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族群接觸與族群地位變遷
臺灣的學術界對近代臺灣史的研究，雖說有相當的貢獻，但是，總括起來，不外乎著重於「漢人移殖」、「西荷統治」、「鄭氏領臺」、「清代臺灣」、及「日治五十年」等五個主題。仔細地分析起來，這五個課題，事實上係出自一個研究趨向，那就是—「殖民史」。亦即，學者們的興趣多在於對不同時期之不同的外來群體遷移臺灣過程，或領有臺灣時的各項活動史實。Peter Corris 在一篇檢討澳洲民族史研究的文章中批評道，「……歷史家們多不想去關心土著歷史，或者他們甚至是要等到土著們已成過去的故事時（即滅絕）才要行動。的確，即使有一部很不錯的本地歷史問世，其中對土著的敘述往往都只用了隻字片語草草帶過，……。」（1969:203）。臺灣的研究，目前不但正是這種情形，同時也更類似Jan Vansina 對非洲民族史回顧時所說的，「在二次大戰之前，歷史學者只對歐洲在非洲的殖民歷史有興趣，而從未把土著放在主位考量過。」（1962:127）
上舉五種課題的研究文獻中，原住民幾乎毫無地位。換句話說，這些研究在關及臺灣歷史方面的某些詮釋，或許是片面的，及「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或「社會中心主義」（sociocentric）的（Lanternari, 1980: 53）⑥。至於人類學家們則多著重在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物質文化等的研究（ef. 李亦園等，1975），對於原住民民族史或民族文化接觸過程則交了白卷。也許這種現象是牽涉到歷史家與人類學家門戶觀念或民族史學科歸屬的尷尬地位問題（cf.Washburn, 1960:31-34），這裡不再多論。在本節中，我將一反傳統在敘述山地行政時總以各不同的外來勢力為各時期劃分的標準，而要以原住民為主位，亦即從原住民族群的立場及其族群地位的轉變，來討論臺灣原住民的族群接觸歷史。我把這個歷史過程分成四個階段來討論，在每個不同階段裡，原住民的地位也有著巨大的變遷。（一）第一階段：原住民—唯一主人
這一階段蓋指南島系族群遷至臺灣開始，以迄第一批非南島系族群（即荷西）有規模地、有計畫地或大量地侵入臺灣時止。雖然在臺灣已發現了距今約一萬五千年的更新世舊石器文化晚期的遺址，這個文化在距今五千年前時忽然消失，而其文化特徵，與後來的新石器文化特徵，完全無法連上關係（宋文薰，1979: 13），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否與南島語族有所關連。一般相信，臺灣的新石器及其後來發展的文化，「是從許多方向，在不同時代傳入的；而且很可能為臺灣土著各族群邁向臺灣的民族遷移的證據」（ibid.,P.I3）。陳奇祿先生更對各族移入的年代作了推斷（1981:39-41）。
總之，我們可以這麼說，至少在17 世紀20 年代之前（按，荷蘭與西班牙分別在1624 年和1626 年以政府主持的力量進入臺灣；而雖然一般相信宋元以降—約12、13 世紀，大陸沿海漢人已與臺灣有過接觸，但那都是零星的、暫時的、無計畫性，或沒有政府力量參與的，因此不構成一種具決定性的壓迫力量），南島系的各族（包括平埔與山地各族）是臺灣唯一的主人⑦。雖然他們族與族間有相當的對立關係，但相信當時各族於其居地絕對是完全的優勢者，應不會產生所謂族群意識負面的變遷，或甚至喪失等的問題。一直到荷西開始進入臺灣歷史舞臺起，上述的問題就慢慢呈現跡象了。
（二）第二階段：原住民—主人之一
所謂「主人」意指不僅在意識中完全可以肯定自己，而自己傳統的社會、政治、或信仰法則完全有效，同時在下意識或無意識中，他們的世界就是整個世界。拿一般對「優勢地位」（domination）的定義—「……所謂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代表該國家或社會中的優越（superiority）意識形態，而與之相對的就是那些被認為是完全拙劣的（absolutely inferior）被統治的國家或族群（Lanternari,1980: 56）—來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優勢」或「劣勢」的判斷或界定，完全是建立在雙方對彼此所處地位深刻的瞭解上。