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代朝臣論政的背景
宋代政治的特點是士人政治，對五代武人專政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反動。五代是中國史上的動亂時期，五十三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僭竊相仍，戰鬥不息，士大夫尤其寡廉而鮮恥。宋太祖趙匡胤承五代廉恥道喪之後，為了矯正這種風氣，以強國本，厚國基，在即位以後，就積極地推行強幹弱枝的國策—藉杯酒解除諸將的兵權，以文人知州事，漸次的削奪武臣的行政權、司法權和財政權。更為了與士大夫共天下，又有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誓碑和宰相當用讀書人的規定，作為後世帝王遵行的原則。此後積極提倡教育3，勸勉君臣大義，表彰忠臣義士，均著實效。太宗繼之，對士人尤其尊崇，並詔修《太平御覽》，創秘閣收藏圖書，更積極地以文治取代以往的軍人統治。經過太祖、太宗努力培壅，五代的頹風，都在潛移默化中無形的消失了。士大夫的地位大為提高，士人不僅成了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是政治上的基幹；士大夫的榮譽既高，責任感隨之加重，抱著「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胸懷，積極地參與國政，無怪乎顧炎武贊揚這種士人政治，乃是宋朝能維持三百多年國脈的要素之一。
北宋初期，朝廷上議論時政的風氣並不太盛，但從真宗以後，由於外有遼、夏之侵迫，內有四川之軍亂，加以朝廷優禮士人，寬容言官，時時向內外臣僚徵詢致治之道，作為施政的指標。其時經過考試制度的發展和儒學新見解的成長，自覺精神與革新運動，都在醞釀之中，因此自宰相、台諫、文武百官、太學生，以及布衣之士，不論是抱有「天下為己任」宏大抱負的士大夫也好，或者務為高名，好持苛論之士也好，在政府寬容和鼓勵下，對國事—從軍國大事到帝王私德—都表達了他們的意見，提出了他們的政治主張，於是蓬勃的議政風氣遂告展開。我們從現存宋人文集所保留下來的奏劄、檄文、講義、策論和經筵進講故事，乃至各人傳記中的記載，都可以看到宋人關切國事，拳拳以國計民瘼為念的襟懷。由於政治見解的不同，所本立場的互異，難免有所爭執，思想言論容或偏激，而忠君愛國則初無二致。這些都是士人關心國是最具體的表現，也是士人政治的成就。
宋朝制度本身就具有導發朝臣議政的功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諫合一制度的形成。宋承唐制，以御史台掌糾察，肅正紀綱，大事則廷爭，小事則彈奏。真宗時，更置諫院，把唐代原隸屬宰相，糾繩天子的諫官，脫離宰相，直屬天子，使諫官糾繩的對象，除了天子之外，還包括宰相及朝臣，與御史台同以列論朝政得失為職責。到神宗元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年），台諫合一制度正式形成，論政的範圍與糾察的對象比唐朝大而且多。加以宋朝為防止大臣專擅，畀台諫以聞風言事之權，得隨時彈劾執政，即有不實，亦不加罪譴。於是台諫放言無忌，批評時政，從仁宗廢后之爭起，台諫即發揮了強大的批評力量。此等朝論，對宰相施政牽制尤大，北宋一百六十八年間，就有二十三位宰相因台諫的論劾而罷免，難怪蘇軾說：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除以諫諍為職責的台諫外，負責實際政務推行的宰相也有諫諍權。宰執既職在佐天子，理庶政，若天子德行或做法有所偏失，理應進言規正。同時兩府及其所屬官司，若認為皇帝手降的御旨，有不當處，也可以執以奏聞，以收拾遺補闕之功。
實際上，整個宋朝政務施行的過程中，也是最利於議論的產生。照理論，皇帝既集權於一身，而且「其言即法也」，應有權直接指揮一切，但一個人智慧和能力都極有限，必須有宰執大臣輔佐以共策國是。所有政事先由宰執議定，然後進呈取旨，經皇帝決定劃可，才頒下施行。宋代採多相制，政事的籌畫，必須所有宰執先在都堂集議，取得一致的意見，才可進呈取旨，「若一人議論不同，則無由進擬于上。」因此，任何宰執對事情都有表示意見的權利。推行政事時，為了互相牽制，還規定「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台諫得以論列。」而且，每逢軍國大事，還得召百官集議以定大計，如端平入洛前，宋廷就曾下令「侍從、兩省、給舍、台諫、卿監、郎官、經筵官赴尚書省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在外執政、從官、沿邊帥守，並實封奏聞。」在平時，也允許一般朝臣隨時條具利害，以盡人情而通下情。議論政事既成了仕宦者的職責，甚至還是進身的機會，議政當然便成了時代的風尚。
