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古代世界領先的製造中心之一，它是何時失去對歐洲的創新優勢的？中國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2）的古老遺產在多大程度上為現代工業化鋪平了道路？隨著中國重新崛起為製造業超級大國，西方國家是應該依據全球化經濟以維持其在亞洲新興市場的貿易政策，還是應該讓一個已去工業化的西方獨立於新興工業化的亞洲而著手開啟一種新型高科技工業化？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全球歷史有著長期瞭解，更具體地說，需要瞭解工業化的西歐如何第一次主宰了一度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經濟世界。
中國與西方：五百年的交流
中國對現代經濟的影響源於明代，當時歐洲海上航行首次繞過中東，尋找傳說中的香料群島（印尼的馬魯古群島）以及中國的傳奇商品：絲綢、銀、香、瓷器等。明代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探險隊首次開闢了直達中國大門口的航線，特別是位於南中國海的馬尼拉和澳門。伊比利亞人發現的是一個在政治、商業、文化方面都與中國深深糾纏在一起的世界。就在麥哲倫從阿卡普爾科到馬尼拉的跨太平洋探險（1519—1521）開始前的一百年，明朝領導了中國自己的「大航海時代」。明朝派遣了一系列的外交遠征隊前往東北亞、東南亞、南亞、東非、中東的各港口。領導這些隊伍的海上指揮官是雲南人鄭和，他是有著部分布哈拉血統的穆斯林。記錄這些探險活動的船員馬歡也是穆斯林。他們的出身反映了明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全球維度，這從時間上看是賡續了之前的唐、宋、元（蒙古）各代。此前的數百年間，西安等內陸城市、泉州等沿海城市是中東和中亞商人熙攘往來的交流中心，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人在中國城市永久定居。中世紀的數百年間，關於泉州的故事在中東廣為流傳，人們都知道了這座城市的阿拉伯語昵稱Zaytun（義大利語Zaiton）。以中國與其中東貿易夥伴之間的這些早期聯繫為背景，可以看到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是北京跨越南海和印度洋在全球政治和物質文化方面的新的投射。這是明朝試圖在國內外樹立的形象，也就是跨越了中國陸疆和海疆，以及東南亞蘇丹國、東北亞幕府、中亞汗國、日益由鄂圖曼帝國統治的中東地區。
此時的鄭和下西洋之所以有影響力，是因為此前一個世紀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帝國的崩潰，以及15世紀一連串新國家的崛起。在進入歐洲大航海時代之前，最具戰略位置的海洋國家是靠近香料群島的各蘇丹國：馬來半島的麻六甲、靠近馬尼拉的婆羅洲海岸的汶萊、蘇門答臘北端的巴賽、爪哇島上的萬丹等。在幫助中國再次成為亞太地區中心的過程中，鄭和的外交遠征隊將麻六甲蘇丹國納入了能提供各種互利的宗主國—藩屬國關係。就麻六甲而言，蘇丹國與明朝的聯繫保護了麻六甲免受位於其北面泰國強大的大城王國（1350—1767）的入侵。反過來，麻六甲代表了明朝得到印度洋商品和通往香料群島的門戶。
16世紀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無論從哪個方向抵達南中國海，都要遇到這些蘇丹國。早在15世紀，這些蘇丹國就已與北京的明朝建立了關係，這使它們成為歐洲通往中國的第一個門戶。這種聯繫在西班牙征服菲律賓期間顯而易見。1560年代，西屬美洲的總督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抵達菲律賓，他描述的一個地區，有著商品和商人，而這表明了當地與汶萊蘇丹以及中國皇帝和日本天皇都有聯繫。德萊加斯皮一行在馬尼拉發現了居住在一個日本城的一群日本商人，這些日本城散佈在東南亞的一些港口。15世紀在南中國海的日本私人貿易，如同當地利用中國式帆船的中國私商所進行的貿易一樣，是葡萄牙人與後來的荷蘭人在17世紀所精通之事的先驅之一：亞洲國家間的貿易，具體而言，就是亞洲商品，尤其是中國商品，經由亞洲港口進行買賣。
正是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中，伊比利亞列強在16世紀建立了它們的第一個全球商品投資組合。這一事業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由伊比利亞列強贊助、會多種語言的耶穌會士的技能實現的，這些人既在北京也在長崎扮演著外交中間人的角色。中國市場首次向西歐商人開放，意味著中東和義大利商人將不再是伊比利亞人進入「印度地方」——也就是東亞和東南亞印度次大陸以外的土地——的獨家中間商。對於16世紀的伊比利亞人來說，第一桶金不僅來自參與亞洲國家間的貿易模式，而且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品通過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西班牙控制下的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運回歐洲。伊比利亞商人，就像後來他們的荷蘭和英國競爭對手一樣，從波斯、德干沿海地區購買紡織成品並將它們向北帶到日本港口，在回程途中將日本白銀向南帶到中國和東南亞，以獲得額外利潤。中國官方和私人貿易提供了高價的中國製成品——茶葉、瓷器、絲綢、香水等，而這些商品又將在歐洲出售，以獲得最大利潤。
從這一歷史中可以觀察到一個極為顯著的現象，伊比利亞人就像他們的荷蘭和英國繼任者一樣，在與北京的外交關係中至為小心謹慎，這與他們在整個東南亞更為好戰的軍事征服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就像葡萄牙人徹底征服了北京的麻六甲盟友，卻又通過外交方式確保他們在澳門的定居點一樣，荷蘭人在征服萬丹蘇丹國僅僅幾年後，同樣更加謹慎地推進位於臺灣（熱蘭遮城）的定居點問題，這裡位於北京的視線之外。荷蘭人同樣極其小心翼翼地與崛起中的德川幕府建立外交關係，以確保一項貿易協定能持續到19世紀後期幕府結束之時。這些外交模式表明，即使在中國明清鼎革——與日本德川時代（1603—1867）同時——之後，歐洲列強仍然認為北京與過去一樣，是令人生畏的。然而，到了19世紀，變化正在發生，並且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迅速到來。
