史而戰》）。當然，年鑒學派所謂整體史（total history）並非無所不包，而是強調一種整體視野，即關注歷史進程中諸多因素的互動和合力。那麽，究竟哪些人和事會出現在這本書裏呢？瑞士學者布克哈特那句話也許就是我的答案：「報道一個時代在另一個時代裏認為值得注意的事實」。而且它還應該包括那些「思想史」上的事實。近代知識人和輿論史是我進入歷史研究領域後的所謂專業方向，因此常能感知觀念的威力，有時它們只是一本書、一篇文章甚至隻言片語，卻力量巨大，而且可以把更大的歷史圖景拼接起來。用哈耶克的話說：「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着歷史發展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擊敗最後一個帝制中國的也正是觀念。「中國還完全固守着古代對待危機的態度，儘管19世紀發生了那麽多讓人警醒的事件，他們仍然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本質。」德國人福蘭閣（Otto Franke）寫道，這位1888年—1901年供職於駐華使領館的翻譯後來成了德國境內第一位漢學家，寫出了五卷本《中華帝國史》。
國際政治、中外交涉是貫穿本書的一條主要線索，分量較其他近代史著作較重。今天，20世紀50年代頗受重視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早已風光不再，自從《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柯文）推出中文版，「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時風起，儘管一些學者隨後提出了諸多商榷或質疑，「中國中心觀」迄今仍頗得社會心理。或許強調外部世界的巨大影響並不符合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和它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不過只要我們從歷史本身出發，就會看到這並非事實。和西方接觸之前的清帝國已經落伍，社會結構卻相當穩定，這種秩序正是自1840—1850年代開始鬆散、瓦解的。19世紀下半葉之後的自強運動、對外戰爭、變法、排外運動和立憲新政，直接原因幾乎都源於外部而非內部。可以說，北京應對外部世界時的被動和滯後，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覆亡。當然，它需要一種「合力」，事實上，衝擊說提出者費正清並沒有忽略內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裏指出：「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對西方的調適都必須着手於研究中國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國對西方的一切表現得極不適應」（《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今天，人們仍需冷靜地承認，外部世界對清帝國的巨大影響並非一種落伍的陳詞濫調，而是保持了相當生命力。當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當下重新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種歷史視角值得格外關注。
如果非要說有落伍的「史學」，可能是那些罔顧事實，預設特定「中心思想」的研究和寫作。中國近代史連接着現當代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仍未完成，它將在何處終結也無法預料。因此我很贊同李懷印教授所言，需要用一種「在時和開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方法重寫中國近現代史，這「不僅僅意味着在中國發現過去曾被目的論史學所遺棄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拋卻型塑現存敘事的結果驅動之視角，而將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各種暫時『結果』解釋為一系列發展跡象，代表着引導中國邁向其『近現代史』（modern history）之終極目標的多種可能性」。（《重構近代中國》）。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書中註釋較多，但並非學術意義考量。除了作者認為必要呈現的一些重要文獻，其他多為引申閱讀之意，以備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如此一來，正文可以保持相對簡潔，得以快節奏推進。註中也涉及到少量有爭議的學術問題，它們相當蕪雜，無法列出足够多或新的文獻，這種情况下往往只做了典型選取，即作者較為認可的說法。初稿完成後作者有計劃做一次大範圍文獻檢索用於註釋，不過最終作罷，因為本書無力承擔過多訴求。它雖是一種嚴肅寫作卻並非學術作品，而是面對一般公眾，而且可以說是一部「簡史」，立意並非提供細節或學術辯駁。本書旨在提供一種新的近代史「文本」，激發新的興趣和思考，從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包括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人們常說，史無定法，不過這種寫作對我來說仍是一次新挑戰，作者無法確定它是否會受到歡迎，也許唯一能保證的，就是下筆時的誠意和良知。
