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大清帝國裱糊匠
1901年《辛丑和約》簽訂後兩個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死前1個小時，俄國外交官還來到他暫居的賢良寺，強迫他在一份密約上簽字。
2個月後，流亡日本3年的梁啟超完成了關於李鴻章的第一本傳記。是年29歲的梁啟超，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的身分，為78歲含恨而死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
從某種意義上說，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延續，洋務運動是經濟改革、維新運動是政治改革，兩者都先後失敗了。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倒印證李鴻章對自己一生的概括：「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梁啟超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梁氏認為，李鴻章是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如此，李為其代表者。梁氏預見到清帝國前景悲涼，且再無像李鴻章的強人為之保駕護航：「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晚年，李鴻章承認自己一生所做的事「都是紙糊的老虎」，並自我開脫說，「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李鴻章從青年時「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邁，變成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自嘲是大清帝國的裱糊匠：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大清「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滔滔之勢，豈能禁遏、豈能不漏！
李鴻章指出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制度的限制，但究竟是什麼制度，他欲語還休。梁啟超流亡海外，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全盤托出乃是專制獨裁制度。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朝歷代都實行譚嗣同所說的「秦制」，也以此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衝。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
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內亂、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其見識才具，遠超同僚之上。他創建了清帝國的第一支現代化艦隊，且為了與現代海軍整合，他建立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船塢、兵工廠、技術培訓學校。
為了振興中國的經濟，他還創建一連串工商企業：第一個輪船公司、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電報線、第一座棉紡廠、第一座近代金礦……為了表彰他的貢獻，清廷在1873年授予他文華殿大學士銜（有清一代只有兩個滿人、兩個漢人享有過此一名譽銜），1879年加太子太傅，1894年賞戴三眼花翎（此前這一榮譽只授予滿洲王公）。
然而，觀其一生功業，論武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僅靠玩弄「戰國策」式的、合縱連橫的伎倆。作為新事物與舊事物的混血兒，李鴻章固然為一時人傑，但外在環境嚴峻，列強環伺，兵臨城下，他哪能力挽狂瀾、轉敗為勝──最終，簽字畫押、割地賠款的事情，都輪到他來替皇帝承擔。
在外交場合，李鴻章是唯一受西方尊重的中樞重臣。他訪問英國時，維多利亞女王頒發伯爵勛章給他；訪問美國時，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的夫人將總統的名貴手杖贈給他。歷史學家劉廣京在《李鴻章評傳》中認為：「李鴻章是一個弱國的外交大師，在能採取堅定立場的少數情況下，他採取了堅定的立場；在不可能的時候，便做出最小的讓步。」
儘管李鴻章聰明過人，手上掌握的資源卻有限。外交是實力的推展，外交官一般「多財」方能「善賈」、「長袖」方能「善舞」。由於沒有國家實力在背後支撐，反倒有很多敵對派系在背後牽制和搗亂，使李鴻章落入「裡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
李鴻章最大的敵人，既不是太平天國，也不是更難以對付的西方列強，而是昏聵無能的君王和口蜜腹劍的同僚──比如心胸狹窄、見識短淺，並挪用軍費、開支無度的慈禧太后，再比如那些年輕氣盛、吟詩作賦、大言不慚的「清議派」。
袁世凱才算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6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占據武漢三鎮的民軍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占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占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袁回答：「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
當時，全國已呈現鼎沸魚爛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暴力泛濫，大城市中居住於滿城的大量滿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殺，還有很多匪徒、會黨趁火打劫、殺人越貨。如果南北達不成和談，類似於太平天國那種屠戮婦嬰的慘劇或許會蔓延開來。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2,000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
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事實。
