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教的中國近代史》
1945年8月11日，蔣介石推測日本即將無條件投降，於是對全軍發出以下命令：
一、各戰區的司令官加速挺進部隊，執行「受降」事宜。
二、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部隊一起留在原地。
三、各地的皇協軍不得離開駐紮地，所有部隊沒有中央的命令，不得重新整編。
分析這三條命令，可以清楚看出蔣介石對兩黨關係的想法。第一條的「受降」是指接受投降。「各戰區」是指為了進行抗日作戰而畫分的作戰區域，其司令官以蔣為首，都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
第二條的「留在原地」，顯然是不想讓共產黨的八路軍參與受降，進而接收日軍的戰利品。
而第三條的「皇協軍」是指協助日本皇軍的傀儡部隊；「中央的命令」很明顯就是蔣介石自己的命令。總之，蔣的意思是：不管戰利品是什麼，絕對不可以交給共產黨。
對此，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8月13日發表「寸土必爭」宣言，命各地軍隊前往東北。之所以要前往東北，是為了和蘇聯軍隊一起行動，藉此獲得戰利品以及新的根據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而國共兩黨卻已經漸漸回到抗戰前的對立態勢。
後來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四川進行談判，雖然雙方在10月10日締結了以和平建國為宗旨的《雙十協定》，但這只是不可能實現的虛設條文，在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為了「受降」而產生的軍事衝突已經不斷發生。
其後，在何應欽的奔走下，一百萬日軍及人數幾乎相同的日本民眾，很快就撤回日本並解除動員。不僅如此，岡村寧次也受到國民政府的庇護，在蔣介石與何應欽的授意下在軍事法庭中獲得無罪開釋。表面上的理由是協助停戰，但岡村嚴格要求部下只投降國民黨的軍隊，似乎讓蔣介石與何應欽十分開心。
為什麼放過岡村寧次？
「昨天的敵人是今天的朋友」，如果每件事都可以這樣的話就皆大歡喜了。儘管戰爭已經結束，日軍與八路軍之間還是不斷發生激戰，對雙方都造成為數眾多的死傷人數。原因不說也知道，當國民黨順利解除日軍武裝的同時，共產黨卻以「我們也是勝利者」為由逼迫日軍向他們投降，而遭到日軍抵抗，因此共軍便大舉攻擊日軍。由此看來，岡村寧次的無罪赦免，其實牽繫著國共兩黨的競爭，以及許多士兵的性命。
岡村寧次與國共兩黨之間的愛恨戲碼沒有就此結束。他為了回報蔣介石，受蔣之邀，於1949年9月在東京組織「白團」，成員都是過去日軍少校以上的菁英，全盛時期成員多達83名。取名為「白團」，是表明要和「共產紅魔」對抗，其主要任務，就是幫助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反攻大陸」。
雖然「反攻大陸」的希望最後破滅了，但一般認為「白團」的存在，對台灣軍隊的強化助益良多。岡村寧次一生不斷在戰鬥，是在和平的世界無法突顯生存價值的典型傳統軍人。順帶一提，「白團」在岡村寧次去世的3年後（1969年）解散了。
再者，當日本投降時，最令人遺憾的就是國共兩黨因為執著於虛幻的意識形態以及黨派偏見，把中國人民深切期盼的和平建國拋諸腦後。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蔣介石在戰爭結束時，依照與國人的約定，以國民黨為中心，聯合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一起建立聯合政府，並釋出手中的軍政大權，他應該可以名留青史，成為人民心中永遠的英雄。
如果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也願意這麼做，一定也能在歷史上留下好名聲。可惜兩人的出發點都不是救國，而是抓住權力。蔣招來無法挽回的失敗，毛也因為無止盡的鬥爭，把人民逼到苦難的深淵當中。兩人至死都沒有離開權力的寶座，也到死都互相憎恨、謾罵對方，把對方的失敗當作自己的快樂泉源。
我們就來看看這兩位意志的巨人、人格的侏儒，是如何進行生死搏鬥的。
蔣介石犯了什麼戰略錯誤？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集合30萬大軍，開始朝中原發兵，目的是要殲滅自抗日戰爭後期，便在湖北、河南境內建立根據地的新四軍與八路軍。控制中原後，便計畫打開通往東北的道路，一舉掃蕩共產黨的勢力。
而對手新四軍約有6萬人，總指揮為李先念。他收到毛澤東「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命令，打算從被國民軍包圍的宣化店邊打邊朝山岳地帶移動。雙方交戰到8月3日為止，總共持續了39天。
就結果來看，共軍與占有優勢的敵軍交手，分散成數個部隊後到達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根據地。這一戰在國共戰史上被稱為「中原突圍」，開啟了往後四年的國共內戰。
中原突圍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國民軍因為美國的援助而不斷強化武力。美軍一共支援了空軍戰機1,000架、海軍船艦271艘，以及位在西太平洋總值超過8億美元的交通工具。此外，透過美國的海、空軍運載到各戰線的國民軍多達54萬人。因此，蔣介石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占領了多數重要成市與戰略要地。
挾著這股氣勢，蔣介石10月在南京召開祕密軍事會議，宣布「5個月內擊潰共產黨軍隊」。他過度相信自己的實力，忘了過去運用在日軍身上的戰略，居然想要速戰速決。
