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向何處去？」
歐美的漢學家大多知道中國文化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於一九六八年被譯成英文，在美國一些名牌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裏，我發現過三個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是「鋼三一九『奪軍權』一兵」，有的署名是「紅造會『奪軍權』八．一二小分隊」，有的署名是「省無聯」。* 但我碰見的幾位漢學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長沙一中的一位學生楊曦光。廣州王希哲的著名的大字報《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及劉國凱的文章《文化革命簡析》*** 都自稱受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影響。這兩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較而言，劉國凱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國向何處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卻是最早形成全國甚至世界性影響的。
《中國向何處去？》目前被歐美漢學家視為中國大陸內第一篇公開批判共產黨的特權高薪階級，主張徹底改變這種體制的文章。不少漢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和楊曦光作了不少研究，有的人認為《中國向何處去？》是用無政府主義思想批判共產黨體制。還有些漢學家對楊曦光的「平等派」思想極有興趣，但卻對二十年後的楊曦光(他改名為楊小凱)的「自由派」政治觀點和「保守派」經濟觀點不以為然。其實，作為楊曦光本人，我覺得很多漢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和長沙「省無聯」的其他文件所作的研究與一九六○年代末的 楊曦光這個活生生的人有相當的距離。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家 Jonathan Unger 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為了研究《中國向何處去？》成文的背景和楊曦光當時思想的形成過程，專門找我座談過幾次。這些座談的內容對於此書的讀者瞭解作者及書中故事的背景會極有幫助，所以我將這些座談的內容摘錄在本書的第一章中，作為全書的導引。這些座談中，漢學家們感興趣的一個題外問題是：極端激進的主張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中國大陸的特權制度的楊曦光是怎樣在二十年後變成一個思想相當保守的(特別是經濟學思想完全與 Milton Friedman 認同)楊小凱。當時楊小凱已得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得到導師的極高評價。這份好奇心自然是與三個楊曦光(楊小凱)的巨大反差有關。一九六八年的楊曦光穿着當時時髦的紅衛兵服裝(褪色的舊軍裝)，神態天真單純，另一個形象是他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後被當局投入監獄和勞改隊後穿着破舊的勞改棉襖，褲子和衣背上都印着黃色的油漆大字「勞改」，頭髮被剃得光光的。第三個形象是他在以保守著稱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被授予博士學位時頭戴博士帽，身着莊重的黑色博士袍，胸前佩戴着博士學位繡紋的樣子。很多知道楊曦光傳奇經歷的人都在三個形象的反差上感到迷惑，不敢相信楊曦光和楊小凱是同一個人。很多不知內情但卻知道楊曦光和楊小凱兩個人的人，絕不會接受他倆是同一個人的「假說」。
顯然，這本書正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而解釋人們的疑慮的，是那些中國大陸的「古拉格群島」將楊曦光改造成楊小凱。儘管不少漢學家喜歡楊曦光甚於楊小凱，但這本書中講述的那些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精靈」怎樣促成了這個魔術般的變換故事一定是讀者神往的。楊曦光生於一九四八年秋。他父母當時都是共產黨從延安派到東北去接收日本人軍備的幹部。楊曦光生下來時正是國共兩黨內戰，中共產黨從劣勢轉為優勢的時候。共產黨在東北打了一個小勝仗，於是這位男孩被取名小凱。楊曦光是他上學以後的學名。他一九七八年從勞改隊刑滿釋放後找不到工作，大家都知道楊曦光是寫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爸爸勸他改名字。中國人講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於是大家認為重新啟用他的乳名小凱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從那以後，楊曦光這個人就在中國消失了，而楊小凱卻在中國內外慢慢通過他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被人知道。
楊曦光生長在一個一九四九年革命後暴發的共產黨新貴家庭。從小生活環境優越，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受到共產黨極深影響。從小學到中學，他關於中國現代史的知識充滿了對共產黨征服國民黨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崇拜，他看的小說，看的「革命回憶錄」中都充滿着這種對用革命暴力改朝換代的迷信。
