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西元598～649年）
如果要在中國所有的帝王中進行一次全能評選，穩居榜首的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之前固然無人可比，之後也只有清聖祖康熙大帝堪與比肩，但在納諫不厭、從善如流這一點上，康熙顯然略有不足，其他帝王則難望其項背。
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幾乎凝聚了古代作為人君的所有美德，看不到有什麼缺陷，真令人不得不懷疑他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一代人君的真實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出現一兩個好皇帝的機率比今人買樂透中大獎的機率還要低，苦難深重的老百姓終於在貞觀年間中了一次頭彩，迎來一位聖主仁君。
唐太宗之所以能在歷代帝王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既有其天生美德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善於借鑑前人的失敗教訓，自我克制，嚴格要求自己，一點一滴地矯正自己微小的過失，終於使自己成為中國古代帝王的典範。下面我們從幾個重要方面談談他的「聖德」與功業。
虛心納諫
鼓勵群臣進諫，自己也樂於納諫、勇於改過，做到了真正的從善如流，這既是唐太宗身上最大的優點，也是他一生美德的根基。如果沒有這一點，他充其量也不過和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等人一樣，只是一名成功的開國君主而已。
一代名臣魏徵死後，唐太宗悼念他時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盛衰得失）；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這是一句被後世廣為傳誦的名言，但其中也有不準確的地方。唐太宗其實不是以魏徵為鏡子來查看自己的得失，他借鑑的鏡子其實是隋煬帝楊廣。魏徵不過是一位眼力奇準，又勇於校正太宗過失的好監督而已。
隋煬帝和李家的關係並不疏遠，煬帝的母親獨孤皇后和李淵的母親獨孤氏是親姐妹，也就是說煬帝和李淵乃是姨表兄弟，可謂是至親。所以李世民對煬帝的了解遠比一般人深刻得多，也全面得多。他又親身經歷了隋末喪亂，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想到，強大的大隋帝國居然會在瞬間崩潰，而自己得天下又會如此容易，這種極度的反差迫使他苦苦思索其中的緣由，最後他得出結論：隋之所以亡，在於隋煬帝聽不進一句逆耳忠言，剛愎自用，逞欲恣肆，身邊又聚集了宇文化及之流的佞媚之臣，才導致亡國亡身；所以太宗即位後便要求群臣為自己挑毛病。
然而文臣武將都是一同追隨李世民打江山的人，在他們心中，唐太宗早已不是人，而是神，絕無毛病可言，再加上太宗睿智英武，上朝時群臣都不敢仰視，遑論進諫了，如房玄齡、長孫無忌這些元勳近臣，一生都未進過一句諫言——不是不理解「聖主」苦心，而是真的無言可諫，下大決心徵諫，納諫的太宗皇帝竟陷入無諫可納的尷尬境地，好在還有一位魏徵，成就了太宗的美德。
古人講究「從一而終」，並不只是針對女人，對士大夫階層同樣適用，而魏徵顯然並不是身具這種「美德」的人。
隋末喪亂，魏徵做過道士，也因此被神話成諸葛亮似的軍師。其實魏徵在謀略上並不見長，他先是在元寶藏那裡做過幕僚，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後隨元寶藏投奔李密，曾勸諫過李密一次，李密不聽，識時務的魏徵既不強諫，之後也不再諫了。李密敗後投奔長安，魏徵又轉投到李建成太子府中，任太子洗馬。在建成和太宗的爭鬥中，魏徵先是力諫建成早日除掉秦王，可惜建成也沒有接納。建成一死，太宗馬上把魏徵找來，責備他挑撥自己兄弟間的關係，魏徵回答道：「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話，絕不會有今天的禍事。」太宗早聞其名，重視他的才學，不僅赦免其罪，還任命他為詹事主簿，後又與王珪、韋挺一起被任命為諫議大夫。
