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一、蒙古及其時代
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
一支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為共主的蒙古勢力，在極短時間內就席捲歐亞大陸並急速擴張，建立起橫跨東亞至東歐的帝國體系。到了十三世紀末，蒙古帝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領土版圖，並於約一個半世紀間，一直處在世界與時代的中心，成為世界秩序的核心力量，深刻影響了歐亞文明的互動與發展，為歐亞歷史走向奠定轉變方向之後，就與長期下來的天變地異同時頹傾，急速退出世界史的舞臺。
此間，歐亞大陸無論東西以及南北，在蒙古支配下產生前所未有的聯繫，各地區無可避免地受到來自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因此，從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後半，被稱為「蒙古時代」，成為歐亞歷史深度整合的關鍵階段。
這種大規模的跨域整合，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雖然十九世紀後半的「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在西歐列強主導下建構起全球體系，但早在六百年前，「歐亞」已在蒙古帝國的推動下，作為一個彼此連結的「世界」而浮現於歷史舞臺。如西歐人或西洋史學家所謂的由哥倫布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即便將之視為西方擴展至世界的開端，蒙古的征服與之相較也還要早了兩個世紀。
在「蒙古時代」之前，中國、印度、中東、地中海區域等幾個「文明圈」雖然彼此多少有些聯繫，但仍大多停留在區域性的接觸，但隨著蒙古帝國的出現，這些文明圈已不能再對其他「世界」或「文明」維持過去那種全然無知的隔絕狀態了。在此，「世界史」終於第一次具有了名實相符的整體面貌。
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所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戮、壓制、搾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關於蒙古，一般都是惡評。尤其將蒙古視作「文明破壞者」的想法，自古就反覆不斷。例如，當人們討論伊朗乃至伊斯蘭等中東地區的落後時，往往都將原因歸咎於「蒙古的破壞」。此外，有關俄羅斯也是一樣，從帝俄時代到蘇聯時代，甚至最近，都喜歡用「韃靼的桎梏」這個用語來形容蒙古的支配對俄羅斯而言是多麼的殘酷與苦澀。
特別是在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韃靼的桎梏」此一形容，就收錄在小學教科書中。這種觀念跨越世代，作為一個不能被遺忘的「民族」記憶來理解，持續宣傳。
俄羅斯人對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種獨特情緒，現在看起來也很根深柢固。這種憎惡與蔑視交織的情緒，當然也會勾起對方獨特的情緒，然後沉澱、堆積在心底深處，成為影響牽動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中，不能忽視的一個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且處理得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尤其在日本，從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甚至大學入學試的參考書中都充滿了這些觀點。
其相關內容如下——在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愚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對於這些曾被稱為「士大夫」或「讀書人」而言，參加高等文官選拔考試即「科舉」及格，成為管治階層才是人生目標，也是希望。但在蒙古統治下由於長期未舉辦「科舉」，他們通往高級官僚之路都被阻擋了。「科舉」到了元代中期終於再度開辦，但也不過是極微小的規模。
並且，一般認為在蒙古治下的中國，以人種或地區來定義的四種階級身分制度很嚴苛。最高等者當然是身為支配者的蒙古。第二等是被稱作「色目人」的異邦人，包含了以畏兀兒為主，以及被稱為党項（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亞來的康里（Kangly）和阿爾根人（Arghın）、歐亞西北草原的欽察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速人（Asud，即現奧賽提亞地區Ossetia的奧塞梯人Ossetians），還有中亞、西亞的穆斯林，遠至歐洲人。第三等是總稱為「漢人」者，指過去相當於金朝領域的中國北方居民，在所謂漢族之外，尚包括遼朝契丹帝國後裔的契丹族，以及金朝支配階級的女真族。接著第四等，就是過去南宋的中國南方人，稱作「南人」。
