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和為上策：《中法新約》並非「不敗而敗」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和外交仿佛是一對孿生兒，兩者既相互對立，但往往又結合緊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當政者要想處理好這兩者關係，就必須具備非常高超的操控水準，譬如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的進行過程中，中外各方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幾乎就沒有停止過。
無疑問，打仗是最能花錢的。倘若打贏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還能敲詐一筆；但要是打輸了，戰敗方不但血本無歸，還要倒賠戰勝國的軍費。這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那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裏，也是通例。譬如，德國人在色當戰役裏打敗了法國人，法國人不但損兵折將，還得賠償50億法郎並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給德國人；而一戰結束後，德國人被打敗了，就得反過來賠償1320億馬克給那些戰勝國。德國人最後付不起，經過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國人不幹了，要重新打過，二戰就這樣爆發了。從此以後，戰勝國向戰敗國強索戰爭賠償的事，也就收斂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戰敗者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煩事。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鎮南關大捷後沒幾天，正當前線老將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太原的時候，清政府卻突然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
命令來得太突然了，很多清軍將士接令後，氣得捶胸頓足，「拔劍刺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甚至跑到將帥帳外，寫血書，立軍令狀，「磨拳擦掌，同聲請戰」，「戰如不勝，甘從軍法」。馮子材等清軍將領在大勝之下也不想輕易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誅殺議和之人，以振士氣。
當時人寫詩諷刺清廷：「十二金牌事，於今複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所謂「十二金牌」，就是當年南宋朝廷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的故事。就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當時也憤憤然地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但是，胳膊畢竟扭不過大腿，馮子材最終還是被迫遵旨撤軍，彭玉麟只能歎道：「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髮生！」
事實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宣戰以後，也始終在或明或暗地尋求和平活動。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這時主管談判事務的李鴻章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對此點頭稱是，以勝求和，也就順理成章了。
武人好戰，情有可原，但作為大清帝國的總當家，慈禧太后考慮的可能要多一點。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並在北越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佔領了澎湖列島並對臺灣形成了封鎖狀態，中法雙方在陸海兩個戰場上互有勝負，總體上形成一種均勢。
慈禧太后擔心的是，法國人會因失敗而憤怒，因憤怒而繼續擴大戰爭，這是她所不願看到的。實事求是地說，對於越南未來的戰局，不要說慈禧太后沒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線將士心裏也未必有底，因為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軍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的。
譬如在海戰方面，清朝當時的海軍和法國艦隊根本不是一個級別，這從馬尾海戰及南洋艦隊的兩艘軍艦在浙江石浦被擊沉的慘痛失敗就可以看出。更讓慈禧太后心煩意亂的是，法國艦隊可能會對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運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法國艦隊北上進行騷擾，再度攻擊京畿，這也導致清廷對持續作戰底氣不足。
海防空虛，加之戰爭耗費巨大，清政府在財力上難以支撐，也是停戰求和的重要原因。據後來統計，清廷在中法戰爭總共耗資一億多兩白銀，並為此欠債達2千萬兩，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而清廷此時期的財政收入大約在7千萬兩左右，刨去開支，每年只有數百萬兩的盈餘。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顯然不是清廷所能長期承受的。
再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延長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儘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英美等國並不希望中國取得對法戰爭的全面勝利，因為這可能會使得清廷對西方列強採取強硬措施，譬如英國外交大臣就曾說過，「中國的任何勝利，都會一般地對歐洲人發生嚴重後果」。