從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的8個月中間，國民軍雖然從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手中「奪回」了105個城鎮，但因死傷、逃亡、疾病所造成的兵員短少，也多達71萬人。
蔣介石太重視都會地區，讓他在戰略上犯了致命的錯誤。不知不覺中，他把自己在抗日戰爭中慣用的武器──空間，也交給了對手。等他終於察覺時，才知道付出龐大代價所掌握的都市與城鎮，只是「點和線」而已。共軍反而因為他的戰略，得以在廣大的農村紮根，不斷吸收貧困的農民，擴張自己的勢力，然後開始從四面八方壓迫這些「點和線」。
蔣介石因為戰線拉得太長，感到兵力不足，不得已只好把「全面進攻」的戰略，變更為針對陝西、甘肅、寧夏等共產黨根據地的「重點進攻」。因為無論如何，把共軍阻斷在黃河以北，對他而言是一個讓戰爭在敵人的占領區進行，消耗共產黨實力的適當辦法。
胡宗南奇襲空城，張靈甫全軍覆沒
3月下旬，一份充滿勝利喜悅的戰報，送到了蔣介石手上。
黃埔軍校的一期生、也是蔣介石心腹的胡宗南率領的15萬大軍，已經占領了共產黨的中央根據地延安。雖然打下敵人的老巢讓人以為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過實際上，胡宗南攻破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後來大家才知道，胡宗南的副官兼機要祕書熊向暉，原來是共產黨的間諜。因為他的情報，胡宗南的作戰會議內容，幾乎都同時傳到延安，使得原本應該能將共產黨的核心人物一網打盡的奇襲行動，結果卻只得到空城一座。另一方面，共產黨中央獲得熊向暉的情報後火速從延安撤退，猛將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在陝北高原展開游擊戰，對國民軍造成重大的傷亡。
相較於陝北的「耀眼勝利」，山東的戰況深深刺痛蔣介石的心。張靈甫率領的「整編第74師團」共約3萬多名士兵，在當時堪稱裝備最精良的部隊，卻在沂蒙山區遭到陳毅、粟裕率領的20萬華東野戰軍包圍，而且全軍覆沒。
張靈甫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生，也是歷經北伐和抗日戰爭的勇士，以「常勝將軍」的外號聞名天下。他雖然從這年春天起就加入對山東的「重點攻擊」，但國防部還是給了他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對這支在平原地形威力十足的重裝部隊，下達了「搜查並殲滅沂蒙山區共匪」的命令。事實上，下達這道可疑命令的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也是共產黨的間諜。他打算利用複雜的地形，削弱「整編第七十四師團」自豪的重裝備威力。
但張靈甫不愧擁有勇士之名。他前往戰場後察覺條件對他不利，便登上蒙陰縣東南方的孟良崮，引誘敵方大軍。孟良崮海拔約500公尺，頂上的平地只有1.5平方公尺。他在此地牽制敵軍，承受猛烈的攻擊，等待著40萬援軍對共軍進行反包圍。
收到軍報的蔣介石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的是得意門生張靈甫現在身處險境；喜的是如果戰況順利，將可對敵人形成反包圍，夾擊、並殲滅陳毅的部隊。他命令大軍全速前進，儘快與張靈甫裡應外合。但反包圍的大軍卻讓蔣介石和張靈甫的期望落空，他們在途中不斷遭到共軍的游擊戰攪和，好不容易抵達戰場，卻為時已晚。
整編第74師團受到敵人連續4天的猛烈攻勢，在5月16日已經全軍覆沒，張靈甫本人也壯烈自盡了。他寫給妻子的遺書點綴著斑斑血淚：「我們決戰至最後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
另一方面，陳毅的40萬大軍雖然因為疲勞受到相當大的折損，但他們在被國民軍包圍之前，就成功脫離戰線了。
孟良崮一戰，蔣介石徹底敗了。相反的，華東野戰軍的實力，因為接收了整編第74師團的裝備，實力大幅增加，並且在一年後的淮海戰役上發揮更大的威力。
順帶一提，來不及馳援孟良崮的國民軍將領，後來都在軍事檢討會上受到處分。不過當時有個人雖然就在戰場附近，卻完全沒有出手相助，那就是第83師團的指揮官李天霞，而他的理由，竟然是因為嫉妒張靈甫。
李天霞雖然在軍事法庭受到懲處，最後卻以賄賂換取無罪開釋，甚至還在一年後升任為73軍團軍長。國民軍腐敗至此，最後會有什麼下場，也是顯而易見的了。
蔣介石收到張靈甫的死訊後嚎啕大哭，甚至還在南京的玄武湖畔為他設立紀念碑；但這座紀念碑在國民軍從南京退敗以後，就被解放軍拆毀了。
最精銳的整編第74師團遭到殲滅後，使得「重點攻擊」也以失敗告終。7月以後，布署在東北的國民軍因為解放軍的反攻，受到狹窄的長廊地形壓迫，開始轉為防禦立場……。
《台灣不教的中國現代史》
談國民黨政府內戰經濟，宋子文（宋美齡的哥哥）就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於1944年擔任行政院長，1947年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黃金風潮而下臺。此間風風雨雨，不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歷史，更勾畫出國民黨政府經濟由高峰急速向下墜落的軌跡。經濟的快速崩潰是國民黨政府失掉大陸的決定性因素，宋氏也堪稱國民黨政府失敗的第一罪人。
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職務後，雖然交卸了外交部的職務，但由於他多年主管國民黨政府外交，號稱在英美友邦中人脈深厚，所以在抗戰勝利後，對國民黨政府外交政策影響依然舉足輕重。國民黨政府經濟與外交兩大領域，應是內戰中為國民黨政府加分的籌碼，結果在宋氏主導下，經濟是快速崩潰，外交則是忍辱未能負重，委屈沒有求全，以最大的代價換來最差的結果。讀民國史，常使人感慨萬千，國舅誤國，宋氏堪稱空前絕後！
