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餘年間，中國多呈亂象，似乎沒有甚麼思想觀念能夠一以貫之。各種思想呈現出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流動局面，可謂名副其實的「思潮」-潮過即落。但若仔細剖析各類思潮，仍能看出背後有一條潛流貫穿其間，雖時隱時顯，卻不絕如縷。這條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
潛流者，看似虛而不實，卻也虛實兼具，有傅斯年所謂「無形而有質，常流而若不見」的意味。 就像「大海上層的波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而「上面的風雲又造成這些色相」。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而表象背後的動力不必是單一的，下層深處的流水和上面的風雲，皆不能忽視。卻也可以「即事見風，即實求虛」，以見之於行事的方式來落實劉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我們如果將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仔細分析，都可發現其所蘊含的民族主義關懷，故都可視為民族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
本書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後的十多年，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既有很多延續，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在所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政局顯得紊亂，被認為類似五代。於是出現與五代相近的時代要求，即嚮往統一，是北伐成功的一個基本要因。成立不過十多年的民國，實際再次改朝換代，帶來比辛亥鼎革更大的變化。民族主義在其間的能動形態，有頗具特色的表現。而其對政治的影響，也相當顯著。
一
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民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歷史現象，或能增進對這一動盪時代的認識。本書所收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面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故定名為「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從篇目看，全書略呈「由虛入實」的意味，前面幾篇探討的更多是相對廣義的政治行為，後來就逐漸進入比較狹義的政治史，側重政局、軍事與外交。
自清季中國新史學提倡「民史」以來，以「君史」為表徵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識層面曾被拒斥。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當時中學國史教科書及教授法的主要缺點，是其內容「全屬政治史性質」，而將「社會及文化事項」視為附庸。其實，不僅「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根本是「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並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他明確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議，擬將全部中國史縱斷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其中後兩部的篇幅佔全書之半，而政治僅佔約六分之一。
這裏的「文化」本身兼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文化即作為六部類之一但又佔據較多篇幅的文化史；而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後者是一些時人的共識，胡適在大約同時也提出一種「專史式的」整理國故設想，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進而將系統的「中國文化史」具體分為十種專史，其中就包括經濟史、政治史和國際交通史。
在已經縮微的政治部分裏，梁啟超主張「對於一時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皆從略」；而「專紀政制變遷之各大節目，令學生於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這雖是針對中學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顯的道德考慮（即淡化傳統政治中「機詐黑暗」的成分），然矯枉過正的傾向性仍太強。試想一部中國政治史竟全無「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的確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了，恐怕難以達到梁氏希望使學生產生興趣之目的。
不過梁啟超另為政治史留了一些餘地，在他所分的六部之中，「現行教科書中所述朝代興亡事項」全被納入「年代之部」。由於「一姓之篡奪興仆，以今世史眼觀之，殆可謂全無關係」，故這一部分「所佔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其意雖貶損，也算為「政治史」開一後門。而在其設計的佔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裏，「專記述中華民族之成立及擴大，其異族之侵入及同化，實即本族擴大之一階段也，故應稍為詳敘；而彼我交涉之跡，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民族間的人我關係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跡」，確為不論哪種意義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其所佔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學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傾向的影響。
把上述內容加起來，政治史在整體史學中所佔的比重也低於四分之一，的確是面目一新的通史。這樣一種排斥實際政治的「民史」取向，頗與後現代興盛時的西方相類，可以說是走在世界前面了。惟昔年中國新史學的「民史」是說得多做得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包括近代史在內的中國史仍以政治史（逐漸延伸到經濟史）見長。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間，關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史學論著開始減少，而以思想、社會和學術為主的專門史逐漸興起。這裏既有學者的自覺努力（即有意彌補過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學術發展的影響，可能還隱伏?傳統的某種再現。
在政治史幾乎成為史學「普通話」的年代，各專門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層面多少帶點「草間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風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摻和一些其他專門史的「方言」風味，常把政治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竊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蓋任何「新」領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學者對一些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產生新的認識。部分因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影響，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在性別、族群等新興專門史中尤其明顯），這些專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係很可能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導致政治史這一過去積累豐厚的領域再次「復興」。
其實近年政治、外交等專史的淡出多少也因為一些學人的邊界和門戶意識太強，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說倒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會、思想、學術等與政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士人重視政治的傳統在近代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有所增強-處理從頭髮到腳的身體，便一直未曾離開政治的關注，常呈現出泛政治化的傾向；就連「讀經」和講授「國學」這類看似「迂遠」之事，也每一「出現」就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許多爭辯，往往牽連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等重大問題。可知近代中國能「脫離政治」的課題其實不多，若沒有堅實的政治史基礎，治其他專史也很難深入。
而梁啟超和胡適當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設想雖未免有些矯枉過正，卻也提示了一種從文化視角考察、認識和分析政治的取向......
