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
宋代是史學與正史革新的時代。若提到唐宋有哪些革新，可不只包含史學這類人文學層面，國際情勢也出現了劇變。
在這個時代裡，緊鄰宋朝北邊的契丹是強大的游牧國家，雙方君主都以漢語的「皇帝」自稱，彼此也互稱兄弟，幾乎是平等的關係。
在漢語、儒教的世界觀之中，這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皇帝就是天子，受天命統治天下，而天只有一個，天命也只有一個，所以能成為天子的也只有一人，這才是「正確」的世界觀，符合儒教提倡的秩序。因此，就算在現實世界有好幾位「皇帝」同時存在，那是現實世界出了錯。除了「正統」的皇帝之外，其他都是冒牌貨。這就是儒教的教義，也是正史的書寫方式。
因此，《魏書》將五世紀的北魏視為「正統王朝」，就將同時存在的「南朝」貶為長江江畔的「島夷」，也不承認南朝的皇帝為中華的天子，反之亦然。若將南朝的皇帝視為正統，北朝的皇帝就是冒牌貨，是宛如異端的「索虜」。這正是正統的觀念，也是正史的基本架構。
不過，在現實世界之中，往往同時存在多個聲稱自己才是正統的情況，例如南北朝或是十一世紀的北宋與契丹，都是其中例子。後續的南宋與金也有相同的情況，差異只在是否否定彼此的存在，或是只承認彼此的關係而已。不論如何，這些情況都留下了相關的紀錄，最終也都留下了史書。
這類王朝或是史書如何獲得正統性或成為正史，端看後繼王朝的狀態、態度與方針。統一南北的唐朝將之前的史書重新定位為正史，所以《魏書》、《宋書》、《南史》、《北史》都得以成為正史，也奠定了南北朝的框架，而將唐朝視為延續三百年的正統王朝，並將五代十國視為繼唐朝之後的時代，則是歐陽脩與北宋文人心中的正統觀。
於上述的時代背景寫成的正史，當然不一定會以客觀的角度記載正確的史實，近年的研究也進一步對此重新審視。
朱子學的立場
正統論的問題必須繼續往前回溯。多位皇帝、天子同時存在的情況是在東漢滅亡之後發生。這段歷史之所以稱為「三國」，就是因為三位皇帝或天子同時存在，後續還有統一三國的西晉出現，《三國志》也在這個時代成書，三者共同構成了這個框架。西晉是繼承魏國的政權，所以才將魏與魏的皇帝視為繼承東漢的正統，但是「漢→魏→晉」這種正統觀卻未獲得共識，後代的史觀也不斷討論這個問題。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三國志》的作者陳壽雖然來自蜀地，卻在撰寫《三國志》的時候，雖以魏為正統，但在書寫上更重視自己的故鄉，也就是蜀漢，之後蜀國或劉備繼承漢朝正統的說法也一再出現，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朱子的《資治通鑑綱目》。
前面已經提過，《資治通鑑綱目》是更易讀的《資治通鑑》文本，也是儒教或朱子學的教科書，目的是希望「身為知識分子，至少該熟讀這本著作」。從這個立場來看，史實充其量是教條的事例集，說明教義就是史實的存在價值，不符合教義的史實就是多餘的。
因此，朱子毫不猶豫地動手修改《資治通鑑》原文。由於《資治通鑑》是編年體，會依照年代順序陳述事實與紀年。如此一來，自然會將魏視為繼承漢的朝代，作者司馬光也從祖譜的角度懷疑劉備是否真的是漢室後裔，也不打算將蜀國視為正統。朱子則不採信這種態度或是記述，還重新編寫《資治通鑑》的紀年，將蜀國視為正統。
話說回來，上述可說是忽略史實的經過與可信度的觀念論。朱子學重視的是「道」與道統，這種抽象的意識形態套入具體的三國史實之後，就會將焦點放在後繼的王朝是否正確繼承了漢的正統。就結果來看，就會得出以蜀為正統的結論。現實的勢力與過程，則不一定會納入考量。
若將這種抽象的概念置換成更抽象的世界秩序，焦點就會落在強調「華夷之辨」的部分。所謂的華夷之辨，是指繼承正統的文明、教義與政治的中華是高貴的存在；不符合前述的文明、教義與政治，便為外夷或夷狄，則是低賤的存在，兩者不可混為一談，至於武力強弱或實力的高低，都不是衡量的標準。不具大義名分的王朝或政權，就無法繼承中華的正統。朱子學的史觀非常重視這種信念，也因此輕忽實際的情況，而這項史觀也漸漸在漢人的世界普及。
