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洋軍閥史研究（代序）
我雖是歷史專業出身，但在讀大學時對北洋軍閥史卻了解很少，僅僅只在課餘讀過一本丁文江所寫的《民國軍事近紀》，約略知道一點袁世凱北洋軍和直皖奉三系軍閥的情況而已。1949年9月，我結束了在華北大學的政治學習後，被分配到由該校副校長范文瀾教授主持的歷史研究室，當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兩個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導和榮孟源老師具體組織和主持下，寫過一篇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的文章外，主要工作是對入城後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收繳移送來的藏檔進行清理和分類。這批檔案有百餘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整理的場所先是在東廠胡同舊黎元洪府第花園的八角亭，一間面積很大的房間裏，有七個人參加整理工作，整理組組長是後來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的唐彪。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下一倒，塵土飛揚，嗆得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只能穿一身舊紫花布制服，戴?口罩，蹲在地上按檔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電報電稿、密報、圖片和雜類等分別檢放到書架上。因為每件檔案都有髒污之物，要抖乾淨就揚起塵土，整天都在爆土揚塵中過日子，直到下班，不僅外衣一層土，連眼鏡片都被灰塵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條黑槓，往往彼此相視而笑，但從沒有甚麼抱怨。在整理過程中，因為急於闖過這個塵土飛揚的環境，進行速度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檔案和記住一些軍閥的名字外，幾乎很難停下來看看內容，只能說這是接觸北洋軍閥檔案的開始而已，談不上甚麼研究。
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整理，袋裝檔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別成捆。為了進入正規的整理工作，集中十來天進行有關這段歷史資料的學習，讀了若干種有關北洋軍閥的舊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隱等人的著作。我們也從東廠胡同搬到有四五間寬敞工作間的乾麵胡同，開始整檔工作。我們將檔案分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類，每個人把一捆捆檔案放在面前，認真閱讀後，分類上架，所以看得比較仔細，並在特製的卡片上寫上文件名、成件時間、編號及內容摘要，最後簽上整理者的名字。這次因為已經經過第一輪清理，不再有甚麼塵土，環境又比較寬敞幽靜，所以大家心情舒暢，休息時和在宿舍裏常常交談閱檔所了解到的珍貴或有趣的材料。這些都能引起大家的很大興趣，有時我還在第二天去追蹤查檔，了解具體內容。我曾利用空閒的時間，把自認為有用的材料抄錄下來。積少成多，慢慢地我已經積累有兩冊黃草紙本。同時為了查對檔案中的事實和加深拓寬這一領域的知識，我又讀了大量有關北洋軍閥的著作，眼界逐漸開闊，鑽研這方面問題的信心也增強了不少。我也了解到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以往的一些著作過於陳舊，而且數量也不大，而新著幾乎沒有，有關論文也只有零星短篇，確是一塊頗有價值的用武之地。
隨?歷經半年多整檔工作的接近完成，我對北洋軍閥這一近代的政治軍事集團，從興起到覆滅已有了一個大致輪廓，對錯綜複雜的派系關係也掌握了基本脈絡，奠定了我將以一生絕大部分精力致力於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基礎。半年多的整檔工作，雖然比較辛勞，但收穫是很大的。一是我通過整檔閱檔活動，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個之前從未涉足過的學術領域--它影響我一生的學術道路；二是我毫無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國最早一批檔案工作者而自豪。不久，這批整理過的北洋軍閥檔案，奉命移送到南京，和原國史館合併，成立史料整理處，就是現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有幾位同事隨從南下，我則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工作。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後，仍堅持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有關資料，並開始寫點文章。到津第二年，我在《歷史教學》雜誌上連續發表題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講課記錄，雖然還不很成熟，但卻是我第一篇北洋軍閥史方面的專文，從此正式進入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程序。與此同時，我又得到一次深入這一領域的機遇。原來在50年代初，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界前輩的倡導和主持下，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一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包括從鴉片戰爭到北洋軍閥共十二套，分別組織專人編選。當時，北洋軍閥這一專題也組織過一個包括京津史學工作者在內的編委會。已故的榮孟源和謝國楨二先生都是成員。我當時雖尚不及而立之年，也承榮、謝兩先生厚愛，忝居其列，並接受委託在津搜集資料。不久，人事變幻，編輯工作陷於停頓，在津剛開始的資料搜集工作也告中斷，所搜集的圖書資料全部繳歸南開大學圖書館入藏。我雖對此事的中輟抱有微憾，但卻意外地接觸了不少有關資料，為我日後撰寫《北洋軍閥史略》作了必需的準備。