至於人數，愈到下層就愈多。作為少數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利用人種或語言，生活習慣或文化傳統等差異，將自身的支配引導到有利方向上。其中最悲慘的是「南人」。他們被定位在社會的最底層，受到歧視及虐待。尤其最可憐的，就是儒者。在傳統中國王朝必受重視的儒者們，現在被認為只會耍嘴皮子又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這句話流傳，意思就是如果將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儒者是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在儒者上頭的第八位，則是賣春婦。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斷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將壓抑的不滿及能量，宣泄到過去不曾顧盼的庶民文化領域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種融入口語體裁的戲曲藝術，也有其他許多各式各樣的庶民文化。這原本應該作為蒙古統治下光明的一面來給予評價，但卻被形容為「總之是因處壓抑之下，因抑鬱日久而能量流洩出來的產物」。但即便以常識來思考，也會覺得這是歪曲無理且奇怪的邏輯。
以一句話來說，蒙古對中國而言就是一場災難，一直以來的「常識」都這麼認為。大致會以科舉被停止、社會四個階級的確立、以負面能量形成庶民文化興盛，這三點慣用的說法來解釋。
蒙古對中國及其民眾而言，就象徵著混亂、壓制和榨取。在南宋時代所達致的發展，在社會、經濟、文化、技術上皆舉世矚目的中國，此時卻受到可以說是致命的絕大重創和挫折……
這樣的一種印象，其實在中國史專門研究者裡頭也相當普遍。但是，在我們要討論的十三世紀的中國南方杭州，卻正是因蒙古才得以成為歐亞世界中、頂尖而宏大的百萬城市。有關此一實例，以下再詳細說明。
二、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耐人尋味的解讀
法國向以具悠久傳統的「支那學」著稱。作為現代法國漢學代表、碩學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寫落入蒙古軍之手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的著作序文中有如下敘述：
一二七六年，是杭州被蒙古族攻陷，中國全境在歷史上首次為蠻族占領的一年。這是一個對所有文化都採取叛逆立場，只固執於「為戰鬥而生」傳統的蠻族，這群已完成令西方世界驚嘆之大型征服事業的游牧民，又澈底征服中國全境，使中國精神幻滅。蒙古族的占領，是對當時世界最富裕、最先進的文明國度中國的深刻打擊。正因為被蒙古族征服前夕的中國文明，在許多方面都是最輝煌的，所以這個歷史事件更可以說是給中國歷史造成了重大挫折。
這裡鮮明地反映出作者將中國與西方世界作為文明國度，將蒙古等游牧民定位為蠻族的荒唐意識。
不過，是否真如謝和耐所言，蒙古的「征服」給中國帶來了「深刻打擊」？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將蒙古視作逆文化而行，只為戰爭而生的「蠻族」？並且，謝和耐書名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奪去了史上罕見的高度繁榮？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為高度精煉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將當時彼方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精采且栩栩如生地再現書中。此書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譯版本，皆享有極高聲譽，也發揮著極大影響力。日文版也由栗本一男翻譯於一九九○年，改題為《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襲来前夜の杭州》來出版。方才的引文即為栗本一男的譯文。
然而，只要遍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在談論南宋時代，繁榮的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波羅、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敘述，由於其直率有價值，總是被當作最後王牌般地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悅〉一節中，首先就引用了馬可波羅如下的一段話：「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最頂級的城市。這裡可以享受到各種樂趣，甚至令人幻想正身處天堂。」
這樣的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這種文章脈絡，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波羅所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會是南宋時代的杭州。