時代的轉換
以西元而言，造就朱子學的朱子，剛好是在一二○○年辭世。在十二世紀結束之際，正是滅了契丹與北宋的金朝，與在江南復興的南宋形成南北對峙之勢的時期。南宋武力屈居劣勢，為了主張自身的存在與優越性，只能強調「正統」與「華夷之辨」這種意識形態。朱子與其門生都是南宋人，所以朱子學的形成與普及當然不可能與這種情勢脫鉤。
過沒多久，成吉思汗就於蒙古高原崛起與即位，建立了蒙古帝國。隨著朱子學的普及與蒙古壯大，時代正面臨重大的轉換。
差不多在半世紀之後，蒙古帝國席捲了歐亞大陸大部分的地區，原本於東亞併存的國家幾乎都歸降，就連撐到最後的南宋也在十三世紀末期滅亡，被納為蒙古政權的一員。
併吞南宋的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他將中原、江南的漢人世界與農耕地帶納入帝國，也花時間經營這些地方。
忽必烈建設北京的前身「大都」，並將大都當成根據地之一，也是花時間經營的證據。由於這一帶是長城鄰近地區，也是游牧與農耕的交界，算是農耕陣營的北方邊界。從南方看來，這裡位於大運河的北端，是經營北邊的據點。
舉例來說，這裡就是唐朝節度使安祿山的大本營。安祿山以唐朝外派長官的身分對北方虎視眈眈的同時，又於此地起兵，從北方往南方進攻，造成了史上知名的安史之亂。
從北方陣營的角度來看，這個地區也是經略南方的基地，就連來自北方的契丹也曾在這個地區設置都城，而滅了契丹的金也將首都定於此處，忽必烈的建都之舉，正是更大規模繼承這項傳統的體現，他的政權也頗有繼承契丹與金的色彩。
從忽必烈於一二六○年即位後，立刻著手編撰前朝正史這點，也可以一窺這一面。儘管忽必烈來自游牧國家，卻希望繼承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也與契丹或金一樣，著眼於統治漢人世界。
──節錄自〈第四章〉「二十四史」的形成
宋代是史學與正史革新的時代。若提到唐宋有哪些革新，可不只包含史學這類人文學層面，國際情勢也出現了劇變。
在這個時代裡，緊鄰宋朝北邊的契丹是強大的游牧國家，雙方君主都以漢語的「皇帝」自稱，彼此也互稱兄弟，幾乎是平等的關係。
在漢語、儒教的世界觀之中，這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皇帝就是天子，受天命統治天下，而天只有一個，天命也只有一個，所以能成為天子的也只有一人，這才是「正確」的世界觀，符合儒教提倡的秩序。因此，就算在現實世界有好幾位「皇帝」同時存在，那是現實世界出了錯。除了「正統」的皇帝之外，其他都是冒牌貨。這就是儒教的教義，也是正史的書寫方式。
因此，《魏書》將五世紀的北魏視為「正統王朝」，就將同時存在的「南朝」貶為長江江畔的「島夷」，也不承認南朝的皇帝為中華的天子，反之亦然。若將南朝的皇帝視為正統，北朝的皇帝就是冒牌貨，是宛如異端的「索虜」。這正是正統的觀念，也是正史的基本架構。
不過，在現實世界之中，往往同時存在多個聲稱自己才是正統的情況，例如南北朝或是十一世紀的北宋與契丹，都是其中例子。後續的南宋與金也有相同的情況，差異只在是否否定彼此的存在，或是只承認彼此的關係而已。不論如何，這些情況都留下了相關的紀錄，最終也都留下了史書。
這類王朝或是史書如何獲得正統性或成為正史，端看後繼王朝的狀態、態度與方針。統一南北的唐朝將之前的史書重新定位為正史，所以《魏書》、《宋書》、《南史》、《北史》都得以成為正史，也奠定了南北朝的框架，而將唐朝視為延續三百年的正統王朝，並將五代十國視為繼唐朝之後的時代，則是歐陽脩與北宋文人心中的正統觀。
於上述的時代背景寫成的正史，當然不一定會以客觀的角度記載正確的史實，近年的研究也進一步對此重新審視。
朱子學的立場
