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佐始皇天下一統 阿順苟合身被五刑
李斯傳
王振富
李斯（西元前？年～西元前二〇八年）是秦朝重臣，兩朝元老，幾與秦王朝的興亡相始終。他既是興秦的元勛，也是亡秦的罪臣，這就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他一方面通過不遺餘力的政治實踐，輔佐秦始皇兼併六國，為建立和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縱橫捭闔，功勛蓋世；另一方面，他毫不掩飾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為維護榮華富貴而不惜向惡勢力屈膝，終於身敗名裂，又充分暴露了他醜陋和自私的一面。因此，他對秦王朝的短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斯是一個謀略出眾且又複雜多變的人物。他的一生，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為後人昭示了身敗名裂的深刻教訓。
一、奮發進取求功名
戰國時期，歷史正處於一場社會大變革之際。自春秋以來，人民群眾飽受分裂戰亂之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要求儘快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各國統治階級出於對土地、人口、財寶無止境的追求，互相兼併，你爭我奪。這種紛亂的時局，為那些欲建功業之士提供了活動舞台。就在七雄並爭的戰國末期，李斯出生於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的一個平民家庭。
李斯年輕時曾做過郡中小吏，即管理鄉文書的辦事員。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長官，唯恐有所閃失，滿懷理想與抱負的李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廁所中的老鼠偷吃糞便，一旦人來狗咬，立刻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他又來到官倉中，看到這裡的老鼠很自在地吃著糧食，住著高大寬敞的庫房，盡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來，也不用擔心有狗來咬。兩相對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斯由此及彼，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別，就像老鼠一樣，在於自己選擇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這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官倉裡偷吃糧食的老鼠，這樣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的情況下，李斯也不滿於布衣或小吏的處境。他決心拋開貧賤，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在李斯眼裡，人生最大的榮耀莫過於取得高貴的身份，最大的快樂莫過於享受榮華富貴。在李斯的胸中，雄心與野心混合在一起，化為一團追求功名富貴的熊熊燃燒的慾望之火。
「學而優則仕」，李斯很懂得這句話的含義，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為了改變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通常的道路，即先投師受教。因此，李斯辭去了郡小吏的職務，遠離家鄉，來到千里之外的齊國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求學，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大師荀況為師。荀況，史稱荀卿或孫卿，人尊之為荀子。他是戰國晚期新興地主階級的理論代言人，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荀況的學說雖然仍以孔子為宗，但又結合戰國時期變化了的形勢，對儒學進行了發揮和改造，因而很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統一天下的形勢需要。從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來看，他把儒學的「禮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結合在一起，即後人所說的「儒中有法」。李斯投師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滿足君主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韓非。他們都拋棄了老師的儒家仁義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論的「帝王之術」。後來，韓非終於成為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化理論為實踐，成為真正實現法家理想的政治家。李斯學成之後，反覆思考應該到哪個地方才能顯露才幹。他想效力於自己的國家楚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楚王已難有作為。其他東方各國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只有秦最強盛，顯得朝氣蓬勃，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初步條件。於是，李斯決定西入秦國，一試身手。臨行之前，荀卿曾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態：「我聽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遊說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王羽翼豐滿，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處士橫議而又說自己羞於富貴，如此『無為』，只是掩飾自己無能的表現，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我將到秦王那裡以取富貴。」李斯公然摒棄禮義，毫不虛偽，追求功利，這正是他的品性。這種強烈而褊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視野，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選擇，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
