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清朝對外關係
在地緣策略的展望中，有兩項因子推動了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調整：盛行的外在世界概念──即其基本實際形狀與清帝國和其他國家在世界中的配置，以及在此地緣政治情境下，設想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確保帝國安全。關於外國發展的新資訊，顯然能引領帝國策略的再策劃。或許沒那麼明顯的是，策略設想本身，就可能強烈地影響到官方與學者規劃政策時，所得到的資訊完整程度與形態。在清朝這個案例中，情報蒐集、處理與解釋的方式，由智識遺產、官僚程序以及對帝國安全的評估所形塑。由此基礎出發，就有可能調解前述清帝國與外在世界關係的兩種相互矛盾之視野，以及資訊在形塑這些視野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直到最近，人們一直認為一八四○年以前帝制中國的對外關係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識形態成見所型鑄。由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努力啟其先河，在其所建構的普遍架構之解釋中，明清在對外關係上存在一種基於華夏自我中心意識形態（Sinocentric ideology）的「中華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並藉由統稱為『朝貢體系』的諸制度程序所彰顯。這個世界秩序本質上為一種中國本部（帝國政府之）行政體系的外延」，並設計來強化──或看似用以強化──以皇帝為中心對外族的分級階序。儘管理論上皇帝宣稱其為普世主宰，但與其說該體系之主要目的是為了掌控中國實際對外狀況之經濟與軍事利益，毋寧說是向國內大眾證明外國人承認且臣服於皇帝的權威。包括貿易獎勵、宗教與文化壓力，以及偶爾一用的斷然興兵動武等種種方式，都是用來製造表面的順從。
在這個詮釋之下，君主與官員們在歸類與管理外族時，顯現出抱持著一套在本質上是先驗的體系（a priori system），該體系毋庸仔細審視個別屬國的實情，或其彼此間的動態。費正清因此主張，中國苦於對外國強權相關知識的匱乏，這情況造成中國對外有根本的誤解而僅有貧乏的外交選擇，尤以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前期為最。在費正清的經典研究《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他簡要評論了一些主要的清代地理學成果，且僅僅將這些成果視為貧乏的、「無可救藥地混亂的」、在實務上無用的：「這些中國關於西方夷狄的俗說、愚昧、混亂之樣板，並未呈現出些獨特的觀念與評估，在人們的心目中無法留下什麼印象」，而這就是造成中國「在與西方接觸時欠缺智識上之準備」的一項因子。
帝制中國的對外關係之基本指導元素，在後續研究（特別是那些關注中國與歐洲國家之政治互動者）中持續被視為與現實的世界觀相牴觸。儘管在學界探索何為驅策清朝對外關係之力量的過程中，內部政局的因素逐漸大過意識形態，但中國外交仍然被視為是向內觀照的（inward-looking）且流於維持「表象」。衛思韓（John E. Wills, Jr.）曾提出，清朝統治者（尤其是康熙皇帝的後繼者們）防禦性地關注禮儀形式而非外在現實，因而「一種對幻覺的危險倚賴，將是中國對外政策上持續不斷的錯誤」。鮑拉切克（James Polachek）尤其強調「對外政策的『宮廷政治』（‘court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這種情況把對外在世界的評論報導，詮釋為國內議事日程所喬裝的代理鬥爭，尤以鴉片戰爭前後數十年為甚。而該時期所產生的主要地緣政治分析成果，較諸為了獲取評分成績所作的爭辯「相去幾希」。如果清朝官方與學者對危險的外在趨勢顯得無知無覺，那也就沒什麼理由得去探索引發他們政策選擇的情報材料與策略思考了。
