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方方，生於江蘇南京一戶書香人家。其曾外祖父楊賡笙是辛亥革命元老，其曾伯祖父汪辟疆為國學大師，其舅公楊叔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其父親於193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隨後在南京工作。1957年，兩歲的方方隨父母遷至武漢，此後一直在武漢成長、生活、創作，成為最能代表武漢地域文化的當代作家之一。
1974年，方方高中畢業，因文革取消高考，且父親去世，急於承擔家庭重擔，她被招工到位於百步亭的武漢運輸合作社，當了四年裝卸工。她幹的活就是拉板車扛大包，純體力勞動。雖然勞動辛苦，但那時年輕，倒也挺得過去，她由此體驗到社會底層人的基本生活狀態和內心狀態，瞭解到現實的殘酷和人生的蒼涼，這是人生重要的一課。她眼中「底層人」的特點有三：境遇的悲涼、曠達的人生態度和濃重的江湖義氣。她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說：「我的家庭是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環境很好，不知道人世艱難，當了搬運工之後，突然走到社會的最底層，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們的人生對我的世界觀觸動很大，讓我看到了社會完全不同的一類人，我到同事家，一個五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們覺得很樂觀。」
1975年，方方在勞動之餘開始寫詩。1978年，她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大學未畢業便開始寫小說。1982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分配至湖北電視台任編輯，並開始發表作品，其小說處女作為《大篷車上》。「一路寫來，就成了大家眼裡的作家。感謝文學，感謝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當年我沒有上大學，那麼中國第一批下崗女工裡面肯定有我」！
1988年，方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進行曲》獲《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她由此受到文壇和讀者的矚目。1989年，她又以中篇小說《風景》一鳴驚人，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同年，她調至湖北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出版短篇小說集《江那一岸》。此後，又相繼發表獲獎小說《祖父在父親心中》、《桃花燦爛》、《紙婚年》等。
在方方早期的作品中，《風景》是最具代表性和震撼力的一部。這部小說通過一個僅存活十五天的亡嬰之口，描繪了武漢一個碼頭工人家庭從文革到改革開放時期「動物凶猛」的生存狀態，其中諸多細節來自其四年碼頭工人的切身體驗。小說以魔幻超驗的視角、冷峻粗獷的語言、苦澀絕望的悲劇風格，打破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中國文學傳統，既傷且怒，勇銳地呈現了中共號稱作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在「新中國」的悲慘生活真相。《風景》在文壇引發熱烈反響，被公認為「新寫實主義」的典範之作。
1994年，方方擔任時政類雜誌《今日名流》社長兼主編。她與諸位同仁很快將這份由《長江》文藝叢刊改版而成的雜誌辦成了一本「長期關注社會事件、文化熱點和歷史風雲的、具有強烈『參與』性格的特色雜誌」。關於王同億詞典風波、「馬橋」事件、「中國可以說不」爭議、「茅盾文學獎」質疑、「文革」三十年的反思、「知青運動」的回顧、林昭身前身後的尋訪、曹海鑫冤案的追問等，都轟動一時。《今日名流》在各種壓力下，堅持「站在中國社會觀察以及文化和歷史反思的前沿，對每一次社會和思想的波動，發出著自己獨特的聲音」，被業界定評為「1994年以來創辦的高品位雜誌」。
然而，正如當時與方方共同工作的編輯童志剛所說，「在中國，一本內容獨特而優秀的雜誌，有時不僅不是你最終成功的基礎，反而有可能成為你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2001年，《今日名流》因發表徐景賢撰寫的《鄧小平策反馬天水》一文，被宣傳部局勒令停刊。從此，發行八年多、為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所青睞的《今日名流》，只在編者和讀者的記憶中存在。
2000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烏泥湖年譜》。該書描述了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爆發期間，一群居住在烏泥湖（長江水利規劃設計院宿舍所在地）的水利專家承受政治運動風暴，所經歷的精神、道義、良知的考驗和歷練，將反右運動的殘酷暴虐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