但共產黨這個「扭秧歌」王朝內部的不斷搖擺和動亂自一九五七年後開始給楊曦光的家庭帶來災難。首先是他哥哥和舅舅被劃為右派，接着他父親於一九五九年因為反對大躍進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農村去勞動。楊曦光屬於思想成熟較早的人，入學前，父親就請人在家裏教他《論語》，小學二年級時他就能讀大部頭小說。一九六二年正是他開始養成閱讀成人的報紙 的習慣時，中共又發生了一次政策的大搖擺。楊曦光的父親被當時的黨中央宣佈徹底平反。楊曦光在「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復舊氣氛中考取了當時的全國重點中學長沙一中。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那些「右」的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一九六二年復舊的氣氛中如魚得水。一九六四年政治風向改變，突出政治、階級路線又佔了上風，但楊曦光因為高幹的家庭背景，仍是激進路線的受益者，所以又受到左的路線影響，開始在日記中批評自己一九六二年的右的思想傾向。但他父母尤其是他母親對那股「左」風一直持一種批評態度，也總是用她的觀點盡力影響兒子。文化革命一開始，楊曦光就捲入了長沙一中反對工作組的活動。楊曦光的父母被當時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並由省委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曦光受到工作組迫害並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紅衛兵歧視。他自然而然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由出身不好的同學組成的造反派，與支持當局的保守的紅衛兵對抗。一九六六年底，他積極參與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動，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個跨部門的準政黨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軍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數造反派組織打成反革命時，楊曦光被軍方關押了一個多月。
他出獄後在北京等地串聯，接觸到一些批判共產黨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的「新思潮」。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學生和北京批判血統論的中學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楊曦光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對共產黨當局表達的強烈不滿，開始重新思考文革爆發的原因等問題。楊曦光家裏有個保姆，文革前看上去似乎對他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參加了保姆的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幹們剝削了他們。楊曦光夜裏與保姆深談過幾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黨幹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黨的專橫早已是懷恨在心。他發覺這種社會矛盾並不能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綫鬥爭」的理論來解釋。楊曦光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瞭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與共產黨幹部發生激烈衝突的真正原因。
他讀了不少馬克思的書，也在湖南農村進行了一些社會調查，特別是調查了當時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運動和臨時工、合同工組成工會式組織提出經濟要求的運動。他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純馬克思語言)人民。中國的政體與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所以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體。這就是《中國向何處去？》中的主要觀點。當時類似的思潮在武漢、上海、山東、北京的學生中 都出現了。當局一直認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會贏得對人們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導的權力。想不到長沙的一位中學生和其他學生竟想獨立於政府的意識形態，自己找尋 理論。中共的上層首腦特別是康生、毛澤東對這股造反派中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潮非常害怕，因此特別召開了一次會議，取締當時湖南激進造反派的聯合組織「省無聯」，並點名批判了楊曦光、張玉綱、周國輝等學生中的思想家和領袖人物。全國很多官方和當時群眾組織的報紙都將《中國向何處去？》作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這就是為甚麼一張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發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傳單造成全國性影響的原因。
《中國向何處去？》一九六八年通過香港傳到海外， 美國的「新左派」十分喜歡其中的觀點，於是各種英文版本的《中國向何處去？》和其他「省無聯」的文件在 美國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楊曦光父親那一輩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的子女與楊關係十分密切。他們文革中都是保守的紅衛兵。迫害出身不好的人很積極，但卻不造父母的反，是可愛的堅定的保爹保媽派。
