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我要將那些不屈服的生命記錄下來，每一個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節錄）
胡杰，出生於山東濟南市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軍官、母親是軍醫，他從小接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正統教育。
文化大革命貫穿著胡杰的少年時期。他後來回憶說：「我是1966年上小學，1976 年高中畢業，這十年剛好是我上學的十年。
應該說小學六年級前就幾乎沒有上過學，天天玩，什麼玩的都玩過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樹，偷東西，打架。到了中學，基礎也很差，就是喜歡畫畫，喜歡看一點書。文革的記憶有很多種，看武鬥看得心驚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畢竟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沒有自己家裡有親人死去的那種疼痛。很多東西還是我後來通過拍攝，通過一個一個人的採訪，才慢慢明白了那個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
1977 年，胡杰參軍入伍，成為一名空軍士兵。他成為新兵的第一年，改革開放拉開帷幕，軍人被允許考大學。他買了英語書，偷偷地學。室友發現並上報，指導員集合連隊，公開批評他：「你學英語，難道是想投敵叛國嗎？」他後來回顧說：「我當過十五年兵，軍隊給我們灌輸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是人民？就是社會大眾。我的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就是為社會為人民去服務。當我看到人民沒有被尊重，他們的權利被踐踏，為他們呼籲的知識分子被判刑整死，我總覺得有責任去記錄。」
1984年，胡杰考入上海空軍政治學院。那段時間，課堂的內容相當開放。系主任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改講西方經濟學和哲學；不講中共黨史，改講淞滬會戰。
1989年，胡杰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油畫。那時，六四屠殺剛過，社會上一片肅殺之氣。胡杰與藝術家們在一個小圈子中交流想法，廣泛討論藝術、歷史和社會政治議題。
1992年，胡杰定居南京，短暫地在新華社江蘇分社擔任影視編輯。他利用新華社記者的身分，採訪到獄中的貪官、被黑社會威脅的縣委書記，更多體察到社會的黑暗面。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新華社的報導都是歌舞昇平。胡杰寫的很多報導都不能發表，他對此感到沮喪。如何才能將真實的社會狀況呈現出來？拍紀錄片的念頭就這樣產生，「如果沒有人道出真相，為什麼我不自己來呢？」
1995 年，帶著一台向日本歸來的朋友買下的超八攝像機，胡杰開始了無師自通的紀錄片拍攝之旅。他一頭扎進圓明園遺址旁邊的畫家村。那時，存在六年的畫家村正被政府驅散，聚集於此的體製外畫家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流浪。他抱著一邊學用機器，一邊記錄這個頗為無奈的事件的心態，拍出了《圓明園的畫家生活》。
1999年，胡杰正式辭職，成為一名獨立紀錄片導演。那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人拍紀錄片，市面上也找不到理論指導的書籍。
他後來回憶說，在電影方面的積累，大都來源於盜版光碟。
由於拍攝題材敏感，胡杰從不主動募款籌資，免得對方受到威脅，他尤其不接受境外資金，小心保護其拍攝計畫。經濟來源怎麼辦？他透露：「我自己掙，賣畫、為別人拍照、拍結婚錄像，還是能生存。」拍攝紀錄片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且投入與收入不成正比。他出去採訪時，只能精打細算。火車站休息室的椅子下、垃圾堆旁邊，他都睡過。回家時，鬍子頭髮長了好長，全身都是蚊子咬過的瘡疤。他母親說：「我們都快認不出他了。」
對於影片中的受訪者，胡杰一般要花上一兩年打電話、拉關係，向對方表示自己的真誠。評論人楊銀波在寫道：「在胡杰攝影機後面的那雙眼睛裡，沒有權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憫。