國民黨政府內戰經濟軌跡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慶宣誓就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此公上臺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間掠奪黃金。
抗戰時國民黨政府向民間推行「法幣折合黃金存款業務，方式是用法幣按照中央銀行黃金牌價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黃金。當時推行這項存款對收縮流動性、控制通貨膨脹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黃金在亂世的保值功能強，老百姓紛紛將閒錢存入銀行，指望到期能獲得黃金。據統計，該項存款達到624億法幣。到了1945年6月，存款即將到期，國民黨政府該給老百姓兌現黃金了。
此時宋子文卻頒出「黃金購戶四成捐獻辦法」的法令，以抗戰為名勒令購買黃金，先前存款者必須將應兌現的黃金扣減四成作為捐獻！此法令截至1946年，共從民間掠奪黃金達到82.0468萬兩。
這是什麼政府法令？捐獻應該是民眾自願，怎麼會直接從民眾存款中扣除？還是扣除四成！
這與赤裸裸的搶劫有什麼區別？宋子文幹的荒唐事還遠不止這項，後面做的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
話說抗戰勝利時，國民黨政府頗有些家底。1945年底，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的外匯黃金儲備達到歷史最高峰，折合達到8.5805萬美元。
另外，接收日偽資產也讓國民黨政府發了大財，這個數字後世估計大致在4億～8億美元。
如此雄厚的家底，是國民黨政府下決心軍事剿共最大的倚仗。蔣介石在紀念國父演說中就公然宣稱：「本黨的力量比起二十幾年前，已經大過好幾十倍。」後又在六屆二中全會上表示：「目前財政足以支撐軍事作戰兩年有餘。」
1946年6月，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進攻。僅僅打了半年，雖然軍事上節節勝利，但是後方經濟危機爆發，國軍被迫由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必須強調的是，過去歷史中往往一邊倒的認為，國民黨軍事戰略的調整是因為全面進攻中部隊損失過大。誠然，全面進攻中國民黨損失了一百多萬軍隊，但是只要軍費有保障，人員的損失很容易補充。1946年6月，國軍有正規軍86個師，248個旅，總兵力約兩百萬人。到1947年12月，國民黨軍依然保持著104個整編師，279個旅的編制，總兵力還是198萬人，軍力並沒有下降（被殲滅的大都是地方雜牌部隊，核心五大主力以及次五大主力仍保持完整）。但是財政危機讓軍費不得不大幅度削減，於是前線軍事策略只得隨著經濟墜落的軌跡節節調整──由重點進攻到全面防禦，再到重點防禦。
1948年7月，金圓券幣制改革失敗，國民黨政府財政崩潰，解放軍立刻在軍事上總攤牌，三大戰役後，國民黨政權已經無力回天。
把十幾億美元兩年內敗個精光的經濟專家
抗戰勝利後，經濟上的主要任務除了接收日偽資產，就是恢復全國的經濟秩序。此時就有個統一貨幣的問題。國統區使用法幣，而淪陷區使用中儲券。中儲券是偽幣當然要廢除，那麼怎樣確定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率呢？實際上市場已經有了結論──按照國統區與淪陷區物價比例計算，兩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
若參照這比率，再由官方確認一個合理的數值，淪陷區的經濟秩序很快就可以恢復。當時的淪陷區囊括了中國經濟最精華的部分，如果這個部分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後，能迅速恢復經濟秩序，國民黨政府的實力將大為提升。
但是，1945年9月27日，財政部公布的法幣與偽幣兌換比率，居然是1：200！
國統區民眾，特別是官員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淪陷區民眾則是欲哭無淚，因為一夜之間，大多數民眾已經傾家破產！試想，假設1997年香港回歸，中央政府突然出臺法令，廢除港幣，人民幣兌港幣為1：4。估計不出三個月，香港就成臭港，因為大陸人民沒有誰會放過這個發財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香港就會除了垃圾什麼都沒有。
於是國統區官員、民眾鋪天蓋地的湧進淪陷區搶購物資，結果淪陷區經濟一片混亂，物價一日三遷，絕大多數淪陷區民眾，由對國民黨政府的擁護，變成極度憎恨！
以黃金為例，抗戰勝利時昆明（國統區）的金價折合法幣，一兩黃金是65,000元，而到了南京（淪陷區），因為國民黨財政部奇特的匯率政策，導致黃金一兩才10,000元！其他的物資，包括棉紗、絲綢、煤炭、糧食……淪陷區的價格，都只有雲南、四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這麼嚴重不對稱的物價，讓所有人都預測物價會強烈上漲。於是有錢、有關係的人，大肆收購淪陷區物資炒作，沒錢、沒關係的民眾也拚命買物資囤積。結果，抗戰剛剛勝利，淪陷區就先陷入混亂。
這個政策帶來三個後果。其一，淪陷區經濟混亂，各種生產遲遲無法組織，更加劇了物資短缺，大型城市不僅沒有增加國民黨政府的實力，反倒因為要給各種人員發放巨額補貼，成為財政的負擔；其二，人心喪盡！抗戰勝利後，淪陷區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結果呢？「中央來了更遭殃」。國民黨行政院財政部用一個幣值匯率政策，就將所有淪陷區人民變成和政府對立！其三，因為幣值差異，導致後方到淪陷區大肆搶購物資，加上淪陷區生產無法復原，物資短缺，使物價開始難以控制。