關於清代地理學常規（practice）上的學術研究也是類似的情況，直到最近才開始考慮清朝的政治與策略意涵。迄今最大的中國地理子領域研究──明清地圖學研究，以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觀點，投注可觀的心力於闡明歐洲地圖與「科學的」地圖學技術在中國備受爭議的接納過程。至於地圖與書面材料可能如何影響國家與私家學者的策略視景則受到忽略，就連地圖資料有可能轉換在意識形態上已確立的世界觀的這種見解都存在著爭議。在最近關於海洋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唯有在鴉片戰爭當時及隨後時期，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以及中國策略思考的演化，才被視為該主題的兩個面向。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清朝對內亞與中亞的政策迥異於其追向海洋歐洲強權的政策，但直到過去二十年間，這個想法才被併入重新思考整個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主軸之中。和對海上邊疆的研究著重於清朝在一八四○年以後面臨的多次敗北不同，有關清廷內地政策之研究，卻反而強調清朝在征服與統治西藏、青海、回部以及將近蒙古全境的老練與務實，看重其政治策略的成功。在不受狹隘、華夏自我中心式的設想障蔽之下，可以看出清朝的滿洲統治者使用了種種後勤、技術以及管理上的創新手法，較諸同時代歐洲、俄羅斯各政府所實施的建國計畫，不遑多讓。清朝在內亞擴張與守護其利益的作法，和其他「近現代」國家相仿。
滿洲內亞政策的成功，部分得歸因於其著重使用資訊以組織並執行外交與軍事行動。在中央管理上，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曾指出，通信的傳遞與歸檔，以及商議政策的方法，乃是為符合大規模作戰之後勤需求，改革而得的。較佳的溝通與計畫，搭配上關於蒙古政治文化的精密知識，皆有助於清朝綏靖草原。無論是蒐集自外國的資料或由宮廷所繪製的地圖，皆為清朝「在控制中亞的鬥爭中所使用的武器」。換言之，實用主義、靈活性以及混合武力、詭道與外交的卓識，讓清帝國得以支配內亞，而這項成就足以媲美同時代任何其他帝國的征服。
因此，當代學術成果在描述清朝在內亞的對外關係時用了主動、積極等字眼，卻在描述中國本部之海疆時使用被動、消極等詞語。何以十八世紀的清帝國，在某一舞臺上展現出如此具有活力的傑出表現，卻又在下一世紀顯得無法在他處複製該項成功？有一種解答，是將清朝對外關係沿時間與空間斷層分割為較小、較易處理的單位，認定內亞與海洋領域具有本質上的差異，還認定帝國在十九世紀時的能力較諸其在十八世紀之高峰期已極度萎縮。這些區分有其效力。一般公認，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數十年內，清政府的能力受限於財政危機，這反映在官僚管理之效率與紀律的明顯衰退、社會動盪與叛亂上。約莫同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之地位也進入了重大的相對衰退狀態。
欲解釋清朝對外關係的風格轉變，若僅依憑對區域或時期的先入之見，而不試圖理解清朝君主及其部院大臣們如何基於其可獲取之資訊以擬定策略，則仍然會造成誤導。強而有力、具侵略性的對外政策，是清朝用以保障蒙古草原之計畫的一部分。此對外政策以擊敗準噶爾、遏阻俄羅斯擴張為目標，在其常規中顯現出了「近現代」的特性。儘管一六七○年代至一七五○年代間，主要在內亞舞臺上，清朝的帝國構建與其他歐亞各地所進行者，顯得最具比較性，但也不意味著清政府為該區域特地預留一種帝國主義的特殊風格。一旦準噶爾的威脅消除、對蒙古的控制能獲得確保，清朝在當地的政策即由攻勢作戰，轉為以費正清所謂朝貢體系般的控制技術來維持穩定的邊疆。在清朝領域的西部邊緣，朝貢的先例並非為意識形態的理由所服務，反而「不多、不少，恰好是個外交用工具箱……裡面充滿著各類器具，每個器具都是數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統治者們曾試用且檢測過的。」換言之，帝國對不同邊地並無絕對的政策區別，毋寧說是所遭受的威脅之本質引領帝國對外政策的不同選擇。