有關這點，謝和耐在序文的最後有附帶說明：馬可波羅於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期間都生活在當地，「當時的市街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將馬可波羅的記敘讀成是南宋時代杭州的見聞亦無妨。
筆者對於此位名喚馬可波羅並聞名於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問。他是否一位確實存在於世界上的人物？
這個疑問是來自現無確證指出，馬可波羅這號在威尼斯檔案館遺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與我們通稱《東方見聞錄》這一系列遊記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原本，能否將所謂的《東方見聞錄》視作一部書，也是疑問。雖然是有一系列的抄本，但這些抄本的內容與時期都紛呈不一，要設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難。
在此，故且將這些擱下不談，若以其遊記《馬可波羅遊記》（Il Milione，亦可譯作《百萬之書》）為據，他的確是在一二七六年來到東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軍前無血開城的那一年。
只是他並非馬上就來到杭州。有一段期間，他是跟隨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與冬季的首都大都（現在北京的前身）。「馬可波羅逗留中國期間，一直待在杭州」的這種說法純然是一誤解。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九二年這段期間，杭州與南宋時代並「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這種形容會導出蒙古幾乎沒有造成打擊的結論。如果要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引用馬可波羅的敘述很明顯就是自我矛盾。更何況，要引用較馬可波羅更晚期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半世紀以後的那些記敘就更不可能成立了。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往昔地持續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愈是要引用馬可波羅等蒙古時代的文獻來談論杭州的繁榮，就愈是反證出所謂「蒙古的打擊」只不過是一種虛構。
其實，就算不使用馬可波羅等異邦人的紀錄，所有一切同時代的漢文典籍史料，都顯示出杭州自南宋起直至元代終，始終是一個罕見繁榮的大城市。即便以前所引用的激烈語氣來責難蒙古，指稱他們對中國文明帶來深刻打擊而悲憤慷慨，都無法自歷史事實中加以證明。
這樣的誤解其實不限於謝和耐。在日本、中國以及歐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時常可見。我們不如說那些才是一般見解。
謝和耐只不過是直率地表明了不論東西，從研究者到一般人都會有的「深信不疑」的傾向。撇開上述不談，謝和耐的著作，在活生生地描寫橫跨南宋及蒙古時代，「中國近世」巨型城市杭州的繁榮這一點上，的確是一部非常傑出的著作，這是無庸置疑的。
問題在於這個「深信不疑」。從事歷史研究之人，沒有比這個還要麻煩的了。
而且更惱人的是，結論一旦形成，就頗難加以訂正。
在如此這般思想之下形成的學說與結論，總是會擅自獨走橫行，許多人都會聽從於此。但那只會造成莫大的結構性誤解，成為「定論」或「通說」，占據著人們的思考。這麼一來，在許多人的認知裡，當然就會存在著「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杭州入城的實際情況
西元一二七六年初，曾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顏（Bayan）所率的蒙古軍隊前無血開城。被滅亡一方的南宋，當時年號為德祐二年，對攻克一方的蒙古忽必烈政權，年號則為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印象最大的不同是，蒙古軍隊實際上完全沒有掠奪杭州市街。少數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內外，有總計達四十萬的軍團駐守，面對南宋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其中部分擔心日後生活不得保障的首都部隊在醞釀暴動。他們對於蒙古軍進犯一事軟弱無能，對南宋政府卻持強勢態度。暴動的主力是下級軍人。軍隊幹部和乾脆支持投降的高層官僚們一樣，只是熱中於自身性命的保全。「征服者」蒙古大軍兵臨城下之際，想盡辦法為求和平而主張開城投降的一方，與對此不滿而叛變的另一方產生了衝突，也就是發生了內鬨。
結果叛軍的一方遭到鎮壓，另一方推戴被稱為少帝及恭宗的兩位南宋幼主趙昺兄弟逃出杭州，企圖前往南方東山再起。在這場混亂當中，有些南宋士兵擅自闖入杭州市內的民宅，肆意進行掠奪及強暴。
立場上屬於征服者的蒙古軍隊，誠然是紀律井然地入城。為了維持治安，蒙古軍命令杭州市內家家戶戶在門前貼上家族全部成員的姓名，並禁止夜間外出。
