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范蠡身上，我們能學到什麼？
春秋晚期的范蠡是個非常知名的歷史人物。從政的時候，他可以幫主子雪恥復國；從商的時候，他可以發家致富。在不同的時期，他都有所轉型，而且轉型之路又順又穩，絲毫沒有障礙。這個人到底擁有什麼樣的處世智慧，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呢？
根據《史記正義》的說法，范蠡是楚國人，年輕時家境貧窮，平時瘋瘋癲癲的，大家都以為他是個狂人。然而當地的縣令文種卻不這麼想，他認為范蠡這樣的表現是高人藉此在隱藏自己。在幾次拜訪和深談之後，文種和范蠡成了好朋友。後來兩人一起離開楚國，到越國去，成為越王句踐的得力助手。
當時，吳、越兩國都想擴張版圖，彼此之間經常較量。越王句踐發動攻勢，襲擊吳國不成，反被困在會稽山。句踐想要以死相搏，但范蠡勸阻了他。從此，越國成了吳國的附屬國。越國時時表現出對吳國的臣服，實際上是在積蓄力量，為將來的復國做準備。
在這段期間，范蠡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邀請學有專攻的老師計然，一起與他主持越國的經濟和財政，為越國蓄積了雄厚的實力。
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多少日子以來，總是以嘗苦膽來警惕自己的句踐終於翻身，不但復了國，還把吳國滅了。論功行賞，范蠡排名第一。可是在句踐打算厚賞范蠡的時候，范蠡卻婉拒了。不僅如此，范蠡還帶著家人和僕人，從水路悄悄的離開越國，去了齊國。
范蠡為什麼這麼做？答案就寫在他後來捎給文種的一封信中。在這封信裡，范蠡告訴文種，越王句踐是個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人，留在句踐的身邊，難免會遭到不測。范蠡勸文種也趕緊離開越國。文種讀了這封信，還在猶豫著該怎麼做時，就被句踐以莫須有的罪名賜死了。
范蠡在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意思就是皮袋子。他運用從老師計然那邊學到的知識，開始做生意，累積了大量財富。齊國人請他去當國相，但范蠡只當了三年就歸還相印，還把錢財分給好友和鄉親，然後帶著家人和僕人離開，來到陶邑。
范蠡再次改名換姓，人稱陶朱公。他看準了陶邑是個貿易和交通的樞紐，便在這裡做起了生意，而這一次賺得更多，成了天下首富。後人稱范蠡為「商聖」，民間信仰更是把他奉為財神。
范蠡的故事像個傳奇，從那些不尋常的事蹟，我們可以看出范蠡為人處世的幾個特點：
第一，拿得起，放得下，不會糾結在任何的名利得失。
范蠡擔任越王句踐的謀臣二十多年，應該早就看出句踐性格上的缺失，但他還願意在最艱困的時期幫助句踐，將一個衰敗的國家振興起來，這就顯示了他的擔當和卓越的才能。
句踐復國之後，范蠡急流勇退，別說不接受句踐的厚賞，他甚至連家當也不要了。根據《史記》的說法，范蠡共有兩次散盡家產。然而每次家產散盡，范蠡又能再次把錢賺回來，而且一次比一次賺得更多，到最後成了天下首富。說句玩笑話，這樣的人真是世間少有的「極品」，也難怪後人要將他尊為「商聖」、奉為「財神」。
第二，洞悉「禍福相倚」的道理，懂得趨吉避凶。
范蠡在朝為官的時候，恪遵職分，毫無保留的貢獻自己的才華。但他非常了解一點：一名國君在成功之後，心裡最忌憚的可能就是那些過於能幹的臣子，而越王句踐恰恰就是這樣的君主。為了保全性命，他當然得「開溜」。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是《史記》的一則名言，在《史記》裡共出現兩次，其中一次就寫在范蠡給文種的那封信裡。
好事到了盡頭，壞事就會來，這是「禍福相倚」的道理。一個人倘若明白這個道理，凡事就會預先提防。這正是范蠡在齊國當了三年的國相之後，何以要辭職離去的原因。他深信一個人長久享有尊貴和盛名，對自身絕對是不利的。
