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是中國多年來傷亡最慘重的地震。一開始，這場地震被視為單純的災難。大地震動、建築崩毀，約有七萬人罹難。
最後，我反而將它看成一胎化政策引發悲劇的悲慘實例，只是這個實例的規模很龐大。
很多人不知道，震央附近的什邡是一胎化政策的測試地點。一九八○年全面實施一胎化政策之前，中國的人口計劃官員曾經在四川進行試驗，尤其是什邡縣。在試驗中，他們運用強制性手段大幅降低出生率。學者認為四川會最先被選中，是因為當地位處中國農村的中心地帶，全中國有一○％的人住在那裡。四川也是鄧小平的出生地。無論原因為何，那些手段成效卓著，相當驚人。到了一九七九年，什邡縣的人口成長速度已大幅降低，九五％以上的夫婦簽下了只生一個孩子的保證書。 人口學者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寫到，四川的例子讓中國的人口計劃官員感受到「極大的前景」，認為政府可以「實現人口奇蹟」。
將近三十年後，強震來襲。據國營通訊社新華社報導，約有八千個家庭在震災中失去唯一的子女。在什邡，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都是一胎家庭。 地方媒體報導，某些村子被地震奪走一整個世代的生命。
這場悲劇因此增添了一個奇異的面向。地震發生後僅僅數週，便有家長急忙趕到醫院，解除他們多年前在計劃生育規定下被迫接受的絕育措施。他們極度渴望再補生一個孩子。
不久後，這些父母遭到施壓，簽署了保密協定。中國政府明確禁止國內媒體撰寫關於失獨父母的報導，也不允許提及許多孩子的死是學校建設品質低劣導致的。嘗試深入調查的地方人士被捕入獄。政府緊鑼密鼓地籌備幾個月後即將舉辦的奧運會之際，災區的人民失去性命、家庭被摧毀，抗議也遭到鎮壓。
儘管共產中國理論上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很多人依然相信徵兆。人民把天災視為中國統治者天命將盡的前兆。畢竟，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後僅六週，毛澤東就死了。他的死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最終導致各種社會經濟改革措施，例如一胎化政策。這些改革措施則造就了今日的中國。
有些人懷疑，二○○八年的地震是不是上天在譴責一胎化政策和其他違反自然的行為。舉例來說，有人推測，地震可能是政府在地震活躍的區域建立三峽大壩所引發的。這些推斷正是北京最不願見到的。共產黨已經努力了很久，要確保人民對二○○八年與另一種徵兆產生聯想，那些徵兆都被特意解釋成代表共和國的前途一片光明。
二○○八年北京奧運是一場斥資數十億美元的盛事，預料將為中國從鴉片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的灰燼中浴火重生留下見證。領導階層挑選二○○八年來舉辦奧運，以及將開幕式定在八月八日，都不是偶然。八月正是北京天氣最熱、汙染最嚴重的時候，並不利於運動員發揮最佳表現。然而「八」是個吉利的數字，因為中文裡的「八」與發財的「發」諧音。而阿拉伯數字的「8」如果橫著看，則代表無窮無盡，這無疑是任何政權都夢寐以求的。「八」這個數字非常熱門，在華人聚居的地方，有「8」的號碼都要額外收費，從電話號碼到車牌和門牌號碼皆然。那一年，一個含有「18」的車牌號碼在香港的拍賣會上以超過二百萬美元的價格成交。
我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八日，中國朋友發現這一點時，總會提起我生日的象徵意義。「哇，你一定很幸運。」
中國各地都設置了北京奧運開幕式的倒數計時鐘，日期是二○○八年八月八日，時間當然是晚上八點八分。政府不會容許五月的大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沉重負荷毀了這個吉利的大好日子。
這個情況很諷刺，因為地震發生前，一胎化政策已經慢慢淡出了新聞報導和全國性討論。
身為馬來西亞的中國南方移民後代，我一直很慶幸自己不是生在中國。我是家中五個女兒裡的老么，父母一直希望能生個男孩，但始終沒有成功。當時馬來西亞現代化的程度，已經不容許遺棄不想要的女孩這種行為，而且再怎麼說，我父母也是受過教育的都市人，不是農民。但我的會計師父親仍終其一生都為膝下無子而倍感遺憾，也不斷提醒他的五個女兒，我們是累贅，不是寶貝。
