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第一章 蛻變（節錄）
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展開一系列將徹底改變這個國家的轉化。雖然這些改變部分有其國內根源，但大部分仍與中國與西方的新接觸有關。這股演進的關係並非單純是西方衝擊、中國反應這麼簡單。就中國而言，這是個複雜的轉變期，新做法依照既有的中國模式成形。清廷承受國內、國外紛至沓來的壓力之際，家庭與個人因各種活動（如貿易、求學、宗教事務）而出國，或至少在國內接觸外國人與外來思想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十九世紀的中國故事，不僅關乎帝國主義與破壞，也涵蓋了從國內外變局中孕育而生的新事物。清帝國危機交乘而至、左支右絀，某些混合現象卻愈加興盛。
中國國家地位的下降對它在十九世紀的蛻變至為重要。清廷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接觸屢遭失利、蒙受羞辱，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與乾隆皇帝一七九九年去世後朝廷地位陷入困境，亦有重要的歷史連結。滿人企圖控制國家及其鄰國的方式，從前沒有任何統治者試過，到了十九世紀初，他們已嘗到帝國過度擴張的苦頭：國庫枯竭、軍隊厭倦海外用兵、人民在愈來愈缺乏效率的警察國家下也已疲憊。清廷面對改變中的社會框架，必須要有年富力強的皇帝，並大幅修訂政策，才能克服新環境構成的挑戰。西方對中國的攻擊自一八三九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這意味著清帝國可用於改革的時間，比本世紀初大多數人原本預期的要少得多。清廷仍需在國內外維護其地位，即便面對國內外敵人的聯手攻擊，也難以被擊倒。中國的政治危機逐步浮現，清廷在此過程中學會了如何維繫權力，並將新思想轉化為對己有利的工具。然而，國家已無法如十八世紀般完全掌控知識，國家必須應對逐漸在全國擴散的資訊革命及政策執行的變革。這場思想與行為上的革命，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新形式的初步突破，並促成了與外部世界的持續互動。
一八○○年（嘉慶四年）接觸到外國人的中國人，大多會把這些外國人當作是清朝的另一群臣民。帝國幅員遼闊，包含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和不同信仰的人民。雖然其實質邊界不是界定得很清晰，但中國的政治力量涵蓋了從朝鮮半島到中亞天山山脈、從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到緬甸沿海的大半個亞洲。緊鄰著此一帝國控制圈之外的重要環狀地帶則是朝貢國。這些國家全以某種形式接受大清皇帝的宗主權，但大多管理自己的事。大清皇帝在朝鮮半島擁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力。遙遠的暹羅和尼泊爾，雖然仍堅守朝貢關係，但比較只是禮儀性質。但是，清帝國的權力已逐漸衰弱。越南曾是正式向中國朝貢的國家，但由於清廷近年在越南長期內戰中押錯寶，已喪失中國在越南的大部分影響力。
★★★
一八○○年在南方邊境的情況是中國及其鄰國關係起伏跌宕的典型。一方面，清廷普遍被中外人士視為在這麼廣大疆域中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某個朝貢國家內部的權力競爭中，中國皇帝也能夠輕易插手介入。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清朝的某些遠征行動已沒有過往那麼成功，例如說在一七六○年代，乾隆皇帝試圖介入緬甸，想把緬甸留在中國勢力範圍內。但最終遠征無效，代價高昂（中國至少死了七萬名士卒），緬甸人仍保持獨立。一七八○年代中國與剛統一不久的越南爆發一場戰爭，也同樣傷亡慘重（二百年後另一場中越交戰，中方也沒討到便宜），中國企圖影響越南內戰的結果，卻因規劃不當而失利，損失了數千人。雖然越南國王旋即上表請罪，強調越南仍希望能向北京朝貢。可是，清朝的聲望已經大受傷害。