國民黨政府就這樣弄出了惡性通貨膨脹！
抗戰勝利本來是為國民黨政府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局面。以物價為例，因為淪陷區的接收，法幣使用範圍擴大，加上抗戰勝利，民眾可不再擔心未來物資短缺，一度使全國，特別是淪陷區的物價急劇下降。當時重慶物價指數10月比8月低了三分之一，黃金價格為高峰時的五分之一，美元兌換價格也下降40％。而在淪陷區，以上海為例，9月物價指數比8月低36％，黃金與中儲券的比價只達到高峰時的六分之一。
結果財政部法幣與偽幣1：200兌換比率政策一出，形勢頓時逆轉。11月起，全國的物價重新上漲，12月物價已經恢復到8月水準，而在淪陷區情況更為嚴重，以上海為例，11月物價比9月高達1.87倍，漲幅甚至超過抗戰最嚴峻的時期！
哈佛大學經濟系高材生、財經專家宋子文先生，為自己造了一個遠比中共更可怕的對手──惡性通貨膨脹。從此，惡性通膨就一直是懸在國民黨政府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毛澤東的管理大師──陳雲
在過去幾十年關於解放戰爭的電影中，有一句話耳熟能詳：「我們是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蔣介石的飛機、大炮。」
這句名言意義深遠。首先，這句名言指出，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過於重視軍事力量，而忽略經濟建設。其次，這句話揭示出，中共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是充分依靠了糧本位的經濟基礎，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糧本位經濟」基礎就是在解放區，所有經濟流通都是建立在糧食（或物資）基礎上，是一種特殊經濟結構。解放區的貨幣不能兌換金銀，只能兌換糧食與物資。這種特殊的經濟基礎，在當時生活水準不高的背景下，與中共嚴密的組織體系結合，產生了巨大的效應。
解放區的糧食或物資就是貨幣，所以，要籌集更多的軍費，支撐前線解放軍作戰，就必須把物資生產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財經工作主要就是恢復與擴大生產，這與國民黨政府把金銀、外匯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別。
共產黨糧本位經濟完勝國民黨錢本位
以山東為例，從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的四年兩個月，山東人民先後出動一千多萬民工，十多萬大小車輛，往前線運送了十億餘斤糧食，數十億斤彈藥及作戰物資，轉運了24萬名傷患。支援共軍在定陶、魯南、萊蕪、孟良崮、魯西南、濰縣、濟南、淮海等五十餘場戰役中勝利。
而在東北解放區，中共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先後建立了七個兵工生產基地，這些兵工基地生產的產品（加上外部的援助）不僅支撐了林彪百萬大軍作戰消耗，還援助關內解放軍作戰，成為整個解放戰爭供血的心臟！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計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在解放區又採取「戰時供給制」，就是對財政負擔人員，包括軍隊、機關人員、工廠職工，按照基本生活標準供應糧食與物資。這種模式可以大幅度壓縮財政開支，集中資源支持前線戰爭。由於中共組織高效而嚴密，供給制又將行政開支壓縮到極限，所以，中共財政在軍費支出上竟能達到90％，同時保持解放區經濟形勢的穩定。
在三年解放戰爭時間裡，並不富裕的解放區為什麼能夠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讓解放軍越打越強，人民的力量也沒有枯竭？究其原因，就是中共糧本位經濟基礎加中共嚴密的組織體系產生的巨大效應。糧本位體系不僅有利於恢復生產，更奇妙的是這種經濟結構在穩定經濟、防止金融動盪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蔣介石手下的財經專家，卻始終沒搞明白劍橋、哈佛不會在課堂上教的道理──光有黃金白銀、美元外匯作抵押，但沒有相匹配數量的生活物資、生產資料、工業品、農產品作為對應，貨幣依然只是一張印了數字記號的紙而已，不具備任何意義。老百姓過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不是黃金白銀、美元外匯，這些東西都不能吃、不能用，能換取到柴米油鹽醬醋茶、耕牛、火柴的紙幣，在老百姓眼裡才有信譽，發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發生戰爭的時候，為這樣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犧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實在太「土」了，跟蔣介石的留學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貨、炒外匯、炒國債、玩投機、玩囤積居奇，是絕對鬥不過的，這幫土老帽，眼睛裡就只能看見柴米油鹽醬醋茶、耕牛、火柴……先有了這些東西，再印刷出沒有黃金白銀、美元外匯作抵押的紙幣，讓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據地裡流通，老百姓居然就接受了這種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完全不合格的貨幣，拋棄了老蔣按美國經濟學家的指導發行出來的法幣。
