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2009年11月10日、17日講）
文革的歷史特別複雜，可謂「千頭萬緒」，可以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去敘述、闡釋。這一講到下一講，將從文革民間運動和毛澤東的互動關係出發，前面加一個「發端」，後面是一個「尾聲」，當中則是「文革故事」。
發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繪製的宏圖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要達到什麼目的？1949年以後，毛澤東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1956-1957年間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改革」，二是1958年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第三件大事就是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首先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有一段形成的過程。我們上一堂課說過，1964年的「九評」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裡，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條原則，大概已見這個理論的雛形；到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央關於撤銷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一般稱〈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般稱為〈十六條〉）裡，有更進一步的闡釋。最後在1967年11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的文章〈沿著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裡，才作出系統、全面的概括。我現在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為題，選載在《課用選文》，同學們可以仔細去讀。這裡只作一個簡單介紹。其要點，大概有三條。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回答非常明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前者是後者的黨內保護者，因此，「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這就意味著，革命對象已經由傳統階級鬥爭的對象——社會上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轉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大家注意，這裡不再提「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只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就是說，是從黨內鬥爭的角度、從執行什麼路線、以「跟誰走」為標準來確定革命對象，這就引發出許多問題和爭論。而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重點也在黨內的學術權威，也即通常說的「黨內大知識分子」。
第二，用什麼辦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提出，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又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要擺脫現有的組織、制度、紀律、方法，而直接訴之於群眾。所謂群眾民主、「大民主」，在當時稱為「四大自由」（實際上是「五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大串連。其實就是有限度地給予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集會等自由，這在1949年後的中國是破天荒的。
選擇「由下而上」的群眾「大民主」的方式，其實顯示了毛澤東的一個矛盾。如我們在前幾講裡一再談到的，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以後，苦心經營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黨「獨攬一切」，從中央到地方的第一書記專政。在這樣的黨及書記個人一元化的領導結構裡，各級權力機構，對上只接受單一主管黨委的垂直領導，對下則壟斷屬下一切事權乃至人權，成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北京市委的批評），而又上下勾連，難以撼動。毛澤東本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來實現他個人對全黨、全國的一元化領導；但當毛澤東決定要發動全面的階級鬥爭，而且要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革命對象時，他就發現，如果仍然沿用「自上而下」的傳統方式，例如「反右運動」，1962年以來的「學術批判運動」，以至「四清運動」等，讓各級黨組織直接掌控鬥爭的領導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不僅會遇到頑強的抵制，而且還會被轉移鬥爭方向。他更發現，被「五七體制」所強化的黨官僚系統，已經為劉少奇所控制，成為其權力基礎。毛澤東明白，要從劉少奇手裡奪回領導權，他所要面對的是整個黨的組織系統。因此，他就必須採取非常手段──自下而上地直接發動群眾。這樣也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他自己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打破反右運動以後確立的某些觀念（如：「批評基層黨組織領導就是反黨」）、紀律、制度，給群眾有限度的民主權利。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講的「大民主」，是有一個前提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階級屬性是「無產階級」的，因此，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全面專政」。這就是說，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要實行無產
文革的歷史特別複雜，可謂「千頭萬緒」，可以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去敘述、闡釋。這一講到下一講，將從文革民間運動和毛澤東的互動關係出發，前面加一個「發端」，後面是一個「尾聲」，當中則是「文革故事」。
發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繪製的宏圖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要達到什麼目的？1949年以後，毛澤東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1956-1957年間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改革」，二是1958年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第三件大事就是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首先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有一段形成的過程。我們上一堂課說過，1964年的「九評」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裡，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條原則，大概已見這個理論的雛形；到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央關於撤銷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一般稱〈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般稱為〈十六條〉）裡，有更進一步的闡釋。最後在1967年11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的文章〈沿著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裡，才作出系統、全面的概括。我現在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為題，選載在《課用選文》，同學們可以仔細去讀。這裡只作一個簡單介紹。其要點，大概有三條。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回答非常明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前者是後者的黨內保護者，因此，「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這就意味著，革命對象已經由傳統階級鬥爭的對象——社會上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轉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大家注意，這裡不再提「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只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就是說，是從黨內鬥爭的角度、從執行什麼路線、以「跟誰走」為標準來確定革命對象，這就引發出許多問題和爭論。而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重點也在黨內的學術權威，也即通常說的「黨內大知識分子」。
第二，用什麼辦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提出，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又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要擺脫現有的組織、制度、紀律、方法，而直接訴之於群眾。所謂群眾民主、「大民主」，在當時稱為「四大自由」（實際上是「五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大串連。其實就是有限度地給予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集會等自由，這在1949年後的中國是破天荒的。
選擇「由下而上」的群眾「大民主」的方式，其實顯示了毛澤東的一個矛盾。如我們在前幾講裡一再談到的，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以後，苦心經營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黨「獨攬一切」，從中央到地方的第一書記專政。在這樣的黨及書記個人一元化的領導結構裡，各級權力機構，對上只接受單一主管黨委的垂直領導，對下則壟斷屬下一切事權乃至人權，成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北京市委的批評），而又上下勾連，難以撼動。毛澤東本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來實現他個人對全黨、全國的一元化領導；但當毛澤東決定要發動全面的階級鬥爭，而且要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革命對象時，他就發現，如果仍然沿用「自上而下」的傳統方式，例如「反右運動」，1962年以來的「學術批判運動」，以至「四清運動」等，讓各級黨組織直接掌控鬥爭的領導權，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不僅會遇到頑強的抵制，而且還會被轉移鬥爭方向。他更發現，被「五七體制」所強化的黨官僚系統，已經為劉少奇所控制，成為其權力基礎。毛澤東明白，要從劉少奇手裡奪回領導權，他所要面對的是整個黨的組織系統。因此，他就必須採取非常手段──自下而上地直接發動群眾。這樣也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他自己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打破反右運動以後確立的某些觀念（如：「批評基層黨組織領導就是反黨」）、紀律、制度，給群眾有限度的民主權利。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講的「大民主」，是有一個前提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階級屬性是「無產階級」的，因此，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還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全面專政」。這就是說，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要實行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