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沉重的枷鎖
生命線
元至正十七年（西元1357年）三月，朱元璋軍終於攻克為張士誠軍所占的常州城。從至正十六年（西元1356年）七月始，作為朱元璋麾下頭號大將的徐達率師圍攻常州，不想卻因常州城堅兵精而不能攻克。九個月後，常州城卻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被攻克了：因為長期無法攻克常州，朱元璋軍中出現了大量的逃兵，而常州守將呂珍趁機將這些逃兵招入城中，導致軍糧短缺，難以生存，繼而被徐達攻克。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初，常州兵雖少而糧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眾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達等遂取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曾經對歷史與地理之間的關係做過一個精采的比喻：「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裡看得到戲劇！」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軍事學家，也有一個類似的比喻：「戰略之於戰爭，猶如情節之於戲劇；戰術可比之為演員扮演的角色；後勤相當於舞臺管理、置辦道具及擔當演出的種種維持工作。」要想看歷史這出大戲，離不開地理；要想看戰爭這場大戲，則離不開後勤。在戰爭中，後勤擁有與戰略、戰術並重的地位。張士誠的常州守將不顧及後勤承受能力，盲目招降納叛，輸得不冤。
在中國戰爭史上，因為後勤問題而導致失敗的戰例不勝枚舉，袁紹因為烏巢被燒而含恨撤軍，桓溫北伐因後勤不濟而屢屢失利。可見飢餓亦是古代將士的重要殺手，更是制約國家版圖擴張的沉重枷鎖。戰爭史吸引讀者的往往是前方戰線上兩軍相交的刀光劍影，軍師謀士的神機妙算，而戰線之後的補給線，則容易被忽略。但對於國家版圖擴張而言，補給線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戰線的推進。戰線的推進並不代表疆域的擴張，就如人們可以去很遠的地方旅行，但錢花完了就得回家。同理，戰線推得再遠，如果補給線跟不上，軍隊還是要退回來。結果往往是領土打得下來，卻守不住。
那麼，後勤補給究竟難在何處呢？簡言之，難在國家的財政能力與統籌能力，具體而言又反映在籌措與運輸之上。
首先，後勤補給的籌措，就是一門系統性工程。《孫子兵法》曾言：「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先秦時期，中國就有了後勤統籌體系之建設。西周時期就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後勤物資籌備體制，根據《周禮．地官》的記載，在野鄙、縣都等處，都有糧食儲備，稱為「委積」，「縣都之委積」的用途是「以備凶荒」，凶，即戰爭。
春秋以降，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尤其是戰國以後鐵質兵器的推廣，戰爭的烈度不斷增加，軍隊的數量也不斷增大，征戰的距離不斷延長，後勤補給的規模也相應增加，這就需要政府對資源進行統一調度，也就是說軍隊後勤保障由國家統一組織實施。各諸侯國竭盡所能，進行改革，為戰爭做好物資儲備。具體表現在：一、軍費的來源擴大了。在農業上，原本承擔軍賦的是作為奴隸主的「國人」。春秋以後，擴大到「庶人」。同時，各諸侯國還透過徵收關稅、設立軍市收取市租、鹽鐵專營、收取人口稅等方式增加軍費。二、後勤部隊的編制與內容擴大了。西周時，一乘的編制包括戰車一輛，兵士二十人，此外還有輜重車一輛，炊事二人，飼養二人，負責衣甲一人。到了春秋時期，楚國一乘已經發展為戰車一輛，兵士七十五人，輜重車一輛，後勤二十五人的規模。在後勤中，又包含炊事十人，飼養五人，維修裝具五人，砍柴、取水五人。可見，不僅後勤部隊的人數隨著作戰部隊的增加而增加，後勤保障的範圍也相應擴大了。