秦莊襄王三年（西元前二四七年）五月，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莊襄王病死，十三歲的嬴政（秦始皇）即位，相國呂不韋總攬朝政。因此，李斯就去投靠呂不韋，成為呂門「舍人」，也就是門下的食客。當時，諸侯貴族養士之風甚盛，呂不韋也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中，李斯很快顯露出才華，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裡，擔任郎官，郎官雖然品級低微，職責是守護宮門，侍衛人君，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但由於職務之便，李斯有了接近國王的機會。
在此期間，天下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韓國入朝稱臣，魏亦舉國聽命於秦。這一年，雖有魏國信陵君率五國聯軍偶敗秦將蒙驁，實為迴光返照，垂死掙扎而已。而秦國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國力大增，兵強民富，實力遠遠超過了東方六國。秦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當時秦王嬴政雖然年輕，但志向遠大，思想活躍，在丞相呂不韋的輔助下，正在為統一全國做準備。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認準時機，及時地提出謀略和方案，為秦王獻計獻策。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上書的機會，便立刻提出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戰略建議。這封上書以簡潔明晰的語言剖析了形勢變化，以推動秦國加快統一六國的步伐。李斯綜觀時局，既指出了此時正是兼併六國的良機，又指出了倘若坐失良機，有諸侯復強的危險，精闢而透澈。果然，這封奏書正合秦王嬴政的心意，也是眾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問題，秦王不能不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於是「乃拜李斯為長史，聽其計」。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裡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建議，暗中派遣能言善辯、巧於謀略的官員，各帶金銀財寶，去遊說諸侯。各諸侯國的大臣權貴如果貪財，就行賄收買；如果不為金錢所動，就派刺客把他殺掉。總的謀略是遠交近攻，並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國君臣之間挑撥離間，破壞其團結，使其內部越來越亂，然後等待機會，派出良將勁旅各個擊破。秦王嬴政聞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斯，不久便提升他為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為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置的高級官位。李斯躋身於客卿之列，終於可以與國王和眾大臣共謀國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嬴政為首的決策層中，李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雖未能像王翦等武將那樣，率領大軍，開赴前線，效命疆場，但作為秦王的謀士，他參與了整個統一戰爭的重大決策。東方諸國疆域廣大，犬牙交錯，強弱不一，情況複雜，統一戰爭應從何著手，必須有一個全面規劃。正是李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擬定出了攻滅六國的戰略決策，即由近及遠，避實就虛，選擇弱點，正面突破，先滅掉韓，再掃兩翼，最後消滅齊國。以後統一戰爭的進程說明，這個策略十分正確。
同時，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戰爭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還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與之配合，如設法從內部瓦解，渙散敵國的軍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從而使戰爭更加順利地進行。這時候，李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趙國名將李牧，曾兩次擊退秦軍的進攻，趙國將亡，他還率領趙軍，堅持抵抗秦軍達一年之久。於是，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國派人持金玉收買權臣郭開。郭開在趙王面前誣告李牧勾結秦國，陰謀反叛。趙王中計，殺死李牧，自毀長城，秦軍乘亂進攻，不久就滅了趙國這個勁敵。又如在最後滅齊的過程中，由於秦已用金錢收買了齊的相國後勝，因此他一再向齊王保證，秦決不會來攻齊國。正是在這種麻痺鬆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秦國毫不費力地就把偌大一個齊國滅亡了。在這期間，秦國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的戰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國，從而大大加快了統一戰爭的進程。正是由於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嬴政才得以「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而李斯也贏得了秦王的信賴，官位不斷陞遷，逐漸成為秦國決策的主要人物。
二、上「諫逐客書」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政治生涯。