某些歷史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期處理其區域霸權時，顯得欲振乏力，原因是國內衰弱。這一類的論據大部分禁不起歷史檢驗，就好像二百年之後美國在越南折兵損將，很難用國內衰退去解釋一樣。如果不是因為清廷缺少政治目標，又犯了戰略錯誤，那麼中國在這些交戰中一定會贏。一八○○年之前，中國國內的確出現困難，但這些難處並沒有對中國的外交事務造成重大影響。外交政策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決策軟弱，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思想封閉，在決定外交政策的一小撮人當中留下真空。跟所有威權政治制度一樣，清朝的強盛取決於一小撮的統治精英。
乾隆皇帝一七九六年退位時，已在位六十年，但這位太上皇當時毫無放棄權力的念頭。他之所以退位只是因為偉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作為孫輩的他不敢踰越而已。乾隆雖已衰老，仍掌握住一切大權，直到一七九九年以八十八歲高齡辭世。乾隆一生篤信以軍事方式解決中國許多邊境問題。起先，他的戰役大多成功。他聲稱自己這麼做只是為了確保中國邊境安全，而非要擴張帝國（他可能也是如此相信），到了一七五○年代，乾隆已經控制大部分中亞，並派出部隊駐防通往印度的山隘、強迫尼泊爾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在帝國之內，他把西藏和蒙古，以及豐饒的四川，更緊密納入北京控制下。但是，軍事遠征耗費驚人，皇帝自己的身體也吃不消。到了一七六○年代末期，乾隆已經失去協商和妥協的天賦，在過去這經常使他可以宣稱遠征勝利。他變得愈來愈僵化並日益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使得自己再也不像從前那樣英明果決。
乾隆的兒孫嘉慶和道光，在位期間分別是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年，以及一八二○年至一八五○年。他們都是沒有能力的領導人，沒有清朝開國君主的才智。嘉慶是乾隆的第十五個兒子，為人誠實、方正，在三十九歲時登基。他是父親的第三順位選擇（前兩位世子全早於父親去世）。嘉慶當政初期努力處理前朝留下來的兩大問題：朝廷官員的貪瀆，以及若干臣民的宗教狂熱。他肅貪成效不大，但已掙得若干民心，不過個人權力因而降低。嘉慶想要抑制宗教狂熱，成績更差，尤其是全力彈壓在華中貧民圈從者甚眾的佛教教派白蓮教，更是焦頭爛額。鎮壓白蓮教使得國庫空虛，戰事拖了八年之久，直到一八○四年才由先皇的將領以老方法（結合遷走民眾、集中住進受保護村莊、動用民團剿逆）取得成果。
嘉慶最後弭平白蓮教。但後人批評他，一開頭誇大白蓮教的重要性，後來白蓮教坐大、已開始成為威脅到大清統治的大型叛亂時，又處置無方。白蓮教之亂被許多人視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嘉慶的父親乾隆辭令巧妙，能把最無意義的干預粉飾成重大的事功，嘉慶卻連得勝了都無法好好述說，他的個人聲望因而大跌。一八○三年，有個暴民在街上攻擊嘉慶；一八一三年有一群陰謀分子企圖攻打紫禁城。一八二○年嘉慶暴薨（據說，在前往熱河行宮途中被雷殛而亡），有位廷臣形容這是大行皇帝最驚天動地之舉。
嘉慶的統治使得皇帝地位下跌，帝位不受重視的情況拖累到他兒子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統治。道光有心作為卻意志軟弱，又體弱多病，常因最新讀到的奏摺內容而突然改變決策。隨著年事日長，他愈來愈受朝廷有力派系的挾持。他的叔伯、兄弟、嬪妃、大臣和太監，各立山頭，相互爭奪權力。道光本身不時求助於偉大先祖（如祖父乾隆、玄祖父康熙）的做法，以及既有的禮法制度。然而，大清的開國君主尚能創新，只是將其粉飾為恢復偉大傳統；道光試圖重現中國的光榮歷史卻終究徒勞，眼睜睜看著帝國陷入混亂。
★★★
歷史學者對中國在十九世紀經濟、社會頻現困難，發展出若干解釋。現在，這些解釋卻很少能禁得起有根有據的檢驗。有些解釋指向人口過度成長、資源耗竭、天生的技術落後，以及缺少市場機制。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個問題，在近年來可找到的證據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例如，新研究顯示，十八世紀的中國，農業生產力與世界任何主要地區相比，毫不遜色。中國最有生產力的地區（長江下游流域）農村生活水準，在同時期約相當於歐洲最有生產力的地區（英國）。以人口成長而言，中國的生育率和歐洲相比，似乎還有增加，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口增加最多。雖然經濟成長和人口成長對資源的供應構成壓力，但中國的生態情況並沒有比歐洲糟糕，某些地方甚至還更好。部分原因是交通運輸有效、又廉價。農人及工匠掌握的技術已先進到足以維持高度生產力（相較全球而言），以及農業及工藝品的高水準產出。