「復仇女神」號（Nemesis）是世界上第一艘鐵殼戰船，它駛入南半球、繞過好望角、到達東亞海域，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擔任主角。當英國學者安德里安．G. 馬歇爾打算為這艘戰船寫一本書時發現，僅倫敦大英圖書館的印度官方記錄文件在書架上就排開了有14公里長，他要的那些資料就在其中。
某種程度上，每一個現代歷史寫作者都面臨類似困境，浩如煙海的史料令人興奮，也令人窒息。比如被「復仇女神」號撞開大門的清王朝，典籍多達8—10萬種，檔案僅大陸地區就超過共2000餘萬件（冊），這還不包括浩如煙海的報刊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說，後來的研究者面對的雖是一片沃土，卻充滿了陷阱。在這片浩大的地基之上構造一座大厦也常令人生疑。
不過，按照自己的眼光搭起一座新的歷史瞭望塔倒是可行的，本書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它被一股強烈的動力推動完成：三年疫情，目睹社會巨變和無數個體命運之沉浮，重新思考這個國家和外部世界的關係。這種思考立足於現實，也必須轉向過去。歷史在這片土地上遠沒有成為前塵往事，它一直深刻地塑造着當下，並且常常壓着相似的韵腳一再重現，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二手時間」：「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19世紀最後十年（本書）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為難以把握更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段歷史無比深刻地體現了古老中國面對現代世界的挫折和轉變。19世紀末十年，中華帝國被刻骨銘心的戰敗震驚，第一次彌散出全國性的危機感（1894—1895），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隨後而至，不幸的是，連續的失敗至世紀末演化成巨大灾難，一場國家參與動員的全民排外運動震驚了世界，並引發了新的國際戰爭（1900）；20世紀前十年，人們目睹了現代化意義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後果：立憲政治引入了議會制度並實施了有限民主選舉，伴之以廢科舉這樣的驚人之舉。然而改革的猶疑難以滿足被激發起來的社會期待，革命者最後勝出，帝制中國驟然終結，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意外誕生。
這一段歷史人們似乎相當熟悉，它時常出現在教科書和大眾傳媒上。不過它可能又是陌生的，其中充滿了固化的故事框架和意識形態仲裁，其中一些人和事被淡化或遮蔽了，另一些則與之相反。在很長時間裏，革命史學是20世紀的一個正統。它並非始於1949年，但新中國用一套新的理論強化了它，這種敘事伴有一種民族主義，最終，「被侮辱和被傷害」者成功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近代史的一種基本面貌如此呈現出來。1980年代之後，「現代化」歷史敘事重新興起，它某種程度上是對1930年代精英史學「現代化」敘事的回歸，後者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代表。新的現代化理論這時被引進，人們對中國重啟「現代化」抱有一種相當樂觀的期待；2000年後歷史研究開始向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轉向，出現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不過總體而言，中文世界裏這方面的作品仍然較少。與此同時，宏觀史學敘事也並沒有獲得真正釋放，它受制於諸多制約，特別是當人們注意到以下事實：迄今為止「中國近代史」仍不是一塊開放的出版領域，蔣廷黻著作最近幾年仍屢遭删節。
克羅齊說：「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從這個角度說，每一次新的敘事都將「創造」出新的歷史。本書很難說屬於哪一種敘事類型，從時間上看它帶有編年體的線性時間，涉及人物多屬精英。作者並非多麽熱衷於「精英史觀」，而是承認一個事實，就本書所涉歷史，推動中國改變的力量仍主要自上而下，即使在1895年後一些相對邊緣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發揮力量，但他們或進入核心權力圈或藉助其力量，而且這些人以及革命領袖人物孫文等本屬知識精英，遠非普通民眾。如果我們要描述這段歷史概貌，必須首先看到少數人的核心作用，而非普羅大眾。事實上，我並不覺得關注精英人物的敘事是過去式，在中國尤其如此。這方面它和新的社會史、文化史、地方史和微觀史學一樣，需要重建敘事的努力之處還有很多。