到了秦統一六國後，隨著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歷朝歷代都不斷加強後勤制度的建設，以統籌全國的資源用於軍事後勤。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設立後勤官員，對資源進行管理。漢代以大司農負責籌措軍費、糧草，同時還要保障軍事物資的輸送。根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載：「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大司農下又有太倉令負責糧食保存。同時，少府負責武器裝備，太僕負責車馬。地方上則有倉農監、工官參與地方部隊的後勤保障。
唐代以尚書省主管全國後勤事宜。尚書省下的戶部、兵部、工部與軍事後勤直接相關。戶部下的倉部司郎中，主管軍事後勤物資。《新唐書．百官志》載：「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兵部負責軍隊兵器、盔甲等物資的保存，工部則負責舟車、兵器的製作。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在後勤方面其體制建設也比前代更為完善。在中央，總攬國家財政的鹽鐵、度支、戶部「三司」，負責軍事後勤。其中，鹽鐵司掌軍器製作，下轄七案中兵案與胄案同軍事後勤直接相關。兵案「掌衙司軍將、大將、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及庫務月帳」；胄案「掌修護河渠、給造軍器之名物，及軍器作坊、弓弩院諸務諸季料籍」。度支司下八案中，錢帛案「掌軍中春冬衣」，糧料案「掌三軍糧料、諸州芻粟給受、諸軍校口食、御河漕運」，騎案「掌諸坊監院務飼養牛羊、馬畜及市馬等」。戶部司五案中，修造案掌「諸庫簿帳、勾校諸州營壘」，衣糧案「掌勾校百官諸軍諸司奉料、春冬衣、祿粟、茶、鹽、鞋、醬、傔糧等」。除了三司，兵部、工部、太僕寺、少府監、軍器監等部門也都兼有後勤供應之責。地方上，則以「路」的軍政長官負責後勤。其中安撫使司負責軍事，轉運使司負責轉運地方錢糧物資至京師，提舉常平司負責倉儲工作，都參與地方上的後勤組織工作。此外，宋代還有專門的後勤部隊——廂軍。相對於以作戰為主責的禁軍，作為地方軍的廂軍，其承擔了諸多軍事後勤職能，包括築城、製造軍器、驛站運輸、疏濬河道、建造艦船、養馬、屯田等各方面。
相較於後勤物資的籌備，後勤物資的運輸更為困難。孫子所言的戰爭是行軍距離不過千里的諸侯爭霸戰，且作戰地域大都在水陸交通發達的中原、江淮地區。而中國歷史上，動輒出兵幾十萬、轉戰數千里的大規模邊塞戰爭又豈能勝數？其他軍需物資暫且不論，單糧食一項所產生的巨大損耗，就足可拖垮一個強盛的王朝。
以秦軍北擊匈奴的河套之戰為例，為保證前線將士吃飽肚子，秦朝各級官府可謂拚盡全力，但好不容易徵來的軍糧中，每三十石也只有一石能運抵前線，其餘九成多糧食幾乎都被押運隊伍消耗掉。到漢武帝時，因為坐擁「文景之治」留下的雄厚資本，漢廷有了向匈奴開戰的底氣。一時間，衛青、霍去病縱橫沙場，大漢軍威聲達西域、漠北、朝鮮、閩粵。然而誰又能想到，一將功成萬骨枯，漢武帝對匈奴作戰四十四載，不僅人員大量傷亡，更造成了國力衰竭的嚴重後果。相比當年蒙恬率軍征伐匈奴，漢朝的戰線拉得更長，補給也更艱難。漢武帝在河套修築朔方城，動用民夫數萬人從內地運糧。由於距離太過遙遠，每十多鐘（一鐘為十石）軍糧只有一石能被送達目的地，而原本富庶的山東（崤山以東）地區也因此庫府空虛，民不聊生。如果沒有武帝晚年以及漢昭帝及時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漢帝國說不定就會「五世而亡」。漢代以後的歷代中原王朝，作戰對象仍主要為北部或西部的游牧民族，同樣沒能擺脫沉重的補給負擔。隋煬帝征高麗，出動軍隊百萬，輸送糧餉的民夫比士兵還多一倍，光是二人推的運糧小車就達三十餘萬輛。儘管有大運河幫忙，其運輸效率也未見得比秦代高出多少。到了明代，陸運效率極其低下的情況仍無明顯改觀。
