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隱忍」，難道沒有別的？—黃石公對張良的教誨
二○一七年五月，我到河南開封參與一項文化活動。活動之餘，我特地託人帶我到附近的蘭考縣去造訪張良的墓。即使知道這座墓也許不是真的， 我仍執意去憑弔，為的是表達我心中對這位古人的仰慕。
張良是我年少時崇拜的偶像。他是個文弱書生，卻憑著超凡的智慧和謀略贏得劉邦的倚重，協助他奪得天下。想想看，一個人能以才智在群雄爭戰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具有吸引力啊！然而張良在為大漢帝國立下巨大的功績之後，並不居功自傲，也不貪求榮賞，僅要求以留縣這塊小小的地方作為封地。也因此，張良又被叫做留侯。
張良的智慧得以發展，得益於黃石公在圯橋上對他的教誨，也得益於黃石公贈他的《太公兵法》。這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帶有幾分傳奇色彩，流傳了兩千年，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
宋代著名的文人蘇軾，也就是蘇東坡，在〈留侯論〉中論及此事。他在文章開篇寫道：「古代那些被稱為豪傑的人，必定有超過常人的氣度，能夠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羞辱。至於一般人受到侮辱，立刻拔劍而起，挺身相鬥，這稱不上真正的勇敢。真正具有大勇的人，面對突然降臨的屈辱不會驚慌，無端受到損害也不會動怒，因為他們的心胸寬廣，而懷抱的志向非常遠大。」
我們都知道，張良身為韓國的公子，為了報秦始皇滅國之仇，曾傾盡家產聘請一位大力士，在博浪沙以大鐵椎刺殺秦始皇，可惜擊中的是副車，未能成功。秦始皇大怒，下令追捕刺客和相關人士，張良因此逃到下邳藏匿，並在那裡遇見改變他一生的黃石公。
張良的刺秦之舉，震驚一時，但在蘇軾看來，這也只是匹夫之勇。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任誰都難以保住性命，而張良是因僥倖才得以脫逃。
史書常將圯上老人描繪成神仙般的人物，但蘇軾認為，他其實只是當時一位有見識的隱士。他在圯橋上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這名年輕人，應該就是官兵正在搜捕的主謀，因此當下決定要教他成就大事應具備的本領。
老人的教法極為特殊，就是把大道理蘊藏在細微的舉止裡：首先，他故意把鞋子脫落到橋下，頤指氣使的要張良去撿回來；待張良撿回來之後，又毫不客氣的要張良為他穿上。
接著，他與張良約定五日後天亮時在圯橋上相會，卻故意早到場，以此責備張良不遵守時間；再約定五日後重會，如此反覆了三次。第三次，張良乾脆半夜就去橋上等，總算比老人早到。
老人這麼做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在磨練張良的心性。在整個過程中，張良幾度按捺不住脾氣，甚至想揍老人。幸虧他忍住了，最終才能得到老人贈與的《太公兵法》，學到超凡的本領，成為劉邦的首席軍師。
如果沒有那本兵書，以及那段磨練心性的歷程，張良也許無緣展現超凡的謀略；少了張良，劉邦說不定就敗在項羽的手下，開創不了大漢帝國。
事實上，蘇軾評論楚漢相爭時指出：劉邦最終能消滅項羽，關鍵就在於劉邦能忍，而項羽不能忍。項羽雖然號稱百戰百勝，卻總是在戰場上消耗自己的銳氣；反觀劉邦，他都在「養其全鋒而待其弊」，只需在關鍵的戰役中贏一次就可逆轉局勢。劉邦會懂得這麼做，全是張良的教導。
蘇軾的這番分析相當精闢，不過他把老人在圯橋上對張良的教誨，全部歸結為一個「忍」字，其實並不周全。在我看來，老人教會張良懂得「隱忍」，確實是「圯橋進履」這個環節的重點，至於故事的後半段，老人要啟發張良學會的卻是一個更重要的道理——「早謀」。
所謂的「早謀」，就像《增廣賢文》所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千萬別以為自己出發得早，世界上總有人比你更早。凡事只有提早準備，早他人進一步預想事情發展的變化，這樣才能洞察機先，制敵致勝。