十九世紀初，中國經濟穩定，但不是蓬勃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已進入高原期，唯有技術革新才能再超越。只要國內政治保持相當穩定、避免大型戰爭，貧窮就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歐洲在一七五○年和一八五○年之間也發生石破天驚的巨變，諸如政治紛擾；國與國之間交戰；廉價能源唾手可得，加上來自美洲的資源，有利於新科技取代舊科技；展開了一體化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換句話說，歐洲（尤其是英國）才是例外，中國不是例外。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只有少數是經濟或社會的問題，幾乎沒有一項來自帝國發展所內建（built-in）的弱點。反之，它們是治理不當、外人侵略、戰爭和叛亂的產兒。我們需要注意十九世紀中國國內經濟兩個主要趨勢，或許才能了解它們對外交事務的影響。第一是隨著國家瓦解，邊陲地區相對陷入貧困；第二是富裕的沿海地區的貿易形式從中國內地轉到國外，主要（但不僅限）是東南亞。當然，這兩個趨勢都和政治事件有密切連結。然而，它們共同造就了一個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國―比一個世紀前更加不平等、也更加分裂的中國。隨著國家組織的交通運輸消失，從山東經華北、長江中游直到南方各大河川的經濟邊陲地帶都受到衝擊。十八世紀時，大批中國人曾移入這些地區，開採原物料以供應經濟中心。同時，增加的對外貿易也打擊某些地區，例如說東南亞進口的米取代湖南的米，供給沿海及長江流域口岸所需。世紀中國整體經濟模式即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不均衡成長」（uneven growth）。某些部分的經濟快速成長，其他部分則停滯或甚至消失。地理位置決定了命運，富裕的沿海地區即使因為戰爭的影響而暫時受挫，卻變得更加富裕，而貧窮地區及邊陲至少相對而言，愈加貧窮，尤其禁不起武裝衝突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失序的衝擊。
不均衡成長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但更加重要的因素仍是西方進入中國，把中國分為兩半。一八四○年代及五○年代，外資在中國國內建立資本主義據點，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固然還需要一個世紀，外國商品與生產方式才會普及到大多數中國人；固然中國經濟直到今日仍以農業為主。然而，與外國人及外國土地的接觸所開啟的，不僅是對產品、工作場所與消費方式的深刻改造，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經濟的思考方式。
這種深刻的改變不只發生在中國國內，也同時發生在前往海外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過往就會赴海外尋覓貿易、冒險或替自己及家人改善生活的機會。和其他民族一樣，人性的好奇心和追求利得的心理，使有些人甘冒大風險，探索及定居到陌生的國家。就中國人而言，第一波大移民潮發生在十五世紀末期，與東南亞的貿易勃興有關。中國人最早在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爪哇、馬來亞和暹羅的居住地都是商業性質，遵循連結中國及其南方鄰國的貿易路線。儘管中國政府祭出種種規定，阻止對外貿易和移民（清朝初期未經官方允許出國，可處斬首之刑），但仍有足夠的吸引力道讓愈來愈多的人想要出國。清廷在十八世紀中葉放寬出國限制之後，第二波移民潮在東南亞各地到處建立大型唐人街。
往後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至少有一百萬人離開華南，企圖在帝國快速可達之外的地方定居下來。相較於歐洲人大量外移的人口，這個數字根本不大，但是對於中國及接受移民的國家已有極大的影響。在大部分情況下，新移民前往已有一小群中國人的地方，而且經常試圖尋找有同鄉、同宗的地方，這點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並沒兩樣。暹羅和爪哇有些地方的新移民人數竟多過本地人。當地也幾乎立刻出現中國人和本地人通婚的現象，許多中國家庭直到今天仍慎終追遠，謹記他們的華人認同。他們形成強大的社會及生意網絡，貫串起中國老家與他們移居地的關係。
