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地域的生活與軍事力量
在橫跨歐亞大陸的北緯四十五度至五十度之間，有一片向東西方綿延的草原地帶，居住在這裡的人即是遊牧民族。遊牧，指的是攜帶如牛、馬、綿羊、山羊、駱駝等牲畜移動的生活方式。不過，遊牧民並非四處漂泊、逐水草而居，他們實際上，是在夏季選擇水草豐美之地養肥牲畜，冬季則移至能遮避風雪的山谷，數戶人家聚集在一起過冬。每戶人家都有固定的夏營與冬營地點，並在這兩地之間帶領牲畜遷移。
遊牧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上是依賴家畜而得。但單靠遊牧並無法完全支應生活所需，他們也會與農耕民交易，取得穀物或日用品。農耕民族也能交易取得毛皮、肉品、乳製品和馬匹等。此外，遊牧民會騎馬護送綠洲都市的商隊，兩者以此方式，維持互利共生的關係。
早在西周時期（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八世紀），中國就已出現遊牧民的蹤跡。當時的西周人蔑稱這些遊牧民為羌、戎、胡，並稱自己所居之地為「中國」，即「中華」，這即是所謂「華夷思想」。然而，羌、戎、胡並非生活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民。他們居住在當時西周人所居住的城垣都市之間。這些民族也並非所謂能夠騎乘馬匹遊牧的「騎馬遊牧民族」。要能騎馬，必須擁有可控制馬匹的銜（連接韁繩、放在馬嘴裡的裝置）與韁繩等工具。
中國約在公元前四世紀末，自附近的遊牧民族引進騎術。當時中國正值戰國時代，北方趙國的君主武靈王（前三二五年至前二九八年在位），推行了「胡服騎射」改革。「胡服」是指一種窄袖並搭配褲裝、適合騎馬的合身服飾；「騎射」則是指在騎馬的狀態下施放弓箭。這項改革催生了具高機動性的騎兵部隊。在火器於十七世紀正式運用於戰爭之前，騎兵都是最強的軍隊。
公元前四世紀末的中國，陸續出現林胡、樓煩、匈奴等騎馬遊牧民族。為了對抗這些騎馬遊牧民，戰國各國開始進行軍事改革，將原本以馬拖曳車輛的戰車作戰形式，轉變為騎兵形式。這場改革的先鋒，正是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之後，秦朝也開始積極引進騎兵，且這正是秦朝能夠統一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說，騎馬遊牧民的出現，實際上促成了中國社會的軍事改革。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遣了蒙恬，把位於鄂爾多斯（今內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位於黃河河套南側，是戰國時期秦朝長城與黃河所圍之區域）的匈奴驅趕至黃河以北。並且，為防止匈奴再次南下侵擾鄂爾多斯，秦朝開始興築長城，將戰國時期燕國和趙國所建之長城連接起來，也就是後世所稱的「萬里長城」。長城也是一條邊界線，其內外被劃分為中華與夷狄、農耕與遊牧的世界。自此，萬里長城以內，成為象徵中國（中華）文化的空間。秦朝之後的漢朝統治中國的四百年間，將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人稱為漢人，居住在中國之外的匈奴稱為胡人。之後，「胡人」或「胡族」便泛指各種北方遊牧民族。
事實上，就像萬里長城內側原本就有遊牧民居住一樣，黃河流域本身就是一個遊牧民與農耕民混居的地域。因此，如果漢族沒有防守長城的能力，遊牧民便能越過長城南下。如此一來，黃河流域的華北很快便會為遊牧民所統治。在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曾多次統治華北，理由便是因為華北本身即遊牧地域的一部分。
近年來，這類遊牧與農耕交界的區域（即「農牧接壤地帶」或「農牧邊緣地帶」），一般認為是推動中國歷史的源頭，因而備受關注（參見妹尾達彥，《全球史》，中央大學出版部，二〇一八年）。例如，周朝與秦朝，皆起源於農牧接壤地帶的甘肅省；開啟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南匈奴獨立政權，也是在農牧接壤地帶的山西省；而本書的主角——拓跋部，也正是興起於農牧接壤地帶的山西省北部。
探尋拓跋部起源的新研究