胡杰有個習慣，說服受訪人，使其信任採訪，如果對方不願意表達，就不打開鏡頭。這種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識，是大多影視行業者不具備的。」
胡杰將其作品分為三類：一類是現實題材，聚焦普通人，尤其是邊緣和底層人群，比如《遠山》（煤礦工人）、《麥地沖的歌聲》（苗族村寨的基督徒）、《收廢品的人》等。《在海邊》呈現了闖關東族群的後人，返回山東後成為「外來人員」，並從事高風險勞動的生活樣貌；《平原上的山歌》記錄被拐彝族少女成家十年後歸鄉探母的經歷。
《遠山》拍煤礦工人，胡杰跑了不少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煤礦。那些礦工多是附近的農民，不割麥子的時候就去背煤，做幾年就會得矽肺病，然後失去勞動能力。在拍攝過程中，他遭到礦主的仇視，找來打手要將他滅口。有礦工來報信，讓他快逃。他趕緊背起包和磁帶，飛奔著逃離礦區，「子彈從耳邊飛過」，宛如置身戰地。
第二類作品是歷史題材，胡杰以此填補官方關於反右運動、文革和大饑荒的敘事空白，發掘被被遺忘的最勇敢、最聖潔的抗爭者的生命和靈魂。代表作包括《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糧食關紀念碑》、《星火》、《我的母親王佩英》等。有評論指出：「胡杰的影片從個人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史的多個關鍵轉捩點進行解讀，尤其是1950年代對獨立思想者的迫害、隨後的大饑荒，以及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尋倖存者，發掘罕見的書面材料，創造出一段綜合歷史，而他本人多以敘述者或評判者的角色在場，鮮明地站在毛澤東時代受害者的這一邊。」他的影片給人一種粗礪感，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都是獨立製作，同時也是為了給觀者一種真實和探索的感覺。
1999年，胡杰偶然聽到林昭的故事，深受震撼，從艱難的探訪開始，找林昭的同學、戀人、親友，與其說他在尋找林昭，不如說林昭在召喚他，直到點滴碎片稍微完整地還原出一個曼妙堅強的聖女，直到他在上海不知名的小墓園中找到林昭的骨灰，摸到林昭臨刑前被剪下的花白的長髮。那幾年，胡杰跟林昭的魂魄一起活，他讀她的萬言血書，和她一起悲痛吶喊，聽她的哀愁。
最後剪輯這部電影時，他用「崩潰」來形容：「痛哭失聲，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做不下去了。」
胡杰，出生於山東濟南市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軍官、母親是軍醫，他從小接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正統教育。
文化大革命貫穿著胡杰的少年時期。他後來回憶說：「我是1966年上小學，1976 年高中畢業，這十年剛好是我上學的十年。
應該說小學六年級前就幾乎沒有上過學，天天玩，什麼玩的都玩過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樹，偷東西，打架。到了中學，基礎也很差，就是喜歡畫畫，喜歡看一點書。文革的記憶有很多種，看武鬥看得心驚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畢竟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沒有自己家裡有親人死去的那種疼痛。很多東西還是我後來通過拍攝，通過一個一個人的採訪，才慢慢明白了那個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
1977 年，胡杰參軍入伍，成為一名空軍士兵。他成為新兵的第一年，改革開放拉開帷幕，軍人被允許考大學。他買了英語書，偷偷地學。室友發現並上報，指導員集合連隊，公開批評他：「你學英語，難道是想投敵叛國嗎？」他後來回顧說：「我當過十五年兵，軍隊給我們灌輸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是人民？就是社會大眾。我的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就是為社會為人民去服務。當我看到人民沒有被尊重，他們的權利被踐踏，為他們呼籲的知識分子被判刑整死，我總覺得有責任去記錄。」
1984年，胡杰考入上海空軍政治學院。那段時間，課堂的內容相當開放。系主任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改講西方經濟學和哲學；不講中共黨史，改講淞滬會戰。
