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告別惡評──明代的歷史地位
一、近百年來多惡評
對於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當然不會有人再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的顯著成就，如謝國楨所說的：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認為是極為膚淺，徒尚空論，著作諸書是「小說害事」。但一般仍多以明代為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惡評不少：
黑暗的時代
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
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停滯的社會
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明清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也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一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重大的變化。他們也同意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 處於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的明代，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時期。
閉關自守的國家
黑格爾說：停滯不前，沒有變化，是中國的宿命，這種宿命部分地取決於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的地理因素。馬克思繼承黑格爾的理論與赫爾德的「木乃伊」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近代以來，與西方接髑，中國才被迫放棄閉關自守，進入世界。
明清中國「閉關自守」論為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二十世紀後期，以風靡全中國的央視電視紀錄片《河殤》為代表。至今還有很多人認為明清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人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黃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藍色的海洋文明」。
二、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明人對明代歷史地位的自我肯定
過去，人們並不是一面倒地否定明代，肯定明代歷史地位還是不少的。永樂皇帝就說：比較漢、唐、宋盛世，「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洲；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大明王朝很有骨氣，中國歷史其他朝代所難及。身在晚明的宋應星也從社會經濟民生立論，肯定所處之時代為「聖明極盛之世」。
從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鎮之禍
如《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所云：「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
清朝皇帝對明朝的贊語：「治隆唐宋」
向來繼起的王朝論述「勝朝何以失天下」時，總會貶低前朝，以彰顯我朝得天下之正當。但繼明朝而起的清朝，從順治皇帝以下，對明朝卻頗多贊語。順治皇帝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稱贊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 尤其對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贊揚備至。順治帝說：「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禎皇帝：明之所以亡國，是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國事已不可為」，雖然辛苦經營十七年，仍不能「補救傾危」，而以身殉國。
三、近年來正面論述漸多
近年來，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及東亞國家經濟的崛起，究其促進發展動力，人們多認為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影響，是重要原因，轉而肯定中華歷史文化。不特中國學者，西方學者也開始客觀地比較中西歷史文化及其近代以來的發展，認為中華歷史是被誤解的。
中國學界對明代的肯定：反駁傳統惡評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呂士朋教授於一九七八年，從疆域的開拓與鞏固、西南的開發與南洋的移殖、制度的宏遠及其創意、人文的重振與科學的探究等四方面立論，首先肯定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來，更有許多中外學者參與討論評價明代歷史地位，如經濟學者梁柏力總結新一代中西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反駁許多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諸如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重新評價明清歷史。盧興基重提侯外廬所說的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的幼芽」，認為這開啓思想啟蒙，帶動明代後期詩歌、小說、戲曲、繪畫等領域澎湃發展，明代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有的學者還直言明代是被誤解，甚至是被抹黑的。
西方學界對明代的肯定：明代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
近來，一些西方學者反思學界盛行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如王國斌（R.Bin Wo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一般誤作「彭慕蘭」）比較研究近世中西歷史的發展，提出中西經濟的消長「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十四至十七世紀，而在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在此之前，雙方經濟均在發展農村與城鎮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過中國而崛起是產業革命後的事，明代並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
日本學界對明代的肯定：正面看待，肯定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戰後，日本學界反省侵華戰爭的大錯，認識到當時只從負面論中國歷史，導致誤判「腐敗的中國」不堪一擊。日本學者植村清二說：「沒想到六億中國民眾經此強力打擊，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集結強烈的民族意識。中國就像一大塊脆弱的生鐵，經大戰的灼熱溶解，千錘百煉，鍛煉成富彈性堅硬的鋼鐵。」於是，日本學界改從正面看中國歷史，西嶋定生首先研究江南農村手工業的棉紡織業，產業革命的發生跟紡織業有關係，珍妮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兩根紗，他發現明清太倉式的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四根紗，而且中國的紡織業早就用水力紡麻。雖然這不足以證明中國手工業在明清具備產生產業革命的條件，但至少可以說中國的手工業技術在當代是領先的。
四、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明朝不計南明三十九年，也有二七六年；歷代王朝中，明朝只短於夏、商、周三代，東、西漢合計的漢朝，南、北宋合計的宋朝，與武周合計的唐朝，才比明朝國祚長些。清朝從入關前的崇德元年（一六三六）算起，也只有二七六年，與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最成熟，甚至是爛熟。