再深入一點來看，「早謀」本質上涉及兩種極重要的能力：「預測」和「決策」。一個人如果能提早看出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態發展，又能及早制定應對的策略，進行妥善的布局，那麼在行事過程中就不會陷入被動，反而能掌握先機，取得主導權。毫無疑問，張良便是具有這兩項特質的人物。
說得更明白一點，「隱忍」是教人在處世上要退一步，而「早謀」是教人在思考上要快一步。這兩者看似簡單，其實正是張良輔佐劉邦成就千秋大業的祕訣所在。
至於張良是怎麼做的，我在「少年讀史記」系列中關於張良的篇章裡已有詳細介紹。其中最經典的一個例子是：劉邦初入關中，急於占有咸陽的金銀財寶，而張良立刻從大局考量，預測項羽對劉邦的這種做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及時阻止劉邦，避免了嚴重的後果。
在這裡，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在「隱忍」和「早謀」這兩項基礎上，張良究竟是如何運用人力資源的？
清代文人鍾惺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留侯一生的作為，每一著都立身事外，每一步都想在他人之前。他的學問運作，全在『用人』。」
鍾惺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自己的看法。以著名的鴻門宴為例，張良先後動用了項伯和樊噲二人，平息項羽的怒氣、穩住現場局勢，讓劉邦的性命得以保全。鍾惺直言，甚至連劉邦也是張良所運用的人。張良對劉邦的運用，目的在於借劉邦之力完成滅秦大業，以報韓國被滅的深仇。
這麼看來，如果把漢朝建國的歷史比喻成一齣大戲，那麼劉邦是一號男主角，而張良更像是幕後的編劇和導演。幸虧張良不是權力欲望強烈的人，對劉邦也算忠心，否則以他的聰明才智和資源運用能力，如果另立門戶自成一方勢力，劉邦最終能不能成為一個新王朝的開創者，可就說不定了！
（摘錄自《少年讀史記：進階思辨課（下）》）
二○一七年五月，我到河南開封參與一項文化活動。活動之餘，我特地託人帶我到附近的蘭考縣去造訪張良的墓。即使知道這座墓也許不是真的， 我仍執意去憑弔，為的是表達我心中對這位古人的仰慕。
張良是我年少時崇拜的偶像。他是個文弱書生，卻憑著超凡的智慧和謀略贏得劉邦的倚重，協助他奪得天下。想想看，一個人能以才智在群雄爭戰的亂世中脫穎而出，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具有吸引力啊！然而張良在為大漢帝國立下巨大的功績之後，並不居功自傲，也不貪求榮賞，僅要求以留縣這塊小小的地方作為封地。也因此，張良又被叫做留侯。
張良的智慧得以發展，得益於黃石公在圯橋上對他的教誨，也得益於黃石公贈他的《太公兵法》。這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帶有幾分傳奇色彩，流傳了兩千年，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
宋代著名的文人蘇軾，也就是蘇東坡，在〈留侯論〉中論及此事。他在文章開篇寫道：「古代那些被稱為豪傑的人，必定有超過常人的氣度，能夠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羞辱。至於一般人受到侮辱，立刻拔劍而起，挺身相鬥，這稱不上真正的勇敢。真正具有大勇的人，面對突然降臨的屈辱不會驚慌，無端受到損害也不會動怒，因為他們的心胸寬廣，而懷抱的志向非常遠大。」
我們都知道，張良身為韓國的公子，為了報秦始皇滅國之仇，曾傾盡家產聘請一位大力士，在博浪沙以大鐵椎刺殺秦始皇，可惜擊中的是副車，未能成功。秦始皇大怒，下令追捕刺客和相關人士，張良因此逃到下邳藏匿，並在那裡遇見改變他一生的黃石公。
張良的刺秦之舉，震驚一時，但在蘇軾看來，這也只是匹夫之勇。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任誰都難以保住性命，而張良是因僥倖才得以脫逃。