韓昇、蒙海亮的論文〈隋代鮮卑遺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收錄於《學術月刊》二〇一七年第十期），檢驗了隋朝元威（北魏皇族後裔）的父系遺傳基因，發現該基因型，在俄羅斯聯邦東部的外貝加爾地區分布頻率極高，因此得出結論，認為拓跋部是從外貝加爾地區遷徙至呼倫湖的。這和過去認為嘎仙洞是拓跋部發祥地的學說相左。
過去只有文獻史學與考古學等學門，在研究拓跋部的發祥地。但現在，分析遺骨體質的體質人類學，以及分析遺骨基因型的分子人類學等學門，也開始投入這項研究。韓昇和蒙海亮的研究成果，即屬於後者這類新學門的研究成果。不過，從遺傳基因的分布情況，雖可得知與元威相同基因型的分布範圍，但仍無法釐清此一基因型的分布，究竟與拓跋部這個集團的形成之間有何關聯。我不認為他們居住在外貝加爾地區的時期，就已經被稱作「拓跋部」了。
拓跋部成為一個集團，是在三世紀中葉的神元帝時期。在此之前的歷史敘述，則是北魏建國後所虛構的。當檀石槐在蒙古高原上建立鮮卑國家時，拓跋部還沒出現。〈序紀〉中，讓「推寅」作為拓跋部的部族首領，並出現在故事當中，是為了使人聯想到檀石槐的鮮卑國家中的西部大人「推演」，且同時與中部大人慕容抗衡。
在拓跋部這個集團尚未形成之前，討論拓跋部的故鄉是毫無意義的。拓跋部在形成集團之前，居住在內蒙古南部呼和浩特的周邊地區。組成鮮卑的遊牧民，本來居住在遼東北方的西拉木倫河流域，到了二世紀中期的檀石槐時期，勢力擴張至蒙古高原後，許多部族開始自稱鮮卑。而拓跋部是在這之後的三世紀中葉才出現的。後起的拓跋部，仿效先出現的慕容部，自稱鮮卑。根據《晉書》中所記載的「鮮卑力微」，可以推測拓跋部在神元帝力微時期已開始自稱鮮卑。拓跋部當時所在的呼和浩特周邊地區，屬於檀石槐鮮卑國家的西部。因此，北魏才將西部大人之一的推演，讓人以為是拓跋部祖先的部族首領推寅。
此外，北魏為了聲稱自己是鮮卑，編造先祖曾居住在鮮卑山的說法。然而，根據《山海經》與王沈《魏書》的記載，鮮卑山位於彈汗山北方的大澤以北。因此，北魏建國時期虛構了從大鮮卑山經由大澤南下，至檀石槐西部（即匈奴故地）的南遷傳說。
拓跋部自稱鮮卑，但這並不表示，原先居住在西拉木倫河的鮮卑就是拓跋部，更不是說大興安嶺地區的遊牧民南下後，就變成了拓跋部。我的看法是，三世紀中葉，在呼和浩特一帶的遊牧民組成了拓跋部，並開始自稱為鮮卑。
在橫跨歐亞大陸的北緯四十五度至五十度之間，有一片向東西方綿延的草原地帶，居住在這裡的人即是遊牧民族。遊牧，指的是攜帶如牛、馬、綿羊、山羊、駱駝等牲畜移動的生活方式。不過，遊牧民並非四處漂泊、逐水草而居，他們實際上，是在夏季選擇水草豐美之地養肥牲畜，冬季則移至能遮避風雪的山谷，數戶人家聚集在一起過冬。每戶人家都有固定的夏營與冬營地點，並在這兩地之間帶領牲畜遷移。
遊牧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上是依賴家畜而得。但單靠遊牧並無法完全支應生活所需，他們也會與農耕民交易，取得穀物或日用品。農耕民族也能交易取得毛皮、肉品、乳製品和馬匹等。此外，遊牧民會騎馬護送綠洲都市的商隊，兩者以此方式，維持互利共生的關係。
早在西周時期（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八世紀），中國就已出現遊牧民的蹤跡。當時的西周人蔑稱這些遊牧民為羌、戎、胡，並稱自己所居之地為「中國」，即「中華」，這即是所謂「華夷思想」。然而，羌、戎、胡並非生活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民。他們居住在當時西周人所居住的城垣都市之間。這些民族也並非所謂能夠騎乘馬匹遊牧的「騎馬遊牧民族」。要能騎馬，必須擁有可控制馬匹的銜（連接韁繩、放在馬嘴裡的裝置）與韁繩等工具。
中國約在公元前四世紀末，自附近的遊牧民族引進騎術。當時中國正值戰國時代，北方趙國的君主武靈王（前三二五年至前二九八年在位），推行了「胡服騎射」改革。「胡服」是指一種窄袖並搭配褲裝、適合騎馬的合身服飾；「騎射」則是指在騎馬的狀態下施放弓箭。這項改革催生了具高機動性的騎兵部隊。在火器於十七世紀正式運用於戰爭之前，騎兵都是最強的軍隊。