檢驗不同的時間、空間下對政策的改變，前述結論就浮現出來了。君主與官員們對於帝國的地緣政治態勢在理解方式上的改變，在清朝對外關係的寓意上最為重大，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任何中央政府能力的衰落。一般公認，在十八世紀晚期的某個時點上，亞洲其他地區還在熾烈進行著帝國構建之時，清政府卻從中轉向了。這裡再次重申，對準噶爾的最終勝利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創造了一種無異於某些美國評論家在冷戰閉幕時所聲稱的「歷史之終結」。縱然乾隆仍將繼續發動邊疆戰爭（某些戰爭甚至曠日持久且血腥），卻似乎不再有相鄰強權危及帝國本身。清政府在為了戰爭而組織起來的刺激下持續成長、改革，以至於如同濮德培（Peter C. Perdue）所言：「邊疆軍事挑戰的終結，造成官僚體制失去了活力。」清朝君主們追求行政中央集權、密集的資源榨取，以及技術上的創新，以求勝過其敵國外患且維持自家的社會秩序。一旦其周遭不再有重大對手，「脆弱、自滿與僵固」便開始顯現。
概括說來，征服中國後，控制蒙古的軍事力量仍舊是帝國安全最重要的面向，因此準噶爾帶來的挑戰就備受注意。就層次上而言，清朝對準噶爾在資源與策略創新上的投注都異於施諸其他相鄰民族者。朝廷不願在其他地方作盤算的諸般策略──主動遣使、正式條約、先發制人的攻擊──皆獲允用以對付這個敵人，即便讓乾隆吃足苦頭的緬甸之戰亦不足與之相比。23從而，解釋清朝對外關係，最重要的元素既非區域例外性，亦非中央政府的能力起伏──這些當然也是相關元素──毋寧在於皇帝、學者與官員對於外在力量所帶來的風險之理解方式。若此為然，則吾人對情報與策略間的連結就需要較此前更多的關注了，而這個聯結既是清朝謀國者們所認識到的，也是他們得出結論的依據。基於這個取徑，筆者主張：清朝策士們的推理與他們在其他同時代歐亞諸帝國的儕輩相較，並沒有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或是經濟因素上的根本區分。相反地，清朝政策之所以歧異於其鄰邦，乃至最終使其國防付出巨大成本，實肇因於清朝在一七五七年征服準噶爾後，對於主要的地緣政治動力以及外國威脅之程度具有迥異的認知。
這引起了第二道難題：何以清帝國在阿睦爾撒納奔亡後即相信其自身基本上安全無虞？且此時此刻歐亞大陸上其他帝國，包括某些極貼近清朝邊境者，正展開狂熱的生存鬥爭，即所謂「全球帝國主義之第一紀元」，何以清朝卻減緩其競爭性的國家構建？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見證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以主要陸上強權的身分在印度興起，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則是一世界性的鬥爭，幾乎牽連至亞洲各個角落，而英俄間的「大博奕」（the Great Game）未幾即開演。密集的對抗不僅局限於歐洲各帝國間：迄至一八四○年，幾乎每個環繞清帝國的政體，從澳門經大陸東南亞、印度、尼泊爾至阿富汗而北上至俄羅斯，皆深深陷入連鎖的領土鬥爭──在這些鬥爭中，英帝國尤以英屬印度為其核心角色。清帝國受到如此密集的戰火與外交捭闔所環繞，為何其竟謝絕參與此一幾為普世性的聯盟布局、大戰略計畫以及密集監控──這些清帝國才在數十年前卓越地從事過的活動──卻恰恰相反地甚至放鬆了其國家構建之努力？何以其地緣戰略分析會從盛行的歐亞趨勢中脫隊？了解此中歧異的關鍵，就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清廷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其異趣。歧異不必然表示缺乏精密的情報蒐集或資訊處理。檔案紀錄顯示，清廷至少獲致大半在其周遭所發生的重大軍事交戰之情報──包括發生於印度者。許多情況下，當時國外事務的詳細情形可輕易地由國內及國外的報導人處取得。尤有甚者，所有這些材料皆交託予一體系，該體系集中處理情報蒐集、歸檔、檢索以及出版，以資指導萬一遭遇複雜的後勤與軍事行動之所需。乾隆一如同時期之歐洲君主們，乃一案牘勞形之「皇帝官僚」（royal bureaucrat），並有一批忠貞、聰智且勤勉的臣僕追隨。
