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一八九五年中國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曾經運用武力抵抗與社會運動，對抗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加緊改造台灣人為戰爭所用，皇民化運動在全島雷厲風行地推展開來。藉由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日語教育的普及、改日本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手段，企圖由外而內塑造台灣人的日本認同。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昶雄在《臺灣文學》發表的日文小說〈奔流〉，描繪台灣人無可避免被捲入皇民化的激流裡，除了成為日本人外別無選擇，卻又必須為此拋棄台灣人立場的心靈痛楚，相當程度地展現了中日戰爭時期成長的新世代，在日本人與台灣人兩條對立的路徑中掙扎的苦悶心境。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臺灣新報》報導了美國、英國與中國三國領袖──杜魯門（Harry S. Truman）、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蔣介石聯合發表「對日共同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以及盟軍要求日本投降的八個條件，其中之一在於實施「開羅宣言」，將日本領土限定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被決定的其他諸島。據此，台灣人當已預見日本戰敗之後，即將迎向嶄新的政治局面。儘管曾經是中國領土，有眾多來自中國移民的後裔，戰爭時期除了物資被強徵以支應軍備之所需，文學藝術被迫協力戰爭之外，台灣也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遭到盟軍飛機的激烈轟炸，為數不少的台灣人更以軍屬、通譯等名義被送往前線，而與中國人站在敵對勢力的兩邊。夾處在交戰的日本與中國之間，戰後台灣人的尷尬處境不難想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期待已久的和平終於到來時，臺灣總督府的資料顯示，台灣民眾竟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靜觀」。作家吳新榮的日記，印證了這項記載的真實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吳新榮描述與友人脫去衣裳，跳入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各人朝向海面大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的狂喜之後，也記錄了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
噫，悲壯乎，歷史的大轉換是一日之中，是一時之間。噫，感慨哉，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
字裡行間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翌日，吳新榮既喜悅又不安的複雜心境。一方面，為漫長的戰事終於結束，台灣可望脫離日本統治而雀躍不已；另一方面，由於無法洞悉時局的趨向，對於台灣的前途充滿疑懼。
八月二十八日《臺灣新報》刊載蔣介石所發表，關於中國獨立達成的聲明，收回台灣及澎湖群島也列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隨著中國接收台灣的態勢逐漸明朗，得以擺脫日本殖民地歧視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被戰敗國日本支配的命運，轉而成為戰勝國中國之一方，台灣民眾迅速陷入歡欣鼓舞的慷慨激昂中。九月一日張士德返台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獲得包括舊台共成員謝雪紅、蘇新、簡吉，與作家張文環、呂赫若、吳新榮等眾多不分派別台灣民眾的踴躍響應。九月十日，由陳炘發起，葉榮鐘擔任總幹事，林獻堂參與領導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召開籌備委員會，正式推動相關事宜。國民政府軍接收時的熱情迎接，與國語（北京話）學習的盛況，體現了台灣人對這個新時代的熱烈歡迎，以及重新建設台灣社會的殷切期盼。其間，台灣人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台灣農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各種人民團體紛紛成立，為盡速重建戰後新台灣，台灣社會展現前所未見的活力。
戰爭末期在物資統制的前提下，台灣的報紙、雜誌各被統整為《臺灣新報》與《臺灣文藝》一種。日本戰敗後各種刊物陸續出爐，根據學者何義麟的統計，截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為止，台灣島內新創刊的雜誌，至少有一百一十種以上。主導發行者大致可分為台灣文化界人士、官方機構或學校團體、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等三種。另有台灣人與大陸來台人士合作的刊物，《台灣文化》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報紙方面亦為數不少，主要有從《臺灣新報》改組而成，隸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臺灣新生報》、國防部宣傳處的《和平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中華日報》，以及民間創辦的《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各自傳達行政機關、軍方、政黨、民間，分屬左、右翼等不同光譜的言論，一度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繽紛榮景。
由於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台灣與中國的社會型態及文化內涵，在戰後已經有了極大的差距。一九四四年四月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草擬〈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十月由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呈，並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修正核定。接收後陳儀政府即以此為方針，推動台灣文化的重建。其中第四條「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第七條「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第四十四條中關於國語普及的「公務人員應首先遵用國語」，以及五十一條「日本佔領時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槪予銷燬。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等條文，不僅預告中國國語文時代的來臨，也以此宣示牴觸中國國民黨的言論，將運用官方的力量予以排除。
行政長官陳儀來台後，為執行中國化的政策，去除日本文化的影響，設立三機構以實踐〈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的部分構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負責媒體的管制與法令的宣傳，「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運動，「臺灣省編譯館」從事刊物編輯，並接續日治時期的台灣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陳儀保護下傳播魯迅思想，希望藉由魯迅曾經參與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展開，發揚中華民族主義，藉以改造台灣人的國民性，由此掀起戰後台灣文化界的魯迅風潮。一九四六年二月行政長官公署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已出版者予以銷毀與取締。十月二十五日起廢止報紙雜誌的日文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的禁用日文與日本圖書的查禁，在接收台灣僅滿一年的一九四六年間即已落實。台灣以「去殖民」（decolonization）與「中國化」為兩大前提，逐步邁向重建之路。