2008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次年，該書獲第三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小說描述了唱漢戲的女藝人「水上燈」的傳奇人生，以史詩筆法書寫現代中國女性的苦難史，在方方的寫作生涯中是一大突破。
2016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次年，該書榮獲民間舉辦的第三屆路遙文學獎。根據方方在小說後記中的說法，《軟埋》的故事來自一位朋友的母親的經歷。朋友的母親在土改時從四川逃出後，即患上老年痴呆症，卻依然清晰地說：「我不要軟埋。」何謂軟埋？「人死之後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這是一種軟埋；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在小說中，一位老婦人丁子桃突然痴呆後，她的兒子吳青林才知道了父母的身世。父親吳家名原是山西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殺後，隱姓埋名成為醫生。母親則在土改時，經歷娘家人被殺，婆家全家集體自殺且被軟埋。爾後，母親在逃生中遇到吳家名，但失去了以前的記憶。
2017年5月，《軟埋》被停印下架。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發表批判該書的檄文：《〈軟埋〉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軍隊上將趙可銘也揮舞大棒《〈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要學習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批評《苦戀》、《河殤》等錯誤作品的鮮明無產階級立場與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態度。」
2020年，《軟埋》獲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隨後，《軟埋》英文版亦面世。方方表示：「文學是照顧人心的，文學的本質是弱者的，告訴你這個世界上不是你一個人這樣活著，生活方式不是就為了升官、發財，奮鬥是一種，不奮鬥也是一種，人有各種各樣的活法，不進取也挺好，無公害的生活就可以。文學讓人內心豐富，在你孤獨寂寞的時候是一盞暗夜明燈。」她還說：「文學本質上和弱者有些息息相通的地方。」一個人常在很脆弱的時候才會從文學作品中尋找力量，尋找支撐他的東西，或者是生活參照。寫作者本身也是一種弱者，因為其內心的弱，才會尋求另外一種表達，才會去建構另外一個世界。「一直有另外一個世界給自己做支撐，這就是文學的世界。這個世界由我自己構建，它讓我覺得很充實」。
2020年1月23日，武漢啟動封城。25日，方方開始寫作武漢日記，記錄封城期間的種種情況。那一天，正是陰曆大年初一。方方在封城期間，共寫了六十篇日記。疫情初期，方方日記引起讀者的巨大共鳴，同時在社交網路上廣為傳播。有網友為方便他人全程閱讀，彙編了她的所有記錄，自取名為《方方封城日記》並發布到網上。
方方寫道：「我的記錄中，無非同情了個體，批評了政府。⋯⋯整個人類都應該吸取教訓，而不只是中國。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人類的無知與傲慢，讓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廣。」在疫情之初，她直指這場災難有「人禍」因素：「我記錄下這些細碎，是要告訴那些有罪的人們：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災難，我們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
在被譽為「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方方在日記中稱「整個中國的人都在為他而哭」，引發許多中國人共鳴。在武漢人承受了極大壓力與恐慌的時刻，她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制度：「親愛的網管們：有些話，你們還是得讓武漢人說出來⋯⋯我們都已經被封在這裡十多天了，見到那麼多的慘絕人事。如果連發洩一下痛苦都不准，連幾句牢騷或一點反思都不准，難道真想讓大家瘋掉？」
方方對中共的防疫暴政做出直接的質疑和批評：「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災難是重症病人送進醫院，如果他死了，進醫院的時刻就是跟家人訣別的時刻，彼此都永無相見之日。⋯⋯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4月8 日，武漢封城結束。此前的3月24日，方方在最後一篇日記《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中寫道：「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一段日子遺忘，那麼，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設若有人想輕鬆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恰在這一天，美國和德國發布了《武漢日記》的預售廣告。此前已開始翻譯《軟埋》的美國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網上讀到《武漢日記》後深受震撼，暫時放下《軟埋》的翻譯工作，先夜以繼日地翻譯《武漢日記》，讓其英文版迅速上市。