1989年，胡杰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油畫。那時，六四屠殺剛過，社會上一片肅殺之氣。胡杰與藝術家們在一個小圈子中交流想法，廣泛討論藝術、歷史和社會政治議題。
1992年，胡杰定居南京，短暫地在新華社江蘇分社擔任影視編輯。他利用新華社記者的身分，採訪到獄中的貪官、被黑社會威脅的縣委書記，更多體察到社會的黑暗面。
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新華社的報導都是歌舞昇平。胡杰寫的很多報導都不能發表，他對此感到沮喪。如何才能將真實的社會狀況呈現出來？拍紀錄片的念頭就這樣產生，「如果沒有人道出真相，為什麼我不自己來呢？」
1995 年，帶著一台向日本歸來的朋友買下的超八攝像機，胡杰開始了無師自通的紀錄片拍攝之旅。他一頭扎進圓明園遺址旁邊的畫家村。那時，存在六年的畫家村正被政府驅散，聚集於此的體製外畫家們不得不重新開始流浪。他抱著一邊學用機器，一邊記錄這個頗為無奈的事件的心態，拍出了《圓明園的畫家生活》。
1999年，胡杰正式辭職，成為一名獨立紀錄片導演。那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人拍紀錄片，市面上也找不到理論指導的書籍。
他後來回憶說，在電影方面的積累，大都來源於盜版光碟。
由於拍攝題材敏感，胡杰從不主動募款籌資，免得對方受到威脅，他尤其不接受境外資金，小心保護其拍攝計畫。經濟來源怎麼辦？他透露：「我自己掙，賣畫、為別人拍照、拍結婚錄像，還是能生存。」拍攝紀錄片是一項辛苦的工作，且投入與收入不成正比。他出去採訪時，只能精打細算。火車站休息室的椅子下、垃圾堆旁邊，他都睡過。回家時，鬍子頭髮長了好長，全身都是蚊子咬過的瘡疤。他母親說：「我們都快認不出他了。」
對於影片中的受訪者，胡杰一般要花上一兩年打電話、拉關係，向對方表示自己的真誠。評論人楊銀波在寫道：「在胡杰攝影機後面的那雙眼睛裡，沒有權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憫。
胡杰有個習慣，說服受訪人，使其信任採訪，如果對方不願意表達，就不打開鏡頭。這種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識，是大多影視行業者不具備的。」
胡杰將其作品分為三類：一類是現實題材，聚焦普通人，尤其是邊緣和底層人群，比如《遠山》（煤礦工人）、《麥地沖的歌聲》（苗族村寨的基督徒）、《收廢品的人》等。《在海邊》呈現了闖關東族群的後人，返回山東後成為「外來人員」，並從事高風險勞動的生活樣貌；《平原上的山歌》記錄被拐彝族少女成家十年後歸鄉探母的經歷。
《遠山》拍煤礦工人，胡杰跑了不少工作環境極度惡劣的煤礦。那些礦工多是附近的農民，不割麥子的時候就去背煤，做幾年就會得矽肺病，然後失去勞動能力。在拍攝過程中，他遭到礦主的仇視，找來打手要將他滅口。有礦工來報信，讓他快逃。他趕緊背起包和磁帶，飛奔著逃離礦區，「子彈從耳邊飛過」，宛如置身戰地。
第二類作品是歷史題材，胡杰以此填補官方關於反右運動、文革和大饑荒的敘事空白，發掘被被遺忘的最勇敢、最聖潔的抗爭者的生命和靈魂。代表作包括《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糧食關紀念碑》、《星火》、《我的母親王佩英》等。有評論指出：「胡杰的影片從個人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史的多個關鍵轉捩點進行解讀，尤其是1950年代對獨立思想者的迫害、隨後的大饑荒，以及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尋倖存者，發掘罕見的書面材料，創造出一段綜合歷史，而他本人多以敘述者或評判者的角色在場，鮮明地站在毛澤東時代受害者的這一邊。」他的影片給人一種粗礪感，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都是獨立製作，同時也是為了給觀者一種真實和探索的感覺。
1999年，胡杰偶然聽到林昭的故事，深受震撼，從艱難的探訪開始，找林昭的同學、戀人、親友，與其說他在尋找林昭，不如說林昭在召喚他，直到點滴碎片稍微完整地還原出一個曼妙堅強的聖女，直到他在上海不知名的小墓園中找到林昭的骨灰，摸到林昭臨刑前被剪下的花白的長髮。那幾年，胡杰跟林昭的魂魄一起活，他讀她的萬言血書，和她一起悲痛吶喊，聽她的哀愁。
最後剪輯這部電影時，他用「崩潰」來形容：「痛哭失聲，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做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