楊曦光周圍的幹部子弟朋友沒有一個參加造反派的。他的經歷也許相當特別，但是他在山東和廣州的朋友中卻有高幹子弟參加造反派的例子。他們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內受實權派迫害的高幹，文革一開始就被當權派批鬥。他們的父輩都是那種三代以上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幹部，而他們自己都是學習成績很好、極聰明的學生。但總的而言，高幹子女參加造反派的實在是鳳毛鱗角。但正因為楊曦光與創建「老紅衛兵」的保守派(後來的「聯動」)有很多私人關係，他是屬於那種對保守派觀點 極為瞭解，並與他們有很多私人關係的造反派。
楊曦光在文革中的政治傾向部分可以用他的家庭背景來解釋，因為文革中大多數右派和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楊曦光批判特權階級的思想與其父輩的政治傾向應沒有甚麼關係。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出身社會上層的青年人由於本身地位未穩，形成與家庭高地位的對照，因而兩代人的利益衝突在社會上層家庭內特別激烈。這種假說可用來解釋歷史上上層家庭內的有些年青人為甚麼特別激進。另一方面楊曦光從小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在自己被當局迫害時，希望找一種理論來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馬列正統理論基礎上合法化，而馬克思關於民主主義的觀點及反特權反迫害的觀點，自然成為他的思想武器。但一九七○年代初楊曦光在監牢裏徹底放棄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而成為一個極力反對革命民主主義，支持現代民主政體的人。此書中並沒有很多楊曦光本人的故事，但從楊曦光的眼睛，讀者會看到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形形色色的精靈是如何重新鑄造了楊曦光的靈魂。此書中每章是關於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中一個或兩個犯人的故事，他們中有地下反對黨的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容許的自由經濟活動的企業家，有扒手、強盜，有各式各樣的不同政見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國民黨時代的高官貴人。楊曦光於一九六九年底被判處十年徒刑，罪名主要是寫《中國向何處去？》。判刑前他在看守所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判刑後他去了洞庭湖中一個湖洲上的建新農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反刑事犯罪)運動中他又在長沙的模範監獄呆了八個月。之後他回到建新農場直至刑滿。所以此書涵蓋了中國古拉格群島的三大系統：看守所、勞改隊、監獄。由於楊曦光獨特的政治理解能力和他的敏感，通過他的眼睛，讀者將接觸到當時中國政治犯一些獨特而深刻的方面。
歐美的漢學家大多知道中國文化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於一九六八年被譯成英文，在美國一些名牌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裏，我發現過三個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是「鋼三一九『奪軍權』一兵」，有的署名是「紅造會『奪軍權』八．一二小分隊」，有的署名是「省無聯」。* 但我碰見的幾位漢學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長沙一中的一位學生楊曦光。廣州王希哲的著名的大字報《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及劉國凱的文章《文化革命簡析》*** 都自稱受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影響。這兩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較而言，劉國凱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國向何處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卻是最早形成全國甚至世界性影響的。
《中國向何處去？》目前被歐美漢學家視為中國大陸內第一篇公開批判共產黨的特權高薪階級，主張徹底改變這種體制的文章。不少漢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和楊曦光作了不少研究，有的人認為《中國向何處去？》是用無政府主義思想批判共產黨體制。還有些漢學家對楊曦光的「平等派」思想極有興趣，但卻對二十年後的楊曦光(他改名為楊小凱)的「自由派」政治觀點和「保守派」經濟觀點不以為然。其實，作為楊曦光本人，我覺得很多漢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和長沙「省無聯」的其他文件所作的研究與一九六○年代末的 楊曦光這個活生生的人有相當的距離。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家 Jonathan Unger 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為了研究《中國向何處去？》成文的背景和楊曦光當時思想的形成過程，專門找我座談過幾次。這些座談的內容對於此書的讀者瞭解作者及書中故事的背景會極有幫助，所以我將這些座談的內容摘錄在本書的第一章中，作為全書的導引。這些座談中，漢學家們感興趣的一個題外問題是：極端激進的主張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中國大陸的特權制度的楊曦光是怎樣在二十年後變成一個思想相當保守的(特別是經濟學思想完全與 Milton Friedman 認同)楊小凱。當時楊小凱已得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得到導師的極高評價。這份好奇心自然是與三個楊曦光(楊小凱)的巨大反差有關。一九六八年的楊曦光穿着當時時髦的紅衛兵服裝(褪色的舊軍裝)，神態天真單純，另一個形象是他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後被當局投入監獄和勞改隊後穿着破舊的勞改棉襖，褲子和衣背上都印着黃色的油漆大字「勞改」，頭髮被剃得光光的。第三個形象是他在以保守著稱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被授予博士學位時頭戴博士帽，身着莊重的黑色博士袍，胸前佩戴着博士學位繡紋的樣子。很多知道楊曦光傳奇經歷的人都在三個形象的反差上感到迷惑，不敢相信楊曦光和楊小凱是同一個人。很多不知內情但卻知道楊曦光和楊小凱兩個人的人，絕不會接受他倆是同一個人的「假說」。