第三，靈活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不拘泥於一時一地。
范蠡能把越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得益於老師計然的教導。離開越國之後，范蠡運用這套方法做生意，因而變得富有。他是那種真正能把「知識」帶著走的人，每在一個地方落腳，就用「知識」來幫自己賺錢。一個人若是只憑勞力賺錢，要賺到哪輩子才能成為首富呢？難怪范蠡在散盡家產時，眉頭都不皺一下，因為真正珍貴的，從來不是他擁有多少財富，而是他那套能夠不斷重新創造財富的知識系統。
上面所列的三點，便是范蠡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而這三點可歸納為一句話，就是「審時度勢」，意思是「仔細的觀察時機，估量形勢的變化。」一個懂得審時度勢的人，心思必定是沉著冷靜但又十分的活絡，一旦決定了怎麼做，採取的行動也必然是明確而果斷的。
其實范蠡的生存哲學根源於早期的道家思想。他的許多做法都印證了老子的話，例如：「功成身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等等。難得的是，在錙銖必較、唯利是圖的商場上，他竟也達到了道家標榜的「上善若水」的境界。
所謂的「道商」，指的是以道家的理論和精神來經營商業的人。難怪現今有許多學者推崇范蠡是中國「道商」的始祖。
總之，范蠡身處亂世，卻能以睿智的處世態度和方法，為自己活出精彩的人生，絕對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大為他按個讚的人！
（摘錄自《少年讀史記：進階思辨課（上）》）
除了「隱忍」，難道沒有別的？—黃石公對張良的教誨
二○一七年五月，我到河南開封參與一項文化活動。活動之餘，我特地託人帶我到附近的蘭考縣去造訪張良的墓。即使知道這座墓也許不是真的， 我仍執意去憑弔，為的是表達我心中對這位古人的仰慕。
張良是我年少時崇拜的偶像。他是個文弱書生，卻憑著超凡的智慧和謀略贏得劉邦的倚重，協助他奪得天下。想想看，一個人能以才智在群雄爭戰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具有吸引力啊！然而張良在為大漢帝國立下巨大的功績之後，並不居功自傲，也不貪求榮賞，僅要求以留縣這塊小小的地方作為封地。也因此，張良又被叫做留侯。
張良的智慧得以發展，得益於黃石公在圯橋上對他的教誨，也得益於黃石公贈他的《太公兵法》。這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帶有幾分傳奇色彩，流傳了兩千年，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
宋代著名的文人蘇軾，也就是蘇東坡，在〈留侯論〉中論及此事。他在文章開篇寫道：「古代那些被稱為豪傑的人，必定有超過常人的氣度，能夠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羞辱。至於一般人受到侮辱，立刻拔劍而起，挺身相鬥，這稱不上真正的勇敢。真正具有大勇的人，面對突然降臨的屈辱不會驚慌，無端受到損害也不會動怒，因為他們的心胸寬廣，而懷抱的志向非常遠大。」
我們都知道，張良身為韓國的公子，為了報秦始皇滅國之仇，曾傾盡家產聘請一位大力士，在博浪沙以大鐵椎刺殺秦始皇，可惜擊中的是副車，未能成功。秦始皇大怒，下令追捕刺客和相關人士，張良因此逃到下邳藏匿，並在那裡遇見改變他一生的黃石公。
張良的刺秦之舉，震驚一時，但在蘇軾看來，這也只是匹夫之勇。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任誰都難以保住性命，而張良是因僥倖才得以脫逃。