太學生也是宋代議論國政的主要力量。太學士論政的風氣起於東漢，盛行於兩宋。仁宗慶曆間，何群建議變更科舉制，是宋代太學生上書論國是的開始，接著太學生基於愛國熱忱，或以詩文諷政，或伏闕上書，對時政頗有重大影響，但這都還是私自的活動，到政宣以後，外敵侵陵，國是日非，太學生為溝通家鄉消息，組織以路為單位的茶會，漸漸地掀起太學生集體清議國政甚至干政的風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欽宗、高宗時代，陳東率太學生伏闕上書的行動。南渡以後，太學生的氣焰更盛，清議所歸，幾如風行草偃。周密即說：
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于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尊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艷，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
因此，對國家大事舉凡和戰的決策，朝臣的進退，都積極的表示了他們的意見。
宋朝由於強幹弱枝和重文輕武政策的實行，加上強鄰覬覦，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北宋時，先後受到遼、夏、金的欺凌，導致徽欽蒙塵，王室南渡的慘局。南渡以後，和戰與國運息息相關。到金衰蒙興之際，宋更面臨和戰的難題，朝臣本著關心國事的傳統，對和戰以及由和戰所衍生的邊防和流民問題，遂展開了激烈的爭議。昔人評宋儒者議論多於事功，不同意見往往被雙方所堅執，使上之為君者亦莫知所從。晚宋群臣的議論，對政府決策固有影響，然每一決策均未能堅持到底。結果是：和則苟且偷安，戰則毫無勝算，宋代的國運就這樣結束了。
宋代政治的特點是士人政治，對五代武人專政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反動。五代是中國史上的動亂時期，五十三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僭竊相仍，戰鬥不息，士大夫尤其寡廉而鮮恥。宋太祖趙匡胤承五代廉恥道喪之後，為了矯正這種風氣，以強國本，厚國基，在即位以後，就積極地推行強幹弱枝的國策—藉杯酒解除諸將的兵權，以文人知州事，漸次的削奪武臣的行政權、司法權和財政權。更為了與士大夫共天下，又有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誓碑和宰相當用讀書人的規定，作為後世帝王遵行的原則。此後積極提倡教育3，勸勉君臣大義，表彰忠臣義士，均著實效。太宗繼之，對士人尤其尊崇，並詔修《太平御覽》，創秘閣收藏圖書，更積極地以文治取代以往的軍人統治。經過太祖、太宗努力培壅，五代的頹風，都在潛移默化中無形的消失了。士大夫的地位大為提高，士人不僅成了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是政治上的基幹；士大夫的榮譽既高，責任感隨之加重，抱著「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胸懷，積極地參與國政，無怪乎顧炎武贊揚這種士人政治，乃是宋朝能維持三百多年國脈的要素之一。
北宋初期，朝廷上議論時政的風氣並不太盛，但從真宗以後，由於外有遼、夏之侵迫，內有四川之軍亂，加以朝廷優禮士人，寬容言官，時時向內外臣僚徵詢致治之道，作為施政的指標。其時經過考試制度的發展和儒學新見解的成長，自覺精神與革新運動，都在醞釀之中，因此自宰相、台諫、文武百官、太學生，以及布衣之士，不論是抱有「天下為己任」宏大抱負的士大夫也好，或者務為高名，好持苛論之士也好，在政府寬容和鼓勵下，對國事—從軍國大事到帝王私德—都表達了他們的意見，提出了他們的政治主張，於是蓬勃的議政風氣遂告展開。我們從現存宋人文集所保留下來的奏劄、檄文、講義、策論和經筵進講故事，乃至各人傳記中的記載，都可以看到宋人關切國事，拳拳以國計民瘼為念的襟懷。由於政治見解的不同，所本立場的互異，難免有所爭執，思想言論容或偏激，而忠君愛國則初無二致。這些都是士人關心國是最具體的表現，也是士人政治的成就。