居劣勢者知道自己是劣勢者，優勢者也知道對方是劣勢者，第三者（如研究者）更是會很自信地判斷出孰優孰劣。然而，在我定義下的「主人」，則不是建立在與另一劣勢者瞭解的關係，而是完全以該族群對自我積極認同與否，及其傳統社會文化體制的有效與否來作標準。換句話說，這個「主人」在研究者以「客位」（etic）的觀點來看，或許是優勢者（如外來勢力入臺前的臺灣原住民），也或許是劣勢者（如清季大量漢人湧入臺灣時的臺灣原住民）。但若以原住民的立場來看，當在客觀形勢上漢人已佔絕大優勢時，某些高山族群在絕少與外在接觸的情形下，仍擁有其自己詮釋下的世界。這與任何外來勢力完全未移進來時並無兩樣，他們還是主人，只是這個地位在情境的急遽變化下，很快地就將消失了。
在前一階段，臺灣原住民顯然是完全的主人，但在這第二階段（從17 世紀20 年代荷西入臺到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為止）的二百年間，臺灣原住民慢慢從「唯一主人」、「主人之一」，而到完全失去主人的地位。
在上述的幾種主要勢力中，荷西是以優勢的物質力量及宗教宣揚的狂熱來影響原住民；鄭氏及清帝國則代表一種漢人絕對數量的人口及更有效的農耕和土地經營技術來威脅原住民；日本則依其殖民南洋的目標，以開發臺灣經濟資源的行動來壓迫原住民；至於中國的取回臺灣，則係建立在一種不容置疑的「臺灣屬於中國」的理念上。原住民在這連續的外來勢力遞嬗中，一直沒有形成一整合的力量來與他們競爭，從而也注定其族群地位的日益衰微。
（三）第三階段：原住民—被統治者
這個階段係從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迄今。霧社事件就如同鍾肇政在他「川中島」（1984）小說中描述的一樣，飛機大砲的恐怖，血流成河的顫慄，及夫亡子散的痛苦，一起加諸泰雅族人身上。
在戰爭與族群意識之關係的討論上，Anthony Smith 提到，「在（戰爭開始的）短期間，……常會造成一種民族狂熱及向心力，……被侵入的一方會忘卻他們內部的差異，而一起來對抗共同的威脅。然而，過了相當時期，延續的戰爭及整體性的戰爭，往往會使同質性社群（homogeneous communities）的結合力被牽動，而致破壞他們內部平行的社會單位。」（1981 : 391）這個理論運用到霧社泰雅族與日本人的戰事上，只有部分正確。因為事實上，戰爭一開始時，霧社泰雅各社已分裂成親日和抗日兩派了，從頭到尾各社並未如Smith 所言的大家會聯合抵抗共同敵人。而戰後，親日的一方被統治者宣傳成一種新的「原住民典範」，而泰雅的失敗及這個新的價值與行為的認同標準，很快地影響到其他原住民各族了。雖然，此後日人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方式，從高壓改成懷柔。但不管怎樣，從此之後，臺灣高山原住民所能做的，唯有繼續加強認同於統治者，他們僅存的一點主人地位也完全失去了。這個現象也類同於Frances Svensson 在論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關係過程時所提到的，在1871 年印第安人最後一場與白人決鬥失敗後，「他們即從具相當主權的民族轉而成一完全附屬的民族了，……」（1978:107）。
同時，如美國印第安人或臺灣原住民的這類同史實的發展，也完全印證了Lanternari 所提出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模式，那就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無形中深深地同化了那已完全整合入一同質的社會、經濟體系中的被統治者，而在這一新的殖民生產體系中，統治者的地位幾乎是固若金石了。」（1980:57）
（四）第四階段：原住民—即將消失？