1956年正值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提出的大好時機，學術有欣欣向榮之勢，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請我撰寫北洋軍閥方面的書稿。我既有一定的資料積累，又有一股寫作激情的衝動，於是擺脫掉不敢接觸歷史「陰暗面」的心態，不自量力地接受了這一約稿。我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文的基礎上加以擴大、改訂和充實，經過一年多夜以繼日地努力撰寫，終於在1957年完成和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北洋軍閥史的專著--《北洋軍閥史略》。我在撰寫過程中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將北洋軍閥集團的興衰變化作為一個歷史整體進行考察，探求其成敗興亡的內在聯繫。這部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專著。我很自信，它為北洋軍閥史的研究開拓了新領域；也為後來學術界研究這段歷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部書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日本明治大學岩崎富久男教授翻譯了此書，增加了隨文插圖，易名為《中國的軍閥》，先後由兩個出版社出版，成為日本有關學者案頭的參考用書。
《北洋軍閥史略》出版後不久，我的教學任務突然被迫由近代轉向古代，而且一直處於一種近乎閒置的境地。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也就隨之而暫時擱置了。直到70年代末，隨?政治氣氛的寬鬆，民國史研究的興起，有關北洋軍閥史的歷史資料也日見豐富，新知舊雨很關心我的那部處女作，敦促我增訂《北洋軍閥史略》以應社會需要。我也深深地感到這是我應盡的社會職責；但又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二十多年來，我在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方面卻少有建樹，但是，時代的支持和鼓動，堅定了我重理舊業的信念.....
我雖是歷史專業出身，但在讀大學時對北洋軍閥史卻了解很少，僅僅只在課餘讀過一本丁文江所寫的《民國軍事近紀》，約略知道一點袁世凱北洋軍和直皖奉三系軍閥的情況而已。1949年9月，我結束了在華北大學的政治學習後，被分配到由該校副校長范文瀾教授主持的歷史研究室，當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兩個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導和榮孟源老師具體組織和主持下，寫過一篇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的文章外，主要工作是對入城後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收繳移送來的藏檔進行清理和分類。這批檔案有百餘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整理的場所先是在東廠胡同舊黎元洪府第花園的八角亭，一間面積很大的房間裏，有七個人參加整理工作，整理組組長是後來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的唐彪。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下一倒，塵土飛揚，嗆得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只能穿一身舊紫花布制服，戴?口罩，蹲在地上按檔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電報電稿、密報、圖片和雜類等分別檢放到書架上。因為每件檔案都有髒污之物，要抖乾淨就揚起塵土，整天都在爆土揚塵中過日子，直到下班，不僅外衣一層土，連眼鏡片都被灰塵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條黑槓，往往彼此相視而笑，但從沒有甚麼抱怨。在整理過程中，因為急於闖過這個塵土飛揚的環境，進行速度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檔案和記住一些軍閥的名字外，幾乎很難停下來看看內容，只能說這是接觸北洋軍閥檔案的開始而已，談不上甚麼研究。