清政府之所以對其策略環境之認知迥異乎其他歐亞帝國，主要歸因於地緣政治世界觀與策略思考間的相互關係。對準噶爾的軍事行動，儘管在執行上橫亙後藏至內蒙古之遙，但卻是彼此毗鄰且相對易於追蹤的。準噶爾政體的本質與結構，對於熟悉草原戰爭之手段與目標的清朝滿、蒙精英軍事顧問而言並不構成問題。甚且，拜準噶爾威脅深度之賜，朝廷得以指揮對敵方活動的常態監控。一旦該威脅解除，清廷之焦點即轉向至維持其已擴大之既有領土。在內亞邊疆，投注於蒐集與分析情報之能量也有所衰微。中央政府的關注分化到一大片互相分隔的邊疆上，而情報蒐集則局限於直接相鄰的邊境威脅上。雖然清政府很成功地保持和平而不陷入無謂的外國糾紛泥淖中，卻也失卻其辨析潛在威脅的能力──即便可獲得與這些威脅相關的巨量情報。較諸準噶爾的威脅，釐清英國在亞洲的活動遠具挑戰性。這得將非毗鄰的軍事、外交行動拼湊合觀，且需梳理不熟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之意義所在。結果是兩者互相強化：只有大規模威脅所造成的恐懼才能夠證明與邊疆政策決裂而改轅易轍的行動是正當的，但要釐清這樣的威脅卻又得將獲自帝國周邊的情報加以綜合，而這種作法又正是立基於邊疆政策的取向所抑制的。
總之，清朝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變數，在於朝廷與私家學者認為他們將面臨的是種分隔的、地方化的挑戰，抑或是單一的、整合的、使全帝國都被捲入的危機。對十八世紀的西歐各帝國而言，他們的對手將迫使他們從事全球規模的作戰，這件事是不言自明的，故而從全帝國的利益與目標來看，地方境遇亦不可僅視作孤立事件。最近，研究歐洲與亞洲其他帝國的學者們，發現辨析統治者們決定其廣大版圖上整體利益之「大戰略」（grand strategies）十分有用。對於本書研究時期中之多數情況而言，清朝政治家與學者們即便在最鬆散與最抽象的層級上，也從未設想一可理解的「大戰略」，理由之一在於他們對清朝利益的判斷與其鄰邦之評估差距懸殊。
藉由重構出清朝君主與官員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影響他們的智識與政治因子，本書將證明這些差異乃肇因於在推理驅策下對於外部情況的回應，而這種推理與指導他們英國對手的預設，並無基礎上的不同。因而並非意識形態，實乃分析的規模造就了清朝謀國者與其對手的區隔。隨著時間推移，至少有某些清朝觀察家已由跨越諸多小邊疆的「高高在上的分離」（masterful disengagement），轉而具有可與其主要對手相匹敵的「大戰略」了。而這個轉換軌跡正是本書所欲講述的故事。
在地緣策略的展望中，有兩項因子推動了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調整：盛行的外在世界概念──即其基本實際形狀與清帝國和其他國家在世界中的配置，以及在此地緣政治情境下，設想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確保帝國安全。關於外國發展的新資訊，顯然能引領帝國策略的再策劃。或許沒那麼明顯的是，策略設想本身，就可能強烈地影響到官方與學者規劃政策時，所得到的資訊完整程度與形態。在清朝這個案例中，情報蒐集、處理與解釋的方式，由智識遺產、官僚程序以及對帝國安全的評估所形塑。由此基礎出發，就有可能調解前述清帝國與外在世界關係的兩種相互矛盾之視野，以及資訊在形塑這些視野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直到最近，人們一直認為一八四○年以前帝制中國的對外關係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識形態成見所型鑄。由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努力啟其先河，在其所建構的普遍架構之解釋中，明清在對外關係上存在一種基於華夏自我中心意識形態（Sinocentric ideology）的「中華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並藉由統稱為『朝貢體系』的諸制度程序所彰顯。這個世界秩序本質上為一種中國本部（帝國政府之）行政體系的外延」，並設計來強化──或看似用以強化──以皇帝為中心對外族的分級階序。儘管理論上皇帝宣稱其為普世主宰，但與其說該體系之主要目的是為了掌控中國實際對外狀況之經濟與軍事利益，毋寧說是向國內大眾證明外國人承認且臣服於皇帝的權威。包括貿易獎勵、宗教與文化壓力，以及偶爾一用的斷然興兵動武等種種方式，都是用來製造表面的順從。