史書常將圯上老人描繪成神仙般的人物，但蘇軾認為，他其實只是當時一位有見識的隱士。他在圯橋上一眼就認出眼前的這名年輕人，應該就是官兵正在搜捕的主謀，因此當下決定要教他成就大事應具備的本領。
老人的教法極為特殊，就是把大道理蘊藏在細微的舉止裡：首先，他故意把鞋子脫落到橋下，頤指氣使的要張良去撿回來；待張良撿回來之後，又毫不客氣的要張良為他穿上。
接著，他與張良約定五日後天亮時在圯橋上相會，卻故意早到場，以此責備張良不遵守時間；再約定五日後重會，如此反覆了三次。第三次，張良乾脆半夜就去橋上等，總算比老人早到。
老人這麼做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在磨練張良的心性。在整個過程中，張良幾度按捺不住脾氣，甚至想揍老人。幸虧他忍住了，最終才能得到老人贈與的《太公兵法》，學到超凡的本領，成為劉邦的首席軍師。
如果沒有那本兵書，以及那段磨練心性的歷程，張良也許無緣展現超凡的謀略；少了張良，劉邦說不定就敗在項羽的手下，開創不了大漢帝國。
事實上，蘇軾評論楚漢相爭時指出：劉邦最終能消滅項羽，關鍵就在於劉邦能忍，而項羽不能忍。項羽雖然號稱百戰百勝，卻總是在戰場上消耗自己的銳氣；反觀劉邦，他都在「養其全鋒而待其弊」，只需在關鍵的戰役中贏一次就可逆轉局勢。劉邦會懂得這麼做，全是張良的教導。
蘇軾的這番分析相當精闢，不過他把老人在圯橋上對張良的教誨，全部歸結為一個「忍」字，其實並不周全。在我看來，老人教會張良懂得「隱忍」，確實是「圯橋進履」這個環節的重點，至於故事的後半段，老人要啟發張良學會的卻是一個更重要的道理——「早謀」。
所謂的「早謀」，就像《增廣賢文》所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千萬別以為自己出發得早，世界上總有人比你更早。凡事只有提早準備，早他人進一步預想事情發展的變化，這樣才能洞察機先，制敵致勝。
再深入一點來看，「早謀」本質上涉及兩種極重要的能力：「預測」和「決策」。一個人如果能提早看出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態發展，又能及早制定應對的策略，進行妥善的布局，那麼在行事過程中就不會陷入被動，反而能掌握先機，取得主導權。毫無疑問，張良便是具有這兩項特質的人物。
說得更明白一點，「隱忍」是教人在處世上要退一步，而「早謀」是教人在思考上要快一步。這兩者看似簡單，其實正是張良輔佐劉邦成就千秋大業的祕訣所在。
至於張良是怎麼做的，我在「少年讀史記」系列中關於張良的篇章裡已有詳細介紹。其中最經典的一個例子是：劉邦初入關中，急於占有咸陽的金銀財寶，而張良立刻從大局考量，預測項羽對劉邦的這種做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及時阻止劉邦，避免了嚴重的後果。
在這裡，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在「隱忍」和「早謀」這兩項基礎上，張良究竟是如何運用人力資源的？
清代文人鍾惺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留侯一生的作為，每一著都立身事外，每一步都想在他人之前。他的學問運作，全在『用人』。」
鍾惺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自己的看法。以著名的鴻門宴為例，張良先後動用了項伯和樊噲二人，平息項羽的怒氣、穩住現場局勢，讓劉邦的性命得以保全。鍾惺直言，甚至連劉邦也是張良所運用的人。張良對劉邦的運用，目的在於借劉邦之力完成滅秦大業，以報韓國被滅的深仇。
這麼看來，如果把漢朝建國的歷史比喻成一齣大戲，那麼劉邦是一號男主角，而張良更像是幕後的編劇和導演。幸虧張良不是權力欲望強烈的人，對劉邦也算忠心，否則以他的聰明才智和資源運用能力，如果另立門戶自成一方勢力，劉邦最終能不能成為一個新王朝的開創者，可就說不定了！
（摘錄自《少年讀史記：進階思辨課（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