人口外移的模式在一八五○年之後、即清朝國勢日衰之下，出現變化。由於與外國人的新接觸，加上移民管制消失，中國人開始為了新的目的出國、前往新的國家。除了大批人移民到東南亞，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的新目的地包括夏威夷、美國和加拿大（以上占中國外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古巴（占百分之十一）和秘魯（占百分之九）。出國者經常是和外國公司簽約，前往農場或礦場打工。大多數情況下，比起早期移民，生活困苦多了。但是，國內的日子更苦，使得許多人願意冒險移居外國，至少短期如此。
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外移人口多來自華南，尤以廣東、福建兩省沿海為主。這些地區人口的外流，反過來促成西方在當地建立據點，藉由這些據點，華南沿海地區得以更迅速地接軌並融入不斷擴張的世界經濟。移民以貿易商、工人及消費者的身分對本國經濟做出貢獻。他們也照應新的貿易路線，憑藉對本地的了解，在外國商人與殖民者之間取得通常不穩定的中介角色。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東亞乃至美洲部分地區，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勞工和貿易商提供的「黏著劑」，將當地經濟與貿易連結起來。這些海外華人社群在中國的對外事務上，甚至在中國自身的歷史中，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建立了全球化的中國（即便西方人與中國人常對此皺眉、感到不以為然），並扮演中間人，在相互陌生的世界間傳遞思想與做法。
第一章 蛻變（節錄）
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展開一系列將徹底改變這個國家的轉化。雖然這些改變部分有其國內根源，但大部分仍與中國與西方的新接觸有關。這股演進的關係並非單純是西方衝擊、中國反應這麼簡單。就中國而言，這是個複雜的轉變期，新做法依照既有的中國模式成形。清廷承受國內、國外紛至沓來的壓力之際，家庭與個人因各種活動（如貿易、求學、宗教事務）而出國，或至少在國內接觸外國人與外來思想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十九世紀的中國故事，不僅關乎帝國主義與破壞，也涵蓋了從國內外變局中孕育而生的新事物。清帝國危機交乘而至、左支右絀，某些混合現象卻愈加興盛。
中國國家地位的下降對它在十九世紀的蛻變至為重要。清廷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接觸屢遭失利、蒙受羞辱，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與乾隆皇帝一七九九年去世後朝廷地位陷入困境，亦有重要的歷史連結。滿人企圖控制國家及其鄰國的方式，從前沒有任何統治者試過，到了十九世紀初，他們已嘗到帝國過度擴張的苦頭：國庫枯竭、軍隊厭倦海外用兵、人民在愈來愈缺乏效率的警察國家下也已疲憊。清廷面對改變中的社會框架，必須要有年富力強的皇帝，並大幅修訂政策，才能克服新環境構成的挑戰。西方對中國的攻擊自一八三九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這意味著清帝國可用於改革的時間，比本世紀初大多數人原本預期的要少得多。清廷仍需在國內外維護其地位，即便面對國內外敵人的聯手攻擊，也難以被擊倒。中國的政治危機逐步浮現，清廷在此過程中學會了如何維繫權力，並將新思想轉化為對己有利的工具。然而，國家已無法如十八世紀般完全掌控知識，國家必須應對逐漸在全國擴散的資訊革命及政策執行的變革。這場思想與行為上的革命，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新形式的初步突破，並促成了與外部世界的持續互動。