該消息發布後，諱疾忌醫的中共政權認為方方向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是「漢奸」、「賣國賊」、「反華勢力在中國的領頭人物」。甚至在國家安全部門眼裡，方方或許還是「間諜」。中共操縱所謂的民間輿論對方方實施了超過一年的網路暴力，誹謗和漫罵，遍網都是。有人叫囂組團來武漢殺她；有人號召武林人士對她實施毆打；有人在武漢沿街貼小字報對她辱罵；有人聲稱要塑造公開羞辱她的塑像；至於做視頻、寫歌曲、繪漫畫對她進行汙辱者攻擊者，更是數不勝數。一些汙名化謠言甚至波及她的家人。
官方不是根據《武漢日記》所撰寫的內容進行理性判斷，而是根據一些御用文人和網民的惡意曲解和摘錄對作者進行盲目打壓。對方方的冷暴力也由此開始：她不能在國內發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不能參與任何文學活動和公益活動，名字不能見諸任何主流媒體，專業人士對她文學作品的研究也一律禁止，即使自媒體刊載她的文章，不是被封殺就是被遮蔽。甚至，她不停地被上級電話提醒：不准接受外媒採訪，她被監聽被監控，但凡出門，就有以「慰問」為名的電話詢問在哪裡。非但如此，極左勢力還提出一個口號叫「圍點打援」，即凡是支持她的人，如果他們有所謂「過激言論」，或是他們的親屬歷史上有過什麼違規言行，官方便對其進行懲處。
方方多次當面詢問前來對其海外出版進行調查的官方人士：你們應該都讀了《武漢日記》，你們認為裡面有謠言嗎？有反政府言論嗎？有在疫情中煽動人們不配合抗疫的文字嗎？他們的回覆幾乎都是：沒有。方方說，既然沒有，這些記錄都是公開發布在網上，人人都可以看到。那麼結集出版，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豈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怎麼就成了遞刀子？怎麼就是賣國或是損害國家利益？他們不說話。
在方方此前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土改、反右、文革這些所謂敏感的歷史題材，對中共建政以來歷次暴虐的政治運動都有深刻的揭露。因此，她從自己此次的遭遇中敏銳地體認到，當前極左勢力在中國非常囂張、非常有市場：「有人稱現在是文革2.0版，或許有一定道理。中國經歷文革後，反思不徹底，改革不到位，該否定和該面對的很多歷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這導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我們應該警惕什麼，這也導致今天的官員們群體採取寧左勿右的姿勢，像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文革專用語也都再次出現。這也說明中國的改革正在朝著失敗的路上走，在後退。」
有好幾個朋友問方方：「你在寫的時候，是不是懷著勇敢之心，讓自己堅持下去？你是不是抱著豁出去的態度？你是不是有一種大義凜然的精神？」方方說：「沒有。這些都沒有。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不需要勇敢的事，更談不上需要豁出去，也不必大義凜然。因我是作家，身處一場大災難中，去記錄這前所未遇的事件程序，幾乎就是條件反射，是職業本能。作為一個多年的寫作者，尤其是我這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參與的人，何曾會想過，這樣真實的記錄不被允許？這樣平和的文字，會引發全國性的軒然大波，甚至造成人群的撕裂？」
方方的答案是：「他們需要的作家是『中國的作家』而非『獨立的作家』。他們以為『中國的作家』應該依附於中國，不能對中國進行任何批評，否則就是賣國；而我認為，『獨立的作家』應該遵循自己的判斷，不管哪國，該批評的都可以批評。自然而然，我們互為對立。這樣想過，便很坦然了。沒有悲觀，沒有沮喪，甚至連憤怒都沒有了。我只剩坦然。我坦然面對《武漢日記》帶給我的一切。作家本該就是獨立的寫作者。作家不需要依附或順從於他人，更不會聽命於任何權力，也不畏懼任何打壓，甚至，作家從來就是有反叛精神的人。」
方方後來在《武漢日記》的後記中寫道：「《武漢日記》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榮耀。儘管它來自不經意間。但它就是這樣來了，不是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去經歷一場如此劇烈並且如此荒唐的網暴，也不是所有人能承受得住這自上而下且又自下而上一如屎尿汙垢般的風雨。我則幸運地撞上並扛住了。現在我還好好地生活著，仍堅定地守著自己的信念和努力地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