史書常將圯上老人描繪成神仙般的人物，但蘇軾認為，他其實只是當時一位有見識的隱士。他在圯橋上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這名年輕人，應該就是官兵正在搜捕的主謀，因此當下決定要教他成就大事應具備的本領。
老人的教法極為特殊，就是把大道理蘊藏在細微的舉止裡：首先，他故意把鞋子脫落到橋下，頤指氣使的要張良去撿回來；待張良撿回來之後，又毫不客氣的要張良為他穿上。
接著，他與張良約定五日後天亮時在圯橋上相會，卻故意早到場，以此責備張良不遵守時間；再約定五日後重會，如此反覆了三次。第三次，張良乾脆半夜就去橋上等，總算比老人早到。
老人這麼做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在磨練張良的心性。在整個過程中，張良幾度按捺不住脾氣，甚至想揍老人。幸虧他忍住了，最終才能得到老人贈與的《太公兵法》，學到超凡的本領，成為劉邦的首席軍師。
如果沒有那本兵書，以及那段磨練心性的歷程，張良也許無緣展現超凡的謀略；少了張良，劉邦說不定就敗在項羽的手下，開創不了大漢帝國。
事實上，蘇軾評論楚漢相爭時指出：劉邦最終能消滅項羽，關鍵就在於劉邦能忍，而項羽不能忍。項羽雖然號稱百戰百勝，卻總是在戰場上消耗自己的銳氣；反觀劉邦，他都在「養其全鋒而待其弊」，只需在關鍵的戰役中贏一次就可逆轉局勢。劉邦會懂得這麼做，全是張良的教導。
蘇軾的這番分析相當精闢，不過他把老人在圯橋上對張良的教誨，全部歸結為一個「忍」字，其實並不周全。在我看來，老人教會張良懂得「隱忍」，確實是「圯橋進履」這個環節的重點，至於故事的後半段，老人要啟發張良學會的卻是一個更重要的道理——「早謀」。
所謂的「早謀」，就像《增廣賢文》所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千萬別以為自己出發得早，世界上總有人比你更早。凡事只有提早準備，早他人進一步預想事情發展的變化，這樣才能洞察機先，制敵致勝。
再深入一點來看，「早謀」本質上涉及兩種極重要的能力：「預測」和「決策」。一個人如果能提早看出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態發展，又能及早制定應對的策略，進行妥善的布局，那麼在行事過程中就不會陷入被動，反而能掌握先機，取得主導權。毫無疑問，張良便是具有這兩項特質的人物。
說得更明白一點，「隱忍」是教人在處世上要退一步，而「早謀」是教人在思考上要快一步。這兩者看似簡單，其實正是張良輔佐劉邦成就千秋大業的祕訣所在。
至於張良是怎麼做的，我在「少年讀史記」系列中關於張良的篇章裡已有詳細介紹。其中最經典的一個例子是：劉邦初入關中，急於占有咸陽的金銀財寶，而張良立刻從大局考量，預測項羽對劉邦的這種做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及時阻止劉邦，避免了嚴重的後果。
在這裡，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在「隱忍」和「早謀」這兩項基礎上，張良究竟是如何運用人力資源的？
清代文人鍾惺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留侯一生的作為，每一著都立身事外，每一步都想在他人之前。他的學問運作，全在『用人』。」
鍾惺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自己的看法。以著名的鴻門宴為例，張良先後動用了項伯和樊噲二人，平息項羽的怒氣、穩住現場局勢，讓劉邦的性命得以保全。鍾惺直言，甚至連劉邦也是張良所運用的人。張良對劉邦的運用，目的在於借劉邦之力完成滅秦大業，以報韓國被滅的深仇。
這麼看來，如果把漢朝建國的歷史比喻成一齣大戲，那麼劉邦是一號男主角，而張良更像是幕後的編劇和導演。幸虧張良不是權力欲望強烈的人，對劉邦也算忠心，否則以他的聰明才智和資源運用能力，如果另立門戶自成一方勢力，劉邦最終能不能成為一個新王朝的開創者，可就說不定了！