1945年8月11日，蔣介石推測日本即將無條件投降，於是對全軍發出以下命令：
一、各戰區的司令官加速挺進部隊，執行「受降」事宜。
二、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部隊一起留在原地。
三、各地的皇協軍不得離開駐紮地，所有部隊沒有中央的命令，不得重新整編。
分析這三條命令，可以清楚看出蔣介石對兩黨關係的想法。第一條的「受降」是指接受投降。「各戰區」是指為了進行抗日作戰而畫分的作戰區域，其司令官以蔣為首，都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
第二條的「留在原地」，顯然是不想讓共產黨的八路軍參與受降，進而接收日軍的戰利品。
而第三條的「皇協軍」是指協助日本皇軍的傀儡部隊；「中央的命令」很明顯就是蔣介石自己的命令。總之，蔣的意思是：不管戰利品是什麼，絕對不可以交給共產黨。
對此，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8月13日發表「寸土必爭」宣言，命各地軍隊前往東北。之所以要前往東北，是為了和蘇聯軍隊一起行動，藉此獲得戰利品以及新的根據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而國共兩黨卻已經漸漸回到抗戰前的對立態勢。
後來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四川進行談判，雖然雙方在10月10日締結了以和平建國為宗旨的《雙十協定》，但這只是不可能實現的虛設條文，在山東、山西、河北等地，為了「受降」而產生的軍事衝突已經不斷發生。
其後，在何應欽的奔走下，一百萬日軍及人數幾乎相同的日本民眾，很快就撤回日本並解除動員。不僅如此，岡村寧次也受到國民政府的庇護，在蔣介石與何應欽的授意下在軍事法庭中獲得無罪開釋。表面上的理由是協助停戰，但岡村嚴格要求部下只投降國民黨的軍隊，似乎讓蔣介石與何應欽十分開心。
為什麼放過岡村寧次？
「昨天的敵人是今天的朋友」，如果每件事都可以這樣的話就皆大歡喜了。儘管戰爭已經結束，日軍與八路軍之間還是不斷發生激戰，對雙方都造成為數眾多的死傷人數。原因不說也知道，當國民黨順利解除日軍武裝的同時，共產黨卻以「我們也是勝利者」為由逼迫日軍向他們投降，而遭到日軍抵抗，因此共軍便大舉攻擊日軍。由此看來，岡村寧次的無罪赦免，其實牽繫著國共兩黨的競爭，以及許多士兵的性命。
岡村寧次與國共兩黨之間的愛恨戲碼沒有就此結束。他為了回報蔣介石，受蔣之邀，於1949年9月在東京組織「白團」，成員都是過去日軍少校以上的菁英，全盛時期成員多達83名。取名為「白團」，是表明要和「共產紅魔」對抗，其主要任務，就是幫助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反攻大陸」。
雖然「反攻大陸」的希望最後破滅了，但一般認為「白團」的存在，對台灣軍隊的強化助益良多。岡村寧次一生不斷在戰鬥，是在和平的世界無法突顯生存價值的典型傳統軍人。順帶一提，「白團」在岡村寧次去世的3年後（1969年）解散了。
再者，當日本投降時，最令人遺憾的就是國共兩黨因為執著於虛幻的意識形態以及黨派偏見，把中國人民深切期盼的和平建國拋諸腦後。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蔣介石在戰爭結束時，依照與國人的約定，以國民黨為中心，聯合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一起建立聯合政府，並釋出手中的軍政大權，他應該可以名留青史，成為人民心中永遠的英雄。
如果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也願意這麼做，一定也能在歷史上留下好名聲。可惜兩人的出發點都不是救國，而是抓住權力。蔣招來無法挽回的失敗，毛也因為無止盡的鬥爭，把人民逼到苦難的深淵當中。兩人至死都沒有離開權力的寶座，也到死都互相憎恨、謾罵對方，把對方的失敗當作自己的快樂泉源。
我們就來看看這兩位意志的巨人、人格的侏儒，是如何進行生死搏鬥的。
蔣介石犯了什麼戰略錯誤？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集合30萬大軍，開始朝中原發兵，目的是要殲滅自抗日戰爭後期，便在湖北、河南境內建立根據地的新四軍與八路軍。控制中原後，便計畫打開通往東北的道路，一舉掃蕩共產黨的勢力。
而對手新四軍約有6萬人，總指揮為李先念。他收到毛澤東「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命令，打算從被國民軍包圍的宣化店邊打邊朝山岳地帶移動。雙方交戰到8月3日為止，總共持續了39天。
就結果來看，共軍與占有優勢的敵軍交手，分散成數個部隊後到達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根據地。這一戰在國共戰史上被稱為「中原突圍」，開啟了往後四年的國共內戰。
中原突圍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國民軍因為美國的援助而不斷強化武力。美軍一共支援了空軍戰機1,000架、海軍船艦271艘，以及位在西太平洋總值超過8億美元的交通工具。此外，透過美國的海、空軍運載到各戰線的國民軍多達54萬人。因此，蔣介石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占領了多數重要成市與戰略要地。
挾著這股氣勢，蔣介石10月在南京召開祕密軍事會議，宣布「5個月內擊潰共產黨軍隊」。他過度相信自己的實力，忘了過去運用在日軍身上的戰略，居然想要速戰速決。