大家都說海外的華僑比中國大陸的人更為傳統，因為中國人在文革期間不得不放棄或隱藏舊風俗。我父親的家族無疑就是如此。我親戚常說：「你要慶幸我們不在祖國，不然根本就不會生下你。」那是我對中國重男輕女文化和一胎化政策的最初認識。熱愛閱讀的我逐漸將一胎化政策當成我的祖國最吸引人又最怪異的事情之一，和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及《聖經》中的希律王不相上下。我絕對沒有料到自己有朝一日會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二○○三年，《華爾街日報》將我派駐到大中華區。當時一胎化政策已經實施了二十多年，卻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樣鐵板一塊。長久下來，逐漸有例外產生。農民、藏人、漁民或礦工都可以生不只一個孩子。殘疾人士或願意繳超生罰款的人也可以，罰款金額多寡不一，從象徵性地收取小額到漫天要價都有，取決於付款者住在什麼地方、認識什麼樣的人。有了這種種例外，一胎化政策應該要更貼切地稱為「一胎半政策」才對，但是沒有人要用這種難聽的叫法。中國人最常用「計劃生育」這個術語來指稱一胎化政策，而不會直呼其名。
交涉與通融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有人說是一種藝術。在這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規定嚴苛卻執行標準不一的地方，「想辦法」是人的第二天性。所以，如果你在中國生活，就必須很快習慣手腳並用地講價、插隊、亂開車，這些都是「想辦法」這個風俗的一部分。許多中國人想辦法，想出了各種極具創意的方式來規避一胎化政策—專為生雙胞胎或三胞胎設計的不孕療程、生育旅遊、假結婚、賄賂。我有一些中國朋友生了幾個孩子，但通常不超過兩個。我在一座二線城市遇見一名女性，她有六個子女，全部生於政策執行期間。（如果遵照可怕的家族傳統，她會把第一個孩子丟進沸水中殺死。）
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年後，專家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面臨嚴厲的一胎限制 ，中國人也愈來愈負擔得起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的罰款。我的同事，聲譽卓著的中國觀察家張彤禾（Leslie Chang）曾寫過，到了二○一三年，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愈來愈無足輕重」了。
我歷經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
最後，我反而將它看成一胎化政策引發悲劇的悲慘實例，只是這個實例的規模很龐大。
很多人不知道，震央附近的什邡是一胎化政策的測試地點。一九八○年全面實施一胎化政策之前，中國的人口計劃官員曾經在四川進行試驗，尤其是什邡縣。在試驗中，他們運用強制性手段大幅降低出生率。學者認為四川會最先被選中，是因為當地位處中國農村的中心地帶，全中國有一○％的人住在那裡。四川也是鄧小平的出生地。無論原因為何，那些手段成效卓著，相當驚人。到了一九七九年，什邡縣的人口成長速度已大幅降低，九五％以上的夫婦簽下了只生一個孩子的保證書。 人口學者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寫到，四川的例子讓中國的人口計劃官員感受到「極大的前景」，認為政府可以「實現人口奇蹟」。
將近三十年後，強震來襲。據國營通訊社新華社報導，約有八千個家庭在震災中失去唯一的子女。在什邡，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都是一胎家庭。 地方媒體報導，某些村子被地震奪走一整個世代的生命。
這場悲劇因此增添了一個奇異的面向。地震發生後僅僅數週，便有家長急忙趕到醫院，解除他們多年前在計劃生育規定下被迫接受的絕育措施。他們極度渴望再補生一個孩子。
不久後，這些父母遭到施壓，簽署了保密協定。中國政府明確禁止國內媒體撰寫關於失獨父母的報導，也不允許提及許多孩子的死是學校建設品質低劣導致的。嘗試深入調查的地方人士被捕入獄。政府緊鑼密鼓地籌備幾個月後即將舉辦的奧運會之際，災區的人民失去性命、家庭被摧毀，抗議也遭到鎮壓。
儘管共產中國理論上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很多人依然相信徵兆。人民把天災視為中國統治者天命將盡的前兆。畢竟，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後僅六週，毛澤東就死了。他的死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最終導致各種社會經濟改革措施，例如一胎化政策。這些改革措施則造就了今日的中國。
有些人懷疑，二○○八年的地震是不是上天在譴責一胎化政策和其他違反自然的行為。舉例來說，有人推測，地震可能是政府在地震活躍的區域建立三峽大壩所引發的。這些推斷正是北京最不願見到的。共產黨已經努力了很久，要確保人民對二○○八年與另一種徵兆產生聯想，那些徵兆都被特意解釋成代表共和國的前途一片光明。