而中國的兩個鄰居，俄國和日本，也在虎視眈眈地看著戰爭的進程。拿俄國來說，早兩年因強佔伊犁的陰謀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圖利用中法戰爭混水摸魚。1884年9月，在法國突襲馬尾港的福建水師之後不久，俄國報紙竟然聲稱：「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俄國人對土地的貪婪，的確讓清廷頭疼不已。
更為嚴重的是未來的中日衝突。中法戰爭期間，日本策動朝鮮的親日派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後，也不斷鼓吹武力侵朝，這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1885年初，正當中法軍隊在北圻激戰之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談判有關朝鮮「甲申政變」的善後事宜，卻暗中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暗通來往。清廷當時最擔心的就是，法國和日俄勾結，南北呼應，乘機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時清廷根本無法同時應對。畢竟，以清廷當時的實力，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
此外，當時臺灣仍受到法國艦隊的嚴密封鎖，形勢險惡。而越南當局在中法戰爭中一味地妥協投降，甚至在法國人的脅迫下公開斷絕了同清廷的宗藩關係。越南的離心離德，也讓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繼續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處於多種考慮，慈禧太后在權衡利弊後，決定捨越南而保臺灣，承認越南淪為法國保護的現狀。恰在此時，法國茹費理內閣垮臺，新的法國政府對持續的戰爭也感到不堪重負。正因為雙方都不想再打下去，兩國間已進行了多日的秘密談判便開始互相妥協，彼此都表現出和平解決的意願。
1885年1月，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插手干預下，清政府授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駐倫敦辦事處的英國人金登幹作為中國代表，同法國外交部進行秘密談判。得到清廷授權後，金登幹於4月4日同法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畢爾簽訂了《巴黎停戰協定》（又稱《中法議和草約》）。
金登幹簽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書，正式文本還要雙方正式代表重新談判擬定。後來，法國政府代表兼駐華公使巴德諾來到天津和李鴻章進行談判，以敲定和議最後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雙方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通常稱《中法新約》），和約共十款內容。
在隨後的1886年到1888年，根據《中法新約》的約定，清政府又和法國簽訂了《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務條約》、《中法續議商務專約》等後繼條約，由此，法國終於打開了通往中國西南的商業之路。
中法之戰結束了。在這個戰爭中，清廷乘勝求和基本沒有什麼疑問，但中法戰爭到底是不是「不敗而敗」，學界一直爭論不休。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和外交仿佛是一對孿生兒，兩者既相互對立，但往往又結合緊密，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由此，當政者要想處理好這兩者關係，就必須具備非常高超的操控水準，譬如在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的進行過程中，中外各方圍繞「和戰」問題的外交活動和秘密談判幾乎就沒有停止過。
無疑問，打仗是最能花錢的。倘若打贏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還能敲詐一筆；但要是打輸了，戰敗方不但血本無歸，還要倒賠戰勝國的軍費。這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那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裏，也是通例。譬如，德國人在色當戰役裏打敗了法國人，法國人不但損兵折將，還得賠償50億法郎並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給德國人；而一戰結束後，德國人被打敗了，就得反過來賠償1320億馬克給那些戰勝國。德國人最後付不起，經過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國人不幹了，要重新打過，二戰就這樣爆發了。從此以後，戰勝國向戰敗國強索戰爭賠償的事，也就收斂不少，要不然逼得狠了，戰敗者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煩事。
1885年4月7日，也就是鎮南關大捷後沒幾天，正當前線老將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太原的時候，清政府卻突然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
命令來得太突然了，很多清軍將士接令後，氣得捶胸頓足，「拔劍刺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甚至跑到將帥帳外，寫血書，立軍令狀，「磨拳擦掌，同聲請戰」，「戰如不勝，甘從軍法」。馮子材等清軍將領在大勝之下也不想輕易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誅殺議和之人，以振士氣。
當時人寫詩諷刺清廷：「十二金牌事，於今複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所謂「十二金牌」，就是當年南宋朝廷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的故事。就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當時也憤憤然地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但是，胳膊畢竟扭不過大腿，馮子材最終還是被迫遵旨撤軍，彭玉麟只能歎道：「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髮生！」