1912年2月15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17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的電報中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16票，另有1票投給黃興。袁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洲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
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說──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
延安不是抗日燈塔，而是鴉片王國
在中國，凡是經歷過文革的長者，都知道毛澤東的「老三篇」，那個年代所有人都必須背誦這三篇文章。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於泰山。
然而，張思德並不像《毛澤東選集》注釋說明的那樣，在燒炭時因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處大煙（鴉片）加工廠參與燒製大煙時，因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幹？不難理解，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幹。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燒煙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讓全國人民學習數十年，這就是中國歷史被謊言充斥的典型例證。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抗日，而是種植、製作和輸出鴉片。西北沒有日本軍隊的蹤跡，被國民黨軍隊一路追擊逃到西北的共產黨，所宣揚的「北上抗日」，明顯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謊話，至於有沒有人相信，共產黨已不在乎了。而且，共產黨早已派出潘漢年等人與日本談判達成「互不侵犯」之協議，1941年之後，日本從未向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作戰。
日本的飛機頻頻轟炸濃霧繚繞、視線模糊的重慶，偏偏就是不去轟炸晴空萬里、毫無遮掩的延安。難怪戰後的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表示：「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關於延安政權種植、製作和銷售鴉片的這個「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早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但由於中共封鎖乃至銷毀了大量檔案資料，使得研究難有突破，直到學者高龍在山西省忻州地區，見到一批當年共產黨在晉西北種植鴉片的原始檔案，才讓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據擁有這批檔案的人士介紹，這批檔案從忻州某縣檔案館流出，以「賣廢紙的價格」賣給文物販子。該人士花高價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得這批檔案，並妥善保管。
根據檔案所在地和內容，研究者將這批檔案初步命名為「忻州鴉片檔案」。「忻州鴉片檔案」紙張都已泛黃，但裡面的毛筆字工整，訊息量大。「忻州鴉片檔案」數量達兩百多件，內容涉及晉西北鴉片種植、收割、運送、稅制等每個環節，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產黨統治地區的鴉片經濟。「忻州鴉片檔案」的面世，將「解放區」鴉片經濟這一重大疑案鐵板釘釘，為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獻支撐。以這些檔案為基礎，高龍寫出〈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一文。
這篇文章提及，「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腰莊煙畝稅冊》，詳細記錄了腰莊農戶的鴉片種植情況。根據《腰莊煙畝稅冊》，種鴉片的農戶成員多數為貧農，少數為中農，中共只將此「肥缺」賜予值得信賴的階級。檔案顯示，中共的鴉片統購政策是冷酷無情的。農戶種鴉片有具體的任務，屬於「政治攤派」。如果無法完成任務，農戶得自己拿錢買鴉片，然後再上繳。
豐收季節，農戶去煙站出售鴉片，之後換回等價貨物，沿途設有嚴格的稽查崗位，需要有許可證才能放行。「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36年交換許可證放行〉，檔案日期是「中華民國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這份文件寫著：「茲有寧武縣第四區謝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攜帶藥品36兩到縣上帶換回等價貨物，換布及衣服牲畜，業經批准發給許可證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給安滿蒼收執。縣長王子仁、稅務局長張一心。」
與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產」、「特貨」等詞彙不同，「忻州鴉片檔案」直接出現「大煙」字樣。其中有一件檔案〈煙站致趙應堂煙布價〉，文字為：「趙應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煙已收下，毛重29.6兩，皮重13.8兩，淨重15.8兩，6個煙，共25萬8,000元……請照數查收為荷。煙站侯成明啟（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當局用其他隱晦的名稱代指鴉片。「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統購藥材通知〉，詳細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臨武縣統購鴉片的事情。在檔案中，鴉片被隱晦的稱為「藥材」。
中共的教科書對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所謂的鴉片戰爭口誅筆伐，並標榜中共建政後消滅鴉片的豐功偉業，卻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據政權以鴉片為經濟支柱、靠鴉片度過難關的歷史真相。「忻州鴉片檔案」堪稱「鐵證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證實了一個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凡走過之處，必留下痕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來混，總要還的。