二○○八年北京奧運是一場斥資數十億美元的盛事，預料將為中國從鴉片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的灰燼中浴火重生留下見證。領導階層挑選二○○八年來舉辦奧運，以及將開幕式定在八月八日，都不是偶然。八月正是北京天氣最熱、汙染最嚴重的時候，並不利於運動員發揮最佳表現。然而「八」是個吉利的數字，因為中文裡的「八」與發財的「發」諧音。而阿拉伯數字的「8」如果橫著看，則代表無窮無盡，這無疑是任何政權都夢寐以求的。「八」這個數字非常熱門，在華人聚居的地方，有「8」的號碼都要額外收費，從電話號碼到車牌和門牌號碼皆然。那一年，一個含有「18」的車牌號碼在香港的拍賣會上以超過二百萬美元的價格成交。
我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八日，中國朋友發現這一點時，總會提起我生日的象徵意義。「哇，你一定很幸運。」
中國各地都設置了北京奧運開幕式的倒數計時鐘，日期是二○○八年八月八日，時間當然是晚上八點八分。政府不會容許五月的大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沉重負荷毀了這個吉利的大好日子。
這個情況很諷刺，因為地震發生前，一胎化政策已經慢慢淡出了新聞報導和全國性討論。
身為馬來西亞的中國南方移民後代，我一直很慶幸自己不是生在中國。我是家中五個女兒裡的老么，父母一直希望能生個男孩，但始終沒有成功。當時馬來西亞現代化的程度，已經不容許遺棄不想要的女孩這種行為，而且再怎麼說，我父母也是受過教育的都市人，不是農民。但我的會計師父親仍終其一生都為膝下無子而倍感遺憾，也不斷提醒他的五個女兒，我們是累贅，不是寶貝。
大家都說海外的華僑比中國大陸的人更為傳統，因為中國人在文革期間不得不放棄或隱藏舊風俗。我父親的家族無疑就是如此。我親戚常說：「你要慶幸我們不在祖國，不然根本就不會生下你。」那是我對中國重男輕女文化和一胎化政策的最初認識。熱愛閱讀的我逐漸將一胎化政策當成我的祖國最吸引人又最怪異的事情之一，和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及《聖經》中的希律王不相上下。我絕對沒有料到自己有朝一日會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二○○三年，《華爾街日報》將我派駐到大中華區。當時一胎化政策已經實施了二十多年，卻並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樣鐵板一塊。長久下來，逐漸有例外產生。農民、藏人、漁民或礦工都可以生不只一個孩子。殘疾人士或願意繳超生罰款的人也可以，罰款金額多寡不一，從象徵性地收取小額到漫天要價都有，取決於付款者住在什麼地方、認識什麼樣的人。有了這種種例外，一胎化政策應該要更貼切地稱為「一胎半政策」才對，但是沒有人要用這種難聽的叫法。中國人最常用「計劃生育」這個術語來指稱一胎化政策，而不會直呼其名。
交涉與通融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有人說是一種藝術。在這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規定嚴苛卻執行標準不一的地方，「想辦法」是人的第二天性。所以，如果你在中國生活，就必須很快習慣手腳並用地講價、插隊、亂開車，這些都是「想辦法」這個風俗的一部分。許多中國人想辦法，想出了各種極具創意的方式來規避一胎化政策—專為生雙胞胎或三胞胎設計的不孕療程、生育旅遊、假結婚、賄賂。我有一些中國朋友生了幾個孩子，但通常不超過兩個。我在一座二線城市遇見一名女性，她有六個子女，全部生於政策執行期間。（如果遵照可怕的家族傳統，她會把第一個孩子丟進沸水中殺死。）
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年後，專家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面臨嚴厲的一胎限制 ，中國人也愈來愈負擔得起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的罰款。我的同事，聲譽卓著的中國觀察家張彤禾（Leslie Chang）曾寫過，到了二○一三年，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愈來愈無足輕重」了。
我歷經了一場地震，一次流產，和一段見證數千名嬰兒誕生的旅程才完全領悟到，中國的人口控制，影響所及遠超出其國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