一個民族可能會消失，不外乎經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種族滅絕（genocide）或族群滅絕（ethnocide）（cf. Kuper, 1981:321）與同化（assimilation）。前一項的例子，如希特勒政權對猶太人的屠殺，或清乾隆對蒙古喀爾喀四十八族的屠殺；後一項（同化）則有滿州人同化於漢族，或琉球人同化於日本人等例子。種族或族群滅絕，在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被舉世認為是罪大惡極的行為。因此，在現代社會，除極少數例子（如高棉境內的大屠殺）之外，大抵很不可能再有類似行為的產生。然而，「正在進行同化」的事實，卻仍明顯地存在於大多數國家內。隨手可舉的，如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同化，蘇俄對西伯利亞土著的同化，中共政權對所屬少數民族的同化，及臺灣漢人對原住民的同化等。在這些例子中，優勢民族或統治政權完全避免使用「同化」這一詞，從而以一婉轉的詞彙，如在臺灣則以「山地平地化」或「融合」等詞來代替，但設若我們以精密的同化定義來測試，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事實的本質。J. Milton Yinger 把同化過程區分為四個獨立而又可相互影響或強化的「次過程」（sub-processes）：人種混合（amalgamation，生物性的），認同（identifications，心理上的），涵化（acculturation，文化上的）， 及整合（integration， 結構上的）（1981:249）。以中國的例子來講，其中，「整合」一項往往只是一個表象，如中共宣稱其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均是漢族的「兄弟民族」，大家是「友愛大家庭的一份子」，同時，也表示完全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但事實上，中共政權有計畫地大量移殖漢人到少數民族區，因此， 常會發現在民族自治地區中漢人卻佔多數的現象（Diao,1967:172&185）。
換句話說，在中國現代的多數民族關係上，各自「獨立存在」，又共同整合於一大社會中，為一被政府宣揚的理想，但事實上，「同化」將是真正產生實質作用的一項。同時，可預料得到的是，即使「涵化」是一種雙方交流活動的關係，但漢族從少數民族中所得到的影響，很可能就會與Svensson 所提到美國的例子一樣，那就是美國印第安人雖有許多貢獻，如玉米種植、衣服款式、獨木舟製造、及醫藥常識等，但對白人來說，「這些對歐洲（即指移民美洲白人）文化的貢獻並沒有意義。」（1978: 104）
臺灣的學術界對近代臺灣史的研究，雖說有相當的貢獻，但是，總括起來，不外乎著重於「漢人移殖」、「西荷統治」、「鄭氏領臺」、「清代臺灣」、及「日治五十年」等五個主題。仔細地分析起來，這五個課題，事實上係出自一個研究趨向，那就是—「殖民史」。亦即，學者們的興趣多在於對不同時期之不同的外來群體遷移臺灣過程，或領有臺灣時的各項活動史實。Peter Corris 在一篇檢討澳洲民族史研究的文章中批評道，「……歷史家們多不想去關心土著歷史，或者他們甚至是要等到土著們已成過去的故事時（即滅絕）才要行動。的確，即使有一部很不錯的本地歷史問世，其中對土著的敘述往往都只用了隻字片語草草帶過，……。」（1969:203）。臺灣的研究，目前不但正是這種情形，同時也更類似Jan Vansina 對非洲民族史回顧時所說的，「在二次大戰之前，歷史學者只對歐洲在非洲的殖民歷史有興趣，而從未把土著放在主位考量過。」（1962:127）
上舉五種課題的研究文獻中，原住民幾乎毫無地位。換句話說，這些研究在關及臺灣歷史方面的某些詮釋，或許是片面的，及「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或「社會中心主義」（sociocentric）的（Lanternari, 1980: 53）⑥。至於人類學家們則多著重在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物質文化等的研究（ef. 李亦園等，1975），對於原住民民族史或民族文化接觸過程則交了白卷。也許這種現象是牽涉到歷史家與人類學家門戶觀念或民族史學科歸屬的尷尬地位問題（cf.Washburn, 1960:31-34），這裡不再多論。在本節中，我將一反傳統在敘述山地行政時總以各不同的外來勢力為各時期劃分的標準，而要以原住民為主位，亦即從原住民族群的立場及其族群地位的轉變，來討論臺灣原住民的族群接觸歷史。我把這個歷史過程分成四個階段來討論，在每個不同階段裡，原住民的地位也有著巨大的變遷。（一）第一階段：原住民—唯一主人