1901年《辛丑和約》簽訂後兩個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死前1個小時，俄國外交官還來到他暫居的賢良寺，強迫他在一份密約上簽字。
2個月後，流亡日本3年的梁啟超完成了關於李鴻章的第一本傳記。是年29歲的梁啟超，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的身分，為78歲含恨而死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
從某種意義上說，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延續，洋務運動是經濟改革、維新運動是政治改革，兩者都先後失敗了。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倒印證李鴻章對自己一生的概括：「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梁啟超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梁氏認為，李鴻章是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如此，李為其代表者。梁氏預見到清帝國前景悲涼，且再無像李鴻章的強人為之保駕護航：「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晚年，李鴻章承認自己一生所做的事「都是紙糊的老虎」，並自我開脫說，「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李鴻章從青年時「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邁，變成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自嘲是大清帝國的裱糊匠：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大清「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滔滔之勢，豈能禁遏、豈能不漏！
李鴻章指出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制度的限制，但究竟是什麼制度，他欲語還休。梁啟超流亡海外，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全盤托出乃是專制獨裁制度。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朝歷代都實行譚嗣同所說的「秦制」，也以此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天下一於郡縣，采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衝。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
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內亂、辦洋務、創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其見識才具，遠超同僚之上。他創建了清帝國的第一支現代化艦隊，且為了與現代海軍整合，他建立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船塢、兵工廠、技術培訓學校。
為了振興中國的經濟，他還創建一連串工商企業：第一個輪船公司、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電報線、第一座棉紡廠、第一座近代金礦……為了表彰他的貢獻，清廷在1873年授予他文華殿大學士銜（有清一代只有兩個滿人、兩個漢人享有過此一名譽銜），1879年加太子太傅，1894年賞戴三眼花翎（此前這一榮譽只授予滿洲王公）。
然而，觀其一生功業，論武功，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僅靠玩弄「戰國策」式的、合縱連橫的伎倆。作為新事物與舊事物的混血兒，李鴻章固然為一時人傑，但外在環境嚴峻，列強環伺，兵臨城下，他哪能力挽狂瀾、轉敗為勝──最終，簽字畫押、割地賠款的事情，都輪到他來替皇帝承擔。
在外交場合，李鴻章是唯一受西方尊重的中樞重臣。他訪問英國時，維多利亞女王頒發伯爵勛章給他；訪問美國時，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的夫人將總統的名貴手杖贈給他。歷史學家劉廣京在《李鴻章評傳》中認為：「李鴻章是一個弱國的外交大師，在能採取堅定立場的少數情況下，他採取了堅定的立場；在不可能的時候，便做出最小的讓步。」
儘管李鴻章聰明過人，手上掌握的資源卻有限。外交是實力的推展，外交官一般「多財」方能「善賈」、「長袖」方能「善舞」。由於沒有國家實力在背後支撐，反倒有很多敵對派系在背後牽制和搗亂，使李鴻章落入「裡外不是人」的尷尬境地。
李鴻章最大的敵人，既不是太平天國，也不是更難以對付的西方列強，而是昏聵無能的君王和口蜜腹劍的同僚──比如心胸狹窄、見識短淺，並挪用軍費、開支無度的慈禧太后，再比如那些年輕氣盛、吟詩作賦、大言不慚的「清議派」。
袁世凱才算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6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占據武漢三鎮的民軍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占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占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袁回答：「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
當時，全國已呈現鼎沸魚爛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暴力泛濫，大城市中居住於滿城的大量滿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殺，還有很多匪徒、會黨趁火打劫、殺人越貨。如果南北達不成和談，類似於太平天國那種屠戮婦嬰的慘劇或許會蔓延開來。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2,000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
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事實。
