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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爾登讀史-壹:中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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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只有一個是
張巡

什麼事是以任何藉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沒有無論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可惜不曾仔細討論,而且行不義與殺不辜並舉,降低了這個命題的意義。再說,孟子也講權變,這一主張在他的道德體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確知。

唐代張巡,是極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亂,張巡固守睢陽,城破被執,罵賊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說。這樣一位大忠臣,亂後議封贈時,居然有爭論。原來張巡守城,糧草斷絕,連老鼠都吃光了,士氣低落。這時張巡殺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給將士吃。以此為開端,先以城中婦女為食,食盡,則食老幼,共食三萬人。城破時,百姓只剩下四百餘人。許多名士紛紛請求表彰張巡,這種意見終於占了上風,張巡被追贈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於食人一節,李翰在《張巡中丞傳》中說,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倉黃之罪輕,復興之功重」,——食人過小,守城功大,人無完人,不要求全責備。這便是歷代的主流意見。至於殺妾及食人一節,畢竟是不太好的事,連舌長如韓愈者,在給《張中丞傳》做的序文中也覺難以為言,乾脆略過不提。《新唐書》的傳文,也只提殺妾食妾,不提食盡城中婦孺,大概是作者覺得,妾是自家人,殺也罷吃也罷,近於以私奉公,無可厚非。

中國式的道德觀是一張價值表,排在高處的,可以壓過低處的,如果最高的一條不是「不得以人為手段」,那麼,有太多的名義,順手拈來,便可用來殺人。古代殺妻、食子之類的事,代不絕書。殺妾餉軍,在張巡之前,便有三國時的臧洪,之後又有金國的烏庫哩海罕。漢末有一個叫管秋陽的人,和弟弟及一個同伴,三人出行,糧絕,與弟弟共殺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議論說,管秋陽愛先人遺體(自己的身體,先人所遺,愛惜是謂孝),吃同伴不算錯,反正這人又不是什麼至交好友,那麼,不過如「禽獸而能言耳」。——孔融好為偏激之論,但他的主張,用傳統的語言,竟難以駁倒。俗諺說「兩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門」,信矣。您想啊,只要兩個人一商量,就擁有了多數的名義。魯迅說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幸好我們還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另一種議論,如金朝的王若虛,與人論張巡事,人問殺人「為己不可,為國何害」,王若虛說:「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個是。」人又說「圖大事者不顧其小」,王若虛說:「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說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說的「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說的殘忍的原因縱然不同,殘忍總是殘忍。正是這些議論,使人讀史時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講過一個鬼故事,說的是張巡妾的後身向張巡的後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裡說出這樣一句話:「君為忠臣,吾有何罪?」讀此知人的同情心,雖經千年碾磨,終於不滅。不過紀曉嵐又反駁說:「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一點錯也沒有,本來就是那樣。

明代有一部戲曲,叫《雙忠記》,須讀此劇,才知如何「仗義殺人」。劇中張巡要殺妾,心中不舍,可見是有情有義的漢子;然後,那位娘子不待張巡開口,自己先猜出來,又免去了張巡的啟齒之難。下一步,張巡表示「心淒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別」,聽著倒像是要自殺,他的妾則很知大義地說「臣死君,妾死夫,理所當,情何辜」,對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結來世緣」。——敢情被吃一回,還不過癮。許多事情,都如《雙忠記》之於張巡事,塗飾一番,便成高節,成大義,成美談。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勸人甘願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順便說一句,《雙忠記》在京劇和粵劇裡還在唱,儘管版本不同。


鳥畏霜威不敢棲
包拯

讀包拯事,總有幾個疑惑。一是他為什麼鮮有朋友;二是他彈劾張方平的上疏為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三是他為什麼不笑。

宋仁宗時,海內無大事,士大夫樂享太平,詩酒往來十分稠密,我們看當時的名臣,無不留下這方面的豐富紀錄,唯獨包公,其個人生活,幾乎沒有指爪可尋。史書裡記他平生不寫私人信件,沒什麼朋友,與親戚也不往來(如果鞭打有違法行為的表舅不算「往來」的話)。他流傳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詩,晚年一篇家訓,其餘全是奏議。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剛嚴峭直的典範。他從頭到腳找不出一絲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飭得一無破綻,似乎就從沒有處過暗室,不曾道過中冓之言。裡裡外外立於不敗之地。

但從常識可知,人是不可能這樣完美的。道德的意義,不在於「滅人欲」,而在於克制一部分欲望,使個人行為與社會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衝突的勝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無道德衝突。《鍘包勉》裡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戰,但只是戲文,史上並沒有這種可歡欣的記載。北宋時唐風未滅,人們還算開朗,不大遮頭護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員,雖棲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個大大的例外。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說道:「心中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於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呢。

歐陽修的批評,源於包拯連劾張方平與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人稱「紅杏尚書」者。包拯抨擊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時多遊宴,蜀人不滿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彈劾過宋庠)來,宋祁確實生活鋪張。但當時文官游宴成風,若以此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況宋祁在蜀每晚宴罷,還燃燭展紙,幹起正事,遠近的人看見燈光,都知道這是宋先生在修唐書。他死後,成都數千人哭於祠,似乎名聲也不很壞。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張方平。此人天性豪邁,頗有才幹,見識在當時別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當時京城某人拍賣家產,時任三司使的張方平購得一處房屋。包拯立加彈劾,說他「無廉恥,不可居大位」。張方平確實不謹慎,但只憑這一點,似乎不足以立「無恥」之論,據司馬光後來說,包疏檢舉張方平的不端事蹟,還有不少條狀。但這麼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傳的包公奏議中,竟不見蹤影。清朝有人猜測是包公子孫不願意以示後人因而削去,毫無根據。但不得見此奏原文,總有些遺憾。

碰巧的是,張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時都與呂夷簡不和,而包拯受過呂夷簡的提拔。要是能從中尋出一絲足跡,我不覺得包公形象會受多大損害,相反,倒還覺得親切些——人都有個三親六故。但沒有,無論前後,包拯的議論沒有半分私情的把柄,無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為人知,是否應歸罪文獻失傳呢?宋人話癆最多,記述成風,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對包拯的紀錄,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過歐陽修的薦舉,還曾是上下級,多少總有過從,但整部臨川集,竟無一字提及包拯。別人那裡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吳奎,和包拯親密,給他撰過墓誌銘;另一位張田,自稱門下,給奏議結集。若無這兩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雜劇中的了。我猜測當時多數人的心理或許是這樣:對包拯,說他不好,實在說不出,說他好,又不情願。人至清則無徒,此之謂也。

最奇異的,是包拯不笑。當時流傳的一句話:「包公笑,黃河清。」——包公一笑,比黃河變清還難得。史籍未曾記載包拯有過類似面部神經麻痹之類的疾病,我們也無由推斷他是個內心麻痹的人。但不管為什麼,一個不會笑的人,無論多麼多麼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會喜歡有這樣的一位同僚,這樣一位鄰居,或這樣一位表外甥。

元代名臣王惲夜宿開封府署,曾撰一絕云:

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範見留題;
驚鳥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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