生命線
元至正十七年（西元1357年）三月，朱元璋軍終於攻克為張士誠軍所占的常州城。從至正十六年（西元1356年）七月始，作為朱元璋麾下頭號大將的徐達率師圍攻常州，不想卻因常州城堅兵精而不能攻克。九個月後，常州城卻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被攻克了：因為長期無法攻克常州，朱元璋軍中出現了大量的逃兵，而常州守將呂珍趁機將這些逃兵招入城中，導致軍糧短缺，難以生存，繼而被徐達攻克。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初，常州兵雖少而糧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眾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達等遂取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曾經對歷史與地理之間的關係做過一個精采的比喻：「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裡看得到戲劇！」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軍事學家，也有一個類似的比喻：「戰略之於戰爭，猶如情節之於戲劇；戰術可比之為演員扮演的角色；後勤相當於舞臺管理、置辦道具及擔當演出的種種維持工作。」要想看歷史這出大戲，離不開地理；要想看戰爭這場大戲，則離不開後勤。在戰爭中，後勤擁有與戰略、戰術並重的地位。張士誠的常州守將不顧及後勤承受能力，盲目招降納叛，輸得不冤。
在中國戰爭史上，因為後勤問題而導致失敗的戰例不勝枚舉，袁紹因為烏巢被燒而含恨撤軍，桓溫北伐因後勤不濟而屢屢失利。可見飢餓亦是古代將士的重要殺手，更是制約國家版圖擴張的沉重枷鎖。戰爭史吸引讀者的往往是前方戰線上兩軍相交的刀光劍影，軍師謀士的神機妙算，而戰線之後的補給線，則容易被忽略。但對於國家版圖擴張而言，補給線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戰線的推進。戰線的推進並不代表疆域的擴張，就如人們可以去很遠的地方旅行，但錢花完了就得回家。同理，戰線推得再遠，如果補給線跟不上，軍隊還是要退回來。結果往往是領土打得下來，卻守不住。
那麼，後勤補給究竟難在何處呢？簡言之，難在國家的財政能力與統籌能力，具體而言又反映在籌措與運輸之上。
首先，後勤補給的籌措，就是一門系統性工程。《孫子兵法》曾言：「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先秦時期，中國就有了後勤統籌體系之建設。西周時期就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後勤物資籌備體制，根據《周禮．地官》的記載，在野鄙、縣都等處，都有糧食儲備，稱為「委積」，「縣都之委積」的用途是「以備凶荒」，凶，即戰爭。
春秋以降，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尤其是戰國以後鐵質兵器的推廣，戰爭的烈度不斷增加，軍隊的數量也不斷增大，征戰的距離不斷延長，後勤補給的規模也相應增加，這就需要政府對資源進行統一調度，也就是說軍隊後勤保障由國家統一組織實施。各諸侯國竭盡所能，進行改革，為戰爭做好物資儲備。具體表現在：一、軍費的來源擴大了。在農業上，原本承擔軍賦的是作為奴隸主的「國人」。春秋以後，擴大到「庶人」。同時，各諸侯國還透過徵收關稅、設立軍市收取市租、鹽鐵專營、收取人口稅等方式增加軍費。二、後勤部隊的編制與內容擴大了。西周時，一乘的編制包括戰車一輛，兵士二十人，此外還有輜重車一輛，炊事二人，飼養二人，負責衣甲一人。到了春秋時期，楚國一乘已經發展為戰車一輛，兵士七十五人，輜重車一輛，後勤二十五人的規模。在後勤中，又包含炊事十人，飼養五人，維修裝具五人，砍柴、取水五人。可見，不僅後勤部隊的人數隨著作戰部隊的增加而增加，後勤保障的範圍也相應擴大了。