（摘錄自《少年讀史記：進階思辨課（下）》）
春秋晚期的范蠡是個非常知名的歷史人物。從政的時候，他可以幫主子雪恥復國；從商的時候，他可以發家致富。在不同的時期，他都有所轉型，而且轉型之路又順又穩，絲毫沒有障礙。這個人到底擁有什麼樣的處世智慧，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呢？
根據《史記正義》的說法，范蠡是楚國人，年輕時家境貧窮，平時瘋瘋癲癲的，大家都以為他是個狂人。然而當地的縣令文種卻不這麼想，他認為范蠡這樣的表現是高人藉此在隱藏自己。在幾次拜訪和深談之後，文種和范蠡成了好朋友。後來兩人一起離開楚國，到越國去，成為越王句踐的得力助手。
當時，吳、越兩國都想擴張版圖，彼此之間經常較量。越王句踐發動攻勢，襲擊吳國不成，反被困在會稽山。句踐想要以死相搏，但范蠡勸阻了他。從此，越國成了吳國的附屬國。越國時時表現出對吳國的臣服，實際上是在積蓄力量，為將來的復國做準備。
在這段期間，范蠡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邀請學有專攻的老師計然，一起與他主持越國的經濟和財政，為越國蓄積了雄厚的實力。
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多少日子以來，總是以嘗苦膽來警惕自己的句踐終於翻身，不但復了國，還把吳國滅了。論功行賞，范蠡排名第一。可是在句踐打算厚賞范蠡的時候，范蠡卻婉拒了。不僅如此，范蠡還帶著家人和僕人，從水路悄悄的離開越國，去了齊國。
范蠡為什麼這麼做？答案就寫在他後來捎給文種的一封信中。在這封信裡，范蠡告訴文種，越王句踐是個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人，留在句踐的身邊，難免會遭到不測。范蠡勸文種也趕緊離開越國。文種讀了這封信，還在猶豫著該怎麼做時，就被句踐以莫須有的罪名賜死了。
范蠡在齊國改名為鴟夷子皮，意思就是皮袋子。他運用從老師計然那邊學到的知識，開始做生意，累積了大量財富。齊國人請他去當國相，但范蠡只當了三年就歸還相印，還把錢財分給好友和鄉親，然後帶著家人和僕人離開，來到陶邑。
范蠡再次改名換姓，人稱陶朱公。他看準了陶邑是個貿易和交通的樞紐，便在這裡做起了生意，而這一次賺得更多，成了天下首富。後人稱范蠡為「商聖」，民間信仰更是把他奉為財神。
范蠡的故事像個傳奇，從那些不尋常的事蹟，我們可以看出范蠡為人處世的幾個特點：
第一，拿得起，放得下，不會糾結在任何的名利得失。
范蠡擔任越王句踐的謀臣二十多年，應該早就看出句踐性格上的缺失，但他還願意在最艱困的時期幫助句踐，將一個衰敗的國家振興起來，這就顯示了他的擔當和卓越的才能。
句踐復國之後，范蠡急流勇退，別說不接受句踐的厚賞，他甚至連家當也不要了。根據《史記》的說法，范蠡共有兩次散盡家產。然而每次家產散盡，范蠡又能再次把錢賺回來，而且一次比一次賺得更多，到最後成了天下首富。說句玩笑話，這樣的人真是世間少有的「極品」，也難怪後人要將他尊為「商聖」、奉為「財神」。
第二，洞悉「禍福相倚」的道理，懂得趨吉避凶。
范蠡在朝為官的時候，恪遵職分，毫無保留的貢獻自己的才華。但他非常了解一點：一名國君在成功之後，心裡最忌憚的可能就是那些過於能幹的臣子，而越王句踐恰恰就是這樣的君主。為了保全性命，他當然得「開溜」。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是《史記》的一則名言，在《史記》裡共出現兩次，其中一次就寫在范蠡給文種的那封信裡。
好事到了盡頭，壞事就會來，這是「禍福相倚」的道理。一個人倘若明白這個道理，凡事就會預先提防。這正是范蠡在齊國當了三年的國相之後，何以要辭職離去的原因。他深信一個人長久享有尊貴和盛名，對自身絕對是不利的。
第三，靈活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不拘泥於一時一地。