公元前四世紀末的中國，陸續出現林胡、樓煩、匈奴等騎馬遊牧民族。為了對抗這些騎馬遊牧民，戰國各國開始進行軍事改革，將原本以馬拖曳車輛的戰車作戰形式，轉變為騎兵形式。這場改革的先鋒，正是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之後，秦朝也開始積極引進騎兵，且這正是秦朝能夠統一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說，騎馬遊牧民的出現，實際上促成了中國社會的軍事改革。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遣了蒙恬，把位於鄂爾多斯（今內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位於黃河河套南側，是戰國時期秦朝長城與黃河所圍之區域）的匈奴驅趕至黃河以北。並且，為防止匈奴再次南下侵擾鄂爾多斯，秦朝開始興築長城，將戰國時期燕國和趙國所建之長城連接起來，也就是後世所稱的「萬里長城」。長城也是一條邊界線，其內外被劃分為中華與夷狄、農耕與遊牧的世界。自此，萬里長城以內，成為象徵中國（中華）文化的空間。秦朝之後的漢朝統治中國的四百年間，將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人稱為漢人，居住在中國之外的匈奴稱為胡人。之後，「胡人」或「胡族」便泛指各種北方遊牧民族。
事實上，就像萬里長城內側原本就有遊牧民居住一樣，黃河流域本身就是一個遊牧民與農耕民混居的地域。因此，如果漢族沒有防守長城的能力，遊牧民便能越過長城南下。如此一來，黃河流域的華北很快便會為遊牧民所統治。在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曾多次統治華北，理由便是因為華北本身即遊牧地域的一部分。
近年來，這類遊牧與農耕交界的區域（即「農牧接壤地帶」或「農牧邊緣地帶」），一般認為是推動中國歷史的源頭，因而備受關注（參見妹尾達彥，《全球史》，中央大學出版部，二〇一八年）。例如，周朝與秦朝，皆起源於農牧接壤地帶的甘肅省；開啟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南匈奴獨立政權，也是在農牧接壤地帶的山西省；而本書的主角——拓跋部，也正是興起於農牧接壤地帶的山西省北部。
探尋拓跋部起源的新研究
韓昇、蒙海亮的論文〈隋代鮮卑遺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收錄於《學術月刊》二〇一七年第十期），檢驗了隋朝元威（北魏皇族後裔）的父系遺傳基因，發現該基因型，在俄羅斯聯邦東部的外貝加爾地區分布頻率極高，因此得出結論，認為拓跋部是從外貝加爾地區遷徙至呼倫湖的。這和過去認為嘎仙洞是拓跋部發祥地的學說相左。
過去只有文獻史學與考古學等學門，在研究拓跋部的發祥地。但現在，分析遺骨體質的體質人類學，以及分析遺骨基因型的分子人類學等學門，也開始投入這項研究。韓昇和蒙海亮的研究成果，即屬於後者這類新學門的研究成果。不過，從遺傳基因的分布情況，雖可得知與元威相同基因型的分布範圍，但仍無法釐清此一基因型的分布，究竟與拓跋部這個集團的形成之間有何關聯。我不認為他們居住在外貝加爾地區的時期，就已經被稱作「拓跋部」了。
拓跋部成為一個集團，是在三世紀中葉的神元帝時期。在此之前的歷史敘述，則是北魏建國後所虛構的。當檀石槐在蒙古高原上建立鮮卑國家時，拓跋部還沒出現。〈序紀〉中，讓「推寅」作為拓跋部的部族首領，並出現在故事當中，是為了使人聯想到檀石槐的鮮卑國家中的西部大人「推演」，且同時與中部大人慕容抗衡。
在拓跋部這個集團尚未形成之前，討論拓跋部的故鄉是毫無意義的。拓跋部在形成集團之前，居住在內蒙古南部呼和浩特的周邊地區。組成鮮卑的遊牧民，本來居住在遼東北方的西拉木倫河流域，到了二世紀中期的檀石槐時期，勢力擴張至蒙古高原後，許多部族開始自稱鮮卑。而拓跋部是在這之後的三世紀中葉才出現的。後起的拓跋部，仿效先出現的慕容部，自稱鮮卑。根據《晉書》中所記載的「鮮卑力微」，可以推測拓跋部在神元帝力微時期已開始自稱鮮卑。拓跋部當時所在的呼和浩特周邊地區，屬於檀石槐鮮卑國家的西部。因此，北魏才將西部大人之一的推演，讓人以為是拓跋部祖先的部族首領推寅。
此外，北魏為了聲稱自己是鮮卑，編造先祖曾居住在鮮卑山的說法。然而，根據《山海經》與王沈《魏書》的記載，鮮卑山位於彈汗山北方的大澤以北。因此，北魏建國時期虛構了從大鮮卑山經由大澤南下，至檀石槐西部（即匈奴故地）的南遷傳說。
拓跋部自稱鮮卑，但這並不表示，原先居住在西拉木倫河的鮮卑就是拓跋部，更不是說大興安嶺地區的遊牧民南下後，就變成了拓跋部。我的看法是，三世紀中葉，在呼和浩特一帶的遊牧民組成了拓跋部，並開始自稱為鮮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