從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的8個月中間，國民軍雖然從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手中「奪回」了105個城鎮，但因死傷、逃亡、疾病所造成的兵員短少，也多達71萬人。
蔣介石太重視都會地區，讓他在戰略上犯了致命的錯誤。不知不覺中，他把自己在抗日戰爭中慣用的武器──空間，也交給了對手。等他終於察覺時，才知道付出龐大代價所掌握的都市與城鎮，只是「點和線」而已。共軍反而因為他的戰略，得以在廣大的農村紮根，不斷吸收貧困的農民，擴張自己的勢力，然後開始從四面八方壓迫這些「點和線」。
蔣介石因為戰線拉得太長，感到兵力不足，不得已只好把「全面進攻」的戰略，變更為針對陝西、甘肅、寧夏等共產黨根據地的「重點進攻」。因為無論如何，把共軍阻斷在黃河以北，對他而言是一個讓戰爭在敵人的占領區進行，消耗共產黨實力的適當辦法。
胡宗南奇襲空城，張靈甫全軍覆沒
3月下旬，一份充滿勝利喜悅的戰報，送到了蔣介石手上。
黃埔軍校的一期生、也是蔣介石心腹的胡宗南率領的15萬大軍，已經占領了共產黨的中央根據地延安。雖然打下敵人的老巢讓人以為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過實際上，胡宗南攻破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後來大家才知道，胡宗南的副官兼機要祕書熊向暉，原來是共產黨的間諜。因為他的情報，胡宗南的作戰會議內容，幾乎都同時傳到延安，使得原本應該能將共產黨的核心人物一網打盡的奇襲行動，結果卻只得到空城一座。另一方面，共產黨中央獲得熊向暉的情報後火速從延安撤退，猛將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在陝北高原展開游擊戰，對國民軍造成重大的傷亡。
相較於陝北的「耀眼勝利」，山東的戰況深深刺痛蔣介石的心。張靈甫率領的「整編第74師團」共約3萬多名士兵，在當時堪稱裝備最精良的部隊，卻在沂蒙山區遭到陳毅、粟裕率領的20萬華東野戰軍包圍，而且全軍覆沒。
張靈甫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生，也是歷經北伐和抗日戰爭的勇士，以「常勝將軍」的外號聞名天下。他雖然從這年春天起就加入對山東的「重點攻擊」，但國防部還是給了他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對這支在平原地形威力十足的重裝部隊，下達了「搜查並殲滅沂蒙山區共匪」的命令。事實上，下達這道可疑命令的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也是共產黨的間諜。他打算利用複雜的地形，削弱「整編第七十四師團」自豪的重裝備威力。
但張靈甫不愧擁有勇士之名。他前往戰場後察覺條件對他不利，便登上蒙陰縣東南方的孟良崮，引誘敵方大軍。孟良崮海拔約500公尺，頂上的平地只有1.5平方公尺。他在此地牽制敵軍，承受猛烈的攻擊，等待著40萬援軍對共軍進行反包圍。
收到軍報的蔣介石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的是得意門生張靈甫現在身處險境；喜的是如果戰況順利，將可對敵人形成反包圍，夾擊、並殲滅陳毅的部隊。他命令大軍全速前進，儘快與張靈甫裡應外合。但反包圍的大軍卻讓蔣介石和張靈甫的期望落空，他們在途中不斷遭到共軍的游擊戰攪和，好不容易抵達戰場，卻為時已晚。
整編第74師團受到敵人連續4天的猛烈攻勢，在5月16日已經全軍覆沒，張靈甫本人也壯烈自盡了。他寫給妻子的遺書點綴著斑斑血淚：「我們決戰至最後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
另一方面，陳毅的40萬大軍雖然因為疲勞受到相當大的折損，但他們在被國民軍包圍之前，就成功脫離戰線了。
孟良崮一戰，蔣介石徹底敗了。相反的，華東野戰軍的實力，因為接收了整編第74師團的裝備，實力大幅增加，並且在一年後的淮海戰役上發揮更大的威力。
順帶一提，來不及馳援孟良崮的國民軍將領，後來都在軍事檢討會上受到處分。不過當時有個人雖然就在戰場附近，卻完全沒有出手相助，那就是第83師團的指揮官李天霞，而他的理由，竟然是因為嫉妒張靈甫。
李天霞雖然在軍事法庭受到懲處，最後卻以賄賂換取無罪開釋，甚至還在一年後升任為73軍團軍長。國民軍腐敗至此，最後會有什麼下場，也是顯而易見的了。
蔣介石收到張靈甫的死訊後嚎啕大哭，甚至還在南京的玄武湖畔為他設立紀念碑；但這座紀念碑在國民軍從南京退敗以後，就被解放軍拆毀了。
最精銳的整編第74師團遭到殲滅後，使得「重點攻擊」也以失敗告終。7月以後，布署在東北的國民軍因為解放軍的反攻，受到狹窄的長廊地形壓迫，開始轉為防禦立場……。
《台灣不教的中國現代史》
談國民黨政府內戰經濟，宋子文（宋美齡的哥哥）就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於1944年擔任行政院長，1947年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黃金風潮而下臺。此間風風雨雨，不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歷史，更勾畫出國民黨政府經濟由高峰急速向下墜落的軌跡。經濟的快速崩潰是國民黨政府失掉大陸的決定性因素，宋氏也堪稱國民黨政府失敗的第一罪人。
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職務後，雖然交卸了外交部的職務，但由於他多年主管國民黨政府外交，號稱在英美友邦中人脈深厚，所以在抗戰勝利後，對國民黨政府外交政策影響依然舉足輕重。國民黨政府經濟與外交兩大領域，應是內戰中為國民黨政府加分的籌碼，結果在宋氏主導下，經濟是快速崩潰，外交則是忍辱未能負重，委屈沒有求全，以最大的代價換來最差的結果。讀民國史，常使人感慨萬千，國舅誤國，宋氏堪稱空前絕後！