1912年2月15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17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的電報中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16票，另有1票投給黃興。袁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洲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
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說──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
延安不是抗日燈塔，而是鴉片王國
在中國，凡是經歷過文革的長者，都知道毛澤東的「老三篇」，那個年代所有人都必須背誦這三篇文章。一篇是讚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讚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讚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重於泰山。
然而，張思德並不像《毛澤東選集》注釋說明的那樣，在燒炭時因塌窯而死，而是在被派到一處大煙（鴉片）加工廠參與燒製大煙時，因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幹？不難理解，加工大煙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人去幹。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燒煙英雄居然被立作楷模，讓全國人民學習數十年，這就是中國歷史被謊言充斥的典型例證。
中共在延安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抗日，而是種植、製作和輸出鴉片。西北沒有日本軍隊的蹤跡，被國民黨軍隊一路追擊逃到西北的共產黨，所宣揚的「北上抗日」，明顯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謊話，至於有沒有人相信，共產黨已不在乎了。而且，共產黨早已派出潘漢年等人與日本談判達成「互不侵犯」之協議，1941年之後，日本從未向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作戰。
日本的飛機頻頻轟炸濃霧繚繞、視線模糊的重慶，偏偏就是不去轟炸晴空萬里、毫無遮掩的延安。難怪戰後的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表示：「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關於延安政權種植、製作和銷售鴉片的這個「中共歷史上的最大機密」，早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但由於中共封鎖乃至銷毀了大量檔案資料，使得研究難有突破，直到學者高龍在山西省忻州地區，見到一批當年共產黨在晉西北種植鴉片的原始檔案，才讓世人看到冰山一角：據擁有這批檔案的人士介紹，這批檔案從忻州某縣檔案館流出，以「賣廢紙的價格」賣給文物販子。該人士花高價從文物販子手中購得這批檔案，並妥善保管。
根據檔案所在地和內容，研究者將這批檔案初步命名為「忻州鴉片檔案」。「忻州鴉片檔案」紙張都已泛黃，但裡面的毛筆字工整，訊息量大。「忻州鴉片檔案」數量達兩百多件，內容涉及晉西北鴉片種植、收割、運送、稅制等每個環節，全方位勾勒了1940年代共產黨統治地區的鴉片經濟。「忻州鴉片檔案」的面世，將「解放區」鴉片經濟這一重大疑案鐵板釘釘，為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獻支撐。以這些檔案為基礎，高龍寫出〈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一文。
這篇文章提及，「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腰莊煙畝稅冊》，詳細記錄了腰莊農戶的鴉片種植情況。根據《腰莊煙畝稅冊》，種鴉片的農戶成員多數為貧農，少數為中農，中共只將此「肥缺」賜予值得信賴的階級。檔案顯示，中共的鴉片統購政策是冷酷無情的。農戶種鴉片有具體的任務，屬於「政治攤派」。如果無法完成任務，農戶得自己拿錢買鴉片，然後再上繳。
豐收季節，農戶去煙站出售鴉片，之後換回等價貨物，沿途設有嚴格的稽查崗位，需要有許可證才能放行。「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36年交換許可證放行〉，檔案日期是「中華民國36年9月25日」，即1947年9月25日。這份文件寫著：「茲有寧武縣第四區謝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攜帶藥品36兩到縣上帶換回等價貨物，換布及衣服牲畜，業經批准發給許可證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給安滿蒼收執。縣長王子仁、稅務局長張一心。」
與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產」、「特貨」等詞彙不同，「忻州鴉片檔案」直接出現「大煙」字樣。其中有一件檔案〈煙站致趙應堂煙布價〉，文字為：「趙應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煙已收下，毛重29.6兩，皮重13.8兩，淨重15.8兩，6個煙，共25萬8,000元……請照數查收為荷。煙站侯成明啟（1948年）4月30日。」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當局用其他隱晦的名稱代指鴉片。「忻州鴉片檔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統購藥材通知〉，詳細的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臨武縣統購鴉片的事情。在檔案中，鴉片被隱晦的稱為「藥材」。
中共的教科書對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所謂的鴉片戰爭口誅筆伐，並標榜中共建政後消滅鴉片的豐功偉業，卻深深掩埋了中共割據政權以鴉片為經濟支柱、靠鴉片度過難關的歷史真相。「忻州鴉片檔案」堪稱「鐵證如山」，比任何出土文物都更具震撼性，再次證實了一個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凡走過之處，必留下痕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來混，總要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