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整理，袋裝檔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別成捆。為了進入正規的整理工作，集中十來天進行有關這段歷史資料的學習，讀了若干種有關北洋軍閥的舊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隱等人的著作。我們也從東廠胡同搬到有四五間寬敞工作間的乾麵胡同，開始整檔工作。我們將檔案分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類，每個人把一捆捆檔案放在面前，認真閱讀後，分類上架，所以看得比較仔細，並在特製的卡片上寫上文件名、成件時間、編號及內容摘要，最後簽上整理者的名字。這次因為已經經過第一輪清理，不再有甚麼塵土，環境又比較寬敞幽靜，所以大家心情舒暢，休息時和在宿舍裏常常交談閱檔所了解到的珍貴或有趣的材料。這些都能引起大家的很大興趣，有時我還在第二天去追蹤查檔，了解具體內容。我曾利用空閒的時間，把自認為有用的材料抄錄下來。積少成多，慢慢地我已經積累有兩冊黃草紙本。同時為了查對檔案中的事實和加深拓寬這一領域的知識，我又讀了大量有關北洋軍閥的著作，眼界逐漸開闊，鑽研這方面問題的信心也增強了不少。我也了解到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以往的一些著作過於陳舊，而且數量也不大，而新著幾乎沒有，有關論文也只有零星短篇，確是一塊頗有價值的用武之地。
隨?歷經半年多整檔工作的接近完成，我對北洋軍閥這一近代的政治軍事集團，從興起到覆滅已有了一個大致輪廓，對錯綜複雜的派系關係也掌握了基本脈絡，奠定了我將以一生絕大部分精力致力於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基礎。半年多的整檔工作，雖然比較辛勞，但收穫是很大的。一是我通過整檔閱檔活動，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個之前從未涉足過的學術領域--它影響我一生的學術道路；二是我毫無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國最早一批檔案工作者而自豪。不久，這批整理過的北洋軍閥檔案，奉命移送到南京，和原國史館合併，成立史料整理處，就是現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有幾位同事隨從南下，我則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工作。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後，仍堅持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有關資料，並開始寫點文章。到津第二年，我在《歷史教學》雜誌上連續發表題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講課記錄，雖然還不很成熟，但卻是我第一篇北洋軍閥史方面的專文，從此正式進入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程序。與此同時，我又得到一次深入這一領域的機遇。原來在50年代初，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界前輩的倡導和主持下，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一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包括從鴉片戰爭到北洋軍閥共十二套，分別組織專人編選。當時，北洋軍閥這一專題也組織過一個包括京津史學工作者在內的編委會。已故的榮孟源和謝國楨二先生都是成員。我當時雖尚不及而立之年，也承榮、謝兩先生厚愛，忝居其列，並接受委託在津搜集資料。不久，人事變幻，編輯工作陷於停頓，在津剛開始的資料搜集工作也告中斷，所搜集的圖書資料全部繳歸南開大學圖書館入藏。我雖對此事的中輟抱有微憾，但卻意外地接觸了不少有關資料，為我日後撰寫《北洋軍閥史略》作了必需的準備。
1956年正值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提出的大好時機，學術有欣欣向榮之勢，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請我撰寫北洋軍閥方面的書稿。我既有一定的資料積累，又有一股寫作激情的衝動，於是擺脫掉不敢接觸歷史「陰暗面」的心態，不自量力地接受了這一約稿。我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文的基礎上加以擴大、改訂和充實，經過一年多夜以繼日地努力撰寫，終於在1957年完成和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北洋軍閥史的專著--《北洋軍閥史略》。我在撰寫過程中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將北洋軍閥集團的興衰變化作為一個歷史整體進行考察，探求其成敗興亡的內在聯繫。這部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專著。我很自信，它為北洋軍閥史的研究開拓了新領域；也為後來學術界研究這段歷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部書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日本明治大學岩崎富久男教授翻譯了此書，增加了隨文插圖，易名為《中國的軍閥》，先後由兩個出版社出版，成為日本有關學者案頭的參考用書。
《北洋軍閥史略》出版後不久，我的教學任務突然被迫由近代轉向古代，而且一直處於一種近乎閒置的境地。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也就隨之而暫時擱置了。直到70年代末，隨?政治氣氛的寬鬆，民國史研究的興起，有關北洋軍閥史的歷史資料也日見豐富，新知舊雨很關心我的那部處女作，敦促我增訂《北洋軍閥史略》以應社會需要。我也深深地感到這是我應盡的社會職責；但又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二十多年來，我在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方面卻少有建樹，但是，時代的支持和鼓動，堅定了我重理舊業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