正統論的問題必須繼續往前回溯。多位皇帝、天子同時存在的情況是在東漢滅亡之後發生。這段歷史之所以稱為「三國」，就是因為三位皇帝或天子同時存在，後續還有統一三國的西晉出現，《三國志》也在這個時代成書，三者共同構成了這個框架。西晉是繼承魏國的政權，所以才將魏與魏的皇帝視為繼承東漢的正統，但是「漢→魏→晉」這種正統觀卻未獲得共識，後代的史觀也不斷討論這個問題。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三國志》的作者陳壽雖然來自蜀地，卻在撰寫《三國志》的時候，雖以魏為正統，但在書寫上更重視自己的故鄉，也就是蜀漢，之後蜀國或劉備繼承漢朝正統的說法也一再出現，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朱子的《資治通鑑綱目》。
前面已經提過，《資治通鑑綱目》是更易讀的《資治通鑑》文本，也是儒教或朱子學的教科書，目的是希望「身為知識分子，至少該熟讀這本著作」。從這個立場來看，史實充其量是教條的事例集，說明教義就是史實的存在價值，不符合教義的史實就是多餘的。
因此，朱子毫不猶豫地動手修改《資治通鑑》原文。由於《資治通鑑》是編年體，會依照年代順序陳述事實與紀年。如此一來，自然會將魏視為繼承漢的朝代，作者司馬光也從祖譜的角度懷疑劉備是否真的是漢室後裔，也不打算將蜀國視為正統。朱子則不採信這種態度或是記述，還重新編寫《資治通鑑》的紀年，將蜀國視為正統。
話說回來，上述可說是忽略史實的經過與可信度的觀念論。朱子學重視的是「道」與道統，這種抽象的意識形態套入具體的三國史實之後，就會將焦點放在後繼的王朝是否正確繼承了漢的正統。就結果來看，就會得出以蜀為正統的結論。現實的勢力與過程，則不一定會納入考量。
若將這種抽象的概念置換成更抽象的世界秩序，焦點就會落在強調「華夷之辨」的部分。所謂的華夷之辨，是指繼承正統的文明、教義與政治的中華是高貴的存在；不符合前述的文明、教義與政治，便為外夷或夷狄，則是低賤的存在，兩者不可混為一談，至於武力強弱或實力的高低，都不是衡量的標準。不具大義名分的王朝或政權，就無法繼承中華的正統。朱子學的史觀非常重視這種信念，也因此輕忽實際的情況，而這項史觀也漸漸在漢人的世界普及。
時代的轉換
以西元而言，造就朱子學的朱子，剛好是在一二○○年辭世。在十二世紀結束之際，正是滅了契丹與北宋的金朝，與在江南復興的南宋形成南北對峙之勢的時期。南宋武力屈居劣勢，為了主張自身的存在與優越性，只能強調「正統」與「華夷之辨」這種意識形態。朱子與其門生都是南宋人，所以朱子學的形成與普及當然不可能與這種情勢脫鉤。
過沒多久，成吉思汗就於蒙古高原崛起與即位，建立了蒙古帝國。隨著朱子學的普及與蒙古壯大，時代正面臨重大的轉換。
差不多在半世紀之後，蒙古帝國席捲了歐亞大陸大部分的地區，原本於東亞併存的國家幾乎都歸降，就連撐到最後的南宋也在十三世紀末期滅亡，被納為蒙古政權的一員。
併吞南宋的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他將中原、江南的漢人世界與農耕地帶納入帝國，也花時間經營這些地方。
忽必烈建設北京的前身「大都」，並將大都當成根據地之一，也是花時間經營的證據。由於這一帶是長城鄰近地區，也是游牧與農耕的交界，算是農耕陣營的北方邊界。從南方看來，這裡位於大運河的北端，是經營北邊的據點。
舉例來說，這裡就是唐朝節度使安祿山的大本營。安祿山以唐朝外派長官的身分對北方虎視眈眈的同時，又於此地起兵，從北方往南方進攻，造成了史上知名的安史之亂。
從北方陣營的角度來看，這個地區也是經略南方的基地，就連來自北方的契丹也曾在這個地區設置都城，而滅了契丹的金也將首都定於此處，忽必烈的建都之舉，正是更大規模繼承這項傳統的體現，他的政權也頗有繼承契丹與金的色彩。
從忽必烈於一二六○年即位後，立刻著手編撰前朝正史這點，也可以一窺這一面。儘管忽必烈來自游牧國家，卻希望繼承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也與契丹或金一樣，著眼於統治漢人世界。
──節錄自〈第四章〉「二十四史」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