本書把相當多的筆墨用於掃描社會變遷。我很贊成法國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所言：「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為歷史而戰》）。當然，年鑒學派所謂整體史（total history）並非無所不包，而是強調一種整體視野，即關注歷史進程中諸多因素的互動和合力。那麽，究竟哪些人和事會出現在這本書裏呢？瑞士學者布克哈特那句話也許就是我的答案：「報道一個時代在另一個時代裏認為值得注意的事實」。而且它還應該包括那些「思想史」上的事實。近代知識人和輿論史是我進入歷史研究領域後的所謂專業方向，因此常能感知觀念的威力，有時它們只是一本書、一篇文章甚至隻言片語，卻力量巨大，而且可以把更大的歷史圖景拼接起來。用哈耶克的話說：「長遠而言，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新觀念的人，主宰着歷史發展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擊敗最後一個帝制中國的也正是觀念。「中國還完全固守着古代對待危機的態度，儘管19世紀發生了那麽多讓人警醒的事件，他們仍然沒有認識到新時代的本質。」德國人福蘭閣（Otto Franke）寫道，這位1888年—1901年供職於駐華使領館的翻譯後來成了德國境內第一位漢學家，寫出了五卷本《中華帝國史》。
國際政治、中外交涉是貫穿本書的一條主要線索，分量較其他近代史著作較重。今天，20世紀50年代頗受重視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早已風光不再，自從《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柯文）推出中文版，「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時風起，儘管一些學者隨後提出了諸多商榷或質疑，「中國中心觀」迄今仍頗得社會心理。或許強調外部世界的巨大影響並不符合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和它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不過只要我們從歷史本身出發，就會看到這並非事實。和西方接觸之前的清帝國已經落伍，社會結構卻相當穩定，這種秩序正是自1840—1850年代開始鬆散、瓦解的。19世紀下半葉之後的自強運動、對外戰爭、變法、排外運動和立憲新政，直接原因幾乎都源於外部而非內部。可以說，北京應對外部世界時的被動和滯後，最終導致了王朝的覆亡。當然，它需要一種「合力」，事實上，衝擊說提出者費正清並沒有忽略內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裏指出：「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對西方的調適都必須着手於研究中國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國對西方的一切表現得極不適應」（《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今天，人們仍需冷靜地承認，外部世界對清帝國的巨大影響並非一種落伍的陳詞濫調，而是保持了相當生命力。當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當下重新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種歷史視角值得格外關注。
如果非要說有落伍的「史學」，可能是那些罔顧事實，預設特定「中心思想」的研究和寫作。中國近代史連接着現當代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仍未完成，它將在何處終結也無法預料。因此我很贊同李懷印教授所言，需要用一種「在時和開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方法重寫中國近現代史，這「不僅僅意味着在中國發現過去曾被目的論史學所遺棄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拋卻型塑現存敘事的結果驅動之視角，而將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各種暫時『結果』解釋為一系列發展跡象，代表着引導中國邁向其『近現代史』（modern history）之終極目標的多種可能性」。（《重構近代中國》）。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書中註釋較多，但並非學術意義考量。除了作者認為必要呈現的一些重要文獻，其他多為引申閱讀之意，以備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考。如此一來，正文可以保持相對簡潔，得以快節奏推進。註中也涉及到少量有爭議的學術問題，它們相當蕪雜，無法列出足够多或新的文獻，這種情况下往往只做了典型選取，即作者較為認可的說法。初稿完成後作者有計劃做一次大範圍文獻檢索用於註釋，不過最終作罷，因為本書無力承擔過多訴求。它雖是一種嚴肅寫作卻並非學術作品，而是面對一般公眾，而且可以說是一部「簡史」，立意並非提供細節或學術辯駁。本書旨在提供一種新的近代史「文本」，激發新的興趣和思考，從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包括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人們常說，史無定法，不過這種寫作對我來說仍是一次新挑戰，作者無法確定它是否會受到歡迎，也許唯一能保證的，就是下筆時的誠意和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