范蠡能把越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得益於老師計然的教導。離開越國之後，范蠡運用這套方法做生意，因而變得富有。他是那種真正能把「知識」帶著走的人，每在一個地方落腳，就用「知識」來幫自己賺錢。一個人若是只憑勞力賺錢，要賺到哪輩子才能成為首富呢？難怪范蠡在散盡家產時，眉頭都不皺一下，因為真正珍貴的，從來不是他擁有多少財富，而是他那套能夠不斷重新創造財富的知識系統。
上面所列的三點，便是范蠡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而這三點可歸納為一句話，就是「審時度勢」，意思是「仔細的觀察時機，估量形勢的變化。」一個懂得審時度勢的人，心思必定是沉著冷靜但又十分的活絡，一旦決定了怎麼做，採取的行動也必然是明確而果斷的。
其實范蠡的生存哲學根源於早期的道家思想。他的許多做法都印證了老子的話，例如：「功成身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等等。難得的是，在錙銖必較、唯利是圖的商場上，他竟也達到了道家標榜的「上善若水」的境界。
所謂的「道商」，指的是以道家的理論和精神來經營商業的人。難怪現今有許多學者推崇范蠡是中國「道商」的始祖。
總之，范蠡身處亂世，卻能以睿智的處世態度和方法，為自己活出精彩的人生，絕對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大為他按個讚的人！
（摘錄自《少年讀史記：進階思辨課（上）》）
除了「隱忍」，難道沒有別的？—黃石公對張良的教誨
二○一七年五月，我到河南開封參與一項文化活動。活動之餘，我特地託人帶我到附近的蘭考縣去造訪張良的墓。即使知道這座墓也許不是真的， 我仍執意去憑弔，為的是表達我心中對這位古人的仰慕。
張良是我年少時崇拜的偶像。他是個文弱書生，卻憑著超凡的智慧和謀略贏得劉邦的倚重，協助他奪得天下。想想看，一個人能以才智在群雄爭戰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具有吸引力啊！然而張良在為大漢帝國立下巨大的功績之後，並不居功自傲，也不貪求榮賞，僅要求以留縣這塊小小的地方作為封地。也因此，張良又被叫做留侯。
張良的智慧得以發展，得益於黃石公在圯橋上對他的教誨，也得益於黃石公贈他的《太公兵法》。這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帶有幾分傳奇色彩，流傳了兩千年，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
宋代著名的文人蘇軾，也就是蘇東坡，在〈留侯論〉中論及此事。他在文章開篇寫道：「古代那些被稱為豪傑的人，必定有超過常人的氣度，能夠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羞辱。至於一般人受到侮辱，立刻拔劍而起，挺身相鬥，這稱不上真正的勇敢。真正具有大勇的人，面對突然降臨的屈辱不會驚慌，無端受到損害也不會動怒，因為他們的心胸寬廣，而懷抱的志向非常遠大。」
我們都知道，張良身為韓國的公子，為了報秦始皇滅國之仇，曾傾盡家產聘請一位大力士，在博浪沙以大鐵椎刺殺秦始皇，可惜擊中的是副車，未能成功。秦始皇大怒，下令追捕刺客和相關人士，張良因此逃到下邳藏匿，並在那裡遇見改變他一生的黃石公。
張良的刺秦之舉，震驚一時，但在蘇軾看來，這也只是匹夫之勇。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任誰都難以保住性命，而張良是因僥倖才得以脫逃。
史書常將圯上老人描繪成神仙般的人物，但蘇軾認為，他其實只是當時一位有見識的隱士。他在圯橋上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這名年輕人，應該就是官兵正在搜捕的主謀，因此當下決定要教他成就大事應具備的本領。