唐太宗可謂知人善任，魏徵對自己所受到的「國士」之遇，更是感恩圖報。君臣際遇，如磁石相吸，碰撞出中國歷史上治理國家政務的佳話。無論是《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還是《貞觀政要》上，幾乎隨處可見君臣二人進諫、納諫的精采範例。
武德九年（西元626年）十二月，太宗派遣使者到各地徵兵。封德彝上奏說：「中男（唐制：十六為中男，十八為成年）雖沒到十八，身材高大壯健的，也可以一起徵召。」唐太宗同意了。
詔書發出後，魏徵卻固執地認為不可以，不肯在詔書上簽署自己的名字，而按制度，詔書上必須有他的簽名。詔書往返多次，魏徵死活不肯署名。
太宗非常生氣，責備魏徵說：「那些身材高大的中男都是奸民，他們隱瞞實際年齡，徵召為兵沒壞處，你為何如此固執？」魏徵反駁道：「帶兵在於指揮得當，不在人數多寡，陛下徵召成年人中的壯健者，已是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徵不到年齡的人增加虛數？況且陛下常說：『我要以誠信治理天下，也要讓我的臣民都不詐欺。』可是您即位時間不長，已經多次失信於民了。」隨後說出幾件來。
太宗恍然大悟，心悅誠服，向魏徵承認自己的錯誤，下令不徵召中男當兵，並賜給魏徵一個金罈子，買下了自己即位後的第一次諫言。
皇上重金買諫，大臣進諫受賞，這大大刺激了群臣，中書省的張蘊古便嘗試著向太宗上了一道奏章，名為「大寶箴」，顧名思義自是箴言一類的，要旨是勸皇上節儉愛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宗「賜以絹帛」。
貞觀元年（西元627年）九月，湖南的兩個部落酋長馮盎、談殿相互攻擊，很長時間沒有入朝，各州官員都上奏稱馮盎造反，唐太宗準備發大兵平叛，魏徵卻勸諫說馮盎反狀不明，不宜大動干戈，又為太宗具體分析；雖然上告馮盎造反的人很多，時間也長達數年。但他既未攻掠州縣，也沒有占據險要的地方，軍隊更是從未出過他自己的地盤，這已顯明了不是造反。只是各州都告他造反，朝廷又不派使者去安慰勸告，他害怕被治罪，所以不敢入朝。如果派遣大臣向他表示朝廷的至誠，他樂於免災去禍，不用發兵就可以讓他臣服。
太宗聽從勸諫，派大臣前去申明朝廷的意旨，馮盎果然派兒子隨使者入朝了。太宗大喜道：「魏徵讓我派一名使者，卻勝過十萬精兵，不可不賞。」於是賞賜給魏徵五百匹絹。
貞觀初年可以說是太宗「求諫若渴，重金買諫」的時期。這方面的例子多不勝舉。對於進諫者或酬以金帛，或授以美官，總之是鼓勵群臣大膽進諫，開創了貞觀年間良好的風氣。太宗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在於他從隋煬帝這位表叔身上學到了慘痛的經驗。
在一次正式朝會上，為了鼓勵大臣們人人進諫，他說：「人要想看到自己的形狀，就要借鑑明亮的鏡子。人君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需要忠臣的指出，如果人君剛愎拒諫，他的大臣們只知阿諛奉承，人君失掉了國家，大臣們又豈能獨自保全？虞世基諂媚地奉事煬帝來求得富貴，煬帝被殺，世基也被殺掉了，你們一定要以此為戒。」
有如此超人的見識，虛心納諫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太宗心裡清楚：論聰明才智，文才武學，隋煬帝都不比自己差，而煬帝繼承的大隋比自己締造的大唐要強大富庶十幾倍。如果自己不以煬帝為鏡，時刻檢查自己的過失，一旦形成群臣只知阿諛順旨的局面，自己失去江山的速度怕是比煬帝還要快。說到底還是煬帝的悲慘下場成了太宗腦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促使他時時反省，更促使他去求諫納諫。他並沒有徒勞地在故紙堆裡搜索堯舜禹湯的治國法要，只從最近的反面事例中找尋經驗教訓。他要處處與煬帝所為相反，他也做到了，所以兩個表親皇帝占到了帝王中的兩極——一個是聖主仁君，一個是荒淫暴君。
然而「莫不有始，鮮克有終」，做一件大事最難的就是「慎始如終」。太宗納諫的過程也並非終始如一，相反也逐漸有走下坡路的跡象。