有一部分中國史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刻意干擾。但蒙古軍隊若不慎重地維護秩序管理杭州內外，局勢會是如何？那是很容易想像的。自南宋成立後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國算起則三百年以上，這樣的一個政權與國家被消失毀滅了。相對於此，卻幾乎甚麼暴動都沒有發生，或許該說這才真的令人吃驚。
當時蒙古軍隊的行動可說是異常克制並漂亮地掌握住整體局勢，這在同類歷史事件中也是相當突出的。這一方面得益於大汗忽必烈下了嚴格指示，另一方面，從此事也可窺見以伯顏為首的蒙古將領們的軍事與統御能力非比尋常。
這樣一個「無血開城」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甚為罕見。一般來說，中國史上某個王朝或政權的覆滅，大多伴隨著激烈的武力衝突，一定會演變成非常悽慘的事態，幾乎沒有和平交接的可能。中國歷史常被誤認為是以士大夫或讀書人所主導的強調柔性治理的文明體系；但若與日本列島或朝鮮半島的歷史相比較，即可知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在治亂興亡中，以激烈政治鬥爭與剛性武力至上，甚至達於異常的世界。
與此點相關，歷史學家謝和耐在前引書中也有指出：「與人們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國歷史其實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無可比擬的、一連串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人類歷史中最為血腥的歷史之一。」這點是難以否定的。與此不同地，一二七六年蒙古攻入杭州，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比較近似「接收」這種軟性方式。並在其前後，極為和平地收服了的南宋領土江南（中國本土長江以南之地）全境，也可說是大致一樣的情形。
但這樣一來千篇一律的「歷史」就不成立了。因為蒙古是「蠻族」，不破壞「文明」的話就於理不合，游牧民從一開始就被視作壞蛋。
或許讀者們無法相信，在一二七六年蒙古軍進城之後，杭州究竟發生了什麼改變？甚麼變了，又有甚麼沒有變？確實的情況幾乎是不清楚的。首都杭州既是如此，江南各地應該也可推知。
有關蒙古治下的杭州與中國南方的情況，目前可以說除去幾項特殊主題及事件外，專門研究者從事的實證研究極少。這是今後務必要持續探索的課題之一。
然而，明明沒有根據，卻有「蒙古帶來了深刻打擊」這種說法被大聲宣揚。這就是「預下結論」、「深信不疑」等心理在作崇。 （摘自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一、蒙古及其時代
眼目所及的歐亞世界
一支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為共主的蒙古勢力，在極短時間內就席捲歐亞大陸並急速擴張，建立起橫跨東亞至東歐的帝國體系。到了十三世紀末，蒙古帝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領土版圖，並於約一個半世紀間，一直處在世界與時代的中心，成為世界秩序的核心力量，深刻影響了歐亞文明的互動與發展，為歐亞歷史走向奠定轉變方向之後，就與長期下來的天變地異同時頹傾，急速退出世界史的舞臺。
此間，歐亞大陸無論東西以及南北，在蒙古支配下產生前所未有的聯繫，各地區無可避免地受到來自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因此，從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後半，被稱為「蒙古時代」，成為歐亞歷史深度整合的關鍵階段。
這種大規模的跨域整合，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雖然十九世紀後半的「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在西歐列強主導下建構起全球體系，但早在六百年前，「歐亞」已在蒙古帝國的推動下，作為一個彼此連結的「世界」而浮現於歷史舞臺。如西歐人或西洋史學家所謂的由哥倫布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即便將之視為西方擴展至世界的開端，蒙古的征服與之相較也還要早了兩個世紀。
在「蒙古時代」之前，中國、印度、中東、地中海區域等幾個「文明圈」雖然彼此多少有些聯繫，但仍大多停留在區域性的接觸，但隨著蒙古帝國的出現，這些文明圈已不能再對其他「世界」或「文明」維持過去那種全然無知的隔絕狀態了。在此，「世界史」終於第一次具有了名實相符的整體面貌。
世人對蒙古時代的印象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所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戮、壓制、搾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關於蒙古，一般都是惡評。尤其將蒙古視作「文明破壞者」的想法，自古就反覆不斷。例如，當人們討論伊朗乃至伊斯蘭等中東地區的落後時，往往都將原因歸咎於「蒙古的破壞」。此外，有關俄羅斯也是一樣，從帝俄時代到蘇聯時代，甚至最近，都喜歡用「韃靼的桎梏」這個用語來形容蒙古的支配對俄羅斯而言是多麼的殘酷與苦澀。