在這個詮釋之下，君主與官員們在歸類與管理外族時，顯現出抱持著一套在本質上是先驗的體系（a priori system），該體系毋庸仔細審視個別屬國的實情，或其彼此間的動態。費正清因此主張，中國苦於對外國強權相關知識的匱乏，這情況造成中國對外有根本的誤解而僅有貧乏的外交選擇，尤以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前期為最。在費正清的經典研究《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他簡要評論了一些主要的清代地理學成果，且僅僅將這些成果視為貧乏的、「無可救藥地混亂的」、在實務上無用的：「這些中國關於西方夷狄的俗說、愚昧、混亂之樣板，並未呈現出些獨特的觀念與評估，在人們的心目中無法留下什麼印象」，而這就是造成中國「在與西方接觸時欠缺智識上之準備」的一項因子。
帝制中國的對外關係之基本指導元素，在後續研究（特別是那些關注中國與歐洲國家之政治互動者）中持續被視為與現實的世界觀相牴觸。儘管在學界探索何為驅策清朝對外關係之力量的過程中，內部政局的因素逐漸大過意識形態，但中國外交仍然被視為是向內觀照的（inward-looking）且流於維持「表象」。衛思韓（John E. Wills, Jr.）曾提出，清朝統治者（尤其是康熙皇帝的後繼者們）防禦性地關注禮儀形式而非外在現實，因而「一種對幻覺的危險倚賴，將是中國對外政策上持續不斷的錯誤」。鮑拉切克（James Polachek）尤其強調「對外政策的『宮廷政治』（‘court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這種情況把對外在世界的評論報導，詮釋為國內議事日程所喬裝的代理鬥爭，尤以鴉片戰爭前後數十年為甚。而該時期所產生的主要地緣政治分析成果，較諸為了獲取評分成績所作的爭辯「相去幾希」。如果清朝官方與學者對危險的外在趨勢顯得無知無覺，那也就沒什麼理由得去探索引發他們政策選擇的情報材料與策略思考了。
關於清代地理學常規（practice）上的學術研究也是類似的情況，直到最近才開始考慮清朝的政治與策略意涵。迄今最大的中國地理子領域研究──明清地圖學研究，以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觀點，投注可觀的心力於闡明歐洲地圖與「科學的」地圖學技術在中國備受爭議的接納過程。至於地圖與書面材料可能如何影響國家與私家學者的策略視景則受到忽略，就連地圖資料有可能轉換在意識形態上已確立的世界觀的這種見解都存在著爭議。在最近關於海洋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唯有在鴉片戰爭當時及隨後時期，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以及中國策略思考的演化，才被視為該主題的兩個面向。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清朝對內亞與中亞的政策迥異於其追向海洋歐洲強權的政策，但直到過去二十年間，這個想法才被併入重新思考整個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主軸之中。和對海上邊疆的研究著重於清朝在一八四○年以後面臨的多次敗北不同，有關清廷內地政策之研究，卻反而強調清朝在征服與統治西藏、青海、回部以及將近蒙古全境的老練與務實，看重其政治策略的成功。在不受狹隘、華夏自我中心式的設想障蔽之下，可以看出清朝的滿洲統治者使用了種種後勤、技術以及管理上的創新手法，較諸同時代歐洲、俄羅斯各政府所實施的建國計畫，不遑多讓。清朝在內亞擴張與守護其利益的作法，和其他「近現代」國家相仿。
滿洲內亞政策的成功，部分得歸因於其著重使用資訊以組織並執行外交與軍事行動。在中央管理上，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曾指出，通信的傳遞與歸檔，以及商議政策的方法，乃是為符合大規模作戰之後勤需求，改革而得的。較佳的溝通與計畫，搭配上關於蒙古政治文化的精密知識，皆有助於清朝綏靖草原。無論是蒐集自外國的資料或由宮廷所繪製的地圖，皆為清朝「在控制中亞的鬥爭中所使用的武器」。換言之，實用主義、靈活性以及混合武力、詭道與外交的卓識，讓清帝國得以支配內亞，而這項成就足以媲美同時代任何其他帝國的征服。