如果要在中國所有的帝王中進行一次全能評選，穩居榜首的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之前固然無人可比，之後也只有清聖祖康熙大帝堪與比肩，但在納諫不厭、從善如流這一點上，康熙顯然略有不足，其他帝王則難望其項背。
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幾乎凝聚了古代作為人君的所有美德，看不到有什麼缺陷，真令人不得不懷疑他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一代人君的真實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出現一兩個好皇帝的機率比今人買樂透中大獎的機率還要低，苦難深重的老百姓終於在貞觀年間中了一次頭彩，迎來一位聖主仁君。
唐太宗之所以能在歷代帝王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既有其天生美德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善於借鑑前人的失敗教訓，自我克制，嚴格要求自己，一點一滴地矯正自己微小的過失，終於使自己成為中國古代帝王的典範。下面我們從幾個重要方面談談他的「聖德」與功業。
虛心納諫
鼓勵群臣進諫，自己也樂於納諫、勇於改過，做到了真正的從善如流，這既是唐太宗身上最大的優點，也是他一生美德的根基。如果沒有這一點，他充其量也不過和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等人一樣，只是一名成功的開國君主而已。
一代名臣魏徵死後，唐太宗悼念他時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盛衰得失）；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這是一句被後世廣為傳誦的名言，但其中也有不準確的地方。唐太宗其實不是以魏徵為鏡子來查看自己的得失，他借鑑的鏡子其實是隋煬帝楊廣。魏徵不過是一位眼力奇準，又勇於校正太宗過失的好監督而已。
隋煬帝和李家的關係並不疏遠，煬帝的母親獨孤皇后和李淵的母親獨孤氏是親姐妹，也就是說煬帝和李淵乃是姨表兄弟，可謂是至親。所以李世民對煬帝的了解遠比一般人深刻得多，也全面得多。他又親身經歷了隋末喪亂，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想到，強大的大隋帝國居然會在瞬間崩潰，而自己得天下又會如此容易，這種極度的反差迫使他苦苦思索其中的緣由，最後他得出結論：隋之所以亡，在於隋煬帝聽不進一句逆耳忠言，剛愎自用，逞欲恣肆，身邊又聚集了宇文化及之流的佞媚之臣，才導致亡國亡身；所以太宗即位後便要求群臣為自己挑毛病。
然而文臣武將都是一同追隨李世民打江山的人，在他們心中，唐太宗早已不是人，而是神，絕無毛病可言，再加上太宗睿智英武，上朝時群臣都不敢仰視，遑論進諫了，如房玄齡、長孫無忌這些元勳近臣，一生都未進過一句諫言——不是不理解「聖主」苦心，而是真的無言可諫，下大決心徵諫，納諫的太宗皇帝竟陷入無諫可納的尷尬境地，好在還有一位魏徵，成就了太宗的美德。
古人講究「從一而終」，並不只是針對女人，對士大夫階層同樣適用，而魏徵顯然並不是身具這種「美德」的人。
隋末喪亂，魏徵做過道士，也因此被神話成諸葛亮似的軍師。其實魏徵在謀略上並不見長，他先是在元寶藏那裡做過幕僚，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後隨元寶藏投奔李密，曾勸諫過李密一次，李密不聽，識時務的魏徵既不強諫，之後也不再諫了。李密敗後投奔長安，魏徵又轉投到李建成太子府中，任太子洗馬。在建成和太宗的爭鬥中，魏徵先是力諫建成早日除掉秦王，可惜建成也沒有接納。建成一死，太宗馬上把魏徵找來，責備他挑撥自己兄弟間的關係，魏徵回答道：「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話，絕不會有今天的禍事。」太宗早聞其名，重視他的才學，不僅赦免其罪，還任命他為詹事主簿，後又與王珪、韋挺一起被任命為諫議大夫。