中國與西方：五百年的交流
中國對現代經濟的影響源於明代，當時歐洲海上航行首次繞過中東，尋找傳說中的香料群島（印尼的馬魯古群島）以及中國的傳奇商品：絲綢、銀、香、瓷器等。明代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探險隊首次開闢了直達中國大門口的航線，特別是位於南中國海的馬尼拉和澳門。伊比利亞人發現的是一個在政治、商業、文化方面都與中國深深糾纏在一起的世界。就在麥哲倫從阿卡普爾科到馬尼拉的跨太平洋探險（1519—1521）開始前的一百年，明朝領導了中國自己的「大航海時代」。明朝派遣了一系列的外交遠征隊前往東北亞、東南亞、南亞、東非、中東的各港口。領導這些隊伍的海上指揮官是雲南人鄭和，他是有著部分布哈拉血統的穆斯林。記錄這些探險活動的船員馬歡也是穆斯林。他們的出身反映了明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全球維度，這從時間上看是賡續了之前的唐、宋、元（蒙古）各代。此前的數百年間，西安等內陸城市、泉州等沿海城市是中東和中亞商人熙攘往來的交流中心，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人在中國城市永久定居。中世紀的數百年間，關於泉州的故事在中東廣為流傳，人們都知道了這座城市的阿拉伯語昵稱Zaytun（義大利語Zaiton）。以中國與其中東貿易夥伴之間的這些早期聯繫為背景，可以看到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是北京跨越南海和印度洋在全球政治和物質文化方面的新的投射。這是明朝試圖在國內外樹立的形象，也就是跨越了中國陸疆和海疆，以及東南亞蘇丹國、東北亞幕府、中亞汗國、日益由鄂圖曼帝國統治的中東地區。
此時的鄭和下西洋之所以有影響力，是因為此前一個世紀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帝國的崩潰，以及15世紀一連串新國家的崛起。在進入歐洲大航海時代之前，最具戰略位置的海洋國家是靠近香料群島的各蘇丹國：馬來半島的麻六甲、靠近馬尼拉的婆羅洲海岸的汶萊、蘇門答臘北端的巴賽、爪哇島上的萬丹等。在幫助中國再次成為亞太地區中心的過程中，鄭和的外交遠征隊將麻六甲蘇丹國納入了能提供各種互利的宗主國—藩屬國關係。就麻六甲而言，蘇丹國與明朝的聯繫保護了麻六甲免受位於其北面泰國強大的大城王國（1350—1767）的入侵。反過來，麻六甲代表了明朝得到印度洋商品和通往香料群島的門戶。
16世紀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無論從哪個方向抵達南中國海，都要遇到這些蘇丹國。早在15世紀，這些蘇丹國就已與北京的明朝建立了關係，這使它們成為歐洲通往中國的第一個門戶。這種聯繫在西班牙征服菲律賓期間顯而易見。1560年代，西屬美洲的總督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抵達菲律賓，他描述的一個地區，有著商品和商人，而這表明了當地與汶萊蘇丹以及中國皇帝和日本天皇都有聯繫。德萊加斯皮一行在馬尼拉發現了居住在一個日本城的一群日本商人，這些日本城散佈在東南亞的一些港口。15世紀在南中國海的日本私人貿易，如同當地利用中國式帆船的中國私商所進行的貿易一樣，是葡萄牙人與後來的荷蘭人在17世紀所精通之事的先驅之一：亞洲國家間的貿易，具體而言，就是亞洲商品，尤其是中國商品，經由亞洲港口進行買賣。
正是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中，伊比利亞列強在16世紀建立了它們的第一個全球商品投資組合。這一事業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由伊比利亞列強贊助、會多種語言的耶穌會士的技能實現的，這些人既在北京也在長崎扮演著外交中間人的角色。中國市場首次向西歐商人開放，意味著中東和義大利商人將不再是伊比利亞人進入「印度地方」——也就是東亞和東南亞印度次大陸以外的土地——的獨家中間商。對於16世紀的伊比利亞人來說，第一桶金不僅來自參與亞洲國家間的貿易模式，而且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品通過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西班牙控制下的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運回歐洲。伊比利亞商人，就像後來他們的荷蘭和英國競爭對手一樣，從波斯、德干沿海地區購買紡織成品並將它們向北帶到日本港口，在回程途中將日本白銀向南帶到中國和東南亞，以獲得額外利潤。中國官方和私人貿易提供了高價的中國製成品——茶葉、瓷器、絲綢、香水等，而這些商品又將在歐洲出售，以獲得最大利潤。
從這一歷史中可以觀察到一個極為顯著的現象，伊比利亞人就像他們的荷蘭和英國繼任者一樣，在與北京的外交關係中至為小心謹慎，這與他們在整個東南亞更為好戰的軍事征服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就像葡萄牙人徹底征服了北京的麻六甲盟友，卻又通過外交方式確保他們在澳門的定居點一樣，荷蘭人在征服萬丹蘇丹國僅僅幾年後，同樣更加謹慎地推進位於臺灣（熱蘭遮城）的定居點問題，這裡位於北京的視線之外。荷蘭人同樣極其小心翼翼地與崛起中的德川幕府建立外交關係，以確保一項貿易協定能持續到19世紀後期幕府結束之時。這些外交模式表明，即使在中國明清鼎革——與日本德川時代（1603—1867）同時——之後，歐洲列強仍然認為北京與過去一樣，是令人生畏的。然而，到了19世紀，變化正在發生，並且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迅速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