國民黨政府內戰經濟軌跡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慶宣誓就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此公上臺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間掠奪黃金。
抗戰時國民黨政府向民間推行「法幣折合黃金存款業務，方式是用法幣按照中央銀行黃金牌價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黃金。當時推行這項存款對收縮流動性、控制通貨膨脹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黃金在亂世的保值功能強，老百姓紛紛將閒錢存入銀行，指望到期能獲得黃金。據統計，該項存款達到624億法幣。到了1945年6月，存款即將到期，國民黨政府該給老百姓兌現黃金了。
此時宋子文卻頒出「黃金購戶四成捐獻辦法」的法令，以抗戰為名勒令購買黃金，先前存款者必須將應兌現的黃金扣減四成作為捐獻！此法令截至1946年，共從民間掠奪黃金達到82.0468萬兩。
這是什麼政府法令？捐獻應該是民眾自願，怎麼會直接從民眾存款中扣除？還是扣除四成！
這與赤裸裸的搶劫有什麼區別？宋子文幹的荒唐事還遠不止這項，後面做的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
話說抗戰勝利時，國民黨政府頗有些家底。1945年底，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的外匯黃金儲備達到歷史最高峰，折合達到8.5805萬美元。
另外，接收日偽資產也讓國民黨政府發了大財，這個數字後世估計大致在4億～8億美元。
如此雄厚的家底，是國民黨政府下決心軍事剿共最大的倚仗。蔣介石在紀念國父演說中就公然宣稱：「本黨的力量比起二十幾年前，已經大過好幾十倍。」後又在六屆二中全會上表示：「目前財政足以支撐軍事作戰兩年有餘。」
1946年6月，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進攻。僅僅打了半年，雖然軍事上節節勝利，但是後方經濟危機爆發，國軍被迫由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必須強調的是，過去歷史中往往一邊倒的認為，國民黨軍事戰略的調整是因為全面進攻中部隊損失過大。誠然，全面進攻中國民黨損失了一百多萬軍隊，但是只要軍費有保障，人員的損失很容易補充。1946年6月，國軍有正規軍86個師，248個旅，總兵力約兩百萬人。到1947年12月，國民黨軍依然保持著104個整編師，279個旅的編制，總兵力還是198萬人，軍力並沒有下降（被殲滅的大都是地方雜牌部隊，核心五大主力以及次五大主力仍保持完整）。但是財政危機讓軍費不得不大幅度削減，於是前線軍事策略只得隨著經濟墜落的軌跡節節調整──由重點進攻到全面防禦，再到重點防禦。
1948年7月，金圓券幣制改革失敗，國民黨政府財政崩潰，解放軍立刻在軍事上總攤牌，三大戰役後，國民黨政權已經無力回天。
把十幾億美元兩年內敗個精光的經濟專家
抗戰勝利後，經濟上的主要任務除了接收日偽資產，就是恢復全國的經濟秩序。此時就有個統一貨幣的問題。國統區使用法幣，而淪陷區使用中儲券。中儲券是偽幣當然要廢除，那麼怎樣確定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率呢？實際上市場已經有了結論──按照國統區與淪陷區物價比例計算，兩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
若參照這比率，再由官方確認一個合理的數值，淪陷區的經濟秩序很快就可以恢復。當時的淪陷區囊括了中國經濟最精華的部分，如果這個部分被國民黨政府接收後，能迅速恢復經濟秩序，國民黨政府的實力將大為提升。
但是，1945年9月27日，財政部公布的法幣與偽幣兌換比率，居然是1：200！
國統區民眾，特別是官員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淪陷區民眾則是欲哭無淚，因為一夜之間，大多數民眾已經傾家破產！試想，假設1997年香港回歸，中央政府突然出臺法令，廢除港幣，人民幣兌港幣為1：4。估計不出三個月，香港就成臭港，因為大陸人民沒有誰會放過這個發財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香港就會除了垃圾什麼都沒有。
於是國統區官員、民眾鋪天蓋地的湧進淪陷區搶購物資，結果淪陷區經濟一片混亂，物價一日三遷，絕大多數淪陷區民眾，由對國民黨政府的擁護，變成極度憎恨！
以黃金為例，抗戰勝利時昆明（國統區）的金價折合法幣，一兩黃金是65,000元，而到了南京（淪陷區），因為國民黨財政部奇特的匯率政策，導致黃金一兩才10,000元！其他的物資，包括棉紗、絲綢、煤炭、糧食……淪陷區的價格，都只有雲南、四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這麼嚴重不對稱的物價，讓所有人都預測物價會強烈上漲。於是有錢、有關係的人，大肆收購淪陷區物資炒作，沒錢、沒關係的民眾也拚命買物資囤積。結果，抗戰剛剛勝利，淪陷區就先陷入混亂。
這個政策帶來三個後果。其一，淪陷區經濟混亂，各種生產遲遲無法組織，更加劇了物資短缺，大型城市不僅沒有增加國民黨政府的實力，反倒因為要給各種人員發放巨額補貼，成為財政的負擔；其二，人心喪盡！抗戰勝利後，淪陷區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結果呢？「中央來了更遭殃」。國民黨行政院財政部用一個幣值匯率政策，就將所有淪陷區人民變成和政府對立！其三，因為幣值差異，導致後方到淪陷區大肆搶購物資，加上淪陷區生產無法復原，物資短缺，使物價開始難以控制。
國民黨政府就這樣弄出了惡性通貨膨脹！
