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論
　　民族主義研究自1990年代開始，成為國際政治、歷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流風所及，對研究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從出版論文、論著，還是研討會的展開角度來看，也是蔚為大觀。以民族主義為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選題的文章，在近五年時間達59部。可以想見，研究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社會潮流與學界新寵。
　　但也正因為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時尚，無論是在社會思潮的波動層面，還是在學術研究的建構層面，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理性回應與反思。「民族主義」成為一種社會與學界的「眾因之因」，諸凡現象都可以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中得到解釋。學術研究的時尚化，隨著開始流行「民族主義」的話語而趨於混亂。作為一種非學術的，無法精確界定的術語，「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在學術研究領域是否還有價值？這樣的疑問，已經成為學界無法迴避的問題。
　　回顧1990年代以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我們發現：對民族主義的界定與分析，所關注的重點與解釋的框架，是與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思想史的整體正規化轉型無法分離。隨著近代中國史研究的正規化，由革命史框架向現代化框架的轉變，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也經歷了這一轉型。在20世紀最後幾年，在近代中國史研究正規化中，出現了由現代化向後現代正規化的轉移，又一次使研究民族主義步趨時尚，採用了這一分析模式。在這種研究正規化的汰舊換新的遊戲中，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所關注的問題，也由早期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往「民族國家建構與認同」移動。如果反思這樣的「正規化變革」的動因，我們很難在其中找到「民族主義」研究的內在證據、變革的動因，最終總是存在於思想史，以及作為思想史研究框架的近代中國史的解釋中。這種研究正規化的「騰籠換鳥」遊戲，為「民族主義」研究的學理化帶來諸多困境，也一再引發學界的反思──民族主義，或者思想史研究是否擁有自身的解釋架構？ 沒有自身解釋架構的學術研究如何可行？如果要建立一個自足的解釋框架，這一框架的建構應該在什麼層面上展開？顯然地，這些問題與其說是針對「民族主義」這一具體問題，不如說是針對思想史的整體研究狀況更為妥當。
　　也就是說，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思想史研究？
　　對於這一系列的思想史問題，學界的討論已經初露端倪。本文不準備做純概念的分析，只針對本論著所關注的論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現狀，做接近經驗式的觀察。
　　（下面的討論不準備做系統的學術史分析──在一個學術出版氾濫的時代，學術史分析在整體上已經不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與其將有限的精力耗費在魚龍混雜的各種文字中，不如只關注問題的重心。因此，本文的展開並不迴避因個人的選擇所造成的偏頗與遮蔽等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