特別是在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韃靼的桎梏」此一形容，就收錄在小學教科書中。這種觀念跨越世代，作為一個不能被遺忘的「民族」記憶來理解，持續宣傳。
俄羅斯人對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種獨特情緒，現在看起來也很根深柢固。這種憎惡與蔑視交織的情緒，當然也會勾起對方獨特的情緒，然後沉澱、堆積在心底深處，成為影響牽動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中，不能忽視的一個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且處理得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尤其在日本，從高中的世界史教科書，甚至大學入學試的參考書中都充滿了這些觀點。
其相關內容如下——在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愚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對於這些曾被稱為「士大夫」或「讀書人」而言，參加高等文官選拔考試即「科舉」及格，成為管治階層才是人生目標，也是希望。但在蒙古統治下由於長期未舉辦「科舉」，他們通往高級官僚之路都被阻擋了。「科舉」到了元代中期終於再度開辦，但也不過是極微小的規模。
並且，一般認為在蒙古治下的中國，以人種或地區來定義的四種階級身分制度很嚴苛。最高等者當然是身為支配者的蒙古。第二等是被稱作「色目人」的異邦人，包含了以畏兀兒為主，以及被稱為党項（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亞來的康里（Kangly）和阿爾根人（Arghın）、歐亞西北草原的欽察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速人（Asud，即現奧賽提亞地區Ossetia的奧塞梯人Ossetians），還有中亞、西亞的穆斯林，遠至歐洲人。第三等是總稱為「漢人」者，指過去相當於金朝領域的中國北方居民，在所謂漢族之外，尚包括遼朝契丹帝國後裔的契丹族，以及金朝支配階級的女真族。接著第四等，就是過去南宋的中國南方人，稱作「南人」。
至於人數，愈到下層就愈多。作為少數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利用人種或語言，生活習慣或文化傳統等差異，將自身的支配引導到有利方向上。其中最悲慘的是「南人」。他們被定位在社會的最底層，受到歧視及虐待。尤其最可憐的，就是儒者。在傳統中國王朝必受重視的儒者們，現在被認為只會耍嘴皮子又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這句話流傳，意思就是如果將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儒者是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在儒者上頭的第八位，則是賣春婦。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斷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將壓抑的不滿及能量，宣泄到過去不曾顧盼的庶民文化領域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種融入口語體裁的戲曲藝術，也有其他許多各式各樣的庶民文化。這原本應該作為蒙古統治下光明的一面來給予評價，但卻被形容為「總之是因處壓抑之下，因抑鬱日久而能量流洩出來的產物」。但即便以常識來思考，也會覺得這是歪曲無理且奇怪的邏輯。
以一句話來說，蒙古對中國而言就是一場災難，一直以來的「常識」都這麼認為。大致會以科舉被停止、社會四個階級的確立、以負面能量形成庶民文化興盛，這三點慣用的說法來解釋。
蒙古對中國及其民眾而言，就象徵著混亂、壓制和榨取。在南宋時代所達致的發展，在社會、經濟、文化、技術上皆舉世矚目的中國，此時卻受到可以說是致命的絕大重創和挫折……
這樣的一種印象，其實在中國史專門研究者裡頭也相當普遍。但是，在我們要討論的十三世紀的中國南方杭州，卻正是因蒙古才得以成為歐亞世界中、頂尖而宏大的百萬城市。有關此一實例，以下再詳細說明。
二、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者嗎？
耐人尋味的解讀
法國向以具悠久傳統的「支那學」著稱。作為現代法國漢學代表、碩學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寫落入蒙古軍之手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的著作序文中有如下敘述：
一二七六年，是杭州被蒙古族攻陷，中國全境在歷史上首次為蠻族占領的一年。這是一個對所有文化都採取叛逆立場，只固執於「為戰鬥而生」傳統的蠻族，這群已完成令西方世界驚嘆之大型征服事業的游牧民，又澈底征服中國全境，使中國精神幻滅。蒙古族的占領，是對當時世界最富裕、最先進的文明國度中國的深刻打擊。正因為被蒙古族征服前夕的中國文明，在許多方面都是最輝煌的，所以這個歷史事件更可以說是給中國歷史造成了重大挫折。