唐太宗可謂知人善任，魏徵對自己所受到的「國士」之遇，更是感恩圖報。君臣際遇，如磁石相吸，碰撞出中國歷史上治理國家政務的佳話。無論是《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還是《貞觀政要》上，幾乎隨處可見君臣二人進諫、納諫的精采範例。
武德九年（西元626年）十二月，太宗派遣使者到各地徵兵。封德彝上奏說：「中男（唐制：十六為中男，十八為成年）雖沒到十八，身材高大壯健的，也可以一起徵召。」唐太宗同意了。
詔書發出後，魏徵卻固執地認為不可以，不肯在詔書上簽署自己的名字，而按制度，詔書上必須有他的簽名。詔書往返多次，魏徵死活不肯署名。
太宗非常生氣，責備魏徵說：「那些身材高大的中男都是奸民，他們隱瞞實際年齡，徵召為兵沒壞處，你為何如此固執？」魏徵反駁道：「帶兵在於指揮得當，不在人數多寡，陛下徵召成年人中的壯健者，已是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徵不到年齡的人增加虛數？況且陛下常說：『我要以誠信治理天下，也要讓我的臣民都不詐欺。』可是您即位時間不長，已經多次失信於民了。」隨後說出幾件來。
太宗恍然大悟，心悅誠服，向魏徵承認自己的錯誤，下令不徵召中男當兵，並賜給魏徵一個金罈子，買下了自己即位後的第一次諫言。
皇上重金買諫，大臣進諫受賞，這大大刺激了群臣，中書省的張蘊古便嘗試著向太宗上了一道奏章，名為「大寶箴」，顧名思義自是箴言一類的，要旨是勸皇上節儉愛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宗「賜以絹帛」。
貞觀元年（西元627年）九月，湖南的兩個部落酋長馮盎、談殿相互攻擊，很長時間沒有入朝，各州官員都上奏稱馮盎造反，唐太宗準備發大兵平叛，魏徵卻勸諫說馮盎反狀不明，不宜大動干戈，又為太宗具體分析；雖然上告馮盎造反的人很多，時間也長達數年。但他既未攻掠州縣，也沒有占據險要的地方，軍隊更是從未出過他自己的地盤，這已顯明了不是造反。只是各州都告他造反，朝廷又不派使者去安慰勸告，他害怕被治罪，所以不敢入朝。如果派遣大臣向他表示朝廷的至誠，他樂於免災去禍，不用發兵就可以讓他臣服。
太宗聽從勸諫，派大臣前去申明朝廷的意旨，馮盎果然派兒子隨使者入朝了。太宗大喜道：「魏徵讓我派一名使者，卻勝過十萬精兵，不可不賞。」於是賞賜給魏徵五百匹絹。
貞觀初年可以說是太宗「求諫若渴，重金買諫」的時期。這方面的例子多不勝舉。對於進諫者或酬以金帛，或授以美官，總之是鼓勵群臣大膽進諫，開創了貞觀年間良好的風氣。太宗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在於他從隋煬帝這位表叔身上學到了慘痛的經驗。
在一次正式朝會上，為了鼓勵大臣們人人進諫，他說：「人要想看到自己的形狀，就要借鑑明亮的鏡子。人君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需要忠臣的指出，如果人君剛愎拒諫，他的大臣們只知阿諛奉承，人君失掉了國家，大臣們又豈能獨自保全？虞世基諂媚地奉事煬帝來求得富貴，煬帝被殺，世基也被殺掉了，你們一定要以此為戒。」
有如此超人的見識，虛心納諫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太宗心裡清楚：論聰明才智，文才武學，隋煬帝都不比自己差，而煬帝繼承的大隋比自己締造的大唐要強大富庶十幾倍。如果自己不以煬帝為鏡，時刻檢查自己的過失，一旦形成群臣只知阿諛順旨的局面，自己失去江山的速度怕是比煬帝還要快。說到底還是煬帝的悲慘下場成了太宗腦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促使他時時反省，更促使他去求諫納諫。他並沒有徒勞地在故紙堆裡搜索堯舜禹湯的治國法要，只從最近的反面事例中找尋經驗教訓。他要處處與煬帝所為相反，他也做到了，所以兩個表親皇帝占到了帝王中的兩極——一個是聖主仁君，一個是荒淫暴君。
然而「莫不有始，鮮克有終」，做一件大事最難的就是「慎始如終」。太宗納諫的過程也並非終始如一，相反也逐漸有走下坡路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