方方，生於江蘇南京一戶書香人家。其曾外祖父楊賡笙是辛亥革命元老，其曾伯祖父汪辟疆為國學大師，其舅公楊叔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其父親於193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隨後在南京工作。1957年，兩歲的方方隨父母遷至武漢，此後一直在武漢成長、生活、創作，成為最能代表武漢地域文化的當代作家之一。
1974年，方方高中畢業，因文革取消高考，且父親去世，急於承擔家庭重擔，她被招工到位於百步亭的武漢運輸合作社，當了四年裝卸工。她幹的活就是拉板車扛大包，純體力勞動。雖然勞動辛苦，但那時年輕，倒也挺得過去，她由此體驗到社會底層人的基本生活狀態和內心狀態，瞭解到現實的殘酷和人生的蒼涼，這是人生重要的一課。她眼中「底層人」的特點有三：境遇的悲涼、曠達的人生態度和濃重的江湖義氣。她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說：「我的家庭是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環境很好，不知道人世艱難，當了搬運工之後，突然走到社會的最底層，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們的人生對我的世界觀觸動很大，讓我看到了社會完全不同的一類人，我到同事家，一個五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們覺得很樂觀。」
1975年，方方在勞動之餘開始寫詩。1978年，她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大學未畢業便開始寫小說。1982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分配至湖北電視台任編輯，並開始發表作品，其小說處女作為《大篷車上》。「一路寫來，就成了大家眼裡的作家。感謝文學，感謝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當年我沒有上大學，那麼中國第一批下崗女工裡面肯定有我」！
1988年，方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進行曲》獲《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她由此受到文壇和讀者的矚目。1989年，她又以中篇小說《風景》一鳴驚人，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成為「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同年，她調至湖北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出版短篇小說集《江那一岸》。此後，又相繼發表獲獎小說《祖父在父親心中》、《桃花燦爛》、《紙婚年》等。
在方方早期的作品中，《風景》是最具代表性和震撼力的一部。這部小說通過一個僅存活十五天的亡嬰之口，描繪了武漢一個碼頭工人家庭從文革到改革開放時期「動物凶猛」的生存狀態，其中諸多細節來自其四年碼頭工人的切身體驗。小說以魔幻超驗的視角、冷峻粗獷的語言、苦澀絕望的悲劇風格，打破了「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中國文學傳統，既傷且怒，勇銳地呈現了中共號稱作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在「新中國」的悲慘生活真相。《風景》在文壇引發熱烈反響，被公認為「新寫實主義」的典範之作。
1994年，方方擔任時政類雜誌《今日名流》社長兼主編。她與諸位同仁很快將這份由《長江》文藝叢刊改版而成的雜誌辦成了一本「長期關注社會事件、文化熱點和歷史風雲的、具有強烈『參與』性格的特色雜誌」。關於王同億詞典風波、「馬橋」事件、「中國可以說不」爭議、「茅盾文學獎」質疑、「文革」三十年的反思、「知青運動」的回顧、林昭身前身後的尋訪、曹海鑫冤案的追問等，都轟動一時。《今日名流》在各種壓力下，堅持「站在中國社會觀察以及文化和歷史反思的前沿，對每一次社會和思想的波動，發出著自己獨特的聲音」，被業界定評為「1994年以來創辦的高品位雜誌」。
然而，正如當時與方方共同工作的編輯童志剛所說，「在中國，一本內容獨特而優秀的雜誌，有時不僅不是你最終成功的基礎，反而有可能成為你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2001年，《今日名流》因發表徐景賢撰寫的《鄧小平策反馬天水》一文，被宣傳部局勒令停刊。從此，發行八年多、為廣大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所青睞的《今日名流》，只在編者和讀者的記憶中存在。
2000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烏泥湖年譜》。該書描述了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爆發期間，一群居住在烏泥湖（長江水利規劃設計院宿舍所在地）的水利專家承受政治運動風暴，所經歷的精神、道義、良知的考驗和歷練，將反右運動的殘酷暴虐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