顯然，這本書正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而解釋人們的疑慮的，是那些中國大陸的「古拉格群島」將楊曦光改造成楊小凱。儘管不少漢學家喜歡楊曦光甚於楊小凱，但這本書中講述的那些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精靈」怎樣促成了這個魔術般的變換故事一定是讀者神往的。楊曦光生於一九四八年秋。他父母當時都是共產黨從延安派到東北去接收日本人軍備的幹部。楊曦光生下來時正是國共兩黨內戰，中共產黨從劣勢轉為優勢的時候。共產黨在東北打了一個小勝仗，於是這位男孩被取名小凱。楊曦光是他上學以後的學名。他一九七八年從勞改隊刑滿釋放後找不到工作，大家都知道楊曦光是寫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爸爸勸他改名字。中國人講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於是大家認為重新啟用他的乳名小凱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從那以後，楊曦光這個人就在中國消失了，而楊小凱卻在中國內外慢慢通過他的經濟學著作和文章被人知道。
楊曦光生長在一個一九四九年革命後暴發的共產黨新貴家庭。從小生活環境優越，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受到共產黨極深影響。從小學到中學，他關於中國現代史的知識充滿了對共產黨征服國民黨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崇拜，他看的小說，看的「革命回憶錄」中都充滿着這種對用革命暴力改朝換代的迷信。
但共產黨這個「扭秧歌」王朝內部的不斷搖擺和動亂自一九五七年後開始給楊曦光的家庭帶來災難。首先是他哥哥和舅舅被劃為右派，接着他父親於一九五九年因為反對大躍進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到農村去勞動。楊曦光屬於思想成熟較早的人，入學前，父親就請人在家裏教他《論語》，小學二年級時他就能讀大部頭小說。一九六二年正是他開始養成閱讀成人的報紙 的習慣時，中共又發生了一次政策的大搖擺。楊曦光的父親被當時的黨中央宣佈徹底平反。楊曦光在「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復舊氣氛中考取了當時的全國重點中學長沙一中。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那些「右」的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一九六二年復舊的氣氛中如魚得水。一九六四年政治風向改變，突出政治、階級路線又佔了上風，但楊曦光因為高幹的家庭背景，仍是激進路線的受益者，所以又受到左的路線影響，開始在日記中批評自己一九六二年的右的思想傾向。但他父母尤其是他母親對那股「左」風一直持一種批評態度，也總是用她的觀點盡力影響兒子。文化革命一開始，楊曦光就捲入了長沙一中反對工作組的活動。楊曦光的父母被當時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並由省委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曦光受到工作組迫害並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紅衛兵歧視。他自然而然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由出身不好的同學組成的造反派，與支持當局的保守的紅衛兵對抗。一九六六年底，他積極參與了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動，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個跨部門的準政黨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軍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數造反派組織打成反革命時，楊曦光被軍方關押了一個多月。
他出獄後在北京等地串聯，接觸到一些批判共產黨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的「新思潮」。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學生和北京批判血統論的中學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楊曦光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對共產黨當局表達的強烈不滿，開始重新思考文革爆發的原因等問題。楊曦光家裏有個保姆，文革前看上去似乎對他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參加了保姆的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幹們剝削了他們。楊曦光夜裏與保姆深談過幾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黨幹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黨的專橫早已是懷恨在心。他發覺這種社會矛盾並不能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綫鬥爭」的理論來解釋。楊曦光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瞭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與共產黨幹部發生激烈衝突的真正原因。