一八○○年（嘉慶四年）接觸到外國人的中國人，大多會把這些外國人當作是清朝的另一群臣民。帝國幅員遼闊，包含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和不同信仰的人民。雖然其實質邊界不是界定得很清晰，但中國的政治力量涵蓋了從朝鮮半島到中亞天山山脈、從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到緬甸沿海的大半個亞洲。緊鄰著此一帝國控制圈之外的重要環狀地帶則是朝貢國。這些國家全以某種形式接受大清皇帝的宗主權，但大多管理自己的事。大清皇帝在朝鮮半島擁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力。遙遠的暹羅和尼泊爾，雖然仍堅守朝貢關係，但比較只是禮儀性質。但是，清帝國的權力已逐漸衰弱。越南曾是正式向中國朝貢的國家，但由於清廷近年在越南長期內戰中押錯寶，已喪失中國在越南的大部分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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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在南方邊境的情況是中國及其鄰國關係起伏跌宕的典型。一方面，清廷普遍被中外人士視為在這麼廣大疆域中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某個朝貢國家內部的權力競爭中，中國皇帝也能夠輕易插手介入。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清朝的某些遠征行動已沒有過往那麼成功，例如說在一七六○年代，乾隆皇帝試圖介入緬甸，想把緬甸留在中國勢力範圍內。但最終遠征無效，代價高昂（中國至少死了七萬名士卒），緬甸人仍保持獨立。一七八○年代中國與剛統一不久的越南爆發一場戰爭，也同樣傷亡慘重（二百年後另一場中越交戰，中方也沒討到便宜），中國企圖影響越南內戰的結果，卻因規劃不當而失利，損失了數千人。雖然越南國王旋即上表請罪，強調越南仍希望能向北京朝貢。可是，清朝的聲望已經大受傷害。
某些歷史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期處理其區域霸權時，顯得欲振乏力，原因是國內衰弱。這一類的論據大部分禁不起歷史檢驗，就好像二百年之後美國在越南折兵損將，很難用國內衰退去解釋一樣。如果不是因為清廷缺少政治目標，又犯了戰略錯誤，那麼中國在這些交戰中一定會贏。一八○○年之前，中國國內的確出現困難，但這些難處並沒有對中國的外交事務造成重大影響。外交政策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決策軟弱，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思想封閉，在決定外交政策的一小撮人當中留下真空。跟所有威權政治制度一樣，清朝的強盛取決於一小撮的統治精英。
乾隆皇帝一七九六年退位時，已在位六十年，但這位太上皇當時毫無放棄權力的念頭。他之所以退位只是因為偉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作為孫輩的他不敢踰越而已。乾隆雖已衰老，仍掌握住一切大權，直到一七九九年以八十八歲高齡辭世。乾隆一生篤信以軍事方式解決中國許多邊境問題。起先，他的戰役大多成功。他聲稱自己這麼做只是為了確保中國邊境安全，而非要擴張帝國（他可能也是如此相信），到了一七五○年代，乾隆已經控制大部分中亞，並派出部隊駐防通往印度的山隘、強迫尼泊爾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在帝國之內，他把西藏和蒙古，以及豐饒的四川，更緊密納入北京控制下。但是，軍事遠征耗費驚人，皇帝自己的身體也吃不消。到了一七六○年代末期，乾隆已經失去協商和妥協的天賦，在過去這經常使他可以宣稱遠征勝利。他變得愈來愈僵化並日益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使得自己再也不像從前那樣英明果決。
乾隆的兒孫嘉慶和道光，在位期間分別是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年，以及一八二○年至一八五○年。他們都是沒有能力的領導人，沒有清朝開國君主的才智。嘉慶是乾隆的第十五個兒子，為人誠實、方正，在三十九歲時登基。他是父親的第三順位選擇（前兩位世子全早於父親去世）。嘉慶當政初期努力處理前朝留下來的兩大問題：朝廷官員的貪瀆，以及若干臣民的宗教狂熱。他肅貪成效不大，但已掙得若干民心，不過個人權力因而降低。嘉慶想要抑制宗教狂熱，成績更差，尤其是全力彈壓在華中貧民圈從者甚眾的佛教教派白蓮教，更是焦頭爛額。鎮壓白蓮教使得國庫空虛，戰事拖了八年之久，直到一八○四年才由先皇的將領以老方法（結合遷走民眾、集中住進受保護村莊、動用民團剿逆）取得成果。