抗戰勝利本來是為國民黨政府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局面。以物價為例，因為淪陷區的接收，法幣使用範圍擴大，加上抗戰勝利，民眾可不再擔心未來物資短缺，一度使全國，特別是淪陷區的物價急劇下降。當時重慶物價指數10月比8月低了三分之一，黃金價格為高峰時的五分之一，美元兌換價格也下降40％。而在淪陷區，以上海為例，9月物價指數比8月低36％，黃金與中儲券的比價只達到高峰時的六分之一。
結果財政部法幣與偽幣1：200兌換比率政策一出，形勢頓時逆轉。11月起，全國的物價重新上漲，12月物價已經恢復到8月水準，而在淪陷區情況更為嚴重，以上海為例，11月物價比9月高達1.87倍，漲幅甚至超過抗戰最嚴峻的時期！
哈佛大學經濟系高材生、財經專家宋子文先生，為自己造了一個遠比中共更可怕的對手──惡性通貨膨脹。從此，惡性通膨就一直是懸在國民黨政府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毛澤東的管理大師──陳雲
在過去幾十年關於解放戰爭的電影中，有一句話耳熟能詳：「我們是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蔣介石的飛機、大炮。」
這句名言意義深遠。首先，這句名言指出，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過於重視軍事力量，而忽略經濟建設。其次，這句話揭示出，中共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是充分依靠了糧本位的經濟基礎，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糧本位經濟」基礎就是在解放區，所有經濟流通都是建立在糧食（或物資）基礎上，是一種特殊經濟結構。解放區的貨幣不能兌換金銀，只能兌換糧食與物資。這種特殊的經濟基礎，在當時生活水準不高的背景下，與中共嚴密的組織體系結合，產生了巨大的效應。
解放區的糧食或物資就是貨幣，所以，要籌集更多的軍費，支撐前線解放軍作戰，就必須把物資生產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財經工作主要就是恢復與擴大生產，這與國民黨政府把金銀、外匯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別。
共產黨糧本位經濟完勝國民黨錢本位
以山東為例，從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的四年兩個月，山東人民先後出動一千多萬民工，十多萬大小車輛，往前線運送了十億餘斤糧食，數十億斤彈藥及作戰物資，轉運了24萬名傷患。支援共軍在定陶、魯南、萊蕪、孟良崮、魯西南、濰縣、濟南、淮海等五十餘場戰役中勝利。
而在東北解放區，中共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先後建立了七個兵工生產基地，這些兵工基地生產的產品（加上外部的援助）不僅支撐了林彪百萬大軍作戰消耗，還援助關內解放軍作戰，成為整個解放戰爭供血的心臟！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計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在解放區又採取「戰時供給制」，就是對財政負擔人員，包括軍隊、機關人員、工廠職工，按照基本生活標準供應糧食與物資。這種模式可以大幅度壓縮財政開支，集中資源支持前線戰爭。由於中共組織高效而嚴密，供給制又將行政開支壓縮到極限，所以，中共財政在軍費支出上竟能達到90％，同時保持解放區經濟形勢的穩定。
在三年解放戰爭時間裡，並不富裕的解放區為什麼能夠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讓解放軍越打越強，人民的力量也沒有枯竭？究其原因，就是中共糧本位經濟基礎加中共嚴密的組織體系產生的巨大效應。糧本位體系不僅有利於恢復生產，更奇妙的是這種經濟結構在穩定經濟、防止金融動盪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蔣介石手下的財經專家，卻始終沒搞明白劍橋、哈佛不會在課堂上教的道理──光有黃金白銀、美元外匯作抵押，但沒有相匹配數量的生活物資、生產資料、工業品、農產品作為對應，貨幣依然只是一張印了數字記號的紙而已，不具備任何意義。老百姓過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不是黃金白銀、美元外匯，這些東西都不能吃、不能用，能換取到柴米油鹽醬醋茶、耕牛、火柴的紙幣，在老百姓眼裡才有信譽，發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發生戰爭的時候，為這樣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犧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實在太「土」了，跟蔣介石的留學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貨、炒外匯、炒國債、玩投機、玩囤積居奇，是絕對鬥不過的，這幫土老帽，眼睛裡就只能看見柴米油鹽醬醋茶、耕牛、火柴……先有了這些東西，再印刷出沒有黃金白銀、美元外匯作抵押的紙幣，讓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據地裡流通，老百姓居然就接受了這種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完全不合格的貨幣，拋棄了老蔣按美國經濟學家的指導發行出來的法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