這裡鮮明地反映出作者將中國與西方世界作為文明國度，將蒙古等游牧民定位為蠻族的荒唐意識。
不過，是否真如謝和耐所言，蒙古的「征服」給中國帶來了「深刻打擊」？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將蒙古視作逆文化而行，只為戰爭而生的「蠻族」？並且，謝和耐書名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奪去了史上罕見的高度繁榮？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為高度精煉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將當時彼方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精采且栩栩如生地再現書中。此書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譯版本，皆享有極高聲譽，也發揮著極大影響力。日文版也由栗本一男翻譯於一九九○年，改題為《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襲来前夜の杭州》來出版。方才的引文即為栗本一男的譯文。
然而，只要遍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在談論南宋時代，繁榮的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波羅、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敘述，由於其直率有價值，總是被當作最後王牌般地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悅〉一節中，首先就引用了馬可波羅如下的一段話：「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最頂級的城市。這裡可以享受到各種樂趣，甚至令人幻想正身處天堂。」
這樣的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這種文章脈絡，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波羅所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會是南宋時代的杭州。
有關這點，謝和耐在序文的最後有附帶說明：馬可波羅於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期間都生活在當地，「當時的市街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將馬可波羅的記敘讀成是南宋時代杭州的見聞亦無妨。
筆者對於此位名喚馬可波羅並聞名於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問。他是否一位確實存在於世界上的人物？
這個疑問是來自現無確證指出，馬可波羅這號在威尼斯檔案館遺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與我們通稱《東方見聞錄》這一系列遊記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原本，能否將所謂的《東方見聞錄》視作一部書，也是疑問。雖然是有一系列的抄本，但這些抄本的內容與時期都紛呈不一，要設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難。
在此，故且將這些擱下不談，若以其遊記《馬可波羅遊記》（Il Milione，亦可譯作《百萬之書》）為據，他的確是在一二七六年來到東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軍前無血開城的那一年。
只是他並非馬上就來到杭州。有一段期間，他是跟隨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與冬季的首都大都（現在北京的前身）。「馬可波羅逗留中國期間，一直待在杭州」的這種說法純然是一誤解。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九二年這段期間，杭州與南宋時代並「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這種形容會導出蒙古幾乎沒有造成打擊的結論。如果要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引用馬可波羅的敘述很明顯就是自我矛盾。更何況，要引用較馬可波羅更晚期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半世紀以後的那些記敘就更不可能成立了。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往昔地持續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愈是要引用馬可波羅等蒙古時代的文獻來談論杭州的繁榮，就愈是反證出所謂「蒙古的打擊」只不過是一種虛構。