宋朝制度本身就具有導發朝臣議政的功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諫合一制度的形成。宋承唐制，以御史台掌糾察，肅正紀綱，大事則廷爭，小事則彈奏。真宗時，更置諫院，把唐代原隸屬宰相，糾繩天子的諫官，脫離宰相，直屬天子，使諫官糾繩的對象，除了天子之外，還包括宰相及朝臣，與御史台同以列論朝政得失為職責。到神宗元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年），台諫合一制度正式形成，論政的範圍與糾察的對象比唐朝大而且多。加以宋朝為防止大臣專擅，畀台諫以聞風言事之權，得隨時彈劾執政，即有不實，亦不加罪譴。於是台諫放言無忌，批評時政，從仁宗廢后之爭起，台諫即發揮了強大的批評力量。此等朝論，對宰相施政牽制尤大，北宋一百六十八年間，就有二十三位宰相因台諫的論劾而罷免，難怪蘇軾說：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除以諫諍為職責的台諫外，負責實際政務推行的宰相也有諫諍權。宰執既職在佐天子，理庶政，若天子德行或做法有所偏失，理應進言規正。同時兩府及其所屬官司，若認為皇帝手降的御旨，有不當處，也可以執以奏聞，以收拾遺補闕之功。
實際上，整個宋朝政務施行的過程中，也是最利於議論的產生。照理論，皇帝既集權於一身，而且「其言即法也」，應有權直接指揮一切，但一個人智慧和能力都極有限，必須有宰執大臣輔佐以共策國是。所有政事先由宰執議定，然後進呈取旨，經皇帝決定劃可，才頒下施行。宋代採多相制，政事的籌畫，必須所有宰執先在都堂集議，取得一致的意見，才可進呈取旨，「若一人議論不同，則無由進擬于上。」因此，任何宰執對事情都有表示意見的權利。推行政事時，為了互相牽制，還規定「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台諫得以論列。」而且，每逢軍國大事，還得召百官集議以定大計，如端平入洛前，宋廷就曾下令「侍從、兩省、給舍、台諫、卿監、郎官、經筵官赴尚書省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在外執政、從官、沿邊帥守，並實封奏聞。」在平時，也允許一般朝臣隨時條具利害，以盡人情而通下情。議論政事既成了仕宦者的職責，甚至還是進身的機會，議政當然便成了時代的風尚。
太學生也是宋代議論國政的主要力量。太學士論政的風氣起於東漢，盛行於兩宋。仁宗慶曆間，何群建議變更科舉制，是宋代太學生上書論國是的開始，接著太學生基於愛國熱忱，或以詩文諷政，或伏闕上書，對時政頗有重大影響，但這都還是私自的活動，到政宣以後，外敵侵陵，國是日非，太學生為溝通家鄉消息，組織以路為單位的茶會，漸漸地掀起太學生集體清議國政甚至干政的風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欽宗、高宗時代，陳東率太學生伏闕上書的行動。南渡以後，太學生的氣焰更盛，清議所歸，幾如風行草偃。周密即說：
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于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尊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艷，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
因此，對國家大事舉凡和戰的決策，朝臣的進退，都積極的表示了他們的意見。
宋朝由於強幹弱枝和重文輕武政策的實行，加上強鄰覬覦，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北宋時，先後受到遼、夏、金的欺凌，導致徽欽蒙塵，王室南渡的慘局。南渡以後，和戰與國運息息相關。到金衰蒙興之際，宋更面臨和戰的難題，朝臣本著關心國事的傳統，對和戰以及由和戰所衍生的邊防和流民問題，遂展開了激烈的爭議。昔人評宋儒者議論多於事功，不同意見往往被雙方所堅執，使上之為君者亦莫知所從。晚宋群臣的議論，對政府決策固有影響，然每一決策均未能堅持到底。結果是：和則苟且偷安，戰則毫無勝算，宋代的國運就這樣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