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一八九五年中國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曾經運用武力抵抗與社會運動，對抗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加緊改造台灣人為戰爭所用，皇民化運動在全島雷厲風行地推展開來。藉由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日語教育的普及、改日本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手段，企圖由外而內塑造台灣人的日本認同。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昶雄在《臺灣文學》發表的日文小說〈奔流〉，描繪台灣人無可避免被捲入皇民化的激流裡，除了成為日本人外別無選擇，卻又必須為此拋棄台灣人立場的心靈痛楚，相當程度地展現了中日戰爭時期成長的新世代，在日本人與台灣人兩條對立的路徑中掙扎的苦悶心境。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臺灣新報》報導了美國、英國與中國三國領袖──杜魯門（Harry S. Truman）、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蔣介石聯合發表「對日共同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以及盟軍要求日本投降的八個條件，其中之一在於實施「開羅宣言」，將日本領土限定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被決定的其他諸島。據此，台灣人當已預見日本戰敗之後，即將迎向嶄新的政治局面。儘管曾經是中國領土，有眾多來自中國移民的後裔，戰爭時期除了物資被強徵以支應軍備之所需，文學藝術被迫協力戰爭之外，台灣也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遭到盟軍飛機的激烈轟炸，為數不少的台灣人更以軍屬、通譯等名義被送往前線，而與中國人站在敵對勢力的兩邊。夾處在交戰的日本與中國之間，戰後台灣人的尷尬處境不難想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期待已久的和平終於到來時，臺灣總督府的資料顯示，台灣民眾竟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靜觀」。作家吳新榮的日記，印證了這項記載的真實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吳新榮描述與友人脫去衣裳，跳入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各人朝向海面大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的狂喜之後，也記錄了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
噫，悲壯乎，歷史的大轉換是一日之中，是一時之間。噫，感慨哉，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
字裡行間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翌日，吳新榮既喜悅又不安的複雜心境。一方面，為漫長的戰事終於結束，台灣可望脫離日本統治而雀躍不已；另一方面，由於無法洞悉時局的趨向，對於台灣的前途充滿疑懼。
八月二十八日《臺灣新報》刊載蔣介石所發表，關於中國獨立達成的聲明，收回台灣及澎湖群島也列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隨著中國接收台灣的態勢逐漸明朗，得以擺脫日本殖民地歧視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被戰敗國日本支配的命運，轉而成為戰勝國中國之一方，台灣民眾迅速陷入歡欣鼓舞的慷慨激昂中。九月一日張士德返台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獲得包括舊台共成員謝雪紅、蘇新、簡吉，與作家張文環、呂赫若、吳新榮等眾多不分派別台灣民眾的踴躍響應。九月十日，由陳炘發起，葉榮鐘擔任總幹事，林獻堂參與領導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召開籌備委員會，正式推動相關事宜。國民政府軍接收時的熱情迎接，與國語（北京話）學習的盛況，體現了台灣人對這個新時代的熱烈歡迎，以及重新建設台灣社會的殷切期盼。其間，台灣人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台灣農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各種人民團體紛紛成立，為盡速重建戰後新台灣，台灣社會展現前所未見的活力。
戰爭末期在物資統制的前提下，台灣的報紙、雜誌各被統整為《臺灣新報》與《臺灣文藝》一種。日本戰敗後各種刊物陸續出爐，根據學者何義麟的統計，截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為止，台灣島內新創刊的雜誌，至少有一百一十種以上。主導發行者大致可分為台灣文化界人士、官方機構或學校團體、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等三種。另有台灣人與大陸來台人士合作的刊物，《台灣文化》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報紙方面亦為數不少，主要有從《臺灣新報》改組而成，隸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臺灣新生報》、國防部宣傳處的《和平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中華日報》，以及民間創辦的《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各自傳達行政機關、軍方、政黨、民間，分屬左、右翼等不同光譜的言論，一度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繽紛榮景。
由於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台灣與中國的社會型態及文化內涵，在戰後已經有了極大的差距。一九四四年四月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草擬〈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十月由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呈，並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修正核定。接收後陳儀政府即以此為方針，推動台灣文化的重建。其中第四條「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第七條「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第四十四條中關於國語普及的「公務人員應首先遵用國語」，以及五十一條「日本佔領時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槪予銷燬。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等條文，不僅預告中國國語文時代的來臨，也以此宣示牴觸中國國民黨的言論，將運用官方的力量予以排除。
行政長官陳儀來台後，為執行中國化的政策，去除日本文化的影響，設立三機構以實踐〈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的部分構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負責媒體的管制與法令的宣傳，「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運動，「臺灣省編譯館」從事刊物編輯，並接續日治時期的台灣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陳儀保護下傳播魯迅思想，希望藉由魯迅曾經參與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展開，發揚中華民族主義，藉以改造台灣人的國民性，由此掀起戰後台灣文化界的魯迅風潮。一九四六年二月行政長官公署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已出版者予以銷毀與取締。十月二十五日起廢止報紙雜誌的日文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的禁用日文與日本圖書的查禁，在接收台灣僅滿一年的一九四六年間即已落實。台灣以「去殖民」（decolonization）與「中國化」為兩大前提，逐步邁向重建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