其實，就算不使用馬可波羅等異邦人的紀錄，所有一切同時代的漢文典籍史料，都顯示出杭州自南宋起直至元代終，始終是一個罕見繁榮的大城市。即便以前所引用的激烈語氣來責難蒙古，指稱他們對中國文明帶來深刻打擊而悲憤慷慨，都無法自歷史事實中加以證明。
這樣的誤解其實不限於謝和耐。在日本、中國以及歐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時常可見。我們不如說那些才是一般見解。
謝和耐只不過是直率地表明了不論東西，從研究者到一般人都會有的「深信不疑」的傾向。撇開上述不談，謝和耐的著作，在活生生地描寫橫跨南宋及蒙古時代，「中國近世」巨型城市杭州的繁榮這一點上，的確是一部非常傑出的著作，這是無庸置疑的。
問題在於這個「深信不疑」。從事歷史研究之人，沒有比這個還要麻煩的了。
而且更惱人的是，結論一旦形成，就頗難加以訂正。
在如此這般思想之下形成的學說與結論，總是會擅自獨走橫行，許多人都會聽從於此。但那只會造成莫大的結構性誤解，成為「定論」或「通說」，占據著人們的思考。這麼一來，在許多人的認知裡，當然就會存在著「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杭州入城的實際情況
西元一二七六年初，曾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顏（Bayan）所率的蒙古軍隊前無血開城。被滅亡一方的南宋，當時年號為德祐二年，對攻克一方的蒙古忽必烈政權，年號則為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印象最大的不同是，蒙古軍隊實際上完全沒有掠奪杭州市街。少數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內外，有總計達四十萬的軍團駐守，面對南宋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其中部分擔心日後生活不得保障的首都部隊在醞釀暴動。他們對於蒙古軍進犯一事軟弱無能，對南宋政府卻持強勢態度。暴動的主力是下級軍人。軍隊幹部和乾脆支持投降的高層官僚們一樣，只是熱中於自身性命的保全。「征服者」蒙古大軍兵臨城下之際，想盡辦法為求和平而主張開城投降的一方，與對此不滿而叛變的另一方產生了衝突，也就是發生了內鬨。
結果叛軍的一方遭到鎮壓，另一方推戴被稱為少帝及恭宗的兩位南宋幼主趙昺兄弟逃出杭州，企圖前往南方東山再起。在這場混亂當中，有些南宋士兵擅自闖入杭州市內的民宅，肆意進行掠奪及強暴。
立場上屬於征服者的蒙古軍隊，誠然是紀律井然地入城。為了維持治安，蒙古軍命令杭州市內家家戶戶在門前貼上家族全部成員的姓名，並禁止夜間外出。
有一部分中國史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刻意干擾。但蒙古軍隊若不慎重地維護秩序管理杭州內外，局勢會是如何？那是很容易想像的。自南宋成立後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國算起則三百年以上，這樣的一個政權與國家被消失毀滅了。相對於此，卻幾乎甚麼暴動都沒有發生，或許該說這才真的令人吃驚。
當時蒙古軍隊的行動可說是異常克制並漂亮地掌握住整體局勢，這在同類歷史事件中也是相當突出的。這一方面得益於大汗忽必烈下了嚴格指示，另一方面，從此事也可窺見以伯顏為首的蒙古將領們的軍事與統御能力非比尋常。
這樣一個「無血開城」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甚為罕見。一般來說，中國史上某個王朝或政權的覆滅，大多伴隨著激烈的武力衝突，一定會演變成非常悽慘的事態，幾乎沒有和平交接的可能。中國歷史常被誤認為是以士大夫或讀書人所主導的強調柔性治理的文明體系；但若與日本列島或朝鮮半島的歷史相比較，即可知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在治亂興亡中，以激烈政治鬥爭與剛性武力至上，甚至達於異常的世界。
與此點相關，歷史學家謝和耐在前引書中也有指出：「與人們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國歷史其實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無可比擬的、一連串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人類歷史中最為血腥的歷史之一。」這點是難以否定的。與此不同地，一二七六年蒙古攻入杭州，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是比較近似「接收」這種軟性方式。並在其前後，極為和平地收服了的南宋領土江南（中國本土長江以南之地）全境，也可說是大致一樣的情形。
但這樣一來千篇一律的「歷史」就不成立了。因為蒙古是「蠻族」，不破壞「文明」的話就於理不合，游牧民從一開始就被視作壞蛋。
或許讀者們無法相信，在一二七六年蒙古軍進城之後，杭州究竟發生了什麼改變？甚麼變了，又有甚麼沒有變？確實的情況幾乎是不清楚的。首都杭州既是如此，江南各地應該也可推知。
有關蒙古治下的杭州與中國南方的情況，目前可以說除去幾項特殊主題及事件外，專門研究者從事的實證研究極少。這是今後務必要持續探索的課題之一。
然而，明明沒有根據，卻有「蒙古帶來了深刻打擊」這種說法被大聲宣揚。這就是「預下結論」、「深信不疑」等心理在作崇。 （摘自第一部——追尋世界史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