他讀了不少馬克思的書，也在湖南農村進行了一些社會調查，特別是調查了當時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運動和臨時工、合同工組成工會式組織提出經濟要求的運動。他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純馬克思語言)人民。中國的政體與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所以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權階級，重建以官員民選為基礎的民主政體。這就是《中國向何處去？》中的主要觀點。當時類似的思潮在武漢、上海、山東、北京的學生中 都出現了。當局一直認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會贏得對人們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導的權力。想不到長沙的一位中學生和其他學生竟想獨立於政府的意識形態，自己找尋 理論。中共的上層首腦特別是康生、毛澤東對這股造反派中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潮非常害怕，因此特別召開了一次會議，取締當時湖南激進造反派的聯合組織「省無聯」，並點名批判了楊曦光、張玉綱、周國輝等學生中的思想家和領袖人物。全國很多官方和當時群眾組織的報紙都將《中國向何處去？》作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這就是為甚麼一張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發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傳單造成全國性影響的原因。
《中國向何處去？》一九六八年通過香港傳到海外， 美國的「新左派」十分喜歡其中的觀點，於是各種英文版本的《中國向何處去？》和其他「省無聯」的文件在 美國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楊曦光父親那一輩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他們的子女與楊關係十分密切。他們文革中都是保守的紅衛兵。迫害出身不好的人很積極，但卻不造父母的反，是可愛的堅定的保爹保媽派。
楊曦光周圍的幹部子弟朋友沒有一個參加造反派的。他的經歷也許相當特別，但是他在山東和廣州的朋友中卻有高幹子弟參加造反派的例子。他們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內受實權派迫害的高幹，文革一開始就被當權派批鬥。他們的父輩都是那種三代以上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幹部，而他們自己都是學習成績很好、極聰明的學生。但總的而言，高幹子女參加造反派的實在是鳳毛鱗角。但正因為楊曦光與創建「老紅衛兵」的保守派(後來的「聯動」)有很多私人關係，他是屬於那種對保守派觀點 極為瞭解，並與他們有很多私人關係的造反派。
楊曦光在文革中的政治傾向部分可以用他的家庭背景來解釋，因為文革中大多數右派和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楊曦光批判特權階級的思想與其父輩的政治傾向應沒有甚麼關係。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出身社會上層的青年人由於本身地位未穩，形成與家庭高地位的對照，因而兩代人的利益衝突在社會上層家庭內特別激烈。這種假說可用來解釋歷史上上層家庭內的有些年青人為甚麼特別激進。另一方面楊曦光從小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在自己被當局迫害時，希望找一種理論來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馬列正統理論基礎上合法化，而馬克思關於民主主義的觀點及反特權反迫害的觀點，自然成為他的思想武器。但一九七○年代初楊曦光在監牢裏徹底放棄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而成為一個極力反對革命民主主義，支持現代民主政體的人。此書中並沒有很多楊曦光本人的故事，但從楊曦光的眼睛，讀者會看到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上的形形色色的精靈是如何重新鑄造了楊曦光的靈魂。此書中每章是關於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中一個或兩個犯人的故事，他們中有地下反對黨的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容許的自由經濟活動的企業家，有扒手、強盜，有各式各樣的不同政見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國民黨時代的高官貴人。楊曦光於一九六九年底被判處十年徒刑，罪名主要是寫《中國向何處去？》。判刑前他在看守所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判刑後他去了洞庭湖中一個湖洲上的建新農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反刑事犯罪)運動中他又在長沙的模範監獄呆了八個月。之後他回到建新農場直至刑滿。所以此書涵蓋了中國古拉格群島的三大系統：看守所、勞改隊、監獄。由於楊曦光獨特的政治理解能力和他的敏感，通過他的眼睛，讀者將接觸到當時中國政治犯一些獨特而深刻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