2008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次年，該書獲第三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小說描述了唱漢戲的女藝人「水上燈」的傳奇人生，以史詩筆法書寫現代中國女性的苦難史，在方方的寫作生涯中是一大突破。
2016年，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次年，該書榮獲民間舉辦的第三屆路遙文學獎。根據方方在小說後記中的說法，《軟埋》的故事來自一位朋友的母親的經歷。朋友的母親在土改時從四川逃出後，即患上老年痴呆症，卻依然清晰地說：「我不要軟埋。」何謂軟埋？「人死之後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這是一種軟埋；而一個活著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在小說中，一位老婦人丁子桃突然痴呆後，她的兒子吳青林才知道了父母的身世。父親吳家名原是山西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全家在1948年的土改中被殺後，隱姓埋名成為醫生。母親則在土改時，經歷娘家人被殺，婆家全家集體自殺且被軟埋。爾後，母親在逃生中遇到吳家名，但失去了以前的記憶。
2017年5月，《軟埋》被停印下架。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發表批判該書的檄文：《〈軟埋〉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軍隊上將趙可銘也揮舞大棒《〈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要學習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批評《苦戀》、《河殤》等錯誤作品的鮮明無產階級立場與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態度。」
2020年，《軟埋》獲愛彌爾．吉美亞洲文學獎。隨後，《軟埋》英文版亦面世。方方表示：「文學是照顧人心的，文學的本質是弱者的，告訴你這個世界上不是你一個人這樣活著，生活方式不是就為了升官、發財，奮鬥是一種，不奮鬥也是一種，人有各種各樣的活法，不進取也挺好，無公害的生活就可以。文學讓人內心豐富，在你孤獨寂寞的時候是一盞暗夜明燈。」她還說：「文學本質上和弱者有些息息相通的地方。」一個人常在很脆弱的時候才會從文學作品中尋找力量，尋找支撐他的東西，或者是生活參照。寫作者本身也是一種弱者，因為其內心的弱，才會尋求另外一種表達，才會去建構另外一個世界。「一直有另外一個世界給自己做支撐，這就是文學的世界。這個世界由我自己構建，它讓我覺得很充實」。
2020年1月23日，武漢啟動封城。25日，方方開始寫作武漢日記，記錄封城期間的種種情況。那一天，正是陰曆大年初一。方方在封城期間，共寫了六十篇日記。疫情初期，方方日記引起讀者的巨大共鳴，同時在社交網路上廣為傳播。有網友為方便他人全程閱讀，彙編了她的所有記錄，自取名為《方方封城日記》並發布到網上。
方方寫道：「我的記錄中，無非同情了個體，批評了政府。⋯⋯整個人類都應該吸取教訓，而不只是中國。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人類的無知與傲慢，讓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廣。」在疫情之初，她直指這場災難有「人禍」因素：「我記錄下這些細碎，是要告訴那些有罪的人們：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災難，我們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
在被譽為「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後，方方在日記中稱「整個中國的人都在為他而哭」，引發許多中國人共鳴。在武漢人承受了極大壓力與恐慌的時刻，她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制度：「親愛的網管們：有些話，你們還是得讓武漢人說出來⋯⋯我們都已經被封在這裡十多天了，見到那麼多的慘絕人事。如果連發洩一下痛苦都不准，連幾句牢騷或一點反思都不准，難道真想讓大家瘋掉？」
方方對中共的防疫暴政做出直接的質疑和批評：「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災難是重症病人送進醫院，如果他死了，進醫院的時刻就是跟家人訣別的時刻，彼此都永無相見之日。⋯⋯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4月8 日，武漢封城結束。此前的3月24日，方方在最後一篇日記《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中寫道：「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一段日子遺忘，那麼，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設若有人想輕鬆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恰在這一天，美國和德國發布了《武漢日記》的預售廣告。此前已開始翻譯《軟埋》的美國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在網上讀到《武漢日記》後深受震撼，暫時放下《軟埋》的翻譯工作，先夜以繼日地翻譯《武漢日記》，讓其英文版迅速上市。