未完
潛流者，看似虛而不實，卻也虛實兼具，有傅斯年所謂「無形而有質，常流而若不見」的意味。 就像「大海上層的波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而「上面的風雲又造成這些色相」。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而表象背後的動力不必是單一的，下層深處的流水和上面的風雲，皆不能忽視。卻也可以「即事見風，即實求虛」，以見之於行事的方式來落實劉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我們如果將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仔細分析，都可發現其所蘊含的民族主義關懷，故都可視為民族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
本書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後的十多年，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既有很多延續，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在所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政局顯得紊亂，被認為類似五代。於是出現與五代相近的時代要求，即嚮往統一，是北伐成功的一個基本要因。成立不過十多年的民國，實際再次改朝換代，帶來比辛亥鼎革更大的變化。民族主義在其間的能動形態，有頗具特色的表現。而其對政治的影響，也相當顯著。
一
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民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歷史現象，或能增進對這一動盪時代的認識。本書所收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面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故定名為「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從篇目看，全書略呈「由虛入實」的意味，前面幾篇探討的更多是相對廣義的政治行為，後來就逐漸進入比較狹義的政治史，側重政局、軍事與外交。
自清季中國新史學提倡「民史」以來，以「君史」為表徵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識層面曾被拒斥。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當時中學國史教科書及教授法的主要缺點，是其內容「全屬政治史性質」，而將「社會及文化事項」視為附庸。其實，不僅「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根本是「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並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他明確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議，擬將全部中國史縱斷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其中後兩部的篇幅佔全書之半，而政治僅佔約六分之一。
這裏的「文化」本身兼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文化即作為六部類之一但又佔據較多篇幅的文化史；而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後者是一些時人的共識，胡適在大約同時也提出一種「專史式的」整理國故設想，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進而將系統的「中國文化史」具體分為十種專史，其中就包括經濟史、政治史和國際交通史。
在已經縮微的政治部分裏，梁啟超主張「對於一時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皆從略」；而「專紀政制變遷之各大節目，令學生於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這雖是針對中學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顯的道德考慮（即淡化傳統政治中「機詐黑暗」的成分），然矯枉過正的傾向性仍太強。試想一部中國政治史竟全無「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的確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了，恐怕難以達到梁氏希望使學生產生興趣之目的。
不過梁啟超另為政治史留了一些餘地，在他所分的六部之中，「現行教科書中所述朝代興亡事項」全被納入「年代之部」。由於「一姓之篡奪興仆，以今世史眼觀之，殆可謂全無關係」，故這一部分「所佔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其意雖貶損，也算為「政治史」開一後門。而在其設計的佔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裏，「專記述中華民族之成立及擴大，其異族之侵入及同化，實即本族擴大之一階段也，故應稍為詳敘；而彼我交涉之跡，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民族間的人我關係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跡」，確為不論哪種意義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其所佔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學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傾向的影響。
把上述內容加起來，政治史在整體史學中所佔的比重也低於四分之一，的確是面目一新的通史。這樣一種排斥實際政治的「民史」取向，頗與後現代興盛時的西方相類，可以說是走在世界前面了。惟昔年中國新史學的「民史」是說得多做得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包括近代史在內的中國史仍以政治史（逐漸延伸到經濟史）見長。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間，關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史學論著開始減少，而以思想、社會和學術為主的專門史逐漸興起。這裏既有學者的自覺努力（即有意彌補過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學術發展的影響，可能還隱伏?傳統的某種再現。
在政治史幾乎成為史學「普通話」的年代，各專門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層面多少帶點「草間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風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摻和一些其他專門史的「方言」風味，常把政治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竊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蓋任何「新」領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學者對一些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產生新的認識。部分因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影響，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在性別、族群等新興專門史中尤其明顯），這些專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係很可能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導致政治史這一過去積累豐厚的領域再次「復興」。
其實近年政治、外交等專史的淡出多少也因為一些學人的邊界和門戶意識太強，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說倒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會、思想、學術等與政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士人重視政治的傳統在近代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有所增強-處理從頭髮到腳的身體，便一直未曾離開政治的關注，常呈現出泛政治化的傾向；就連「讀經」和講授「國學」這類看似「迂遠」之事，也每一「出現」就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許多爭辯，往往牽連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等重大問題。可知近代中國能「脫離政治」的課題其實不多，若沒有堅實的政治史基礎，治其他專史也很難深入。
而梁啟超和胡適當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設想雖未免有些矯枉過正，卻也提示了一種從文化視角考察、認識和分析政治的取向......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