嘉慶最後弭平白蓮教。但後人批評他，一開頭誇大白蓮教的重要性，後來白蓮教坐大、已開始成為威脅到大清統治的大型叛亂時，又處置無方。白蓮教之亂被許多人視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嘉慶的父親乾隆辭令巧妙，能把最無意義的干預粉飾成重大的事功，嘉慶卻連得勝了都無法好好述說，他的個人聲望因而大跌。一八○三年，有個暴民在街上攻擊嘉慶；一八一三年有一群陰謀分子企圖攻打紫禁城。一八二○年嘉慶暴薨（據說，在前往熱河行宮途中被雷殛而亡），有位廷臣形容這是大行皇帝最驚天動地之舉。
嘉慶的統治使得皇帝地位下跌，帝位不受重視的情況拖累到他兒子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統治。道光有心作為卻意志軟弱，又體弱多病，常因最新讀到的奏摺內容而突然改變決策。隨著年事日長，他愈來愈受朝廷有力派系的挾持。他的叔伯、兄弟、嬪妃、大臣和太監，各立山頭，相互爭奪權力。道光本身不時求助於偉大先祖（如祖父乾隆、玄祖父康熙）的做法，以及既有的禮法制度。然而，大清的開國君主尚能創新，只是將其粉飾為恢復偉大傳統；道光試圖重現中國的光榮歷史卻終究徒勞，眼睜睜看著帝國陷入混亂。
★★★
歷史學者對中國在十九世紀經濟、社會頻現困難，發展出若干解釋。現在，這些解釋卻很少能禁得起有根有據的檢驗。有些解釋指向人口過度成長、資源耗竭、天生的技術落後，以及缺少市場機制。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個問題，在近年來可找到的證據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例如，新研究顯示，十八世紀的中國，農業生產力與世界任何主要地區相比，毫不遜色。中國最有生產力的地區（長江下游流域）農村生活水準，在同時期約相當於歐洲最有生產力的地區（英國）。以人口成長而言，中國的生育率和歐洲相比，似乎還有增加，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口增加最多。雖然經濟成長和人口成長對資源的供應構成壓力，但中國的生態情況並沒有比歐洲糟糕，某些地方甚至還更好。部分原因是交通運輸有效、又廉價。農人及工匠掌握的技術已先進到足以維持高度生產力（相較全球而言），以及農業及工藝品的高水準產出。
十九世紀初，中國經濟穩定，但不是蓬勃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已進入高原期，唯有技術革新才能再超越。只要國內政治保持相當穩定、避免大型戰爭，貧窮就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歐洲在一七五○年和一八五○年之間也發生石破天驚的巨變，諸如政治紛擾；國與國之間交戰；廉價能源唾手可得，加上來自美洲的資源，有利於新科技取代舊科技；展開了一體化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換句話說，歐洲（尤其是英國）才是例外，中國不是例外。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只有少數是經濟或社會的問題，幾乎沒有一項來自帝國發展所內建（built-in）的弱點。反之，它們是治理不當、外人侵略、戰爭和叛亂的產兒。我們需要注意十九世紀中國國內經濟兩個主要趨勢，或許才能了解它們對外交事務的影響。第一是隨著國家瓦解，邊陲地區相對陷入貧困；第二是富裕的沿海地區的貿易形式從中國內地轉到國外，主要（但不僅限）是東南亞。當然，這兩個趨勢都和政治事件有密切連結。然而，它們共同造就了一個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國―比一個世紀前更加不平等、也更加分裂的中國。隨著國家組織的交通運輸消失，從山東經華北、長江中游直到南方各大河川的經濟邊陲地帶都受到衝擊。十八世紀時，大批中國人曾移入這些地區，開採原物料以供應經濟中心。同時，增加的對外貿易也打擊某些地區，例如說東南亞進口的米取代湖南的米，供給沿海及長江流域口岸所需。世紀中國整體經濟模式即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不均衡成長」（uneven growth）。某些部分的經濟快速成長，其他部分則停滯或甚至消失。地理位置決定了命運，富裕的沿海地區即使因為戰爭的影響而暫時受挫，卻變得更加富裕，而貧窮地區及邊陲至少相對而言，愈加貧窮，尤其禁不起武裝衝突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失序的衝擊。