老人的教法極為特殊，就是把大道理蘊藏在細微的舉止裡：首先，他故意把鞋子脫落到橋下，頤指氣使的要張良去撿回來；待張良撿回來之後，又毫不客氣的要張良為他穿上。
接著，他與張良約定五日後天亮時在圯橋上相會，卻故意早到場，以此責備張良不遵守時間；再約定五日後重會，如此反覆了三次。第三次，張良乾脆半夜就去橋上等，總算比老人早到。
老人這麼做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在磨練張良的心性。在整個過程中，張良幾度按捺不住脾氣，甚至想揍老人。幸虧他忍住了，最終才能得到老人贈與的《太公兵法》，學到超凡的本領，成為劉邦的首席軍師。
如果沒有那本兵書，以及那段磨練心性的歷程，張良也許無緣展現超凡的謀略；少了張良，劉邦說不定就敗在項羽的手下，開創不了大漢帝國。
事實上，蘇軾評論楚漢相爭時指出：劉邦最終能消滅項羽，關鍵就在於劉邦能忍，而項羽不能忍。項羽雖然號稱百戰百勝，卻總是在戰場上消耗自己的銳氣；反觀劉邦，他都在「養其全鋒而待其弊」，只需在關鍵的戰役中贏一次就可逆轉局勢。劉邦會懂得這麼做，全是張良的教導。
蘇軾的這番分析相當精闢，不過他把老人在圯橋上對張良的教誨，全部歸結為一個「忍」字，其實並不周全。在我看來，老人教會張良懂得「隱忍」，確實是「圯橋進履」這個環節的重點，至於故事的後半段，老人要啟發張良學會的卻是一個更重要的道理——「早謀」。
所謂的「早謀」，就像《增廣賢文》所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千萬別以為自己出發得早，世界上總有人比你更早。凡事只有提早準備，早他人進一步預想事情發展的變化，這樣才能洞察機先，制敵致勝。
再深入一點來看，「早謀」本質上涉及兩種極重要的能力：「預測」和「決策」。一個人如果能提早看出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態發展，又能及早制定應對的策略，進行妥善的布局，那麼在行事過程中就不會陷入被動，反而能掌握先機，取得主導權。毫無疑問，張良便是具有這兩項特質的人物。
說得更明白一點，「隱忍」是教人在處世上要退一步，而「早謀」是教人在思考上要快一步。這兩者看似簡單，其實正是張良輔佐劉邦成就千秋大業的祕訣所在。
至於張良是怎麼做的，我在「少年讀史記」系列中關於張良的篇章裡已有詳細介紹。其中最經典的一個例子是：劉邦初入關中，急於占有咸陽的金銀財寶，而張良立刻從大局考量，預測項羽對劉邦的這種做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及時阻止劉邦，避免了嚴重的後果。
在這裡，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在「隱忍」和「早謀」這兩項基礎上，張良究竟是如何運用人力資源的？
清代文人鍾惺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留侯一生的作為，每一著都立身事外，每一步都想在他人之前。他的學問運作，全在『用人』。」
鍾惺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自己的看法。以著名的鴻門宴為例，張良先後動用了項伯和樊噲二人，平息項羽的怒氣、穩住現場局勢，讓劉邦的性命得以保全。鍾惺直言，甚至連劉邦也是張良所運用的人。張良對劉邦的運用，目的在於借劉邦之力完成滅秦大業，以報韓國被滅的深仇。
這麼看來，如果把漢朝建國的歷史比喻成一齣大戲，那麼劉邦是一號男主角，而張良更像是幕後的編劇和導演。幸虧張良不是權力欲望強烈的人，對劉邦也算忠心，否則以他的聰明才智和資源運用能力，如果另立門戶自成一方勢力，劉邦最終能不能成為一個新王朝的開創者，可就說不定了！
（摘錄自《少年讀史記：進階思辨課（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