這一階段蓋指南島系族群遷至臺灣開始，以迄第一批非南島系族群（即荷西）有規模地、有計畫地或大量地侵入臺灣時止。雖然在臺灣已發現了距今約一萬五千年的更新世舊石器文化晚期的遺址，這個文化在距今五千年前時忽然消失，而其文化特徵，與後來的新石器文化特徵，完全無法連上關係（宋文薰，1979: 13），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否與南島語族有所關連。一般相信，臺灣的新石器及其後來發展的文化，「是從許多方向，在不同時代傳入的；而且很可能為臺灣土著各族群邁向臺灣的民族遷移的證據」（ibid.,P.I3）。陳奇祿先生更對各族移入的年代作了推斷（1981:39-41）。
總之，我們可以這麼說，至少在17 世紀20 年代之前（按，荷蘭與西班牙分別在1624 年和1626 年以政府主持的力量進入臺灣；而雖然一般相信宋元以降—約12、13 世紀，大陸沿海漢人已與臺灣有過接觸，但那都是零星的、暫時的、無計畫性，或沒有政府力量參與的，因此不構成一種具決定性的壓迫力量），南島系的各族（包括平埔與山地各族）是臺灣唯一的主人⑦。雖然他們族與族間有相當的對立關係，但相信當時各族於其居地絕對是完全的優勢者，應不會產生所謂族群意識負面的變遷，或甚至喪失等的問題。一直到荷西開始進入臺灣歷史舞臺起，上述的問題就慢慢呈現跡象了。
（二）第二階段：原住民—主人之一
所謂「主人」意指不僅在意識中完全可以肯定自己，而自己傳統的社會、政治、或信仰法則完全有效，同時在下意識或無意識中，他們的世界就是整個世界。拿一般對「優勢地位」（domination）的定義—「……所謂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就是代表該國家或社會中的優越（superiority）意識形態，而與之相對的就是那些被認為是完全拙劣的（absolutely inferior）被統治的國家或族群（Lanternari,1980: 56）—來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優勢」或「劣勢」的判斷或界定，完全是建立在雙方對彼此所處地位深刻的瞭解上。居劣勢者知道自己是劣勢者，優勢者也知道對方是劣勢者，第三者（如研究者）更是會很自信地判斷出孰優孰劣。然而，在我定義下的「主人」，則不是建立在與另一劣勢者瞭解的關係，而是完全以該族群對自我積極認同與否，及其傳統社會文化體制的有效與否來作標準。換句話說，這個「主人」在研究者以「客位」（etic）的觀點來看，或許是優勢者（如外來勢力入臺前的臺灣原住民），也或許是劣勢者（如清季大量漢人湧入臺灣時的臺灣原住民）。但若以原住民的立場來看，當在客觀形勢上漢人已佔絕大優勢時，某些高山族群在絕少與外在接觸的情形下，仍擁有其自己詮釋下的世界。這與任何外來勢力完全未移進來時並無兩樣，他們還是主人，只是這個地位在情境的急遽變化下，很快地就將消失了。
在前一階段，臺灣原住民顯然是完全的主人，但在這第二階段（從17 世紀20 年代荷西入臺到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為止）的二百年間，臺灣原住民慢慢從「唯一主人」、「主人之一」，而到完全失去主人的地位。
在上述的幾種主要勢力中，荷西是以優勢的物質力量及宗教宣揚的狂熱來影響原住民；鄭氏及清帝國則代表一種漢人絕對數量的人口及更有效的農耕和土地經營技術來威脅原住民；日本則依其殖民南洋的目標，以開發臺灣經濟資源的行動來壓迫原住民；至於中國的取回臺灣，則係建立在一種不容置疑的「臺灣屬於中國」的理念上。原住民在這連續的外來勢力遞嬗中，一直沒有形成一整合的力量來與他們競爭，從而也注定其族群地位的日益衰微。
（三）第三階段：原住民—被統治者
這個階段係從1930 年霧社事件之後迄今。霧社事件就如同鍾肇政在他「川中島」（1984）小說中描述的一樣，飛機大砲的恐怖，血流成河的顫慄，及夫亡子散的痛苦，一起加諸泰雅族人身上。