秦國和關東諸國相比，一向重用外來人才。自商鞅變法後，秦國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關東士人入秦。這對秦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時也引起了秦國一些舊貴族的忌恨。秦王嬴政元年（西元前二四六年），韓國因為抵抗不住秦國的進攻，就派「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去「間秦」，慫恿秦王修築一條溝通涇河與洛河的渠道，引涇水灌田，幹渠長三百多里，即歷史上著名的「鄭國渠」。韓國的本意是想使秦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疲勞不堪，騰不出手來再向東征伐，以便暫時減輕秦對韓的軍事壓力。此術之愚蠢，猶如以肉投虎，雖然耗費了秦國十年之功，卻可灌溉田地四萬餘頃，從此「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國更加富強，為兼併戰爭做了充足的物質準備。正如鄭國後來所說的：水渠修成，「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渠將修成，鄭國的間諜身份也暴露了，秦國上下一片嘩然。接著，秦王嬴政九年（西元前二三八年），長信侯嫪毐發動叛亂。次年，又查明相國呂不韋與嫪毐之亂有關，遂罷斥其相。鄭國、呂不韋都不是秦國人，這就為一向守舊的宗室大臣提供了藉口。他們本來就對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滿，認為大量異國異姓的人充塞秦國上下，堵住了他們的仕途，因此乘機推波助瀾，在秦王面前煽動：「一切在秦做官的外來人都是間諜，是為其本國利益來破壞秦國的。請把他們一概驅逐出境，免貽後患。」秦王嬴政對此也不能不加懷疑，於是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逐客令」，「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作為楚人的李斯，當然也在被逐之列。
當時的李斯已到中年，是個頗有影響的客卿，成為被驅逐的重點對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將被斷送，李斯心有不甘，他很清楚，這種缺乏遠見的偏激行為，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也相當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國內的動亂，削弱秦國實力。於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斯毅然向秦王上書，力請改變逐客的決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諫逐客書》。
〈諫逐客書》一文洋洋灑灑，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並巧於運用虛詞助字作轉折過渡，來增加文章氣勢和襯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文章開宗明義：「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針鋒相對，觀點鮮明。接著，李斯用透澈、明快、雄辯、激切的言詞，連物比類，就秦國本身發展的歷史事實，歷述異國人的豐功偉績和關鍵作用。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是強秦的奠基之君，他從西戎迎來由余，從宛地（今河南南陽）得到百里奚，從宋國招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這五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兵強國富，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同盟，迫使他們一個個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國人范雎，計除秦國王廷上專權的親貴大臣魏冉，加強了王權，併吞食諸侯，奠定了秦國帝業的基礎。上述四位國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進了秦國的發展。李斯借助無可辯駁的事實有力地反問道：「客何負於秦哉？」假如這四位君主也「卻客不用」，那怎麼會有今天強大的秦國呢？李斯又以秦王對來自異國的明珠美玉，駿馬利劍、音樂、舞蹈、礦產、美女的喜愛為例，發問道，陛下並不因為這些所好不是秦國出產就捨棄不用，為什麼獨獨對客卿要一概驅逐呢？「逐客」將破壞秦國威望，從此天下背秦，這實際是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諸侯國的功業，這決不是「跨海內製諸侯」的君主所應採取的態度，而是俗語所說的「借寇兵而齎盜糧」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結論，逐客之舉是既損害了人民，又資助了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破壞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好形勢。這對秦國來說簡直太危險了！李斯的上述議論表明，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如何對待外國異域人士的問題，而且涉及要不要廣泛地爭取人才，實現統一的大問題。很顯然，「逐客」與秦王橫掃宇內的既定方針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諫逐客書》一氣呵成，情辭懇切，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充分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深刻見解。秦王嬴政讀後，頗受感動，頓時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廢除逐客令，並派人把李斯追了回來。當時，李斯由於對秦王嬴政的瞭解與信心，所以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達時，他才走到離京師不遠的驪邑（今陝西臨潼市東北）。這也說明李斯性格的機敏及其政治預見性。
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李斯挺身而出，呈上〈諫逐客書》，秦王是決不會輕易收回成命的。這一事件能否正確處理，保守貴族那閉塞的宗法統治能否被打破，對於秦王今後的事業能否成功，關係極大。正是由於秦王聽取了李斯的正確意見，保持了這種政策的連續性，廣泛地招攬外國異域賢士，使得當時各國的佼佼者都幾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圍。李斯、尉繚之類的「士」人自不必說，就是在殲滅六國中戰功赫赫的王翦、王賁、王離、馮劫、李信、蒙武、蒙恬等武將，皆系異域之人。他們群集於秦國都城咸陽，呈現出「大略駕群才」的壯觀局面。這期間雖然曾有一段荊軻刺秦王的插曲，秦王嬴政本人幾乎喪命，但一直未動搖他對外國異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無這些來自異域的文臣武將的協助策劃，秦王要迅速實現「六王畢，海內一」的目標是不可能的。李斯的〈諫逐客書》，預示了秦國將要改變歷史航向而一統天下的輝煌前景，具有深遠的意義。
李斯的直言進諫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國的地位，也為他在秦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秦王嬴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斯，並很快把他提升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國刑獄的長官，又是朝廷的所謂九卿之一，對國家的基本決策有重要的發言權。