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
明朝之前有元朝，後有清朝，是宋代之後，唯一漢族建立的王朝；因此，明朝開國特別注重華夏之再造。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修復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凸顯華夏族群的身分象徵。蒙元時代，尊奉佛教，儒學式微；中國南北之間存在嚴重的政治分裂和族群割裂，「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北人胡化現象嚴重，蒙古化有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明太祖為再造華夏，派遣大量國子生，奔赴胡化嚴重的北方，推廣王道教化；利用科舉大力拔擢北方士子，撫平了南北隔閡；並從服飾、語言、生活禮制等，推動消除胡化，復興中華的政策。
明初制度承襲元朝制度中的華夏因素，繼依元以《易經‧乾卦》「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亦以《易經‧乾卦》「大明終始」定國號「大明」。儒學仍依循元朝以朱子學為官學，科舉考試的經書一以朱學為依歸。但究竟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於是大明開國就強調「復漢官之威儀」，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飾等改制，加強對漢族文化的認同。政經社會制度也向唐宋制轉化。
然此再造華夏之舉，並非排外行動，而是恢復華夏傳統和整合華夏族群。創建制度，也沿襲元制優良適用者，如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明太祖並宣稱：「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並且將來降的大批蒙元官民軍兵或編入衛所，或散居全國，將非華夏族群納入華夏族群，擴大華夏多元一體的內涵。
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
明太祖說：「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確定明朝是承襲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從此不再是傳統狹隘的「中原」或所謂「本部十八省」，不但包括雲南、貴州，而且關外的東北、蒙古、西藏也在羈縻範圍之內，東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伯力的〈永寧寺碑記〉可以為證。
有學者估計為近千萬平方公里，保守地估計，即使不計羈縻之地，至少也有六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後來，清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將蒙古、西藏正式納入版圖，並於新疆、東北、臺灣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詔書〉：「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奠定現代中國版圖，大明之功不可沒。
大明是當代世界最強的國家
不但是亞洲及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龍頭，也是十四至十七世紀世界最強的國家。
大明同時存在的世界強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等，無一能及，更不必論分裂的歐洲諸國家如神聖羅馬帝國及十六世紀才興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及英格蘭、荷蘭的殖民帝國，無論人口和經濟實力，均無法與大明王朝相比。據近年人口史學家的估計，大明人口在一億三千萬到兩億之間，領先全球，比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蒙兀兒的一億到一‧六億多，名列其後的鄂圖曼帝國也只有六百三十萬到八百四十萬，更不必論歐洲國家，當時人口最多的歐洲國家法蘭西也只有一千六百萬。
以十五世紀的世界為例，當時歐亞大陸最強的帖木兒帝國，也向大明朝貢。西班牙前身卡斯提爾王國的使臣克拉維約（Ruy González de Clavijo），在帖木兒帝國的朝廷上，親眼見到不可一世的帖木兒汗，竟然委婉地回應大明使臣對他們七年未朝貢的責問；外交場合是依實力講話的，大明國威可見一斑。
一、近百年來多惡評
對於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當然不會有人再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的顯著成就，如謝國楨所說的：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認為是極為膚淺，徒尚空論，著作諸書是「小說害事」。但一般仍多以明代為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惡評不少：
黑暗的時代
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
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停滯的社會
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明清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也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一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重大的變化。他們也同意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 處於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的明代，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時期。
閉關自守的國家
黑格爾說：停滯不前，沒有變化，是中國的宿命，這種宿命部分地取決於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的地理因素。馬克思繼承黑格爾的理論與赫爾德的「木乃伊」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近代以來，與西方接髑，中國才被迫放棄閉關自守，進入世界。
明清中國「閉關自守」論為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標準說法，二十世紀後期，以風靡全中國的央視電視紀錄片《河殤》為代表。至今還有很多人認為明清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人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黃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藍色的海洋文明」。
二、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明人對明代歷史地位的自我肯定
過去，人們並不是一面倒地否定明代，肯定明代歷史地位還是不少的。永樂皇帝就說：比較漢、唐、宋盛世，「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洲；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大明王朝很有骨氣，中國歷史其他朝代所難及。身在晚明的宋應星也從社會經濟民生立論，肯定所處之時代為「聖明極盛之世」。
從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鎮之禍
如《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所云：「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
清朝皇帝對明朝的贊語：「治隆唐宋」
向來繼起的王朝論述「勝朝何以失天下」時，總會貶低前朝，以彰顯我朝得天下之正當。但繼明朝而起的清朝，從順治皇帝以下，對明朝卻頗多贊語。順治皇帝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稱贊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 尤其對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贊揚備至。順治帝說：「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禎皇帝：明之所以亡國，是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國事已不可為」，雖然辛苦經營十七年，仍不能「補救傾危」，而以身殉國。