因此，當代學術成果在描述清朝在內亞的對外關係時用了主動、積極等字眼，卻在描述中國本部之海疆時使用被動、消極等詞語。何以十八世紀的清帝國，在某一舞臺上展現出如此具有活力的傑出表現，卻又在下一世紀顯得無法在他處複製該項成功？有一種解答，是將清朝對外關係沿時間與空間斷層分割為較小、較易處理的單位，認定內亞與海洋領域具有本質上的差異，還認定帝國在十九世紀時的能力較諸其在十八世紀之高峰期已極度萎縮。這些區分有其效力。一般公認，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數十年內，清政府的能力受限於財政危機，這反映在官僚管理之效率與紀律的明顯衰退、社會動盪與叛亂上。約莫同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之地位也進入了重大的相對衰退狀態。
欲解釋清朝對外關係的風格轉變，若僅依憑對區域或時期的先入之見，而不試圖理解清朝君主及其部院大臣們如何基於其可獲取之資訊以擬定策略，則仍然會造成誤導。強而有力、具侵略性的對外政策，是清朝用以保障蒙古草原之計畫的一部分。此對外政策以擊敗準噶爾、遏阻俄羅斯擴張為目標，在其常規中顯現出了「近現代」的特性。儘管一六七○年代至一七五○年代間，主要在內亞舞臺上，清朝的帝國構建與其他歐亞各地所進行者，顯得最具比較性，但也不意味著清政府為該區域特地預留一種帝國主義的特殊風格。一旦準噶爾的威脅消除、對蒙古的控制能獲得確保，清朝在當地的政策即由攻勢作戰，轉為以費正清所謂朝貢體系般的控制技術來維持穩定的邊疆。在清朝領域的西部邊緣，朝貢的先例並非為意識形態的理由所服務，反而「不多、不少，恰好是個外交用工具箱……裡面充滿著各類器具，每個器具都是數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統治者們曾試用且檢測過的。」換言之，帝國對不同邊地並無絕對的政策區別，毋寧說是所遭受的威脅之本質引領帝國對外政策的不同選擇。
檢驗不同的時間、空間下對政策的改變，前述結論就浮現出來了。君主與官員們對於帝國的地緣政治態勢在理解方式上的改變，在清朝對外關係的寓意上最為重大，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任何中央政府能力的衰落。一般公認，在十八世紀晚期的某個時點上，亞洲其他地區還在熾烈進行著帝國構建之時，清政府卻從中轉向了。這裡再次重申，對準噶爾的最終勝利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創造了一種無異於某些美國評論家在冷戰閉幕時所聲稱的「歷史之終結」。縱然乾隆仍將繼續發動邊疆戰爭（某些戰爭甚至曠日持久且血腥），卻似乎不再有相鄰強權危及帝國本身。清政府在為了戰爭而組織起來的刺激下持續成長、改革，以至於如同濮德培（Peter C. Perdue）所言：「邊疆軍事挑戰的終結，造成官僚體制失去了活力。」清朝君主們追求行政中央集權、密集的資源榨取，以及技術上的創新，以求勝過其敵國外患且維持自家的社會秩序。一旦其周遭不再有重大對手，「脆弱、自滿與僵固」便開始顯現。
概括說來，征服中國後，控制蒙古的軍事力量仍舊是帝國安全最重要的面向，因此準噶爾帶來的挑戰就備受注意。就層次上而言，清朝對準噶爾在資源與策略創新上的投注都異於施諸其他相鄰民族者。朝廷不願在其他地方作盤算的諸般策略──主動遣使、正式條約、先發制人的攻擊──皆獲允用以對付這個敵人，即便讓乾隆吃足苦頭的緬甸之戰亦不足與之相比。23從而，解釋清朝對外關係，最重要的元素既非區域例外性，亦非中央政府的能力起伏──這些當然也是相關元素──毋寧在於皇帝、學者與官員對於外在力量所帶來的風險之理解方式。若此為然，則吾人對情報與策略間的連結就需要較此前更多的關注了，而這個聯結既是清朝謀國者們所認識到的，也是他們得出結論的依據。基於這個取徑，筆者主張：清朝策士們的推理與他們在其他同時代歐亞諸帝國的儕輩相較，並沒有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或是經濟因素上的根本區分。相反地，清朝政策之所以歧異於其鄰邦，乃至最終使其國防付出巨大成本，實肇因於清朝在一七五七年征服準噶爾後，對於主要的地緣政治動力以及外國威脅之程度具有迥異的認知。