李斯傳
王振富
李斯（西元前？年～西元前二〇八年）是秦朝重臣，兩朝元老，幾與秦王朝的興亡相始終。他既是興秦的元勛，也是亡秦的罪臣，這就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他一方面通過不遺餘力的政治實踐，輔佐秦始皇兼併六國，為建立和鞏固統一的封建國家縱橫捭闔，功勛蓋世；另一方面，他毫不掩飾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為維護榮華富貴而不惜向惡勢力屈膝，終於身敗名裂，又充分暴露了他醜陋和自私的一面。因此，他對秦王朝的短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斯是一個謀略出眾且又複雜多變的人物。他的一生，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為後人昭示了身敗名裂的深刻教訓。
一、奮發進取求功名
戰國時期，歷史正處於一場社會大變革之際。自春秋以來，人民群眾飽受分裂戰亂之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要求儘快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各國統治階級出於對土地、人口、財寶無止境的追求，互相兼併，你爭我奪。這種紛亂的時局，為那些欲建功業之士提供了活動舞台。就在七雄並爭的戰國末期，李斯出生於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的一個平民家庭。
李斯年輕時曾做過郡中小吏，即管理鄉文書的辦事員。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長官，唯恐有所閃失，滿懷理想與抱負的李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廁所中的老鼠偷吃糞便，一旦人來狗咬，立刻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他又來到官倉中，看到這裡的老鼠很自在地吃著糧食，住著高大寬敞的庫房，盡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來，也不用擔心有狗來咬。兩相對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斯由此及彼，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老鼠處於不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別，就像老鼠一樣，在於自己選擇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這就是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就應該像在官倉裡偷吃糧食的老鼠，這樣才能為所欲為，盡情享受。可以看出，在戰國時期人人爭名逐利的情況下，李斯也不滿於布衣或小吏的處境。他決心拋開貧賤，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在李斯眼裡，人生最大的榮耀莫過於取得高貴的身份，最大的快樂莫過於享受榮華富貴。在李斯的胸中，雄心與野心混合在一起，化為一團追求功名富貴的熊熊燃燒的慾望之火。
「學而優則仕」，李斯很懂得這句話的含義，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李斯為了改變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通常的道路，即先投師受教。因此，李斯辭去了郡小吏的職務，遠離家鄉，來到千里之外的齊國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求學，拜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大師荀況為師。荀況，史稱荀卿或孫卿，人尊之為荀子。他是戰國晚期新興地主階級的理論代言人，打著孔子的旗號講學。荀況的學說雖然仍以孔子為宗，但又結合戰國時期變化了的形勢，對儒學進行了發揮和改造，因而很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統一天下的形勢需要。從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來看，他把儒學的「禮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結合在一起，即後人所說的「儒中有法」。李斯投師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滿足君主的擴張慾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學說。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韓非。他們都拋棄了老師的儒家仁義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論的「帝王之術」。後來，韓非終於成為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化理論為實踐，成為真正實現法家理想的政治家。李斯學成之後，反覆思考應該到哪個地方才能顯露才幹。他想效力於自己的國家楚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楚王已難有作為。其他東方各國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只有秦最強盛，顯得朝氣蓬勃，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初步條件。於是，李斯決定西入秦國，一試身手。臨行之前，荀卿曾問李斯為什麼要到秦國去。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態：「我聽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現在各國都在爭雄，這正是遊說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機會。秦王羽翼豐滿，雄心勃勃，想奮力一統天下，到那裡可以大幹一場。人生在世，卑賤是最大的恥辱，窮困是莫大的悲哀。一個人總處於卑賤窮困的地位，那是會令人譏笑的。處士橫議而又說自己羞於富貴，如此『無為』，只是掩飾自己無能的表現，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讀書人的想法。我將到秦王那裡以取富貴。」李斯公然摒棄禮義，毫不虛偽，追求功利，這正是他的品性。這種強烈而褊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是這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視野，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選擇，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個人悲劇。