到了秦統一六國後，隨著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歷朝歷代都不斷加強後勤制度的建設，以統籌全國的資源用於軍事後勤。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設立後勤官員，對資源進行管理。漢代以大司農負責籌措軍費、糧草，同時還要保障軍事物資的輸送。根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載：「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大司農下又有太倉令負責糧食保存。同時，少府負責武器裝備，太僕負責車馬。地方上則有倉農監、工官參與地方部隊的後勤保障。
唐代以尚書省主管全國後勤事宜。尚書省下的戶部、兵部、工部與軍事後勤直接相關。戶部下的倉部司郎中，主管軍事後勤物資。《新唐書．百官志》載：「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兵部負責軍隊兵器、盔甲等物資的保存，工部則負責舟車、兵器的製作。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在後勤方面其體制建設也比前代更為完善。在中央，總攬國家財政的鹽鐵、度支、戶部「三司」，負責軍事後勤。其中，鹽鐵司掌軍器製作，下轄七案中兵案與胄案同軍事後勤直接相關。兵案「掌衙司軍將、大將、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及庫務月帳」；胄案「掌修護河渠、給造軍器之名物，及軍器作坊、弓弩院諸務諸季料籍」。度支司下八案中，錢帛案「掌軍中春冬衣」，糧料案「掌三軍糧料、諸州芻粟給受、諸軍校口食、御河漕運」，騎案「掌諸坊監院務飼養牛羊、馬畜及市馬等」。戶部司五案中，修造案掌「諸庫簿帳、勾校諸州營壘」，衣糧案「掌勾校百官諸軍諸司奉料、春冬衣、祿粟、茶、鹽、鞋、醬、傔糧等」。除了三司，兵部、工部、太僕寺、少府監、軍器監等部門也都兼有後勤供應之責。地方上，則以「路」的軍政長官負責後勤。其中安撫使司負責軍事，轉運使司負責轉運地方錢糧物資至京師，提舉常平司負責倉儲工作，都參與地方上的後勤組織工作。此外，宋代還有專門的後勤部隊——廂軍。相對於以作戰為主責的禁軍，作為地方軍的廂軍，其承擔了諸多軍事後勤職能，包括築城、製造軍器、驛站運輸、疏濬河道、建造艦船、養馬、屯田等各方面。
相較於後勤物資的籌備，後勤物資的運輸更為困難。孫子所言的戰爭是行軍距離不過千里的諸侯爭霸戰，且作戰地域大都在水陸交通發達的中原、江淮地區。而中國歷史上，動輒出兵幾十萬、轉戰數千里的大規模邊塞戰爭又豈能勝數？其他軍需物資暫且不論，單糧食一項所產生的巨大損耗，就足可拖垮一個強盛的王朝。
以秦軍北擊匈奴的河套之戰為例，為保證前線將士吃飽肚子，秦朝各級官府可謂拚盡全力，但好不容易徵來的軍糧中，每三十石也只有一石能運抵前線，其餘九成多糧食幾乎都被押運隊伍消耗掉。到漢武帝時，因為坐擁「文景之治」留下的雄厚資本，漢廷有了向匈奴開戰的底氣。一時間，衛青、霍去病縱橫沙場，大漢軍威聲達西域、漠北、朝鮮、閩粵。然而誰又能想到，一將功成萬骨枯，漢武帝對匈奴作戰四十四載，不僅人員大量傷亡，更造成了國力衰竭的嚴重後果。相比當年蒙恬率軍征伐匈奴，漢朝的戰線拉得更長，補給也更艱難。漢武帝在河套修築朔方城，動用民夫數萬人從內地運糧。由於距離太過遙遠，每十多鐘（一鐘為十石）軍糧只有一石能被送達目的地，而原本富庶的山東（崤山以東）地區也因此庫府空虛，民不聊生。如果沒有武帝晚年以及漢昭帝及時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漢帝國說不定就會「五世而亡」。漢代以後的歷代中原王朝，作戰對象仍主要為北部或西部的游牧民族，同樣沒能擺脫沉重的補給負擔。隋煬帝征高麗，出動軍隊百萬，輸送糧餉的民夫比士兵還多一倍，光是二人推的運糧小車就達三十餘萬輛。儘管有大運河幫忙，其運輸效率也未見得比秦代高出多少。到了明代，陸運效率極其低下的情況仍無明顯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