該消息發布後，諱疾忌醫的中共政權認為方方向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是「漢奸」、「賣國賊」、「反華勢力在中國的領頭人物」。甚至在國家安全部門眼裡，方方或許還是「間諜」。中共操縱所謂的民間輿論對方方實施了超過一年的網路暴力，誹謗和漫罵，遍網都是。有人叫囂組團來武漢殺她；有人號召武林人士對她實施毆打；有人在武漢沿街貼小字報對她辱罵；有人聲稱要塑造公開羞辱她的塑像；至於做視頻、寫歌曲、繪漫畫對她進行汙辱者攻擊者，更是數不勝數。一些汙名化謠言甚至波及她的家人。
官方不是根據《武漢日記》所撰寫的內容進行理性判斷，而是根據一些御用文人和網民的惡意曲解和摘錄對作者進行盲目打壓。對方方的冷暴力也由此開始：她不能在國內發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不能參與任何文學活動和公益活動，名字不能見諸任何主流媒體，專業人士對她文學作品的研究也一律禁止，即使自媒體刊載她的文章，不是被封殺就是被遮蔽。甚至，她不停地被上級電話提醒：不准接受外媒採訪，她被監聽被監控，但凡出門，就有以「慰問」為名的電話詢問在哪裡。非但如此，極左勢力還提出一個口號叫「圍點打援」，即凡是支持她的人，如果他們有所謂「過激言論」，或是他們的親屬歷史上有過什麼違規言行，官方便對其進行懲處。
方方多次當面詢問前來對其海外出版進行調查的官方人士：你們應該都讀了《武漢日記》，你們認為裡面有謠言嗎？有反政府言論嗎？有在疫情中煽動人們不配合抗疫的文字嗎？他們的回覆幾乎都是：沒有。方方說，既然沒有，這些記錄都是公開發布在網上，人人都可以看到。那麼結集出版，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豈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怎麼就成了遞刀子？怎麼就是賣國或是損害國家利益？他們不說話。
在方方此前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土改、反右、文革這些所謂敏感的歷史題材，對中共建政以來歷次暴虐的政治運動都有深刻的揭露。因此，她從自己此次的遭遇中敏銳地體認到，當前極左勢力在中國非常囂張、非常有市場：「有人稱現在是文革2.0版，或許有一定道理。中國經歷文革後，反思不徹底，改革不到位，該否定和該面對的很多歷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這導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我們應該警惕什麼，這也導致今天的官員們群體採取寧左勿右的姿勢，像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文革專用語也都再次出現。這也說明中國的改革正在朝著失敗的路上走，在後退。」
有好幾個朋友問方方：「你在寫的時候，是不是懷著勇敢之心，讓自己堅持下去？你是不是抱著豁出去的態度？你是不是有一種大義凜然的精神？」方方說：「沒有。這些都沒有。因為我認為這是一件不需要勇敢的事，更談不上需要豁出去，也不必大義凜然。因我是作家，身處一場大災難中，去記錄這前所未遇的事件程序，幾乎就是條件反射，是職業本能。作為一個多年的寫作者，尤其是我這樣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參與的人，何曾會想過，這樣真實的記錄不被允許？這樣平和的文字，會引發全國性的軒然大波，甚至造成人群的撕裂？」
方方的答案是：「他們需要的作家是『中國的作家』而非『獨立的作家』。他們以為『中國的作家』應該依附於中國，不能對中國進行任何批評，否則就是賣國；而我認為，『獨立的作家』應該遵循自己的判斷，不管哪國，該批評的都可以批評。自然而然，我們互為對立。這樣想過，便很坦然了。沒有悲觀，沒有沮喪，甚至連憤怒都沒有了。我只剩坦然。我坦然面對《武漢日記》帶給我的一切。作家本該就是獨立的寫作者。作家不需要依附或順從於他人，更不會聽命於任何權力，也不畏懼任何打壓，甚至，作家從來就是有反叛精神的人。」
方方後來在《武漢日記》的後記中寫道：「《武漢日記》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榮耀。儘管它來自不經意間。但它就是這樣來了，不是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去經歷一場如此劇烈並且如此荒唐的網暴，也不是所有人能承受得住這自上而下且又自下而上一如屎尿汙垢般的風雨。我則幸運地撞上並扛住了。現在我還好好地生活著，仍堅定地守著自己的信念和努力地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