秦莊襄王三年（西元前二四七年）五月，李斯來到秦國時，正值莊襄王病死，十三歲的嬴政（秦始皇）即位，相國呂不韋總攬朝政。因此，李斯就去投靠呂不韋，成為呂門「舍人」，也就是門下的食客。當時，諸侯貴族養士之風甚盛，呂不韋也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在這三千人中，李斯很快顯露出才華，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呂不韋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裡，擔任郎官，郎官雖然品級低微，職責是守護宮門，侍衛人君，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但由於職務之便，李斯有了接近國王的機會。
在此期間，天下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韓國入朝稱臣，魏亦舉國聽命於秦。這一年，雖有魏國信陵君率五國聯軍偶敗秦將蒙驁，實為迴光返照，垂死掙扎而已。而秦國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歷經惠王、武王、昭王、文王、莊襄王六世，國力大增，兵強民富，實力遠遠超過了東方六國。秦統一宇內的形勢已經基本形成。當時秦王嬴政雖然年輕，但志向遠大，思想活躍，在丞相呂不韋的輔助下，正在為統一全國做準備。對此，李斯也和當時許多明智之士一樣，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能夠認準時機，及時地提出謀略和方案，為秦王獻計獻策。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個向秦王上書的機會，便立刻提出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的戰略建議。這封上書以簡潔明晰的語言剖析了形勢變化，以推動秦國加快統一六國的步伐。李斯綜觀時局，既指出了此時正是兼併六國的良機，又指出了倘若坐失良機，有諸侯復強的危險，精闢而透澈。果然，這封奏書正合秦王嬴政的心意，也是眾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問題，秦王不能不對這個年輕人刮目相看，於是「乃拜李斯為長史，聽其計」。
李斯剛從東方來，對那裡各國政權的腐敗和君臣離心的狀況瞭如指掌。他建議，暗中派遣能言善辯、巧於謀略的官員，各帶金銀財寶，去遊說諸侯。各諸侯國的大臣權貴如果貪財，就行賄收買；如果不為金錢所動，就派刺客把他殺掉。總的謀略是遠交近攻，並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國君臣之間挑撥離間，破壞其團結，使其內部越來越亂，然後等待機會，派出良將勁旅各個擊破。秦王嬴政聞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斯，不久便提升他為客卿。客卿是秦國專為從別國來的人才而設置的高級官位。李斯躋身於客卿之列，終於可以與國王和眾大臣共謀國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嬴政為首的決策層中，李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雖未能像王翦等武將那樣，率領大軍，開赴前線，效命疆場，但作為秦王的謀士，他參與了整個統一戰爭的重大決策。東方諸國疆域廣大，犬牙交錯，強弱不一，情況複雜，統一戰爭應從何著手，必須有一個全面規劃。正是李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擬定出了攻滅六國的戰略決策，即由近及遠，避實就虛，選擇弱點，正面突破，先滅掉韓，再掃兩翼，最後消滅齊國。以後統一戰爭的進程說明，這個策略十分正確。
同時，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戰爭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還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與之配合，如設法從內部瓦解，渙散敵國的軍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從而使戰爭更加順利地進行。這時候，李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趙國名將李牧，曾兩次擊退秦軍的進攻，趙國將亡，他還率領趙軍，堅持抵抗秦軍達一年之久。於是，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國派人持金玉收買權臣郭開。郭開在趙王面前誣告李牧勾結秦國，陰謀反叛。趙王中計，殺死李牧，自毀長城，秦軍乘亂進攻，不久就滅了趙國這個勁敵。又如在最後滅齊的過程中，由於秦已用金錢收買了齊的相國後勝，因此他一再向齊王保證，秦決不會來攻齊國。正是在這種麻痺鬆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秦國毫不費力地就把偌大一個齊國滅亡了。在這期間，秦國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的戰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國，從而大大加快了統一戰爭的進程。正是由於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嬴政才得以「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而李斯也贏得了秦王的信賴，官位不斷陞遷，逐漸成為秦國決策的主要人物。
二、上「諫逐客書」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風順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政治生涯。
秦國和關東諸國相比，一向重用外來人才。自商鞅變法後，秦國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關東士人入秦。這對秦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時也引起了秦國一些舊貴族的忌恨。秦王嬴政元年（西元前二四六年），韓國因為抵抗不住秦國的進攻，就派「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去「間秦」，慫恿秦王修築一條溝通涇河與洛河的渠道，引涇水灌田，幹渠長三百多里，即歷史上著名的「鄭國渠」。韓國的本意是想使秦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疲勞不堪，騰不出手來再向東征伐，以便暫時減輕秦對韓的軍事壓力。此術之愚蠢，猶如以肉投虎，雖然耗費了秦國十年之功，卻可灌溉田地四萬餘頃，從此「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國更加富強，為兼併戰爭做了充足的物質準備。正如鄭國後來所說的：水渠修成，「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渠將修成，鄭國的間諜身份也暴露了，秦國上下一片嘩然。接著，秦王嬴政九年（西元前二三八年），長信侯嫪毐發動叛亂。次年，又查明相國呂不韋與嫪毐之亂有關，遂罷斥其相。鄭國、呂不韋都不是秦國人，這就為一向守舊的宗室大臣提供了藉口。他們本來就對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滿，認為大量異國異姓的人充塞秦國上下，堵住了他們的仕途，因此乘機推波助瀾，在秦王面前煽動：「一切在秦做官的外來人都是間諜，是為其本國利益來破壞秦國的。請把他們一概驅逐出境，免貽後患。」秦王嬴政對此也不能不加懷疑，於是下了一道十分嚴厲的「逐客令」，「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作為楚人的李斯，當然也在被逐之列。