事實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宣戰以後，也始終在或明或暗地尋求和平活動。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這時主管談判事務的李鴻章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對此點頭稱是，以勝求和，也就順理成章了。
武人好戰，情有可原，但作為大清帝國的總當家，慈禧太后考慮的可能要多一點。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並在北越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佔領了澎湖列島並對臺灣形成了封鎖狀態，中法雙方在陸海兩個戰場上互有勝負，總體上形成一種均勢。
慈禧太后擔心的是，法國人會因失敗而憤怒，因憤怒而繼續擴大戰爭，這是她所不願看到的。實事求是地說，對於越南未來的戰局，不要說慈禧太后沒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線將士心裏也未必有底，因為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軍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的。
譬如在海戰方面，清朝當時的海軍和法國艦隊根本不是一個級別，這從馬尾海戰及南洋艦隊的兩艘軍艦在浙江石浦被擊沉的慘痛失敗就可以看出。更讓慈禧太后心煩意亂的是，法國艦隊可能會對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運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法國艦隊北上進行騷擾，再度攻擊京畿，這也導致清廷對持續作戰底氣不足。
海防空虛，加之戰爭耗費巨大，清政府在財力上難以支撐，也是停戰求和的重要原因。據後來統計，清廷在中法戰爭總共耗資一億多兩白銀，並為此欠債達2千萬兩，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而清廷此時期的財政收入大約在7千萬兩左右，刨去開支，每年只有數百萬兩的盈餘。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顯然不是清廷所能長期承受的。
再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延長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儘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英美等國並不希望中國取得對法戰爭的全面勝利，因為這可能會使得清廷對西方列強採取強硬措施，譬如英國外交大臣就曾說過，「中國的任何勝利，都會一般地對歐洲人發生嚴重後果」。
而中國的兩個鄰居，俄國和日本，也在虎視眈眈地看著戰爭的進程。拿俄國來說，早兩年因強佔伊犁的陰謀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圖利用中法戰爭混水摸魚。1884年9月，在法國突襲馬尾港的福建水師之後不久，俄國報紙竟然聲稱：「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俄國人對土地的貪婪，的確讓清廷頭疼不已。
更為嚴重的是未來的中日衝突。中法戰爭期間，日本策動朝鮮的親日派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後，也不斷鼓吹武力侵朝，這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1885年初，正當中法軍隊在北圻激戰之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談判有關朝鮮「甲申政變」的善後事宜，卻暗中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暗通來往。清廷當時最擔心的就是，法國和日俄勾結，南北呼應，乘機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時清廷根本無法同時應對。畢竟，以清廷當時的實力，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
此外，當時臺灣仍受到法國艦隊的嚴密封鎖，形勢險惡。而越南當局在中法戰爭中一味地妥協投降，甚至在法國人的脅迫下公開斷絕了同清廷的宗藩關係。越南的離心離德，也讓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繼續援越抗法的信心和理由。
正是處於多種考慮，慈禧太后在權衡利弊後，決定捨越南而保臺灣，承認越南淪為法國保護的現狀。恰在此時，法國茹費理內閣垮臺，新的法國政府對持續的戰爭也感到不堪重負。正因為雙方都不想再打下去，兩國間已進行了多日的秘密談判便開始互相妥協，彼此都表現出和平解決的意願。
1885年1月，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插手干預下，清政府授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駐倫敦辦事處的英國人金登幹作為中國代表，同法國外交部進行秘密談判。得到清廷授權後，金登幹於4月4日同法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畢爾簽訂了《巴黎停戰協定》（又稱《中法議和草約》）。
金登幹簽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書，正式文本還要雙方正式代表重新談判擬定。後來，法國政府代表兼駐華公使巴德諾來到天津和李鴻章進行談判，以敲定和議最後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雙方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通常稱《中法新約》），和約共十款內容。
在隨後的1886年到1888年，根據《中法新約》的約定，清政府又和法國簽訂了《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務條約》、《中法續議商務專約》等後繼條約，由此，法國終於打開了通往中國西南的商業之路。
中法之戰結束了。在這個戰爭中，清廷乘勝求和基本沒有什麼疑問，但中法戰爭到底是不是「不敗而敗」，學界一直爭論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