三、近年來正面論述漸多
近年來，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及東亞國家經濟的崛起，究其促進發展動力，人們多認為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影響，是重要原因，轉而肯定中華歷史文化。不特中國學者，西方學者也開始客觀地比較中西歷史文化及其近代以來的發展，認為中華歷史是被誤解的。
中國學界對明代的肯定：反駁傳統惡評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呂士朋教授於一九七八年，從疆域的開拓與鞏固、西南的開發與南洋的移殖、制度的宏遠及其創意、人文的重振與科學的探究等四方面立論，首先肯定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來，更有許多中外學者參與討論評價明代歷史地位，如經濟學者梁柏力總結新一代中西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反駁許多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諸如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重新評價明清歷史。盧興基重提侯外廬所說的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的幼芽」，認為這開啓思想啟蒙，帶動明代後期詩歌、小說、戲曲、繪畫等領域澎湃發展，明代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有的學者還直言明代是被誤解，甚至是被抹黑的。
西方學界對明代的肯定：明代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
近來，一些西方學者反思學界盛行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如王國斌（R.Bin Wo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一般誤作「彭慕蘭」）比較研究近世中西歷史的發展，提出中西經濟的消長「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十四至十七世紀，而在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在此之前，雙方經濟均在發展農村與城鎮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過中國而崛起是產業革命後的事，明代並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
日本學界對明代的肯定：正面看待，肯定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戰後，日本學界反省侵華戰爭的大錯，認識到當時只從負面論中國歷史，導致誤判「腐敗的中國」不堪一擊。日本學者植村清二說：「沒想到六億中國民眾經此強力打擊，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集結強烈的民族意識。中國就像一大塊脆弱的生鐵，經大戰的灼熱溶解，千錘百煉，鍛煉成富彈性堅硬的鋼鐵。」於是，日本學界改從正面看中國歷史，西嶋定生首先研究江南農村手工業的棉紡織業，產業革命的發生跟紡織業有關係，珍妮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兩根紗，他發現明清太倉式的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四根紗，而且中國的紡織業早就用水力紡麻。雖然這不足以證明中國手工業在明清具備產生產業革命的條件，但至少可以說中國的手工業技術在當代是領先的。
四、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明朝不計南明三十九年，也有二七六年；歷代王朝中，明朝只短於夏、商、周三代，東、西漢合計的漢朝，南、北宋合計的宋朝，與武周合計的唐朝，才比明朝國祚長些。清朝從入關前的崇德元年（一六三六）算起，也只有二七六年，與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最成熟，甚至是爛熟。
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
明朝之前有元朝，後有清朝，是宋代之後，唯一漢族建立的王朝；因此，明朝開國特別注重華夏之再造。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修復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凸顯華夏族群的身分象徵。蒙元時代，尊奉佛教，儒學式微；中國南北之間存在嚴重的政治分裂和族群割裂，「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北人胡化現象嚴重，蒙古化有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明太祖為再造華夏，派遣大量國子生，奔赴胡化嚴重的北方，推廣王道教化；利用科舉大力拔擢北方士子，撫平了南北隔閡；並從服飾、語言、生活禮制等，推動消除胡化，復興中華的政策。
明初制度承襲元朝制度中的華夏因素，繼依元以《易經‧乾卦》「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亦以《易經‧乾卦》「大明終始」定國號「大明」。儒學仍依循元朝以朱子學為官學，科舉考試的經書一以朱學為依歸。但究竟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於是大明開國就強調「復漢官之威儀」，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飾等改制，加強對漢族文化的認同。政經社會制度也向唐宋制轉化。
然此再造華夏之舉，並非排外行動，而是恢復華夏傳統和整合華夏族群。創建制度，也沿襲元制優良適用者，如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明太祖並宣稱：「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並且將來降的大批蒙元官民軍兵或編入衛所，或散居全國，將非華夏族群納入華夏族群，擴大華夏多元一體的內涵。
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
明太祖說：「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確定明朝是承襲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從此不再是傳統狹隘的「中原」或所謂「本部十八省」，不但包括雲南、貴州，而且關外的東北、蒙古、西藏也在羈縻範圍之內，東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伯力的〈永寧寺碑記〉可以為證。
有學者估計為近千萬平方公里，保守地估計，即使不計羈縻之地，至少也有六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後來，清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將蒙古、西藏正式納入版圖，並於新疆、東北、臺灣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詔書〉：「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奠定現代中國版圖，大明之功不可沒。
大明是當代世界最強的國家
不但是亞洲及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龍頭，也是十四至十七世紀世界最強的國家。
大明同時存在的世界強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等，無一能及，更不必論分裂的歐洲諸國家如神聖羅馬帝國及十六世紀才興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及英格蘭、荷蘭的殖民帝國，無論人口和經濟實力，均無法與大明王朝相比。據近年人口史學家的估計，大明人口在一億三千萬到兩億之間，領先全球，比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蒙兀兒的一億到一‧六億多，名列其後的鄂圖曼帝國也只有六百三十萬到八百四十萬，更不必論歐洲國家，當時人口最多的歐洲國家法蘭西也只有一千六百萬。
以十五世紀的世界為例，當時歐亞大陸最強的帖木兒帝國，也向大明朝貢。西班牙前身卡斯提爾王國的使臣克拉維約（Ruy González de Clavijo），在帖木兒帝國的朝廷上，親眼見到不可一世的帖木兒汗，竟然委婉地回應大明使臣對他們七年未朝貢的責問；外交場合是依實力講話的，大明國威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