當時的李斯已到中年，是個頗有影響的客卿，成為被驅逐的重點對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將被斷送，李斯心有不甘，他很清楚，這種缺乏遠見的偏激行為，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也相當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國內的動亂，削弱秦國實力。於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斯毅然向秦王上書，力請改變逐客的決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諫逐客書》。
〈諫逐客書》一文洋洋灑灑，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並巧於運用虛詞助字作轉折過渡，來增加文章氣勢和襯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文章開宗明義：「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針鋒相對，觀點鮮明。接著，李斯用透澈、明快、雄辯、激切的言詞，連物比類，就秦國本身發展的歷史事實，歷述異國人的豐功偉績和關鍵作用。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是強秦的奠基之君，他從西戎迎來由余，從宛地（今河南南陽）得到百里奚，從宋國招來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這五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新法，移風易俗，兵強國富，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惠王用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同盟，迫使他們一個個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國人范雎，計除秦國王廷上專權的親貴大臣魏冉，加強了王權，併吞食諸侯，奠定了秦國帝業的基礎。上述四位國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進了秦國的發展。李斯借助無可辯駁的事實有力地反問道：「客何負於秦哉？」假如這四位君主也「卻客不用」，那怎麼會有今天強大的秦國呢？李斯又以秦王對來自異國的明珠美玉，駿馬利劍、音樂、舞蹈、礦產、美女的喜愛為例，發問道，陛下並不因為這些所好不是秦國出產就捨棄不用，為什麼獨獨對客卿要一概驅逐呢？「逐客」將破壞秦國威望，從此天下背秦，這實際是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諸侯國的功業，這決不是「跨海內製諸侯」的君主所應採取的態度，而是俗語所說的「借寇兵而齎盜糧」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結論，逐客之舉是既損害了人民，又資助了敵國，「內自虛而外樹怨」，破壞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好形勢。這對秦國來說簡直太危險了！李斯的上述議論表明，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如何對待外國異域人士的問題，而且涉及要不要廣泛地爭取人才，實現統一的大問題。很顯然，「逐客」與秦王橫掃宇內的既定方針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諫逐客書》一氣呵成，情辭懇切，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充分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深刻見解。秦王嬴政讀後，頗受感動，頓時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廢除逐客令，並派人把李斯追了回來。當時，李斯由於對秦王嬴政的瞭解與信心，所以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達時，他才走到離京師不遠的驪邑（今陝西臨潼市東北）。這也說明李斯性格的機敏及其政治預見性。
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李斯挺身而出，呈上〈諫逐客書》，秦王是決不會輕易收回成命的。這一事件能否正確處理，保守貴族那閉塞的宗法統治能否被打破，對於秦王今後的事業能否成功，關係極大。正是由於秦王聽取了李斯的正確意見，保持了這種政策的連續性，廣泛地招攬外國異域賢士，使得當時各國的佼佼者都幾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圍。李斯、尉繚之類的「士」人自不必說，就是在殲滅六國中戰功赫赫的王翦、王賁、王離、馮劫、李信、蒙武、蒙恬等武將，皆系異域之人。他們群集於秦國都城咸陽，呈現出「大略駕群才」的壯觀局面。這期間雖然曾有一段荊軻刺秦王的插曲，秦王嬴政本人幾乎喪命，但一直未動搖他對外國異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無這些來自異域的文臣武將的協助策劃，秦王要迅速實現「六王畢，海內一」的目標是不可能的。李斯的〈諫逐客書》，預示了秦國將要改變歷史航向而一統天下的輝煌前景，具有深遠的意義。
李斯的直言進諫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國的地位，也為他在秦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秦王嬴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斯，並很快把他提升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國刑獄的長官，又是朝廷的所謂九卿之一，對國家的基本決策有重要的發言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