不均衡成長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但更加重要的因素仍是西方進入中國，把中國分為兩半。一八四○年代及五○年代，外資在中國國內建立資本主義據點，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固然還需要一個世紀，外國商品與生產方式才會普及到大多數中國人；固然中國經濟直到今日仍以農業為主。然而，與外國人及外國土地的接觸所開啟的，不僅是對產品、工作場所與消費方式的深刻改造，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經濟的思考方式。
這種深刻的改變不只發生在中國國內，也同時發生在前往海外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過往就會赴海外尋覓貿易、冒險或替自己及家人改善生活的機會。和其他民族一樣，人性的好奇心和追求利得的心理，使有些人甘冒大風險，探索及定居到陌生的國家。就中國人而言，第一波大移民潮發生在十五世紀末期，與東南亞的貿易勃興有關。中國人最早在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爪哇、馬來亞和暹羅的居住地都是商業性質，遵循連結中國及其南方鄰國的貿易路線。儘管中國政府祭出種種規定，阻止對外貿易和移民（清朝初期未經官方允許出國，可處斬首之刑），但仍有足夠的吸引力道讓愈來愈多的人想要出國。清廷在十八世紀中葉放寬出國限制之後，第二波移民潮在東南亞各地到處建立大型唐人街。
往後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至少有一百萬人離開華南，企圖在帝國快速可達之外的地方定居下來。相較於歐洲人大量外移的人口，這個數字根本不大，但是對於中國及接受移民的國家已有極大的影響。在大部分情況下，新移民前往已有一小群中國人的地方，而且經常試圖尋找有同鄉、同宗的地方，這點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並沒兩樣。暹羅和爪哇有些地方的新移民人數竟多過本地人。當地也幾乎立刻出現中國人和本地人通婚的現象，許多中國家庭直到今天仍慎終追遠，謹記他們的華人認同。他們形成強大的社會及生意網絡，貫串起中國老家與他們移居地的關係。
人口外移的模式在一八五○年之後、即清朝國勢日衰之下，出現變化。由於與外國人的新接觸，加上移民管制消失，中國人開始為了新的目的出國、前往新的國家。除了大批人移民到東南亞，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的新目的地包括夏威夷、美國和加拿大（以上占中國外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古巴（占百分之十一）和秘魯（占百分之九）。出國者經常是和外國公司簽約，前往農場或礦場打工。大多數情況下，比起早期移民，生活困苦多了。但是，國內的日子更苦，使得許多人願意冒險移居外國，至少短期如此。
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外移人口多來自華南，尤以廣東、福建兩省沿海為主。這些地區人口的外流，反過來促成西方在當地建立據點，藉由這些據點，華南沿海地區得以更迅速地接軌並融入不斷擴張的世界經濟。移民以貿易商、工人及消費者的身分對本國經濟做出貢獻。他們也照應新的貿易路線，憑藉對本地的了解，在外國商人與殖民者之間取得通常不穩定的中介角色。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東亞乃至美洲部分地區，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勞工和貿易商提供的「黏著劑」，將當地經濟與貿易連結起來。這些海外華人社群在中國的對外事務上，甚至在中國自身的歷史中，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建立了全球化的中國（即便西方人與中國人常對此皺眉、感到不以為然），並扮演中間人，在相互陌生的世界間傳遞思想與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