這引起了第二道難題：何以清帝國在阿睦爾撒納奔亡後即相信其自身基本上安全無虞？且此時此刻歐亞大陸上其他帝國，包括某些極貼近清朝邊境者，正展開狂熱的生存鬥爭，即所謂「全球帝國主義之第一紀元」，何以清朝卻減緩其競爭性的國家構建？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見證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以主要陸上強權的身分在印度興起，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則是一世界性的鬥爭，幾乎牽連至亞洲各個角落，而英俄間的「大博奕」（the Great Game）未幾即開演。密集的對抗不僅局限於歐洲各帝國間：迄至一八四○年，幾乎每個環繞清帝國的政體，從澳門經大陸東南亞、印度、尼泊爾至阿富汗而北上至俄羅斯，皆深深陷入連鎖的領土鬥爭──在這些鬥爭中，英帝國尤以英屬印度為其核心角色。清帝國受到如此密集的戰火與外交捭闔所環繞，為何其竟謝絕參與此一幾為普世性的聯盟布局、大戰略計畫以及密集監控──這些清帝國才在數十年前卓越地從事過的活動──卻恰恰相反地甚至放鬆了其國家構建之努力？何以其地緣戰略分析會從盛行的歐亞趨勢中脫隊？了解此中歧異的關鍵，就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清廷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其異趣。歧異不必然表示缺乏精密的情報蒐集或資訊處理。檔案紀錄顯示，清廷至少獲致大半在其周遭所發生的重大軍事交戰之情報──包括發生於印度者。許多情況下，當時國外事務的詳細情形可輕易地由國內及國外的報導人處取得。尤有甚者，所有這些材料皆交託予一體系，該體系集中處理情報蒐集、歸檔、檢索以及出版，以資指導萬一遭遇複雜的後勤與軍事行動之所需。乾隆一如同時期之歐洲君主們，乃一案牘勞形之「皇帝官僚」（royal bureaucrat），並有一批忠貞、聰智且勤勉的臣僕追隨。
清政府之所以對其策略環境之認知迥異乎其他歐亞帝國，主要歸因於地緣政治世界觀與策略思考間的相互關係。對準噶爾的軍事行動，儘管在執行上橫亙後藏至內蒙古之遙，但卻是彼此毗鄰且相對易於追蹤的。準噶爾政體的本質與結構，對於熟悉草原戰爭之手段與目標的清朝滿、蒙精英軍事顧問而言並不構成問題。甚且，拜準噶爾威脅深度之賜，朝廷得以指揮對敵方活動的常態監控。一旦該威脅解除，清廷之焦點即轉向至維持其已擴大之既有領土。在內亞邊疆，投注於蒐集與分析情報之能量也有所衰微。中央政府的關注分化到一大片互相分隔的邊疆上，而情報蒐集則局限於直接相鄰的邊境威脅上。雖然清政府很成功地保持和平而不陷入無謂的外國糾紛泥淖中，卻也失卻其辨析潛在威脅的能力──即便可獲得與這些威脅相關的巨量情報。較諸準噶爾的威脅，釐清英國在亞洲的活動遠具挑戰性。這得將非毗鄰的軍事、外交行動拼湊合觀，且需梳理不熟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之意義所在。結果是兩者互相強化：只有大規模威脅所造成的恐懼才能夠證明與邊疆政策決裂而改轅易轍的行動是正當的，但要釐清這樣的威脅卻又得將獲自帝國周邊的情報加以綜合，而這種作法又正是立基於邊疆政策的取向所抑制的。
總之，清朝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變數，在於朝廷與私家學者認為他們將面臨的是種分隔的、地方化的挑戰，抑或是單一的、整合的、使全帝國都被捲入的危機。對十八世紀的西歐各帝國而言，他們的對手將迫使他們從事全球規模的作戰，這件事是不言自明的，故而從全帝國的利益與目標來看，地方境遇亦不可僅視作孤立事件。最近，研究歐洲與亞洲其他帝國的學者們，發現辨析統治者們決定其廣大版圖上整體利益之「大戰略」（grand strategies）十分有用。對於本書研究時期中之多數情況而言，清朝政治家與學者們即便在最鬆散與最抽象的層級上，也從未設想一可理解的「大戰略」，理由之一在於他們對清朝利益的判斷與其鄰邦之評估差距懸殊。
藉由重構出清朝君主與官員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影響他們的智識與政治因子，本書將證明這些差異乃肇因於在推理驅策下對於外部情況的回應，而這種推理與指導他們英國對手的預設，並無基礎上的不同。因而並非意識形態，實乃分析的規模造就了清朝謀國者與其對手的區隔。隨著時間推移，至少有某些清朝觀察家已由跨越諸多小邊疆的「高高在上的分離」（masterful disengagement），轉而具有可與其主要對手相匹敵的「大戰略」了。而這個轉換軌跡正是本書所欲講述的故事。