在戰爭與族群意識之關係的討論上，Anthony Smith 提到，「在（戰爭開始的）短期間，……常會造成一種民族狂熱及向心力，……被侵入的一方會忘卻他們內部的差異，而一起來對抗共同的威脅。然而，過了相當時期，延續的戰爭及整體性的戰爭，往往會使同質性社群（homogeneous communities）的結合力被牽動，而致破壞他們內部平行的社會單位。」（1981 : 391）這個理論運用到霧社泰雅族與日本人的戰事上，只有部分正確。因為事實上，戰爭一開始時，霧社泰雅各社已分裂成親日和抗日兩派了，從頭到尾各社並未如Smith 所言的大家會聯合抵抗共同敵人。而戰後，親日的一方被統治者宣傳成一種新的「原住民典範」，而泰雅的失敗及這個新的價值與行為的認同標準，很快地影響到其他原住民各族了。雖然，此後日人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方式，從高壓改成懷柔。但不管怎樣，從此之後，臺灣高山原住民所能做的，唯有繼續加強認同於統治者，他們僅存的一點主人地位也完全失去了。這個現象也類同於Frances Svensson 在論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關係過程時所提到的，在1871 年印第安人最後一場與白人決鬥失敗後，「他們即從具相當主權的民族轉而成一完全附屬的民族了，……」（1978:107）。
同時，如美國印第安人或臺灣原住民的這類同史實的發展，也完全印證了Lanternari 所提出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模式，那就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無形中深深地同化了那已完全整合入一同質的社會、經濟體系中的被統治者，而在這一新的殖民生產體系中，統治者的地位幾乎是固若金石了。」（1980:57）
（四）第四階段：原住民—即將消失？
一個民族可能會消失，不外乎經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種族滅絕（genocide）或族群滅絕（ethnocide）（cf. Kuper, 1981:321）與同化（assimilation）。前一項的例子，如希特勒政權對猶太人的屠殺，或清乾隆對蒙古喀爾喀四十八族的屠殺；後一項（同化）則有滿州人同化於漢族，或琉球人同化於日本人等例子。種族或族群滅絕，在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被舉世認為是罪大惡極的行為。因此，在現代社會，除極少數例子（如高棉境內的大屠殺）之外，大抵很不可能再有類似行為的產生。然而，「正在進行同化」的事實，卻仍明顯地存在於大多數國家內。隨手可舉的，如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同化，蘇俄對西伯利亞土著的同化，中共政權對所屬少數民族的同化，及臺灣漢人對原住民的同化等。在這些例子中，優勢民族或統治政權完全避免使用「同化」這一詞，從而以一婉轉的詞彙，如在臺灣則以「山地平地化」或「融合」等詞來代替，但設若我們以精密的同化定義來測試，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事實的本質。J. Milton Yinger 把同化過程區分為四個獨立而又可相互影響或強化的「次過程」（sub-processes）：人種混合（amalgamation，生物性的），認同（identifications，心理上的），涵化（acculturation，文化上的）， 及整合（integration， 結構上的）（1981:249）。以中國的例子來講，其中，「整合」一項往往只是一個表象，如中共宣稱其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均是漢族的「兄弟民族」，大家是「友愛大家庭的一份子」，同時，也表示完全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但事實上，中共政權有計畫地大量移殖漢人到少數民族區，因此， 常會發現在民族自治地區中漢人卻佔多數的現象（Diao,1967:172&185）。
換句話說，在中國現代的多數民族關係上，各自「獨立存在」，又共同整合於一大社會中，為一被政府宣揚的理想，但事實上，「同化」將是真正產生實質作用的一項。同時，可預料得到的是，即使「涵化」是一種雙方交流活動的關係，但漢族從少數民族中所得到的影響，很可能就會與Svensson 所提到美國的例子一樣，那就是美國印第安人雖有許多貢獻，如玉米種植、衣服款式、獨木舟製造、及醫藥常識等，但對白人來說，「這些對歐洲（即指移民美洲白人）文化的貢獻並沒有意義。」（1978: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