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畢業時，對北京的中學幾乎一無所知，聽老師講到男四中的好處，不知深淺報了。暑假從海濱回來，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願學校發通知的說法，心頭一涼，打開方知虛驚一場。我和四中長達八年的不解之緣就這樣開始了。
那時的四中，除了北邊那棟不起眼的二層教學樓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鄰的是少數住校生的宿舍。禮堂兼學生食堂有些殘敗，座落在校園西南角。藏書可觀的圖書館，還有數個設備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分佈在校園南邊。操場在教學樓北面，標準的四百米跑道環繞足球場，北面靠牆還有幾個籃球場。完整的院牆，把四中與外邊的世界隔開。校內建築大多年久失修，從東面正門進來，還是能感到一種肅穆的氣氛。
上了中學，對未知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雖難免為作業和考試所纏，最令人難忘的還是那種領會新知識時醍醐灌頂的神奇感覺，特別在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和生物課上，老師就像來自天界的導遊，把我們帶進滿是寶藏的神聖殿堂。我們這幫毛孩子在不知不覺中脫胎換骨，長大成人。
本以為政治和數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斷鑽研與質疑，其實不然，那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渦。
一“四清”運動
初中畢業，老師在評語中，把我的政治表現說得一塌糊塗，讓我很傷心，看來上高中是沒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從海濱歸來，竟然收到四中的錄取通知書，我成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數學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卻沒什麼察覺。一天，我在操場打排球，正在興頭上，同班同學楊百朋走過來對我說：“你還在這兒玩啊！還不快到班上看看，牆上貼的都是什麼。”說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進教室，才注意到牆上貼滿了批判我的小字報。同學們那些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對事實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頂頂驚人的帽子。我奶奶窮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ft嫁後一直想方設法周濟窮人，幾十年後，包括黨支書在內的村民還時常懷念她。爺爺曾是大連、烟台一帶的富豪，早在抗戰勝利前，受到漢奸市長的敲詐迫害而突然離世。還沒到解放，爺爺的土地資產散失殆盡，家裏一貧如洗。雖不是文化人，新社會給窮人帶來溫飽，讓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還是看在眼裏，心懷感激，怎會有變天之想。爺爺的花園樓宅被棄置多年，後來成了一所學校的宿舍，公私合營後，奶奶領到些微定息。我十歲以前住在大連，有時陪奶奶去領錢。不知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認大片房地產的“變天賬”的故事。
由於男校的特殊環境，女性自然是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課題。到了高中，受外國電影和文學的薰染，對愛情有了朦朦朧朧的意識。有一次騎車，一位小學女同學迎面而來，見到我毫無緣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許對同學講過這“艶遇”，就成了我的“資產階級戀愛觀”的有力證據。
那一陣我看了很多外國電影，有一次在學校附近的護國寺影院看《堂吉訶德》，深受感動，當晚在日記中自我抒發一番。有人對我的日記表示興趣，我毫無戒心，拿出來與之分享。“四清”時給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於我的日記，結果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褻瀆了。
除了文字討伐，還開過面對面的批判會。一個自尊心很强的十幾歲孩子，如何熬過那些令人難堪的場面，我真的記不清了，只記得承受力幾乎到了極限，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在西什庫大街北口的小鋪，我買了碧綠的青酒，一飲而盡，雖傷感有餘，但還是沒找到足够的勇氣和決心。而“四清”的風波也慢慢平息了。
後來戰死在緬甸的同學張育海，在“四清”高潮時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講了不少令人費解的道理。他還找我到操場東牆邊，坐在石頭上促膝長談，其中玄機多年後我才領會，無非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道理。楊百朋也給過我類似的勸導。可惜我那時悟性差，白費了他們一片苦心。
那時的四中，除了北邊那棟不起眼的二層教學樓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鄰的是少數住校生的宿舍。禮堂兼學生食堂有些殘敗，座落在校園西南角。藏書可觀的圖書館，還有數個設備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分佈在校園南邊。操場在教學樓北面，標準的四百米跑道環繞足球場，北面靠牆還有幾個籃球場。完整的院牆，把四中與外邊的世界隔開。校內建築大多年久失修，從東面正門進來，還是能感到一種肅穆的氣氛。
上了中學，對未知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雖難免為作業和考試所纏，最令人難忘的還是那種領會新知識時醍醐灌頂的神奇感覺，特別在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和生物課上，老師就像來自天界的導遊，把我們帶進滿是寶藏的神聖殿堂。我們這幫毛孩子在不知不覺中脫胎換骨，長大成人。
本以為政治和數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斷鑽研與質疑，其實不然，那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渦。
一“四清”運動
初中畢業，老師在評語中，把我的政治表現說得一塌糊塗，讓我很傷心，看來上高中是沒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從海濱歸來，竟然收到四中的錄取通知書，我成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數學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卻沒什麼察覺。一天，我在操場打排球，正在興頭上，同班同學楊百朋走過來對我說：“你還在這兒玩啊！還不快到班上看看，牆上貼的都是什麼。”說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進教室，才注意到牆上貼滿了批判我的小字報。同學們那些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對事實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頂頂驚人的帽子。我奶奶窮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ft嫁後一直想方設法周濟窮人，幾十年後，包括黨支書在內的村民還時常懷念她。爺爺曾是大連、烟台一帶的富豪，早在抗戰勝利前，受到漢奸市長的敲詐迫害而突然離世。還沒到解放，爺爺的土地資產散失殆盡，家裏一貧如洗。雖不是文化人，新社會給窮人帶來溫飽，讓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還是看在眼裏，心懷感激，怎會有變天之想。爺爺的花園樓宅被棄置多年，後來成了一所學校的宿舍，公私合營後，奶奶領到些微定息。我十歲以前住在大連，有時陪奶奶去領錢。不知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認大片房地產的“變天賬”的故事。
由於男校的特殊環境，女性自然是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課題。到了高中，受外國電影和文學的薰染，對愛情有了朦朦朧朧的意識。有一次騎車，一位小學女同學迎面而來，見到我毫無緣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許對同學講過這“艶遇”，就成了我的“資產階級戀愛觀”的有力證據。
那一陣我看了很多外國電影，有一次在學校附近的護國寺影院看《堂吉訶德》，深受感動，當晚在日記中自我抒發一番。有人對我的日記表示興趣，我毫無戒心，拿出來與之分享。“四清”時給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於我的日記，結果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褻瀆了。
除了文字討伐，還開過面對面的批判會。一個自尊心很强的十幾歲孩子，如何熬過那些令人難堪的場面，我真的記不清了，只記得承受力幾乎到了極限，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在西什庫大街北口的小鋪，我買了碧綠的青酒，一飲而盡，雖傷感有餘，但還是沒找到足够的勇氣和決心。而“四清”的風波也慢慢平息了。
後來戰死在緬甸的同學張育海，在“四清”高潮時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講了不少令人費解的道理。他還找我到操場東牆邊，坐在石頭上促膝長談，其中玄機多年後我才領會，無非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道理。楊百朋也給過我類似的勸導。可惜我那時悟性差，白費了他們一片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